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3311310XQ .轉型正義

XQ .轉型正義

1. 我將樂於參加「轉型正義工作坊」

轉型正義推動在台灣一般而講不熱情。性而王乃徳等一些學者與有志之士組織社團法人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做轉型正義的推動,除寄送各國的資料外定時的舉行「轉型正義工作坊」。可以視為一種社會重建的工程。我絕對的支持並若有可能參加去聽以共襄盛舉。

 

2. 我的書與轉型正義  2008.10.30

我是五十年代白恐怖受難者,因為如此,我對台灣的轉型正義的成功特別關心。我在坐牢期間深深感覺不僅完全沒有人權,甚至連生存權都沒有。照理來說,我被判徒刑,意思應該是我坐牢期間,除非遇到意外事故或犯罪受罰,否則我是獲得保證活著出獄的。但國民黨不單隨時對你施加酷刑,還企圖千方百計誣賴你犯罪或犯規,而奪取你生命或加重你刑期。如在綠島屠殺事件與軍監屠殺事件中,因人為的誣賴罪名,導致29名受刑人喪生,以及34名受刑人加判「感訓」(也就是在刑滿後繼續以「感訓」名義囚禁,感訓一般三年)。

 

由此可見,國民黨就是如此不注重人權、沒有人道的政權,它甚至以奪取你生命為最高目標。為了奪取你生命,施展種種陰謀,甚至於不必理由就硬要你生命。關於綠島、軍人監獄屠殺事件,從官方檔案看不出那是有計畫性的、捏造出來的案件。我們有多位難友特別關心此兩案真相將被埋沒,故在其口述歷史中特別證明其屬冤案。而我一有機會談到白色恐怖真相時,總會提到這一點。

 

國民黨施行的所謂秘密審判,本屬反憲。除此之外,它所做的各種判決,不按條文而濫判等情形也不勝沒舉。讓我深深的認識,國民黨是極沒有正義、沒有人道的集團。我在獄中便下定決心,出獄後一定要把坐牢時看到、聽到的無法無天的真相寫成書,公開於世。這個念頭我坐牢時就有了,不受任何人或任何作品的影響。我出獄後就默默的做此事,事實上我於出書(2005年)的大約10年以前,就把本書的大概寫好了,只是一直沒有發行。我寫書的主要目的在於:把白色恐怖的真相盡予公開,並努力盡可能的介紹獄中難友的個別情況。我至今仍記得他們的名字,大部分人的面貌、身材、特徵、個性,與所做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一個一個的浮現在我面前。我願本書也能作為白色恐怖的名人錄使用。

 

我們坐牢時的一個私下禁忌,就是盡不寫或不要留存所寫東西。因為被搜到,很可能就因而被扣上帽子而喪命。所以我要著書,只要把要寫的人名與其特徵、所發生的事情等強記在腦裡,直至可書寫時才寫下來;其後若遇到須再核對時,才請教當時的難友。但我記不得的事平常他們也記不得的。倒是譬如綠島事件發生時,我人不在綠島的現場而在軍人監獄,就只能向當時和事件有關、或知道種種情形的人提供資料。又如我自己沒有參加政治犯工程隊,要知道情形,就要向幾個當事人不厭其詳的打聽。關於綠島事件與工程隊的資料,有很大部分是靠張某與別人的幫助。

 

我出獄後最大的目標,是把白色恐怖的真相讓盡多的人知道,讓讀者知道其中的不公正、虛偽、不正義、與不人道的事實,而讓他們感覺必須還以正義。但其中有很大的困難。一般的老百姓被國民黨長期隱藏其中秘密,很難相信且也沒興趣我們所公開的真相;且經過多年的國民黨反向教育,不容易相信我們提出的和國民黨不同說法的真相。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寫出了本書,我感覺讀者意外的少,好像引不起大家多大興趣;且世人對於已過去的事,就有讓其過去,何必再做傷心的回憶之想法。世人非常缺乏反省心與同情心,對於歷史的關心太差,因此才那麼缺乏究明真相的熱情。這或者是台灣對於轉型正義比起世界各國做得不成功的原因。

 

