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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孔子在美國

初到美國交流的時候,四川外國語學院教授張濤總覺得美國人對中國缺乏“基本的瞭解”。有一次,他告訴美國的朋友,自己的傢鄉是四川廣安,“那裡是鄧小平的故鄉”。

“誰是鄧小平?”對方一頭霧水地問。

當時,張濤正在查閱早期的美國媒體資料,希望研究“美國民族意識的形成”。可沒想到,在這個“純美國”的學術領域裡,他竟然發現瞭中國文化的痕跡。

2005年,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圖書館,張濤偶然翻到瞭一份1743年的《紐約周報》當時的美國還沒有獨立。這份內容簡單的報紙隻有4個小版,可佔據整個頭版篇幅的,居然是一篇名為《孔子的道德》的文章。裡面對中國崇尚儒學、言必稱孔子的行為作瞭不少介紹。

盡管多年來致力於研究美國文化,張濤仍然覺得非常意外。“你們美國人這麼早就知道孔子瞭嗎?”他向系裡的美國同事詢問。

同事也沒有給他滿意的回答。事實上,他們盡管都對孔子有所瞭解,卻很少有人關註更深入的內容。

“要不,你來研究一下這個問題吧。”一位同事建議。

在那之後,張濤花瞭7年時間,在15傢美國報紙上收集瞭近萬篇涉及孔子的報道,從中分析美國媒體塑造孔子形象的變遷。最近,他把這些研究寫入瞭一本名為《孔子在美國》的書裡。

近代以來幾乎每一任美國總統都會受到“來自孔子的批評”

根據書中所記載的報道,在美國,孔子的形象並非僅僅是一個中國的古人。美國媒體不僅會提到他的名字,還會引用他的言論,評價國內的新聞。

甚至,就像古代中國的統治者常常需要忍受言官的諫言一樣,在當今美國,總統也需要忍受一些“來自孔子的批評”。

小佈什曾經因為言語含糊、用詞不當,被《紐約時報》撰文批評。這份美國最有聲望的報紙稱:“孔子說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小佈什的行為恰恰是這句話的確切寫照。”《舊金山紀事報》幹脆建議,小佈什應當“聘請一名深得孔子精髓的人作為傢教”。

他的前任克林頓也沒能逃脫來自孔子的“諄諄教誨”。在評論他的性醜聞時,《華盛頓郵報》寫道:“孔子所言‘吾未見好德有如好色者也’,精確預見瞭20世紀末的克林頓事件。”

張濤在研究中發現,近代的美國總統,“幾乎每一任都會受到以孔子為標準的批評”。

當約翰遜政府應對金融危機和罷工運動表現不力的時候,媒體告誡這位總統,“孔子曾經說過,以約失之者鮮矣”,所以做事不能過於謹慎。而他的支持者也同樣抬出孔子,認為約翰遜提倡政府控制的政策與孔子的為政原則不謀而合,比如“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當尼克鬆水門事件爆發的時候,《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引用孔子“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的名句批判這位總統。1986年,深陷伊朗門醜聞的裡根也遭受類似的指控。《波士頓環球報》提醒他,應該牢記孔子的語錄,明白“足食”、“足兵”和“民信”三者中,“民信”最為重要。

張濤評論說,在國內政治相關的討論中,美國人所提到的孔子,聰敏、博學,“置身事外而又善於捕捉事物的本質”。

有時候,媒體甚至會篡改、杜撰孔子的話。1951年,《芝加哥論壇報》刊登瞭一篇漫畫諷刺肯尼迪,配文寫道:“請允許我引用孔夫子偉大著作《論語》中的話:統治者行善不應當浪費公共稅征收。”

相比之下,艾森豪威爾總統獲得的評價要好得多。《華盛頓郵報》引用孔子“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的話來概括艾森豪威爾的施政理念,甚至直接評價他足智多謀的秘書是“政治領域的孔子”。

連失業的美國工人們也需要這位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老人。他們在一首“戰歌”中這樣唱道:“孔子是睿智的古代聖人,他說我們需要維持生計的工資……”

“孔子的國度”、“孔子的文字”,以及“孔子的小眼睛子孫”

如果回溯歷史,在很長時間裡,西方世界對孔子的瞭解都是“隻聞其聲,不見其形”。16世紀,傳教士利瑪竇第一次把中國文化中的孔子形象介紹到瞭歐洲,隨後又傳到瞭美洲大陸。

