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2301232E4 我欽佩的已故白色恐怖受難者

E4 我欽佩的已故白色恐怖受難者

15-14 高建勝先生

我於1953年二月初第一批由綠島送回軍監那時軍監關有林昭明、高建勝、趙巨德等原住民政治犯。林昭明、高建勝、趙巨德是是繼第一代山地精英林瑞昌、高一生、湯守仁等幾乎被國民黨處死殆盡後被稱為第二代的山地精英而三個都被判十五年。高是烏來忠治村人,屬泰雅族,畢業於台北師範。我家住木柵和烏來署同郡被捕前對他名字耳熟林昭明為角板山人,也屬泰雅族,是被槍斃了的當時台灣省議員林瑞昌的侄子,台北建國中學畢業。趙巨德,竹東山內的賽夏族人,台北師範畢業。高建勝因是烏來人通學和我一樣靠的是新店線火車,他養父又是新店丸山姓的日本警察部長,日治時代曾當其的養子,故大家稱他為丸山,故我從早就聽過他這個人,雖然不知道他會牽涉到這一次的案件。因此我對他感有特別的親密感與興趣。聽說他是巫金聲所介紹而參加了地下組織。

我在軍監六年多後於1959.6.29再被送到綠島去。送去的有六百多人之多而在綠島足足成立了稱為第三大隊的一個大隊,由第九、十、十一、十二隊四個隊而組成。高建勝和我被編入十一隊。十一隊的其他人主要有陳朝海、柯清泉、巫鳳毛等。在綠島高建勝被編入生產班每天上山到菜圃去,他一有機會則跑到山峰附近,去按吊子以抓山羌。過一天早晨一看前一日所按的吊子,常發現有山羌落吊,於是把其扛回,並在附近重新按吊子。如此幾乎一兩天就扛回一隻。趙巨德在十隊,也在山上的生產班,他也一有機會則跑到深山按吊子。如此與高建勝兩個一配一合,一回由高按吊,一回由趙按吊。今天由高去巡視,明天由趙去巡視,幾乎每隔兩三天就有山羌落吊而由高扛回或由趙扛回。他們把抓到的在各自的山上菜圃調理,集合在附近的同隊人大家吃,而另留一些拿回給山下的同隊的其他人,高建勝總拿回給常集合在隊上旁邊小雞舍的我們吃。他總特別把肝留給我、陳朝海與幾個體弱的人。事實上我不知吃了多少他所抓的山羌的肝與肉。

他坐完15年牢回到烏來,我常去看他。那時我和同樣出獄的張幹男經營大剛貿易公司。高無事做,於是我提議請他到公司來幫忙。我們公司在烏來瀑布旁邊租了一個店面。於是高就替我們找高淵源當過烏來國小校長一起合股。

高建勝家是烏來的世族,他擔任過烏來小學教員,是該地不多的少數知識份子,鄉長等地方幹部以及所有的人幾乎都是他的舊識。那些人那時都靠攏國民黨,成為他反對陣營的人。他非常看不起他們,常找他們辯論。他伶牙利嘴,非他們所能為敵,常受其挑逗。當時尚處威權時代,我常對高無所顧忌的言論捏一把汗。我說那樣是否會引起麻煩,他不在乎。當時衛生所有林茂秀與翁文德兩醫師,林為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角板山林瑞昌的兒子,翁是梨山人,兩個屬泰雅而族原住民的高材生,都受公費補助而畢業於高雄醫學院,頭腦客觀,擅於日語,是高的少數同情者。我常和高去衛生所找他們。我常於高建勝與翁文德一起喝酒而兩人都常到我家甚至打地鋪睡覺。烏來高山族舞蹈所的所長愛子和高是親戚關係,她嫁給台大畢業的邱姓平地人。我也常跟高到那裡和愛子喝酒。生意做起來沒有那麼容易。經營不久虧空許多,店就維持不下而最後關門大吉。貿易公司也跟著維持不下,張某當時把精神灌注於旅行社,無心戀棧於貿易公司。於是由我承接經營。高建勝後來改工作至一家同樣原住民經營的名為山王旅行社工作。