台灣轉型正義難以成功的最大原因,是中國傳統思想的作祟。按中國思想,政治目的是互相爭帝位,勝者王,敗者寇,我們當然應追隨勝者,而此時的「勝者」是施行白色恐怖成功的國民黨。此思想相違背於人類共認的人權思想與民主思想。台灣的人一般對於民主思想、人權思想根底還極為淺薄,他們一點也不重視歷史。對他們而言,歷史不過是追逐帝位的興亡史而已。才不會去管正義不正義,光榮不光榮。相反之,世界上許多優秀的民族,比較在乎其歷史的光榮與否;他們對於不光榮的部分常去檢討改進,雖然努力自揭瘡疤,卻依然以其民族為榮。

 

作為白色恐怖的受難者,我的宿願是要達成台灣的白色恐怖的平反與轉型正義之實現。然而充滿著國民黨意識形態的台灣,要達成之極其困難。因國民黨根底就充滿著適合施行白色恐怖暴行的「屠殺本性」「不人道性」「反人權」「不民主」「偽善」「弱肉強食」等劣根性,這些就是他們為了支配與統治人民的寶貴權謀,故要其承認錯誤與做反省是極不可能的事。這些或者是中國長久歷史所造成之本性,與當今世界的倫理標準,特別是民主思想、人權思想不相容。故我們要國民黨承認錯誤與道歉是很困難的事。

 

國民黨的白色恐怖暴行很明顯是「反憲」「不法」「冤枉」「污衊」「誣賴」之集合。我們有很多證據以證明蔣介石與蔣經國是白色恐怖之元兇,但國民黨不僅不予承認,還揚言控告,要仗其搶自人民的無底洞之龐大黨產,以反告人民,使其閉嘴,實顛倒是非之至!更增加了白色恐怖的平反與轉型正義在台灣施行的困難度。

 

總之,台灣轉型正義難以推行的大原因,是作為白恐怖兇手的國民黨的不熱心或阻礙。其理由在於:第一他們關於人際關係的思惟不同:按國民黨的哲學,朝代一換,清除被視為執政交替的妨礙者的人命是常識。中國的朝代交換就是同樣情形的反覆。國民黨不注重人命,因此把人權觀念視為是西洋的產物不值重視,是違背其奴役人民的統治哲學的。第二,他們缺少反省力,做錯的事情要硬拗到底,猶無意做補救。第三,轉型正義要求不義黨產須歸還國有,國民黨當然不熱心於轉型正義,並且利用其龐大黨產也要對抗到底。但黨產有一天會有告罄的時候,我們希望它姑念台灣社會的正常發展,會正視轉型正義並共襄盛舉。

 

儘管在國民黨思惟所影響的台灣,中國傳統思想仍佔優勢,但世界主流價值的民主與人權等仍很大程度的支配著。對於台灣人民,我們講民主、人權,又講歷史的光榮還被相當尊重(不像幾十年以前,視我們為瘟疫,避之唯恐不及);我們對他們講白色恐怖的真相,以及其中的不正義不人道,他們也相當了解與同情。因此我們應多開類似的研討會以還原歷史,對他們多介紹白色恐怖的真相是有益的。事實上關於白色恐怖,我們還沒研究好的真相還多著呢。研究真相,隨著把白色恐怖越弄清楚,大家的民主深度就會越提高,自然的他們要求轉型正義的熱度也會越高。

 

一件事情的真相可決定我們對它採取擁護或反對的態度。當一個人知道白色恐怖是不正義、卑鄙之舉的時候,只要是有正義感的人就會排斥它;當然,這也牽涉到這個社會有多少人具有正義感、這個社會的精神文化是不是正常的,這就是「民間社會」必須強大和成熟的原因,因為唯有如此,才能客觀獨立的檢討歷史錯誤。如果社會越有民主觀念、人權思想,就會越支持轉型正義。就像人體的免疫系統會正常運作一樣,社會自然而然會要求淨化體內的毒素並予排除,我們能做的就是喚起這個健康的機制。因此我們越多次的舉行學術研討會,使越多人思考歷史,提高民主素養是必要的。民主素養越提高,民主深度越加深,堅信如此做的人就越多。為此我將更盡我的力量,越為歷史的真相的究明奮鬥,以促進台灣的轉型正義。我希望我的書為此目標有某種貢獻。

 