1735年的一份《紐約周報》上,刊登瞭一封兩個版篇幅的讀者來信,介紹中國人對孔子的尊敬和信仰,並且列舉瞭幾條孔子語錄。

以張濤的研究,這是美國媒體最早對孔子的報道。

在那之後的100多年,孔子都是一個異國文明的象征,“具有濃厚的理想主義和浪漫色彩”。直到19世紀中期,美國西海岸發現金礦,大量華工湧入,美國媒體對於“孔子”的認識才變得直觀起來。

踏上美洲大陸之初,華人群體並不為當地所容納,美國甚至在1882年通過瞭《排斥華人法案》。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人對孔子的描述也變得迂腐、荒謬。《芝加哥論壇報》曾經形容當時的一些政策抗議者的言辭“如同孔子的福音一樣令人費解”。在一部反映摩門教徒生活的喜劇裡,“身著絨佈襯衫,舉止粗魯”的男主角幹脆被命名為孔子·麥金利。

孔子在美國的形象也因此顯得矛盾。“在評價本國事務時,孔子是個博學的智者,可一旦與中國、華人聯系起來,他的形象就出現瞭很多負面的內容。”張濤總結道。

早期中美關系史上,“孔子”被美國媒體認為是阻礙中國發展的障礙。當時,晚期中華帝國剛剛被炮火轟開國門,“言必稱孔孟的迂腐書生”,一度令西方媒體匪夷所思。《紐約時報》曾經評價說,讓人死記硬背孔孟之言“遠非最好的教育制度”,“人們應該破門進入整座孔子殿堂”。

“已經運轉千年的制度,不論如何完善,都隻能適應產生它的時代。而在日新月異的今天,它隻會顯得格格不入。”這篇文章如此評價道。

一個多世紀過後,曾經被批評為“與時代格格不入”的孔子學說,卻被頻頻拿來評論最時新的新聞,甚至被封為東亞經濟騰飛的秘訣。《華盛頓郵報》說,孔子倫理在東亞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就像新教倫理在西方的作用一樣”﹔《紐約時報》也將孔子倫理定義為亞洲的優勢特性。

《基督教箴言報》評論說:“孔子在公元前6世紀率先確立的中國道德與政治秩序傳統,引導瞭東亞的工業發展。”

盡管不少美國人對中國的認識仍然停留在“筷子、蟋蟀籠和廉價勞動力”,但“孔子”畢竟成瞭雙方增進瞭解的一個重要渠道。說起中國美食的歷史悠久,媒體會強調它“與孔子同齡”﹔遊客發現中國人日常舉止彬彬有禮,也會稱贊這是“聖人孔子2000年前闡述的傳統行為規范”。

甚至,在美國媒體上,連中國也一度被稱為“孔子的國度”。類似的稱呼還有“孔子的文字”,以及“孔子的小眼睛子孫”。

孔子與華盛頓一起“捍衛著世界和平”

除瞭思想,孔子的“本尊”也在不斷漂洋過海,落戶地球另一側的美洲大陸上。

張濤發現,在抗日戰爭時期,孔子形象的紀念品是國民政府非常重要的外交禮物。銀行傢懷特黑德曾經被贈予一尊銀質的孔子雕像﹔“蒼然長衫、儀態莊嚴的孔子娃娃”,也曾經作為獎品,頒發給向中國捐款的美國人。

1925年,世界控制鴉片會議上,中國帶來的禮物是一架金絲屏風,上面寫著孔子的名言“四海之內,皆兄弟也”。1941年2月,重慶舉行瞭一場華盛頓誕辰紀念活動。美國總統特使發言時,眼尖的媒體發現,他身後的壁畫內容是,孔子與華盛頓一起,“捍衛著世界和平”。

“當時,日本的侵略是中國面臨的最大生存危機,所以在外交領域,政府官員也極力強調孔子的民主與和平思想。”張濤說。

1937年,中國駐美大使王正廷對《華盛頓郵報》表示,孔子弟子所推崇的“民人”和“社稷”,其實是一種古老的“民主口號”,中國歷來愛好和平,抗日戰爭是一場“民主之戰”。

著名學者林語堂曾在《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上發表文章說,孔子與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相隔千年,卻有著共同的觀點,相信“道德秩序對於和平至關重要”。

