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屯火山與火山口湖地景導覽路線解說 (紀錄：鄭進冨老師） @ 陽明山國家公園志工聯誼會

202105192251大屯火山與火山口湖地景導覽路線解說 (紀錄：鄭進冨老師）

110年5月12日志工大屯火山與火山口湖地景導覽路線解說

呂理昌老師口述

紀錄：Joseph 郑植(鄭進冨)老師

0930 夥伴們在大屯自然公園集合

大屯國立公園的成立與台灣國家公園的濫觴：

1872 年，美國成立全世界第一座的國家公園，就開啟了人類需重返自然懷抱的第一塊踏腳石。綜觀臺灣島內的國家公園之歷史發展脈絡，可追朔到日治 1920 年代時，當時殖民臺灣的日本，其內地受到美國國家公園設立的影響，故也開始致力推動國立公園的設置。至 1930 年時，日本國立公園調查委員會成立， 1931 年制定國立公園法，剛好臺灣是日本的殖民地，也是實驗場，所以國立公園也就隨之迅速地移植到臺灣島內來。

至 1933 年時，臺灣總督府就成立了所謂的「臺灣國立公園調查會」，以總督為會長，隔年大屯山國立公園協會成立。至 1935 年開始實施國立公園法，在 1935 至 1937 年間調查研究，由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技師關文彥完成一份報告，最後選定了大屯 9,350 公頃、新高山 ( 玉山 ) 及阿里山 180,000 公頃、次高山 ( 雪山 ) 及太魯閣 270,000 公頃等 3 處為國立公園預定地，至 1937 年 10 月 29 日核定上述 3 個國立公園，然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而無進一步發展。終戰後，曾經在 1963 年時，由當時交通部觀光事業小組委託當時的臺灣省公共工程局，將陽明山公園及鄰近七星山、大屯山、金山、野柳與富貴角等北部濱海地區，合併規劃為「陽明國家公園」，面積約 28,400 公頃，唯可惜當時尚無「國家公園法」而被擱置。直至 1981 年，經何應欽將軍的提議，並由相關單位研究之推動，正式於 1985 年 9 月 16 日成立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大屯古地名：

大屯山命名由來，相傳是因為這個區域曾是凱達格蘭族「大屯社」舊址，故以「大屯」為山名。

民國八十七年（1998），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中研院歷史語言所陳仲玉等學者，進行陽明山區人文史蹟調查，於大屯山下發現「面天坪遺址」。

次年，對其中兩處房屋遺址進行考古挖掘，並將考古發掘所得，如陶片、石箭，瓷片等，進行碳十四年代測定。結果發現其年代可遠推至二千多年前的史前時期，較新的地層則歷史距今約四百七十年至一百多年前。研究人員對照史籍文獻和古地圖，證明這處「面天坪遺址」就是昔日凱達格蘭族「大屯社」的舊址。

清領臺之初的《府志》有兩段話云：「奇獨龜崙山在雞籠鼻頭山西、淡水城東。山後磺山、圭州山」；「淡水城在上淡水江口，屬奇獨龜崙社……」[7]。其中，「奇獨龜崙社（Ki-tok-ku-lün）」，若照原住民的地名稱呼慣習，「奇 = Ki」是接頭詞，語幹是「tok-ku-lün」。這個「tok-ku-lün」本字，不就是荷蘭文獻中「Touckenan / Towquenan / Touckunan」的直接對音麼！

「奇獨龜崙山」，《府志》稍後的縣志[8]謂：由小雞籠蜿蜒而南，矗起屼立於淡水港之東北者，曰大遯山；「郡志」所謂奇獨龜崙山也：是郡邑諸山之少祖。卻而仄立於東者為磺山（土可煮磺，故名），西極於港口（內社二：雞柔山、外北投）。循港逆折而東，為干豆門（大遯山麓有小山與八里坌山，夾港東西相對，其形如門）。

亦即「奇獨龜崙山」就是「大遯山」（= 大屯山）。如此，本號的「Touckenan社」，即是清代文獻的「奇獨龜崙社」、「大屯山社」。當然，這樣的考訂結果，又與一般把「大屯山社」比定在淡水鎮北邊的舊地名大屯庄（屯山里）內，產生嚴重衝突。一考訂在大屯山之南側，一比定在大屯山的北側。