1980年代台灣和大陸間的腳通解凍兩岸來往成為頻繁。在山王旅行社做事的高建勝有一天告訴我說他到過日本。不久他爭取到該旅行社的駐日本代表。有一天他告訴我說他要到「彼岸」去。他也把此想法告訴了陳朝海。他真的到日本之便由日本到了大陸。他去了後透過日本的一位女友轉信給我。我後來˙知道那名女子名為牛玖榮子。聽說他到大陸後那位女友由日本到大陸和他結婚而生有孩子。據說高一到北京就找陳炳基,那邊政府就安排他到福建福州當某大學的日語教師並獲配有宿舍。他信裡面還寄有那位日本女友背著和她生的孩子的照相。後來聽到他因心臟病發於1983.8.4死在大陸。我聽來非常驚訝與悲傷,他之大陸行竟成為不歸路。他為何不能受到妥當的醫療照顧?聽說他死的那一天天氣太熱,他為了取回他女朋友帶進大陸而被扣留在海關的衣服來回地坐長時間的腳踏車,中途吃了很多西瓜。當天深夜引起腹膜炎急送醫院但不知什麼差錯卻瘁死。是否大陸的急救比台灣還差了一大節?他平常嗜酒,當晚有沒有喝,喝多少,是否因酒引起則不得而知。他到大陸前說要到「彼岸」。按「彼岸」佛教上說是人死後所要去的另一個世界之意,不幸他真的到了「彼岸」。

有一次我趁到日本之便就按址訪問日本的他那位太太。她住在京成線沿線一個小站旁邊。高建勝曾要她轉給我他在福州與她一起照的相片,她那時背著兩人的小孩。當時台灣還在威權時代,我不敢明目張膽的向她問東問西,尤其我發現我和她間的許多來往書信好像被台灣當局截走。她說她被台灣當局列為黑名單,來往台灣有諸多不便,我就不敢和她談得太深入,仍抱著很多疑問和她道別。據我後來聽說儘管高在台灣有太太且生有小孩子,但那位日本太太與高有正式結婚,且把日本姓改為高姓。聽說那在大陸是許可的。

 

15-15 趙巨德先生

趙巨德,原住民賽夏族,住五峰鄉。與高建勝、林昭明三個屬於原住民政治受難者。若把林瑞昌、高一生等稱為原住民第一代精英,他們三個應稱為原住民第二代精英。他們三個組「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其發展方向以山地智識青年為主。林昭明為主席,擔任台中師範原住民的組織,而計劃以師範出身的高建勝與趙巨德吸收台北、台中方面的師範學校的山地籍學生,藉分發各地任教的機會以發展組織為宗旨,活動範圍擴及台中花蓮兩地。我於1953年二月初第一批由綠島送回軍監時,

他們三個都已被判十五年徒刑而在軍監執行。我1959.6.29由軍監第二次送到綠島。他與高建勝都和我 一起在那一批被送到綠島。高建勝和我同編在十一隊時,他被編在隔壁的第十隊。我和高建勝常在一起,自然的也和他常在一起。他和高都被安排在山上的生產班,他倆也一有機會則跑到深山按吊子山羌。如此與高建勝兩個一配一合,一回由高按,一回由趙按。今天由高去巡視,明天由趙去巡視,幾乎每隔兩三天就有山羌落吊而由高扛回或由趙扛回。一我不知吃了多少他所獵的山羌。

趙巨德回來後即關心與照顧原住民牽涉到白色恐怖的受害者。1997年某些部分政治受難者強力運作平反運動時他與原住民的多個難友極為支持我們的運作。不僅自身參加為促進會會員,每有開會或到立法院行政院運作時他幾乎都不曾缺席,常和馬來˙巴度(漢名葉榮光)、大羅˙排荷(漢名邱致明)、伊番˙太夷默(漢名曾金樟)、隆新˙哈拉(漢名王宗霖)等原住民受難者遙遠的由竹東或角板山山裡到台北共襄盛舉。我們努力的結果補償條例通過。我受地主林昭明的努力,特地到角板山集合原住民受難者共談如何寫申訴書等對應。他為原住民受難者的利益總不辭辛勞。那天集合的有台灣北部的原住民,有的原住於角板山,有的像趙巨得,由新竹縣五峰鄉,有的由竹東,有的從中壢市,由的由烏來鄉,所有的幾乎都到。然而不幸於1999.12. 10 還沒拿到補償金他就逝世。我對於他在生時無法領取補償金真感遺憾。他葬禮時我特地從台北到他在竹東山裡的家去弔祭。我先到新竹,乗楊田郎的車去。我到達時林昭光、林昭明等原住民親友與一些政治受難者已先到那裡替他送人生最後一程。