儘管在國民黨思惟所影響的台灣,中國傳統思想仍佔優勢,但世界主流價值的民主與人權等仍很大程度的支配著。對於台灣人民,我們講民主、人權,又講歷史的光榮還被相當尊重(不像幾十年以前,視我們為瘟疫,避之唯恐不及);我們對他們講白色恐怖的真相,以及其中的不正義不人道,他們也相當了解與同情。因此我們應多開類似的研討會以還原歷史,對他們多介紹白色恐怖的真相是有益的。事實上關於白色恐怖,我們還沒研究好的真相還多著呢。研究真相,隨著把白色恐怖越弄清楚,大家的民主深度就會越提高,自然的他們要求轉型正義的熱度也會越高。

 

一件事情的真相可決定我們對它採取擁護或反對的態度。當一個人知道白色恐怖是不正義、卑鄙之舉的時候,只要是有正義感的人就會排斥它;當然,這也牽涉到這個社會有多少人具有正義感、這個社會的精神文化是不是正常的,這就是「民間社會」必須強大和成熟的原因,因為唯有如此,才能客觀獨立的檢討歷史錯誤。如果社會越有民主觀念、人權思想,就會越支持轉型正義。就像人體的免疫系統會正常運作一樣,社會自然而然會要求淨化體內的毒素並予排除,我們能做的就是喚起這個健康的機制。因此我們越多次的舉行學術研討會,使越多人思考歷史,提高民主素養是必要的。民主素養越提高,民主深度越加深,堅信如此做的人就越多。為此我將更盡我的力量,越為歷史的真相的究明奮鬥,以促進台灣的轉型正義。我希望我的書為此目標有某種貢獻。

 

本來在台灣,對於國民黨白色恐怖歷史暴行,關心的人極少。一有什麼紀念會、學術研討會、或群眾活動,好像只有一些當時的受害者,或處過那個時代而約略知道並關心當時情形的一些老頭子而已。但最近很明顯的,若有這種場合,我們會發現參加的年輕人,特別是學者、學生、女性有很顯著的增加。這主要是靠一些學者、政治受難者與一些社會工作者的宣傳、鼓舞與啟蒙,奏了很大效果。我們感覺出白色恐怖真相越被廣大人民認識,關心轉型正義的人越多。大家對於原先不知道的白色恐怖,特別感到驚訝與失望:台灣竟有他們從未聽聞的種種人權迫害的紀錄,而國民黨那麼殘忍、不人道、不正義,嗜血,只為了自己的統治利益,竟殺死成千上萬的人,而且整個人權迫害體制是那麼完整周密、極有效率!

 

不僅如此,國民黨更用思想箝制、攪亂社會秩序等方法,使台灣國不成國,地方不成地方,把社會與國家前途推向黯淡的境地!走過戰前戰後、憂國憂民的老頭子們,現在個個都已年邁,餘命不長,無法繼續承擔來日的希望於一身。但我們現在已可指望一些年輕人繼續我們的衣缽了。

 

近來我和學者與各大學的學生接觸多,發現關心白色恐怖的真相與期待轉型正義的人越來越多,實值得慶幸。只要我們了解問題所在,鍥而不捨的努力(雖然阻礙蠻多的),就可早日實現轉型正義,建立公平與正義的社會。

 

3 受難者家人雖也應補償,但技術上很困難

我在我書「回憶4--到達不了的平反之路」,25-21 寫到「受難者家人也應補償」。因其受難者被殺,或被關苦期間他們比受難者本身還難予生存。死的已死從這個世界擺脫;坐牢的人在牢裡還對食住無愁,至少還不必為三餐愁苦,但家族斷絕經濟來源國民黨與社會周圍還對他們歧視訪害其生活是極為難捱的。國家應想法給補償才是。但如何補償家族,技術上很困難。因為要定人選標準時,事實上只能根據她(他)們所屬的受難者,而這些受難者既已可由另外名目拿到補償或冤獄賠償,再給其家人補償就成為重複而不妥當。我們正要求補償改為賠償。此議若通過,我們勢必可由政府發給兩者之差額,我們就只請受難者家人將就,而把此事作為解決。而不再提及受難者家人也應給補償之議。除了給各受難者補償金與賠償金之差額外似也考慮保留某一部份應給的賠償金替受難者設立基金會做如下的種種用途。

 