要解開衝突之關鍵並不難。大屯山脈的南北山麓一帶，在地名命名上，都有資格用「大屯」這個名稱，所以北側有大屯庄之名，實屬理所當然。那麼，南麓並無「大屯」之類的庄社名，為何我還堅持清代「大屯山社」應該在南麓──即本圖所繪的竹圍一帶之「Touckenan社」？除了本號的位置與上引清代文獻證據外，尚有兩個理由：

一、我不同意一般人將「大屯社」比定為淡水鎮北邊大屯庄，也不贊成把清代文獻中的「圭北屯社」，解釋成「大屯社因容納了從圭柔山、北投仔遷來的平埔族人，故各取一字，改稱為『圭北屯社』」。我認為「圭北屯社」如同「雷朗社」、「圭泵社」一樣，是清代屯丁造冊中，統稱幾個社的方便用語。這個屯丁造冊中的圭北屯社，係指「圭（雞）柔社」、「北投仔社」與「大屯社」之統稱。不然，會衍生很多解釋上的問題[9]。

二、如果對照有登錄方向規則的荷蘭番社戶口表，「Touckenan社」之外，還有一個類似大屯庄社的社名：「Toetona」[10]。然而，「Toetona」與淡水北邊的林子、雞柔社擺列在一起，而「Touckenan」則與南邊的北投、唭里岸社順序相連。以下四十一、四十二號將會證明「Toetona」與「Kaggilach」一樣，是屬於林子社一帶的圭柔社系統，因此大屯社應另成一區，不會與圭柔社雜揉在一起。假如再進一步用帶有歷史想像力的考證，則二十三、四戶，人口七、八十人的「Toetona」小社，就語音而言，與臺語的「大屯仔（Töa-tun-á）」相當接近[12]。由此，似可更可進一步間接證明淡水鎮北邊大屯庄，並非荷蘭時代以來的「奇獨龜崙社」、「大屯山社」──除非有直接證據指出大屯山社在清代中期搬遷到北麓，造成南麓的廢社。(據《大臺北古地岸圖考釋》釋疑)---(註二)

＃(註二)：第四章-淡水河口──一八、三一至四三號地圖解讀(台灣研究網路化) https://twstudy.iis.sinica.edu.tw/oldmap/doc/Taipei/Taipei04.htm

大屯山社戶口表

年度	1647年	1648年	1650年	1654年	1655年
戶口	──	──	151 (39)	137 (31)	120 (26)

灰坑：

考古學上所稱的「灰坑」，狹義上指的是史前人的垃圾坑，廣義上指的是一個堆積了大量考古遺物的凹坑，通常是從生活面向地下打破(下挖) 地層形成的凹洞，堆積在其中的土壤顏色多半會偏灰或灰黑。灰坑中出土的遺物以缺損品為主，除了史前人使用的工具，也有食用後的動、植物殘骸，推測都是被廢棄的物品。考古學家對灰坑的想像，是史前人習慣將廢棄物集中丟棄到聚落周邊，地勢較低的區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垃圾的堆積。有的時候，也會將生活中製造出來的坑洞，例如燒陶坑、水井、水溝等，在這些結構無法使用之後，轉變為堆積垃圾的地點。

史前灰坑在空間上，常見到的是一個袋狀或淺盤狀凹洞，一般地層穩定堆積的狀況下，越下層的堆積物其年代越早，越上層的年代越晚。然而有時候也會有呈小丘狀堆積的垃圾堆出現，丘狀的堆積，會因為丘頂崩塌，造成邊緣處的層位呈現出年代早的堆積卻壓疊在晚期堆積上方的狀況，這種情形常出現在貝塚堆積。

另一方面，容易和史前灰坑現象造成混淆的狀況是，自然營力形成的二次堆積。例如，史前聚落廢棄後，在氣候或環境的影響下，地面上散落的遺物被沖刷到地勢較低之處集中，形成類似坑狀的大量遺物堆積層。