 

15-16 李熏山先生

李熏山,客家人,任台大教職,和當時也當教職的我二哥陳英茂是台大同事,也是好朋友。他甚早與社會運動有關係而早在1949年二月與林如堉、劉招枝供認為共產黨員,並組織新民主同志會後改名為台灣人民解放同盟作共產黨外圍而被台灣高等法院刑事庭起訴。同時遭起訴的有陳新財、周買、倪阿水等。他當時和李登輝、郭明哲等走得很近。據陳炳基之言當時「新民主同志會」是李登輝和陳炳基、李蒼降、李薰山及林如堉等5人共組。1949年破獲地下組織風聲緊。我聽到住在師大旁邊大水池邊的台大講師李薰山被帶走。我晚飯後常走到師大旁邊李薰山住家周圍看看。我看到他那熟悉的名牌依然很寂寞的掛在門前,但我不敢進去問他太太關於他的情況。他所住那棟房子本來屬我大哥陳英儒所有。他在戰爭後從日本人原主承接,住了大約二年後要搬回木柵時,我二哥把它無條件的送給李住。李後來告訴我,他被捕後幸虧有那一棟房子,他太太把它變賣幫助他家家計很大。他出獄後和其他政治受難者來往親密。他已於幾年前逝世。但我許久後才知道。

 

15-17洪西以先生

我於195010月底被捕,經調查機關再軍法處,於翌年的4月被判處12年徒刑。旋著按理會送到軍人監獄的卻被送至內湖新生總隊。眼看那裡站滿穿新生服的判刑五年至十年以下的各案的一大堆人。我被編入第三隊,主要隊員有有台北案的吳振壽、陳錫忠、陳茂東等;學委案的孫天來、李森、林賜安、陳毓川等;基隆市委案的江德龍;郵電案的邱恩敬等;台中草屯案的洪西以、洪炯松父子等。原來他們被集中在那哩,為的是把他們編隊做流放到綠島的準備,當局正秘密的進行把已決的政治犯大批的送到綠島。因啟程在即,連新近判比較重刑的我們也集中到那裡。我們終於於516日從那裡、從軍監與被寄押在各地方的經由基隆港乘坐登陸艇出發而於517日到達綠島。

到了綠島我們原編為第三隊的繼續留存為第三隊。洪西以受同親族洪麟兒吸收參加組織,並吸收其子洪炯松與幾個親戚加入組織。他本人則擔任支部書記被判七年徒刑。其子洪炯松判五年徒刑。他們父子因是農民,在農業方面的工作被隊相當倚重。洪西以年紀比我大20歲左右,故工作上常獲派打繩子,修補茅草屋頂等附帶於農家的工作。他年紀雖大,但對國民黨之敵慨心以及和大家的團隊精神不亞於任何年輕人。

我剛到綠島時健康有些失恙。有一天我在洪西以帶班之下在隊上的克難房做打繩子工作時,工作中我正在偷閒看寫有時局簡訊的筆記的時候,忽然隊長來巡視。他一看我在看筆記簿,立即大發雷霆說別人在做苦工,我卻獲派輕鬆的工作時竟然還在偷懶看筆記簿。這一下真糟!若被發現本筆記紀載的內容事態會極為嚴重。於是我生了一計,立即頂嘴。他沒有預期我會突如其來的反擊,一時錯愕而大發雷霆而氣著走開。此時我趁機把那本筆記塞在克難房屋頂茅草中間而立即換為另外為萬一而準備著的另一本不相干的筆記簿。果不出所料,他立即返回索取我剛在看的那本筆記簿而把我手裡的筆記簿搶去仔細的翻來覆去的看。因看不出所以然就把它還給我。好在我預先就提防著準備其他筆記簿以便緊急時可調換,以免被惡意的解釋我們在做有組織的反抗或反感化活動。若一被扣上那麼大的帽子,他們便隨心所欲的編造出劇本,然後經過刑求,除了逼我承認外,牽連出更多的人。結果必然被「法辦」而遭屠殺無疑,何況隊上對我的成見已夠深,有這麼可抵賴的好把柄,他們斷不會錯過的。在此危急關頭我感謝洪西以及另外幾位一起在場的同伴替我掩護。洪西以是如此極可信信賴的一個老頭子。