4 撥一定的預算替受難者設立基金會

考慮到給受難者的賠償問題還沒解決,而應給賠償金的此時,我們也可考慮由政府給「照顧受難者的機構」以一些基金以組立一「基金會」。算是不個人性而集體性的給受難者一賠償基金。從那個基金會,第一歩解決受難者與遺族的生活費用與居住問題。因受難者長期坐牢,至今還無法賺到有能力買房子,或足夠的儲蓄糊口。因此只能靠租居,與三餐不繼的生活;這些先給他們補足。其次,若無法支付健保的給支付而免除其稅捐,保障其活。因此建議政府撥一定的預算,替受難者設立基金會以照顧這些事。而由受難者與家屬中間任命理事處理相關決定與事務。

 

5 若能利用現有的「補償基金會」為該基金會多好

但因受難者構造複雜,說組共同的基金會以照料這些事不簡單。因此政府正有補償基金會存在,本為做補償業務的,現在幾乎告一段落,可以把其財力與人力方面的餘力做此服務性的業務。

 

但若要做這些受難者的照料,該基金會目前的理念與立場,對受難者有欠公道之嫌。因政府所派董事太偏於官方,代表受難者與家族的董事剛好只有三分之一光景,無法充分代表受難者的意見,無法替他們服務。尤其嚴重不公平的是那些代表受難者與家族的董事可說是由官方指定,且自該會成立後幾乎一直由同樣人擔任,從沒有改選,代表性已全然不夠。故若非大大的改進結構與組成人員,就無法真正的替我們處理此事。以此為前提,我們就不敢建議基金會承負現在談論中的「基金會」所負重任。設若該基金會立場公正且能充分代表受難者與其家屬,則可由該基金會除照顧會員的生活與福利外,可進而作整修、建設與保養白色恐怖遺跡;建設園區陳列館、展覽館、乃至博物館等,作為展覽白色恐怖遺物受難者資料;做和白色恐怖有關活動的學術演講會、討論會等。若有餘力,還可對於受難者與遺族,頒發獎學金、藝文創作補助金等。如此做受難者與其遺族有意義的種種活動與獎勵。

 

關於補償基金會的運作,我仍然與上項的原則建議,由政府撥一定的預算給補償基金彙,由受難者與家屬中間任命理事外也由政府機關任命理使其比例由前者佔百分之六十由後這佔居百分之四十擔任,每年改選一次,可連任為原則,用以處理相關決定與事務。

 

6. 國民黨再取得台灣政權後轉型正義陷於危機?

馬英九一時好像關心台灣的轉型正義,而在國民黨黨黨部門外兩側柱上一邊放蔣渭水,一邊放李友邦的照相等動作頻繁。雙蓮的小公園忽然改名為蔣謂水公園。他又訪問二二八事件遺族要舉辦二二八歷史研究會等。我雖懷疑國民黨如此做是不是出於真心,而是要選總統前的一種策略,為要騙取選票?但總希望他是真心的,馬英九當選總統,其後我覺得好想他對於兩事件的熱度有些稍減,但對於譬如總統府前方新建好的白色恐怖紀念碑的落成典禮的參加,不見有怠慢,而有些放心。但其後的動向似乎不大對,好像在走退步路。我深望他仍認定台灣的轉型正義是台灣必須完成的事,而繼續支持下去,不應因國民黨再取得台灣政權後使轉型正義陷於危機。

 

7. 國民黨若和中共走密,轉型正義是否會不疾而終?

馬英九當選總統,國民黨好像和中共走得很密。對於台灣的轉型正義,其結果會變得怎樣,不免成為我們關心的一個焦點。馬湊巧是決定國民黨走向的關鍵人物,而轉型正義衝的主要對象是國民黨。我擔心,他表面上雖不妨害其推行,卻也不會借力於它。反看中共,台灣的轉型正義也不會為它所歡迎。因為轉型正義合乎台灣的本位化,是它所不想看到的,猜想白色恐怖的平反,也不是它所熱心的。我擔心,國民黨若和中共走密,轉型正義,由於兩方都不熱心,將會不疾而終。

 

8.台灣似是世界上轉型正義最沒有成就的地方

二戰中與二戰後,有的國家要實行獨裁以控制自己國家或施行帝國主義征服別國遺留了很多正義與人權等國家於是引起很多國家許多問題頗使非重新整理一國的回復正義與回復人權的問題。此乃是國國發生轉型正義的問題。有的國家施行的很有效但也有少數國家仍問題重重。很不幸台灣卻是在這方面可說是排行榜最末位的地方。