大屯社杆欄式石屋：

臺灣平埔族干欄屋干欄式建築，又稱干欄屋、高腳屋、吊腳樓、棚屋，是一種特色民居建築，其特點是「編竹苫茅為兩重，上以自處，下居雞豚，謂之麻欄」，盛行於東南亞、馬達加斯加、台灣、中國南部、海南等的地區。其種類雖有高架式、高床式、樁上屋等類型，通常是木頭，竹子所構屋樑，並用茅草蓋頂遮蔽的住屋，也有柱樁頂端設軛木，較牢固的干欄式建築。其主要特色是將其樓板墊高，以樓梯上下住所。

＃註三：此建築方式主要可防潮並減少蚊蟲侵擾，為中國新石器時代常見住宅，日本的神社與穀倉是建在陸上的這類型建築物的著名例子。

中興農場開墾史/「中興農場」為舊稱，即現今陽明山國家公園的「二子坪」

面天坪F1考古遺址：

面天坪遺址位於北投、淡水及三芝地區之間，大屯西峰至面天坪之間的鞍部。本遺址分別由陳仲玉(1987、1998)及劉益昌(2003)等，前後進行部分石屋的調查與試掘工作，累積初步的研究資料，但對於石屋類型、人群所屬及相關產業等問題仍有不同意見。本研究透過考古學研究與歷史文獻分析結果，顯示面天坪10處石屋中，除了F1石屋及鄰近地區出土零星新石器時代晚期及金屬器時代的文化遺物，應屬當時人沿著河岸活動時暫居的遺留之外；所有石屋均屬歷史時期之遺留，年代約當在18世紀中期~20世紀中期左右。歷史時期的石屋建築除了其建造技術與漢人相關之外，其所屬人群在移墾過程中則可能透過向原住民購買土地，或與原住民婦女結婚等方式逐漸取得土地，而相關的平埔族村社認為除了就早期居住地域較為相關，原本即居住在山區的北投社人之外，也不排除後來漢化較為嚴重而入山的圭柔山社、大屯社與北投社人的關聯性。而面天坪遺址石屋的建造歷程，自18世紀中期以來，可能與靛藍產業或相關的農作及小規模家禽或牲畜畜養有關；至19世紀中期，則主要以茶產業及附屬的木炭窯業有關，因此出現具寬廣室內空間的石屋建築(F2、F6、F7)，直至1934年以前，則與大屯山地區零星的牧牛業有關，除了利用一般日常使用的住家之外，也就已廢棄石屋進行局部改建進行再利用(F1、F8)。

產業的變遷：

如果以面天坪遺址歷史時期文化層的年代約當集中在18世紀中期至20世紀初期為依據，則與漢人約當於乾隆(1736-1795)年間逐漸自臺北盆地進入陽明山地區拓墾的時間相當。當時發展的產業初期是以靛藍為主，並逐漸發展番薯、雜糧、水稻、畜牧等農業，其後也因應日常生活所需而發展其他木炭燒製、栽植竹林、打石與挑擔等手工業。雍正、乾隆年間則普遍開鑿圳道，出現番仔井圳、七星墩圳、雙溪圳、水梘頭等水圳，以供應大臺北盆地的農業開墾與聚落所需用水。到了19世紀中葉後，因化學合成靛藍問世，以及茶葉栽培的興起，才使得靛藍產業逐漸沒落(劉益昌、王淑津2006: 49-62)。約，臺灣正式開埠，至咸豐10年(1860)以安平、淡水作為通商口岸以來，淡水港即成為北臺灣外銷茶葉、樟腦的最大港口，取代原來的米、糖成為臺灣主要的出口品。而陽明山區尤其為北部地區主要的茶產區，臺灣茶葉的種植一般係以英人杜德(John Dodd)於同治5年(1866)自福建安溪引進茶農、茶苗，給予貸款，獎勵種茶為始，至1895年間包括中國、臺灣、日本、印度和錫蘭等地，已成為當時世界主要的茶產地；而當時北部茶業所需之勞力，大都是來自於大陸，並未由南部吸收移民(林滿紅1997: 8-10、19、51-52、58、102)。但實際上若參酌《臺灣通史》記載，臺灣茶葉的種植則可追溯至嘉慶年間，柯朝自福建引武夷茶植於鮚魚坑的記載，早期產量不豐，質亦不佳，一直要到John Dodd創立寶順洋行，與李春生二人獎掖扶植臺北近山地區的製茶業經營，引進中國大陸製茶技術，才逐漸開展臺茶種植的規模及銷路。因此，清末至日治時期為陽明山茶業發展的黃金時期，供製茶、茶工休息的茶寮遍佈陽明山區，直到二次大戰期間才因日本參與太平洋戰爭而蕭條，至戰後才又再度復甦(劉益昌、王淑津2006: 57-59)。