 

15-18 張昌華先生

1951年3月3日早上軍法處叫開庭,被帶去聽判決。我們聽到那天一清早同一判決書寫在頭一個的基隆中學老師鍾國輝被判死刑而已被執行。和我一起成為一案的「同案」一起判決的有:李旺輝15年;我、周子良、黃清淵、梁良齊、張昌華、葉瑤瑞各被判12年。我們雖說是同案,原先互不相識,是為辦案方,便被湊在一起成為一案的。我們判徒刑的一起被送去回新生總隊,被編入第三隊,一起坐5月16日基隆開的登陸艇於5月17日到達綠島。

勞動天每一次大家集合由值星的分隊長分派工作。隊員很多人經過在調查機關的刑求與不人道的居住環境與不良營養情況下彼此健康都不怎麼理想。於是集合要分配工作時,一些不堪勝任重工作的,值星官就不得不另派稱為輕公差的比較不重的工作,像打掃環境、磨豆腐、捻繩子、甚或四出打蒼蠅等工作。我不巧身體方面不理想,被補不久前曾過血絲,又經過長期的非人道監禁,身體欠佳,所以始終擔心重勞動將使我健康更壞,捱不過綠島的炎熱氣候與漫長日子。在那個環境除自己照顧自己外,沒有人照顧你,於是不得不盡量的參加輕公差。參加輕公差要顧到隊上對一個人的觀感,他們始終懷疑我們身體是否真的欠佳,或是在偷懶。但我總不能不保護自己,照顧自己。

磨豆腐構成一部門重要輕工差。我們的補給中黃豆是和米麵粉並列為最重要的一個項目。我們必須把黃豆做出豆腐豆漿等食品。我們豆腐班由張昌華帶領。隊成立伊始招募會做豆腐的人時,張自告奮勇的說他會做而被任為我們豆腐班的領班兼師父。於是他在老弱者中招軍買馬組班底,我也參加在內。事實上隊上能利用所謂老弱者剩餘價值替隊做豆腐應是可慶幸的事,但我總感覺出隊上對豆腐班翻白眼看待。

我感佩張昌華把我收為班底。我說幸虧他有此技術說。他說其實他從來沒有做過豆腐,只看過別人做,他就自告奮勇的說他會做。但他一做果然不令人失望,做出一手好豆腐。我參加豆腐班沒有多久我就會做頭手,把石膏放得恰到好處,而作出好豆腐。但我並不是每次都可幸運的獲派做豆腐工作。隊會故意的派我去做其他如打繩子或更笨重的工作。

張昌華,高雄縣高樹鄉人,畢業於農業學校。在我們的年代鄉下人若能畢業於農業學校算是地方的高智識份子。他出獄回去高樹,有一兒子住在高雄市。因此常來往於兩地之間。他處事公正,人緣好,在地方頗受尊敬。地方上常有人訪他託做種種糾紛的排解,他所做風聲極佳。我一時為出口毛筆用小竹管常到三地門而常順便駕車彎路到高樹找他。他很早就過世。過世時我卻沒有接到訃音而錯過參加其葬禮,很覺遺憾。

 

15-19 戴振塥先生

戴振塥,台南人,屬台南市委會王松川案,「主犯」王松川、黃槐庭獲自新,但他們連累的戴振塥卻被判10年徒刑。這種例子很多,王黃推想顯然是出賣戴等人而獲饒命。戴振塥被補前在台大醫學院肄業。他第一批被送去綠島,屬第五隊。在綠島就表現出相當有文才。出來後他應徵進去邵氏電影公司,首先在昆明街辦公。我出獄後常去訪問他。他的文才與很深的日語造詣相當受公司的器重。因公司很需要他到香港本公司做事,就把他申請出國到香港去。當時對我們出國管制那麼厲害的時候,能離開台灣真羨煞了大家。他在邵氏做了幾年後自己做起製片公司兼導演而為業務需要回來台灣幾次。他回來,我幾次的和他喝酒而佩服他雖住在香港常能唱我從沒有聽過的日本最流行的演歌。後卻因癌症逝世,實可惜。