“為瞭這一共同的民主,中美更應該並肩戰鬥。”林語堂寫道。

1943年,宋美齡訪美期間,多次引用華盛頓、林肯、耶穌和孔子的話,突出中國的抗戰信念,希望獲得美國的援助。在芝加哥體育場的演講中,宋美齡特別提及孔子的頑強信念,呼籲中美並肩戰鬥,“捍衛我們的理想”。

孔子無疑增加瞭這位中國“第一夫人”的魅力。人們在街頭聚集起來歡迎她,一位美國小女孩向《基督教箴言報》的記者說,她覺得,對宋美齡最好的歡迎方式,就是對她高喊“孔子”。

美國人的確在用“孔子”向中國表示友好。1908年,美國參眾兩院通過議案,同意將中國在《辛醜條約》中所賠償的半數賠款返還中國,用於資助留美學生。1924年,美國國會再一次通過決議,將其餘的庚子賠款用於中國,成立“中國文教促進基金會”,以及美國的“美華協進會”,旨在向美國介紹中國。在1926年費城獨立150周年的慶典上,美華協進會舉辦瞭一場大型的中國教育展,其主題之一就是“孔子的影響”。

1939年,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的孔祥熙訪問美國。在此之前,這位“孔子第75代孫”曾經用孔子後人這一身份多次在美國參加活動、發表演講。這一次,他代表國民政府,將兩尊中國傳統的石獅子捐贈給美國密蘇裡大學新聞學院,作為“中美友誼的象征”。

根據《洛杉磯時報》的記載,這對獅子來自孔子的傢鄉山東曲阜的孔廟。

7年後,一名密蘇裡大學新聞學院的畢業生來到中國,成為美聯社的戰地記者。這位名叫托平的美國人後來成瞭普利策獎評委會主席、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以及《紐約時報》的副總編輯。而在當時,他是第一個報道解放軍佔領南京的西方記者,並且在文革期間第一次被批準採訪瞭周恩來。

“那對石獅子對我來說非常重要,念大學的時候,我每天都要經過它們。”多年後,托平在談到這件來自孔子故裡的禮物時說,“是它們讓我與中國產生瞭最初的聯系,並帶我走進中國。”

中國人需要用孔子的名字來傳遞好感,美國人也需要借助孔子來表達對中國的尊重

2002年10月,出訪美國的江澤民主席在喬治·佈什圖書館兩次提到瞭孔子。

談到熊貓問題時,他引用孔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的話,說明自己在這個領域並非專傢。在隨後的演講中,他再一次提到瞭這位中國古代“聖人”。

“中國先秦思想傢孔子提出瞭‘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江澤民說,“……和而不同,是社會事物和社會關系發展的一條重要規律,也是人們處世行事應該遵循的準則,是人類各種文明協調發展的真諦。”

在5年前的訪美行程中,他以“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來感謝美方的款待。在另一次午餐會上,他強調尊重個人尊嚴和價值是中國人民的悠久傳統,“孔子‘仁者愛人’的思想就是明証”。

事實上,中美關系近幾十年發展中,“孔子”始終是一個繞不開的角色。

當兩國處於“冷戰”背景下,這位提倡“和為貴”的老人,也會變成鬥爭的武器。上世紀中期,美國曾經希望通過支持、利用孔子學說,“分解共產主義在亞洲的影響”。文革期間,為瞭區別於大陸的“批林批孔”運動,蔣介石每年都會高調參加紀念孔子的活動,以彰顯自己的“正統”地位。1968年,臺灣當局曾向聯合國贈送一塊大理石碑,上面刻著孫中山手書的孔子語錄“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塊石碑一度被擺放在聯合國大廳裡。

1971年,蔣介石在九月的孔子誕辰慶典上缺席,美國媒體立刻捕捉到這一“不同尋常”的信息。當時,《紐約時報》在報道中猜測說,他也許準備從“總統”的位置上退休瞭。

一年後,中美關系開始破冰,孔子的角色又“搖身一變”,成為中美兩國相互傳遞好感、交流信息的橋梁。1972年,尼克鬆訪華,雙方簽訂《上海公報》。當時,在美國媒體輕鬆的花絮報道裡,孔子復雜的飲食原則被拿來形容中國接待工作的細致認真﹔而在嚴肅的分析報道中,媒體也煞有介事地提出,影響《上海公報》最重要的因素不是毛澤東思想,而是孔子公報“求同存異”的原則反映瞭孔子的中庸之道,“反對大國在亞洲的霸權主義”體現瞭孔子的和平思想,而通篇對蘇聯的回避,則是“孔子講求實際的寫照”。