而面天坪地區茶產業的發展則要稍晚至於同治11年(1872)年左右，大致可溯及張和尚等人自小坪頂移來茶苗種子於水梘頭庄、北新庄仔庄、土地公埔庄等地播種的過程，而早期自大屯山腳、嶺頭、後尖湖(翠翠谷)及頂坪埔(竹子湖測候所)一帶均可見茶園，分布範圍相當廣泛(李瑞宗1997a: 29、42，2008: 59)。

當時茶葉收穫後會先在山上茶寮製作成粗茶，隨即再裝袋運送至臺北精茶廠，而運送茶葉的路徑除了經魚路古道至士林之外，也會從竹子湖通往北投(李瑞宗1997a: 51-53)。

到了日治時期，日本政府介入農業改良與推廣，使得陽明山的茶業在昭和9年(1934)前後盛極一時，但至戰後民國45年，國民政府輔導茶農轉作桶柑，茶產業也就轉趨沒落了(陳儀深2005: 9)。而在發展茶產業的同時，由於茶樹旁通常會種植相思樹用以擋風，並以相思枝柴與木炭作為炒茶及焙茶時的火源，因此也促使木炭窯業的興起，尤其自清末至大正5年(1916)間因所需木材數量較大，致使原始森林遭到嚴重砍伐，因此開始改種相思樹(李瑞宗1997a: 29、2008: 59)。

除了茶產葉的發展之外，早期大屯山地區曾經發展小規模的牧牛業。雖然康熙36年(1697)來臺採硫的郁永河可能是從臺南一站站換搭牛車，一路來到淡水河畔(陳國棟2015: 24)，但若參酌〈康熙臺灣輿圖〉中繪有「牛車」之圖示，最北地區僅見於淡水河以南的南崁社一帶，再加上面天坪遺址並未出土17世紀之文化遺物與地層，因此難以確認面天坪地區於17世紀是否即有牛隻分布。若以面天坪遺址主要出土清治時期、尤其18世紀中期以來的文化層而言，與陽明山地區相關牧牛產業的記載，則要晚至昭和9年(1934)日本政府在擎天崗、山豬湖至七股一帶山坡，正式設立公營大嶺牧場及第一牧場辦事處才為定制，但在此之前大屯山地區已發展零星之牧牛業，但是至大嶺牧場成立之後，大屯山也開始禁止牧牛，而統一將私人牛隻送往公營牧場寄養(李瑞宗1997a: 29-31，1997b: 54-55)。

綜合以上歷史文化背景分析，進一步針對面天坪遺址周邊的遺跡，以及各石屋之建築形式、出土遺物所屬年代等進行分析，以了解本遺址的形成過程。整體而言，自18世紀中期以來，漢人逐漸自臺北盆地或北海岸進入陽明山地區拓墾時，初期是以發展靛藍產業，以及番薯、雜糧、水稻等農作種植及小規模家禽或牲畜的畜養為主。雖然面天坪遺址中並未發現與靛藍產業相關的浸泡池等遺跡，但是以具有套間與複合功能之第一類建築結構，均有可能是因應農作使用而建造的石屋。到了19世紀中期左右，陽明山地區開始發展茶產業，除了作為一般農作與日常使用的第一類石屋之外，第二類石屋如F2、: F6、F7等，則因室內未見任何石柱，因此呈現寬敞的室內空間，頗為符合茶產業製作、貯存或供茶工休息的茶寮等，有較大室內空間之需求；再加上其中F2、F7分別與頭樹林、面天茶寮位置相近(圖9，李瑞宗1997a114-116)，以及其大多集中於遺址中南側，距北投山仔腳較為接近，因此認為這些石屋應該是因應當地茶產業之發展，才建造或改建的建築物。直到20世紀中期，包括退役軍人住居的F5石屋，出土不少早期的玻璃瓶罐，顯示當時屋主除了農作也兼營店鋪；而據傳為馬偕後代使用的F9石屋，屬多套間建築結構，雖與其他石屋的建築形式大不相同，但相似的打石技術與石柱形式，判斷應該是源自於同一套漢人打石技法的基礎。