 

15-20 姜文鑑先生

.姜文鑑 新竹北埔的客家人,和我同學廖運潘同屬姜姓家族。他是老大房姜娘之子。台北中畢業後考上台大哲學系。其太太是郭琇琮之親妹。在白色恐怖時期屬徐國維案,坐了十年的黑牢。他出獄後在館前街一家貿易公司做進口西藥的工作。我出獄後常到他那裡去坐。很不幸很早就逝世。廖運潘在其北埔同鄉姜文鑑坐牢時常懷念他,並告訴我姜文鑑有一同父異母弟姜欽堯也是白色恐怖被槍斃遭難者。我很關心此消息而試圖找其資料,但至今沒有找到。當時被殺害的人就是那麼多。有時要找資料不很容易。

 

15-21 呂錫寬先生

呂錫寬,彰化縣鹿港人,師範學院學生,牽涉到學委案而判10年徒刑。於1950.5.17第一批被送到綠島,在綠島時被編在五隊。因體格好,成為排球籃球隊的健將。在綠島當他被派到山上工作時監督他們的幹事曾揮拳要打他時他本能的用手擋住被認為是反抗行為留了紀錄。或者因為這樣,在綠島經過將近兩年,當19532月由綠島要送回大約兩百人回軍監時,他也是其中之一和我一起被送回。

他出獄後作西藥外交兼替人由日文或英文翻譯文件。我遲了他兩年出獄而住在三重時他那時正住在三重。後來搬回台中市居住。他每由台中出差到台北時時常找我話舊。當1997年我們政治受難者如火如荼地運作平反運動時他非常關心,而當我們成立平反促進會時他毫不考慮地選擇率先加入為會員以共襄盛舉。當台北市政府文獻會和中央研究會共同舉辦口述歷史時他是極力贊助而幫助說服受難者接受訪問的最熱心者之一。

我首先擔心中研院既屬政府機關,所作出的口述歷史只能站在政府的立場,只能以官方說法做。但中研院一再保證他們會站在公平立場來做。我姑且相信其說法而沒有排斥她們的口述歷史,但也沒有表示熱衷。待我訪問了陳孟和等幾個人之後,覺得他們的口述歷史還客觀,但還未免有些遲疑是否接受訪問。此時若不是呂錫寬的極力勸說,他認為中研院的口述歷史對政治受難者拿不拿得到補償金將關係極大。他為此找我幾次,還請我與沈懷玉到通天閣吃飯。我感動呂的熱誠與沈小姐講話的誠懇而同意接受其訪問。不久呂錫寬逝世,這件事可能成為他生前做的最後一件最有意義的好事。他生前對平反工作很熱心,而那以前他認為口述歷史對於平反幫助很大。因此中央研究院和陳水扁當市長時的市政府合作做口述歷史時,他到處勸受難者接受中研會舉辦的的口述歷史。

他於829日去世,914日舉行葬禮。他人認真老實,出獄後吃苦頗多。本來坐牢時很注重保養身體一向維持好健康,但他近一二年來鍵康頓然惡化,而更早以前就可看出智力大幅衰退。促進會成立時他鼎力支持其成立。對賠償金期待很大。但剛好做完葬禮沒有幾天後的915日見有董事會對其賠償申請的通過,真是一大諷刺。

 

15-22 蔡瑞欽先生

我於1950年秋被捕經過調查機關後被送至軍法處關在其看守所受所謂的軍事審判。有一天清早我們被開出牢門到大院子洗臉時湊巧有一文質彬彬的人和我同用一個水龍頭洗。我請問他名字,他說蔡瑞欽。我雖沒有見過他,但我聽過他名字。他是在本事件被認為相當活躍而當過省教育會研究組組長的。我一說我是陳英泰,我驚訝他說他知道我名字。大家的名字不知覺中在我們被押人中間流傳著。他說他鐵定會被判死刑。後來聽說他果然在我被送離軍法處後於 1951. 5.21被處死,使我無限感慨。他有唯一男兒現在在榮民總醫院當胸腔科醫師。我出獄後認識難友何銘泉才知蔡先生曾經當過其小學老師而何極懷念他。他判決和李凱南同判決書。他當過教師,甚至當過省教育會研究組組長。在教育界的台灣人來說頗為資深。