“孔子曾經說過,名不正言不順,因此,尼克鬆和周恩來花費大量時間,界定或者重新界定兩國的分歧沖突與共同利益。”《洛杉磯時報》在當時的報道中這樣寫道。

1987年,裡根政府的國務卿舒爾茨訪問中國時,行程的重要安排之一,就是去曲阜拜謁孔子故裡。在山東的歡迎儀式上,舒爾茨熱情稱贊道:“孔子的教誨將繼續、並且永遠是人類的智慧源泉。”

“中國人需要用孔子的名字來傳遞好感,美國人也需要借助孔子來表達對中國的尊重。”張濤評論說。

如今,在新時期的外交舞臺上,中國也在試著發揮“孔子”的魅力,塑造和平崛起的形象。2000年,華盛頓展出瞭中國一批古老的樂器,包括編鐘、古琴,而這一展覽被命名為“孔子時代的音樂展”。時任中國駐美大使的李肇星專門來到現場,用復制的樂器演奏瞭《白毛女》的曲調。

2011年10月,山東省的宣傳片在紐約時報廣場播放。30秒的廣告中,泰山、黃河和青島的海灘相繼登場,由孔子“作揖行禮”的水墨形象作為完結。國內媒體在介紹這部“屏幕月租超過30萬美元”的宣傳片時說,短片以孔子貫穿始終,能夠“將中華文化的自信大方、謙謙君子之風傳遞給世界”。

不過,張濤在研究中也發現,根據美國媒體的報道,這樣的交流很多時候並沒有收到理想的效果,有時甚至還會被解讀成中國“咄咄逼人的外交形象”。

顯然,中美兩國間的溝壑,單憑孔子一人,實在很難填補。

孔子隻是一個符號,不同的人給他賦予不同的含義,然後各取所需

幾年的研究下來,張濤發現,對於“美國媒體塑造的孔子形象”,自己沒辦法做一個簡單的描述。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很多情況下,這一形象與孔子本身的觀點有著天壤之別。

上世紀30年代,為瞭應對經濟危機,羅斯福政府大力實施政府幹預經濟的各項政策,而用來說明其政策合理性的論據,就是來自中國的孔子。

當時,美國人眼中的孔子再不是那個迂腐、頑固的老人瞭。善於觀察的政客們敏銳地註意到,孔子的“大同”理論,和當時美國社會的福利思想異常相似﹔還有人言之鑿鑿地聲稱,羅斯福新政與孔子的“中庸之道”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畢生強調“克己復禮”的孔子,就在這片異國的土地上,成瞭改革的代言人。波多黎哥大學董事會主席甚至直接宣稱,孔子是“新政第一人”。

張濤說,這是因為美國人一直強調自由,強調市場主導,而在他們看來,孔子認為統治者應當“主動施政”。事實上,當反對黨對羅斯福新政表示不滿時,他們拋出的炮彈依舊是孔子:控制糧食價格的農業部部長華萊士被他們直接稱呼為“孔子”,因為“隻有孔子思想主導下的中國,才會不計後果地利用政府行為來幹預物價”。

一位普通讀者曾經在寫給《華盛頓郵報》的信中引用孔子“苛政猛於虎”的感嘆。他在信中寫道:“現在,美國人應當寧可忍受老虎,也不能接受羅斯福政府的‘集權控制’。”

直到今天,人們依然能體會到孔子當時在美國的影響力。在羅斯福時代修建的華盛頓國傢廣場上,仍然生長著當年種下的“孔子櫟樹”。據說,這是一種“歷史性樹木”,它的種苗就來自中國的孔子墓。

在頻繁引用孔子的報道中,美國媒體有時候也會犯下令人啼笑皆非的錯誤。2008年,亞特蘭大舉行瞭一場中國兵馬俑展覽。華人大多熟知,制造兵馬俑的秦始皇,曾經為瞭禁絕孔子的儒傢思想下令“焚書坑儒”﹔但在美國媒體的報道中,他卻是孔子的忠實擁躉,因為“兵馬俑也反映瞭孔子的集體觀念”。

“事實上,孔子在美國隻是一個符號。”張濤說,“不同的人給他賦予不同的含義,然後各取所需。”