石砌聚落遺跡：

綜合前述陳仲玉(1987、1998)及劉益昌(2003)等前後之調查與研究結果，初步歸納以下議題進行討論，說明如下：

1. 遺址年代

「面天坪遺址」主要包含有史前及歷史時期等二個文化層，其中地面上的石屋建築屬歷史時期之遺留，而史前文化層則主要集中在F1石屋周遭。根據陳仲玉先生於1998年進行F1石屋考古試掘後進行年代測定的結果，顯示主要包括新石器時代晚期與金屬器時代二個階段，其中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年代集中於地表下35-40公分左右，測定年代為2000±210 B.P.，經校正後為距今1946-1905年左右；但是地表下40-45公分左右更深之地層，測定年代則為1040±220 B.P.，經校正後為距今950-934年左右，二者出現地層上下年代反轉的現象(陳仲玉1998: 51-52)。2003年劉益昌進一步針對同一處石屋地點地表下50-60公分地層進行年代測定，測定結果為2710±40 B.P.，經校正後為距今2916-2750年左右，他進一步根據前述年代測定結果及其相伴出土的陶類特徵，認為F1石屋底部出現的史前文化層，可能包含新石器時代晚期圓山或植物園文化時期，以及金屬器時代十三行文化等二個階段(劉益昌2003: 27-29)，或進一步歸納包含有圓山文化、十三行文化番社類型、凱達格蘭族文化等不同階段之文化類型(劉益昌2004: 6312-MTP)。根據以上研究結果，本研究因未採集到足以進行年代測定之有機質標本，無法進行定年分析。但是參酌以上年代測定的結果與年代測定採樣標本的出土地點看來，不排除F1石屋底部的史前文化層可能為當時人近鄰河岸的暫居地點，因此留下較多的木炭碎屑等生活遺留，且集中出土木炭碎屑的地點係緊鄰石屋外之北側，因此認為部分史前文化層有可能已遭歷史時期人興建石屋時而有所干擾，因此才會發生測定年代結果與地層反轉的現象。

至於與歷史時期石屋遺跡相關的年代，陳仲玉檢送F1石屋採集的7件木炭標本中，有5件數據均在距今200年內，若扣除最早與最晚的二個年代，則主要集中在距今403-169年間(陳仲玉1998: 51-52)；劉益昌則再參酌其伴出的瓷器類型特徵，認為其年代應晚於西元1750年，並持續至日治時期(劉益昌2003: 29)。進一步參酌各石屋進行考古試掘出土的文化遺物分析(表1)，則大致上可以將這些石屋建造與使用的年代區分為清代中晚期(F2、F4、F10)，清代中晚期至戰後初期(F1、F8)，日治時期至戰後(F9)，戰後(F3、F5)等不同階段的遺留。至於F6、F7雖未出土任何文化遺物，但是從F6的排水孔形式、F7門道邊的石柱形式來，與F1、F2均十分相似，不排除也是清代中晚期的遺留，且根據當地口傳資料，F7石屋至戰後亦曾被作為網球場再利用。

2. 石屋建築形式與改建再利用石屋的建築形式與改建狀況，可提供作為了解各石屋的類型與遺址屬性之參考。

但由於面天坪遺址的石屋建築形式與改建狀況不一，因此認為不同建築形式石屋的功能與使用情況，也應有所差異。因此，本研究除了逐一進行各石屋之建築形式，以及各別遺構如門道、石壁、石柱等之分布與保存狀況進行調查與測繪，以確認各石屋可能的功能與屬性。