 

15-23 黃武宗先生

我被捕經過東本願寺再保密局本局,也去過其高砂鐵工廠。我在那裡和許多台南案件的人關在一起。其中有黃武宗者沈默寡言,看來案情好像不簡單。他自己也很擔心是否能平安經過此生死關。後來他果然和台南案的領導人何川、何秀吉、鄭海樹與當時和我在高沙砂鐵工廠關在一起的曾錦堂、邱焜祺、梅衡山等於我離開調查機關與軍法處被送去綠島後的1951.6.17被槍斃。當時與黃一起被抓有其外甥鄭崇岳。他後來被認為情節輕,只判感訓了事。他被釋放後回返其國小繼續任教。像鄭有案底,回到公家機關做事,可想而知將成為大家的箭靶。大家為立功,陷害他的小報告將滿天飛。於是他再被逮捕。此時調查人員為表現往往就大作誣告之能事。他被認為原來就加入有組織而經其舅隱匿使案情沒有暴露。他被誣為他繼續以叛徒的身分進行其叛亂行為,因此被從重量刑判以死刑。黃武宗當初為救其外甥使其減輕刑責,結果弄巧情拙反而使鄭被處死。當初鄭第一次被捕時若被認為有參加組織,料頂多被處幾年徒刑就可了事。國民黨判刑隨時間經過,行情越高。譬如一個人身分暴露,若當初和同案的人同時被抓同時判罪,往往可簡單了事的,後來因逃亡而經過一段時建材被抓,所判大都卻成死刑。如此除了國民黨以屠殺為最高原則,拼命加藉口處死外,個人的命運如何旋轉真難逆料。

 

15-24 張洪南先生

我由高砂鐵工廠被送到青島東路的軍法處,立即被收押在看守所東所第16房。我到軍法處以前不准通信對家裡來說活似失蹤人口。一到那裡可通信於是我迫不及待的立即發了信。雖是被准許通信,但信要經過檢查,除了報到達軍法處外,當然不便寫我內心想傳達的訊息。我覺得有很多秘密話要想辦法傳達出去湊巧同關在16房有一名為張南的醫師就要無罪交保。(我多年後才知道張醫師是被判藏匿罪而獲交保的,並非無罪交保)於是我把所想說的寫在紙條縫在西裝上衣的肩膀裡面送回家,而口頭託張先生告訴我家人說我寫有紙條縫在西裝上衣,請仔細的看,而若看到了內容,則經過正式的管道寫信給我而以君稱呼我。過幾天我果然接有如此稱呼的一封信。我知道張先生確實有告我家人而我家人看到那紙條。我內心裡深深的感激張先生的幫忙。現在回想,要不是張先生,普通人是不敢也不屑於做這種冒險的。過十二年我刑期滿,回去後曾刻意留意的看在中山北路的巷子裡有沒有張先生名字的門牌。我果然看到有一日本宿舍掛有他名字的門牌而知道他住在那裡。我很想進去向他道謝與和他聊天,但因當時還在威權時代不便如此做。現在以他大約大我二十歲的年齡判斷,我不知他還在人世否,而中山北路有他門牌的那一代的幾棟日本宿舍已經過改建,認不出是哪一棟。後來看資料才知道他案件上屬於台灣省山地工委會簡吉案。

 

15-25 鄭文峰先生

鄭文峰是我台大時候的同學。我們1545年二月各自由各自的中學畢業考進當時的總督府立台北經濟專門學校。立即受日本日本軍部的徵召當學徒兵。我們學校編為第二中隊與第六中隊。我和他同屬第二中隊。半年後8月15日日本投降,我們退役後才正式回校上課。上學期間我們來往頻繁他很早就傾向社會主義,我受其影響極大。我們由大學專科部畢業,他繼續升讀經濟系:我因家境關係,且當時台灣銀行要採用我學校名次第十名以內的同學為職員,我就以現實為重,進去台銀工作。於是他升學,我就職,以後就少有來往。直到1949年光明報事件發生他為避風險,我替他介紹小學教職餘烏來山地。1950年局勢聚變,五月十三日全台灣有大逮捕。和我有二中與台大同學關係的台銀同事林從周遭逮捕。鄭也成目標而於六月一日在其故鄉朴子被捕。