 

9.台灣的一切亂象起因於轉型正義的沒有成就

台灣施行轉型正義最沒有成就,其因在於最沒有正義感之援故。同時是因為固有的哲學以屠殺為最高原則,執政者奉順者昌逆者亡的哲學,有政權交替,新統治者總把舊統治勢力剿滅以斷後患。

 

10.年輕人若關心白色恐怖的人越多轉型正義就越有成功的希望

人民知道白色恐怖歷史越多,因白色恐怖是那麼的不正義與不光榮,故對當時的執政者或說暴行者越不茍同對其認同度或支持度就越低以致其執政的基礎舊月薄弱。所以把此不光榮的歷史越讓大眾知道她們要求轉型正義的呼聲就越大,其轉型正義的要求救越有希望。那就是我一直大聲呼籲要求平反白恐怖轉型正義聲音就那麼大。

 

 

11.蔣家對白色恐怖應負全部責任

蔣介石二戰後就來台灣接收,因起初派人選失敗,對此蔣所命令的政策就以清鄉、屠殺為主,引起了二二八事件與採取白色恐怖政策所致的人民反對聲音才那麼嚴重,可說其統治完全失敗。

 

12. 國民黨的白色恐怖法辦是反憲的

台灣的白色恐怖是從1949年5月19日台灣警備總司令部陳誠宣布戒嚴開始,長達三十八年,總統沒有宣布戒嚴,立法院也沒有通過戒嚴,這個戒嚴應該是無效的。現在『戒嚴』已經解除二十年,大法官會議還不敢承認白色恐怖真相,宣佈『戒嚴無效』。 

政治受難者在20086月聲請釋憲,卻被大法官會議以幫派祕密方式惡意決定『不受理』,拒絕公開公正的言詞辯論。

 

13. 國民黨的白色恐怖法辦是最不正義、最骯髒的

國民黨對於所逮捕的政治犯使用的是最不正義、最骯髒的訊問法。他們認為政治犯不可原諒,本來就計劃大肆施於死刑與長期監禁的,故原則上都施極殘無人道的酷刑逼其口供。但除此外,利用本案件的政治與法律的模糊性,欺騙本人若認罪則僅處以三個月的感訓教育而騙取口供,卻據以判死刑、長期監禁等重刑。如此創下中外古今未曾有的最卑鄙、最不正義、最骯髒的訊問法。普通政治犯就是觸及政治問題的人,所犯是意識問題並不是刑事問題,要在司法上追究非常勉強。所以依國家不同,有的定為不可在司法上法辦,有的卻可以。國民黨就是後例,但卻留有餘地說看情形也可不究辦。也就是說存在有政治上與法律上的模糊性。這一點卻被國民黨惡用,國民黨假裝不究辦而騙取口供,卻取得了口供後據以究辦,所辦卻是死刑無期徒刑長期徒刑等嚴辦。因有此模糊性而國民黨常擅於應用,許多人起錯覺被騙。按法制來說,國民黨若要究辦,對於被辦者應告以若認罪則會處以何罪與何種程度的刑才是。國民黨不僅不如此告知,反而利用此模糊性大肆欺騙被訊問人放棄警覺做致命的招供,致使被殺或被長期監禁。因有此大欺騙才導致那麼大的犧牲。我初到保密局北所看到被關在那裡的人多人相信他們若照國民黨當局的口供承認將只被處三個月的感訓教育就可了事的國民黨的謊言而大吃一驚。我對他們說那是不可能的大謊言,但很難使他們相信。他們多人已被騙得團團轉而照國民黨的劇本承認因而丟掉生命。國民黨對於本次案件使用的欺騙的訊問法是古今中外不見其例的最不正義與最骯髒的。

 