整體而言，本次調查的10處石屋，除了先前記錄的7處石屋外(陳仲玉1998，劉益昌2003)，也新增其他包括位於二子坪據傳曾作為牛椆使用的F8石屋(李瑞宗2008)、據傳馬偕後代曾短暫住居之F9石屋，以及調查新發現之F10石屋等共計3處。從這些石屋殘留的建築形式而言，大致上可以區分為以下四種類型：第一類：具有石牆、石柱、門道之建築結構(F1、F3、F4、F8、F9)，其中除了F1石屋外，其他均屬套間建築形式，而F1石屋之第二門道有出現遭後期以堆石封堵的現象，其他包括F4、F8室內之部分石柱，亦有遭後期人移置的現象，其中F4另出現前庭、人工水池等結構與空間。第二類：僅具石牆、門道之小型套間建築結構(F5)，主屋背牆係依山壁邊坡興建，該石屋背牆石龕內銘刻有退役軍人“李一生”的名諱，為面天坪石屋群中最晚期之住屋。第三類：具有石牆、門道，屬單一空間之大型長方形建築結構(F2、F6、F7)，其中F2石屋尚可見附屬之飼養牲畜與前庭空間，F6石屋則除了石壁外，僅見一排水孔道，至於F7則據傳於日治時期曾被作為網球場使用，位於一緩坡平台，第二出入口下方可鄰接斜坡通道。第四類：僅具石牆之簡易小型單一空間建築結構(F10)，以堆石排列成略呈圓形之結構，範圍不大，功能屬性不明。

根據以上形式各異的建築形式，大抵而言，第一、二類石屋因出現套間與其他包括廚房、家禽或牲畜畜養空間及前庭等複合式建築結構，住屋功能完備，認為作為一般日常使用住家的可能性較高，且可能是因應農作相關產業之需所建造的石屋；但其中F1、F8石屋因出現局部改建及室內石柱遭部分移置的現象，可能說明部分石屋在毀棄之後還有遭後期人再利用的現象。至於第三類石屋因未見任何石柱遺跡，判斷當時可能是以木結構與簡易茅草作為屋頂使用，以因應有較大室內開闊空間需求，如茶產業之需所建造的特定功能石屋。

根據以上調查結果，針對第一至三類石屋的建築形式，以F1石屋為例進行分析。陳仲玉參酌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林憲德教授之意見，認為該榫頭上可能有架樑之功用，因此認為其房屋形式應屬以石柱為基礎的干欄式建築，且認為這種建築形式與漢人傳統的建築方式不同(陳仲玉1998: 31-32、46-53)。但是劉益昌則認為這類以石牆、石柱為基礎的平面建築結構，從石塊打鑿的方式來看，認為仍較為接近漢人的打製技法，相伴出土的文化遺物也與漢人文化相關，並認為其建築形式可能較為接近農業使用型態(劉益昌2003: 31-32)。

為了進一步釐清這類石屋的建築形式，因此透過調查與測繪方式進行分析，調查結果顯示該石屋係依西側地勢較高的山坡駁坎至東側楓樹湖溪畔緩坡地間建造(圖2)，從石屋內殘留的石柱高度看來，主要是沿著西側邊牆與石屋中央分布，部分石柱高度有別，且石柱頂端大多打鑿有榫接凹槽。而針對這類具有榫接凹槽的石柱形式，亦見於另一處年代較晚的F9石屋內，但其石柱上方仍殘留有金屬質之扣環(圖3)，從殘留的建築結構看來，這類石柱應該在石柱頂端會再嫁接其他木柱，作為茅草屋頂的支撐，而F9石屋據當地耆老口述，可知其原為一層樓建築，至1950年代之後才改建為二層樓建築，因此石柱與木柱之間，後期有再加上二層樓木地板的現象。反觀F1石屋的石柱，雖然並未殘留有金屬扣環，但是從石柱上的凹槽與穿孔方式看來，均十分類似，判斷應屬類似的石屋建造技術。進一步觀察F1石屋內殘留的石柱高度與分布狀況，認為該石屋仍為單層樓建築，由於石柱分布多偏於一側，因此認為當時的屋頂應該是一長、一短的雙坡頂形式，上部再覆蓋茅草；與日治時期伊能嘉矩於大屯山麓拍攝當地的房屋，底座以堆石砌成、屋頂鋪蓋茅草的形式大略相仿(日本順益臺灣原住民研究會編著1999: 227)。

#(註四)陽明山國家公園面天坪古聚落考古學研究https://www.ymsnp.gov.tw/main_ch/fileRename/fileRename.aspx?uid=2159&fid=4607&kid=2&site_id=0