我學校畢業後幾乎和鄭沒有來往被捕後從來沒被問及鄭,也就是說鄭和我都連不上關係,顯然他沒有講到我。事實上我與他沒有任何組織關係的來往,雖然我猜測由於他對社會主義太熱心,他必定有受到牽連,但我無法證實。我擔心他安全與否我一到軍法處忙打聽踢情形不幸聽到他已經過軍法處判死刑。多年後我看到當時的判決書始知他和林被認為共同組過支部。以此類推,我應也脫不了和鄭有關係,但顯然鄭知道我的事卻沒有把我講出來。那判決書也寫有鄭曾企圖做一個基地,那顯然是指他曾逃避到山地的分教所去做代用教員的事。那時我和組織還沒有任何關係,也只知道他到那裡為的是逃避。

張洪南我到軍法處立即找尋我所認識人的軌跡。我聽到了鄭文峰的故事。他是我學校同學,自大戰末期就在同一個學校一起當過學生兵,經歷終戰、二二八事件、以及其他不勝數的事情。正如我擔心,他被槍斃了,案件上被編在以李水井為首的學委案。他被槍斃後軍法處所關的人雖換了幾次面孔,但還可聽到他在軍法處做人如何有修養,如何達觀等評語。且聽說他被槍斃那天在刑場他拒絕跪下,就站著讓劊子手開槍打而槍打了幾發子彈始倒下。他母親領走其屍體,那以後他母親就無法支持下去。我不知她以後情形。(至1998我聯絡上他的妹妹鄭素娟,知道他被埋於其故鄉朴子,他母親黃秀英女士也在五○年代牽涉到其他政治案件坐牢,於1950.6月被捕,1950.9月出獄。文峰在她出獄後的11月被槍斃。她於1974年逝世)。

他的傳聞還多的是,他是徹頭徹尾的社會主義者或說共產主義者,深信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在軍法庭受審判時還對審判官強調他行為的正當性而說如果他不清楚馬克思主義教義,還可向他講說一番。此說是不是真有其事,我實有些懷疑。

傳說本來法官提出要上面批准的判決書裡他不在槍斃之列,而與王超倫、葉盛吉、黃瑞爐、鄭澤雄、賴裕傳預定為無期徒刑。但批回來的卻把接在要處死刑的名字的他們六個名字上面也用紅字拖畫孤型圈,上面寫一「仝」字,而一起處死。多年後我看到的顏世鴻證言也說到此事,當時顏等因不在死刑之列已改押於當軍法處分處的新店戲院而當學委案一早執行完死刑後照慣例剩下的人被提出聽徒刑等處置的宣判。他看到宣判的法官桌子上放著判決書的原稿,其上面用紅字畫有號碼與字號。生死之別就只在批示的上級的當時的一念或一喜一憂的情緒的左右,他隨便劃劃之背後就要多一些人的命。本案宣判時韓戰正打的如火如荼,當上級要批准時有關韓戰的時局情形也可能帶給他心理影響而來一個從重處理,因有此宣判上的改變。宣判內容有更改,判決書因而也經過重寫。本來一聽宣判就可拿到的判決書,他們經多日始拿到。

 

15-26 葉盛吉先生

葉盛吉,台南人,案件上和鄭文峰被編在以李水井為首的學委案。本來據判決和鄭文峰等不在槍斃之列,再呈報蔣介石過程被改為死刑他讀完台南二中考近日本仙台二高中戰回台唸台大醫學院在學中被捕關於他寫有日文葉盛吉傳。他戰時在日時疏散到仙台附近宮城縣志波姬町。頗受其町長與住民肯定聽他笨國民黨殺極為悲憤與哀悼。關於此1997.6.20中國時報登有下述文章:

1997.6.20中國時報登有「葉盛吉獲另類平反,日本異鄉予以肯定將其與憲法先驅並列為先賢表揚」為題一文說,葉盛吉獲其第二故鄉日本仙台附近宮城縣志波姬町,以他無私的人類愛,將他與當地出身的憲法先驅千葉卓三郎並列為先賢公開表揚。町長鈴木源次郎戰爭時曾因反戰被軍方監禁過。町長給他的顯彰狀所附帶的顯彰記寫道;「你回到台灣後從事醫學研究或醫療活動時仍不忘以人類愛的精神為基礎,提倡解放人民的理念。質言之,你是個反對政府的社會運動家,在人民受到台灣法西斯政府彈壓時,成為犧牲者。」

葉盛吉為反對台灣法西斯政府,解放人民的理念,把寄託放在當時把國民政府作為被革命對象的中共、聯合或求助於有著新興氣象的中共,在當時環境這是唯一的途徑,是無可厚非的。事實上,在當時那是社會一般的想法與感情,任何一個台灣人都會牽涉到像葉盛吉的遭遇,只是葉盛吉等人犧牲了,他們涉及別人沒有涉及的地下組織。然而事過境遷,接著當時的解放熱吹襲的是美式民主,解放後的中共的許多作風不得台灣人的認同,加以蔣介石經過殺戮與言論箝制下,人民思想大變,已不認同已犧牲的他們,認為他們咎由自取。不管時空的變遷,當時他出於偉大人類愛的動機應予以肯定。他的行動受到了和中國牛馬不相干的現代日本的認同,但在台灣,台灣人已過河拆橋,以他當時牽涉到的是中共為由,再也不給認同或同情。由此可見,在人民感覺麻木下的台灣,白色恐怖案件要獲得平反,路途尚遙遠。

 

15-27 林從周先生

林從周,三重人,和我同時由台北二中繼而台大法學院畢業而一起到台灣銀行工作。牽涉到白色恐怖台北市委案,判十五年。我於1948年 和他同時由台大法學院畢業而在同一個地方上班的關係,來往比較密切。當時時局越加緊張,彼此談論時局的機會多。我受他的影響參加了地下組織。他個性沉默寡言,是一個相當值得信賴的人。組織於1949年後光明報被破獲談論林在前一天1950年.5月13日夜間在家被抓走。我立即有不祥的預感可能會被波及,我緊張的不敢逗留在銀行。那一晚起幾晚我不敢回去我住的銀行第二單身宿舍,而到木柵、樟腳、或景美不定住所的睡覺。我警覺可能被抓,但因看不到跡象,我想我和他牽連不大,且他一再保證萬一有事也絕不會連累我。也就想或著煙火不會延及到我、於是我再開始上班。但魔手還是不饒我而我於1950.10.23被逮補。我經調查機關再軍法處,但始終打聽不到他的消息。我知道他被包括在台北的市工委案而該案已於判決。他被如何判甚至於是否保住生命都不知道。一直到1950.5.17我第一批送到綠島始看到他。而後來有機會與他交談始知,他被判15年徒刑。案件上他似以供出我為苦,他說訊問他的人在其眼前擺了一張組織系統表說他上面的人供出他下面還有一個人。他被追問那是誰。於是他不能不供出一個人以做交代。他只好供出關係最單純的我。於是他知道必定會去逮捕我,故他從看守所中曾寄語「要陳長去養病」,暗示要我逃難。陳長指我,因我身長高的關係,去養病暗示要我逃難的意思。但我沒有接到此寄語。我告訴他我曾被訊問和曾群芳與陳廷裕的關係,但我當然否定。實際上我和他們沒有組織上的關係。但我沒有告訴他,他被補後曾群芳曾找過我一事。我暗地裡對他供出我不很滿意,他對我都不提過去的事而我很多地方都被蒙在鼓裡。過去然,現在仍然。他與曾群芳、陳廷裕關係怎樣,他與鄭文峰又怎樣,與他人又怎樣,他都不告訴我。當然本案件還不算真正的了結,若有新的事,隨時都會被調問而不僅會導致自身的加罪甚至被處死,也會連累別人。他不能把一切都攤開來。

15年刑期到一回來。很幸運立即找到工作於王永慶的南亞公司,後來被轉為同系統的長庚醫院工作。算是相當順利。他了結婚,但膝下沒有孩子。不幸他不幾年罹患肝癌而很快就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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