14. 祕密審判下的法條的亂引用

辦案過程中各級「法官」一稍有情節則拼命的牽強附會亂引用法條做無限的擴大解釋以做處死或判重罪與沒收財產的藉口。該條例所定執法的嚴厲世上無出其右者,動輒以處死對待,更有甚者,軍法機關把法條故意曲解,擴大與亂引用,使本來按照法條不屬於死刑範圍的也盡判以死,使此惡法雪上加霜。他們的作法是定罪合不合乎法條不重要,如何亂引用法條以遂其目的才重要。其軍法審判其實不是法律審判,而是以法律為包裝的政治迫害。了解此點則知為何其軍法審判如此不人道。

 

該條例的主要懲治對象是「參加叛亂之組織」者。「參加叛亂組織,意圖顛覆政府,著手實行」則據其主要法條第二條一項處以死刑,而只參加叛亂組織而無法誣以曾著手實行的大多則處五年以上至十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生與死的差別何其大!兩者之間的認定只是一紙之隔,則要憑「法官」對事實的認定與解釋,故其一念之差極其重要。

 

被認為是參加叛亂組織主要是參加共產黨,但很多人只是和被認為有關係的人有一面之識而參加其讀書會、登山會,結拜兄弟、姊妹會、金融互助會等社會上常有的團體或結社活動而已。這些團體在社會上本來是合法的,但其中一有嫌疑的人在裡面,政府就硬要認為該團體屬於叛亂組織或其外圍組織而把所有參加該團體的人都以參加叛亂組織治罪。

 

如被認為參加叛亂組織而有什麼「行動」則以「意圖顛覆政府而已著手實行」為由幾乎都被處以死刑,並附帶的沒收財產。這裡所謂的「行動」只不過是擔任組織上的小組長、幹事、委員等職位,或有開過會,談過什麼話,或者介紹過其他人參加組織罷了。這些被認為罪狀的「行動」是任何一個團體應有的體制與應做的日常事務,並不是特別的行動。所謂「行動」應是有使用暴力對抗政府情勢之稱。他們大都沒有牽涉有暴力,現在以此非行動(當然是非暴力)的「行動」作為處死的理由太講不過去。按文明社會的共識,判死刑者一定伴隨有暴力,不牽涉暴力的不便處以死刑。

 

很多時候被認為當讀書會等團體的小組長職位的本人,從沒有聽他的職位而是「法官」封的,說一個會既是會,必定有會長或小組長什麼的而一定有人擔任,因此非一定推出一個人擔任不可,於是有了會長或小組長的頭銜的人,那個人就被認為是組織的幹部而已犯有意圖顛覆政府著手實行的罪,故逃不了被處死的命運。

 

有了組織關係的人若有什麼行動就是著手實行非處死不可。若有人到某人處講過宣傳該組織或反政府的話,講的人若有組織關係的就被認為是聯絡事情或做宣傳工作而被認為已著手實行。講的人若是沒有組織關係的人,他所講的或所做宣傳的雖會被處罰但不會被處死,而只被判幾年的為匪宣傳罪。可見一被認為參加叛亂組織,當局就千方百計的想辦法置他於死地。

 

對於一個人的「行動」的認定,隨人有沒有參加叛亂組織而不同。有「行動」,若有參加組織,那就死罪,沒有參加組織,那就罪不至於死。但有一個荒唐的例子是這樣的。有幾個工人曾在某地下組織分子所開的印刷工廠做工,說當時有印製反政府的印刷品。多年後此事被發覺追究責任而被法辦。法辦的結果,裡面的工人隨有沒有組織關係而被處死或不被處死。其中有一人做印刷工作時沒有組織關係,後來該印刷廠停工幾年後始和組織發生了關係,但卻因事後有組織關係而以以前有「行動」而被處死。這是何等荒謬的法律觀點!諸如此類的笑話在國民黨的所謂法辦層出不窮,不勝枚舉。

 

如何認定參加組織,而所參加的組織是否是叛亂組織,都是問題的所在。參加一個組織必定是按照那個組織所定的規定提出申請書,自傳、繳黨費,做宣誓,領取黨証等的一定程序才有效。其中或可省一個或二個程序不做,但絕不會一個也沒有做而把全部程序都省掉。一個程序也沒有做正證明他未曾加入其組織,故政府若認定一個程序也沒有做的人已參加組織是不能成立的。退一萬步說,一個人即使參加了共產黨或其外圍組織,若沒有牽涉到暴力或武力行為也斷沒有處以死刑、無期徒刑、十五年、十二年之理由。

 