平埔族大屯社杆欄式石屋群建築及系列考古遺址

面天坪聚落：

日治遺跡 ~~~面天山‧皇太子殿下行啟紀念碑

皇太子裕仁結束了台灣的訪問行程之後，台灣各地興起了興建行啟紀念事業的熱潮，舉凡造橋鋪路蓋房子，都要想辦法跟太子行啟沾上邊。畢竟自古以來，從沒有一位「皇上」到過台灣，皇太子的到來，被人們形容為「三百年來的空前盛事，全島人民無上的光榮」。另外，裕仁雖為太子，但實際身分已是攝政王，大正天皇健康狀況持續惡化，裕仁必定會在短期內成為天皇，於是裕仁離台後，就有一堆拍馬屁的活動出現了。（事實上也是如此，三年後，裕仁成為日本第124代天皇：昭和天皇）

太子來台行程緊湊，許多立有行啟紀念的地方，其實皇太子都不曾親臨過，該地所立的紀念碑或紀念物僅是表達對皇太子的崇敬。當然也有不少所謂的行啟紀念事業只是拿「行啟紀念」當理由，把當初總督府沒批准的建設再拿出來申請，希望敗部復活。

邀請太子來台灣之前一兩年，總督府即開始進行前置作業，詳細規劃太子所要拜訪的地方，所以會在各地普設「行館」，若臨時要到某地，還有地方可以招待、住宿。不過實際行程密密麻麻，很多地方僅於蜻蜓點水，大多數的行館都沒派上用場。

位於面天山下的這座太子行啟紀念碑（太子並沒有到此地登山），就是為了紀念裕仁太子曾蒞臨北投而建立的，地方民眾皆習慣以「太子碑」來稱呼這座碑。

大正14年，在大屯山區的面天山下立碑，大正14年6月開工、8月完工，11月15日舉行揭幕式，碑名「皇太子殿下行啟紀念碑」，碑體為大屯山的安山岩，台北州知事吉岡荒造擔任典禮主持，前來參加的官員有七星郡守石川定俊、淡水郡守鈴木秀夫，以及民眾、學生等共約三百多人，場面十分隆重盛大。

以後，每逢天長節（當代天皇的生日稱為天長節，昭和天皇的生日是4月29日）北投附近的小學會舉辦登山活動，老師們帶領著學生來到此碑前高喊「萬歲」，祝天皇生日快樂。

碑文在日本戰敗後被毀，正面原本的刻字還能從解說牌上的舊照片上看到，但背面寫些什麼已無法可考。此外，從解說牌上的舊照片對照，當年四周一片空曠，這裡應該是塊視野很好的地方。(下圖：太子碑與附近的壁爐）

李一生故居石刻石屋與面天堂觀音佛祖故事(歡迎夥伴補充)

大屯坪登山小屋故事(歡迎夥伴補充)

古聚落與大屯山造林運動大屯社、頂菁礐、中菁礐：

清天宮步道，是一條先民古道。清天宮位於大屯山系延伸而來山稜山腰處，地名為「中菁礐」，更高處的地名為「頂菁礐」，而山腳地帶則為「下菁礐」。這裡的聚落開發歷史悠久，遠自清乾隆末年，即有泉州移民進入此區開墾。這菁礐相關的地名，反映出十九世紀咸豐、光緒年間北台灣大菁藍染的產業歷史。在山麓的下青礐地區，有一條「下菁礐古道」，則這條清天宮步道應可稱之為「中菁礐古道」或「頂菁礐古道」。在台北盆地周遭丘陵，相思樹是最常見的樹種。相思樹是木炭的主要來源，故早期拓墾的農民，常在山坡種植相思林，大菁藍染的過程，須添加鹼水攪拌，而製造鹼水過程，須使用燒盡的相思樹木灰。沿途這一棵棵相思樹，曾見證過這段大菁藍染產業的歷史。或許因為藍染產業沒落，這些相思樹才能殘存至今，生長成高大的相思樹。

林宗聖先生著「陽明山十大傳奇」一書，則將大屯山鞍部經大屯主峰、大屯坪、二子坪、面天坪，出新北投的這條路線，稱之為「面天古道」，清天宮步道應屬於面天古道的一部份。

大屯坪、接二子坪，石厝遺址的後面，還有層層駁坎，再過去還有一條乾溪，駁坎上下之間有舊石階。這駁坎附近為廢棄的柑園。民國50-60年代，陽明山士林、北投一帶山區以盛產柑橘聞名。約民國65年（1976）時，從外雙溪至平等里，沿途見滿山柑橘園。如今這景象已不復見。