在美國歷史上,許多截然不同的新聞話題中,人們都能看到孔子的身影。有時候,他批評非法販賣酒類的人們“小人喻於利”﹔有時候,他哀嘆那些沒有拿到養老金的南北戰爭老兵“未知生,焉知死”﹔有時候,他還會對增稅法案表示不滿,因為這樣就做不到“近者說,遠者來”。

不過,大多數時候,大洋彼岸的人們仍然會給孔子足夠的尊敬。《華盛頓郵報》1938年刊載的一篇文章,將孔子、摩西和林肯共同稱為“歷史上的和平締造者”。“他們引導我們不斷追尋和平、睿智和共同的福祉。”文中寫道。

甚至,孔子的形象還被鐫刻在美國最高審判機構聯邦最高法院的外牆上。在這座白色建築東門上方的三角牆上,刻有3個石像,分別是頒佈《十誡》的摩西、雅典立法傢梭倫,以及穿著長袍、留著長須的孔子。

聯邦最高法院的官方介紹中說,他們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立法者”。

我們第一次有機會看到美國人眼中的自己

可以說,近300年來,除瞭中國世代流傳的孔子理念,在大洋彼岸,始終存在著一個“美國的孔子”。

大多數時候,這個權威、睿智的老人都會戴著帽子,說著穿鑿附會的話,彎腰作揖地出現在廣告裡。舞蹈演出的海報上寫著“子曰,女性想要跟上潮流,必須學習舞蹈”﹔公墓廣告提醒人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連賭馬的人都要借助他的名頭:“子曰,黑狐貍將贏得比賽。”

如同當下的中國人總喜歡引用外國哲人的“警句”一樣,在許多毫無關聯的話題中,美國人也總愛來上一句“子曰”。1940年,紐約哈萊姆地區的國會議員席位面臨改選,白人、黑人群體都希望參選,雙方在紐約街頭舉行瞭大規模遊行示威。這時,黃皮膚的孔子卻出現瞭。其中一條示威標語這樣寫著:“子曰,決不能讓黑人在華盛頓的美國國會代表哈萊姆。”

張濤發現,“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知之為知之”以及“名不正言不順”,都是美國人經常引用的孔子語錄。不過,最常見的一句,卻是“百聞不如一見”。

20世紀初期,新聞業就用這句話來說明插圖的必要性。《華盛頓郵報》曾經誇贊自己的圖片,有著“百聞不如一見”的效果。照相館用這句話鼓勵人們“遵照孔子教誨”,享受照相之樂。好萊塢比弗利山的一傢房地產開發商則用這句話作為廣告詞,來宣傳自己剛剛修建的樣板房。

很少有美國人知道,這句被他們反復引用的“子曰”,出處並不是孔子《論語》,而是漢朝班固所寫的《漢書》足足比孔子晚瞭近600年。

在與中國無關的話題裡,孔子的形象有時會受到滑稽的解構。比如,在一則租車廣告中,他依然保持自己清醒的頭腦和嚴密的邏輯,隻租車不買車,因為“我喝牛奶,不等於我就要飼養奶牛”。

有時候,他還會被塑造成一個嘮嘮叨叨的老人。1940年代初期,“子曰”一度成為美國最熱門的流行語,人們杜撰孔子的言論編成笑話,比如“子曰:華盛頓把樹砍倒,是為瞭摘到櫻桃”。還有人開玩笑地說,如果孔子的妻子因為忍受不瞭嘮叨而想要離婚,自己一定“百分之百理解”。

“美國社會對孔子的瞭解是模糊而膚淺的。”張濤說,“孔子隻是一個簡單易記、又容易引發聯想的符號。”

事實上,在美國交流的那段時間裡,張濤從沒聽到朋友們跟自己聊孔子。大傢更願意討論中國菜、功夫、姚明,還有人想跟他“切磋一下乒乓球”。隻有偶爾與中國有關的新聞提醒他,孔子在美國媒體上是一個“太復雜的形象”。

《孔子在美國》出版之後,由富蘭克林創立的美國哲學會收藏瞭這本書,並且在寫給張濤的郵件裡稱贊他的研究“富有價值”、“頗受歡迎”。

不過,讓張濤印象最深刻的評論來自國內。在一次學術研討會上,一位學者告訴他,看瞭這些關於“美國孔子”的研究,自己有一種“第一次照鏡子的感覺”:“我們第一次有機會,能清楚看到美國人眼中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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