由步道上行，道旁出現枯聳的黑松木，這些黑松木是日據時期在這一帶造林的遺跡。約十分鐘，抵達前往二子坪、向天池的岔路口，循指標，取左行，走往向天池，這段路，竹林、松林交錯，森林豐茂，日據時期造林至今已七、八十年間，黑松昂然聳立，高者約三、四層樓。只可惜黑松森林曾遭蟲害，多數松樹遭蟲蛀，樹幹腐爛，大量枯死。在這個地區行走，常可看見松樹枯幹枯枝聳向天際，給人一種蒼涼孤寂的映象。在二子坪往面天坪的路上，最常看見這種景象。

向天池與火山口湖：

大屯山的寄生火山與向天池火口湖形成、向天池池沼生態與其中的豐年蝦（湖沼枝額蟲）：大雨限定的綠色小精靈~豐年蝦(向天蝦)，雖然豐年蝦名字有個蝦字，但是跟餐桌上的蝦子卻扯不上關係。在台灣, 湖沼枝額蟲(Branchinella kugenumaensis, Ishikawa 1895)與向天池池水的累積多寡與期間長短有著緊密關連, 為暫時性水塘獨特生態系統的一個實例(林&周 1991)。湖沼枝額蟲為一廣泛分佈於東亞地區之小型水生甲殼類動物，其分佈範圍涵蓋日本至南印度(Luc & Denton 1997)，目前在台灣僅知棲息於陽明山國家公園的向天池(林&周 1991, 圖一)，至於其他的高山湖泊則仍未有文獻記錄有其出現。向天池形成常在大規模降雨後(降雨、颱風等)，之後池中會出現許多的水生動物，其中最特殊者，即是稱為豐年蟲的湖沼枝額蟲，其分類地位為：

Class Crustacea
- Subclass Branchiopoda
  - Order Anostraca
    - Family Chirocephalidae
      - Genns Branchinella
        
        Branchinella kugenumaensis (Ishikawa 1895)

湖沼枝額蟲為一非常獨特的生物，能以休眠卵的形式，度過乾旱、低溫等不利於一般水生物生存的時間，當暫時性水池形成後，即在極短的時間內孵化、成長、繁殖及產卵完成其生活史 (林&周 1991)。利用短暫而成長迅速的生活史，能在池水乾涸前產下數量甚多的休眠卵, 並藉此渡過緊接而來的乾旱直至下一次降雨形成水池為止。由於一般的水生生動物如魚、蝦等，當池水乾涸後即無法生存，因此對豐年蝦而言，不可預期的降雨及長時間的乾旱等不利於一般水生生物生存的因素，反而成為保障其免於遭受掠食者攻擊的環境因子。豐年蝦的正式名稱是「湖沼枝額蟲」（Branchinella kugenumaensis），目前在東亞許多國家（如日本啊印度等等）都有發現紀錄，但是在臺灣卻只能在向天池找到。而且，只有在連續大雨導致向天池積水超過兩公尺，才有機會看到豐年蝦。至於為什麼，則要從豐年蝦的生活史說起。豐年蝦會以休眠卵的形式度過旱季，而當向天池積水超過兩公尺的時候，水的壓力促使豐年蝦卵孵化。如果太小的雨是沒辦法看到豐年蝦的，因為豐年蝦從孵化到產卵也要個七到十天，所以必須是連續的大雨甚至是颱風等才有辦法讓向天池累積足夠的水量，而太早去也可能因為豐年蝦還太小而很難找到。最適合的時機，就是向天池水即將乾涸前的兩三天。

向天池：

向天山高度946公尺，屬於錐狀火山。其西側的火山口成漏斗狀，直徑約370公尺、深130公尺。底部相當平坦，大雨過後瀦水成池，略呈橢圓形，稱向天池，屬於火山口積水所成的火口湖。直徑約60米的火口湖，是平埔族的聖池，向天池是凱達格蘭族人的聖池，充滿了祖靈。也是大屯社的祭典之處。是故，向天池周遭有很多清朝的古墓。相傳也是飛碟的起落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