根據其意圖顛覆政府以著手實行而主要判以死刑的附帶的都判沒收財產。那也是為何政府那麼喜歡判人以死刑的原因。那簡直是強盜般的掠奪行為。在法律上普通判沒收財產的應是其財產是因犯罪而得來的。被判死的政治犯的財產無一由「犯罪」而得,相反的投入反國民黨暴政的行為是虧本生意,他們被沒收的大都是祖傳的財產。

 

國民黨也很喜歡定人以資助、包庇、藏匿等罪而沒收財產。這是站不住腳的。在不知情下借一二十元給朋友是常事。政府說借的對象是叛徒,也就構成資助罪而成判死或處重刑而附帶的沒收財產的理由。住在山寮裡的老百姓被如此牽連的機會特多。偶然的有路人走過,給以住宿是常事,不料,後來說那路人是叛徒,也就被追究為包庇罪。

 

普通資助罪與包庇罪被判死與判重刑的機率大,而常附帶的判沒收財產,不知情下所做的不能定為資助罪或包庇罪,且也不應被判重至死刑或重徒刑。但要判這種罪可以不那麼嚴謹,也不必費大腦筋做牽強解釋,又可沒收財產,國民黨很樂意判這種罪。

 

「知情不報」「為匪宣傳」同樣是荒唐。被認為和「匪徒」互相認識、有了來往但找不到把柄入罪於他為參加其組織或資助包庇的常被判以「知情不報」;有發牢騷情勢的沒有藉口辦也就誣為「為匪宣傳」。這些罪名比起其他罪名比較不嚴重。

 

政府如此把小小細節小題大作的處以死刑或長期徒刑,這中間除了根本的不法性與不正當性外,也存在著判罪的差距問題。同樣或相似情形,判起來常有雲泥之差,本來頂多感訓或幾年徒刑就太過份的有時竟判以死刑或長期徒刑。這中間除了存在著政府應不應該如此處置的原則性問題外,也存在著是否應如此超判的差距問題。對此政府除對原則問題應負責外,對於超判的差距問題也應負責。

 

隨審判人的認知與其人性之差異,對於同樣事情的判刑輕重也不同。國民黨的所謂判決好像有標準卻沒有標準。同樣案情有時判十年的,有時卻判死。同樣對於二條一項的判決,在別案件幾乎都會被處死刑的,台中案與麻豆案卻判無期徒刑的人特別多。這兩案的審判官引起繪聲繪影的謠言說是中共的同情者而最後被國民黨處置。這是聽聞,是否如此,有沒有被處置或如何被處置則不得而知。

 

15. 無人道的立法加上違背立法原意的執法

當時軍法所據以判罪的條例是,政府由大陸帶來台灣的,在大陸選出和台灣完全沒有因緣關係的所謂立法委員所立法的名為「懲治叛亂條例」與「檢肅匪諜條例」,用以大肆屠殺、監禁、掠奪台灣的異議份子為目的的法條。如此不是由台灣在地人所構成或佔一定數量的立法委員所立的以統治台灣住民的法,其正當性可疑。更甚者,法條本身已相當不人道,雪上加霜的是「審判官」更牽強附會的引用不適用的法條,使無罪變有罪,小罪變大罪,遂其屠殺或長期監禁等的預設目的。

 

無疑,這些所謂立委的立法精神雖不合法,但應還根據於人類的共識,至少所指的處以死刑的「著手實行」應是牽涉到暴力或武力的實際對抗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動,而沒有實際行動應屬意識問題或未遂問題,頂多只能科以未遂罪。現在「法官」把不牽涉暴力,只是意識型態的或沒有實際行動的未遂問題都加以解釋為「著手實行」,顯不符合立法的本來原意。多惡法,多不人道的立法本來應也有基本的立法的原則與立法的倫理吧。這些立法委員多不符民意,利令智昏,被國民黨收買而做如此不人道的法條,但也不至於利令智昏到把沒有牽涉到暴力的定為死罪吧。加之,「法官」的整個審判過程主要就是以屠殺為預設目的故意「枉法與亂引用法條」,把一點小事無限擴大到符合其預設定罪標準,實是以法律為幌子做反法律精神與程序的不人道犯罪暴行的政治謀殺。

 

16. 蔣家後裔有人自認是台灣人

外省人族群受國民黨的灌輸,自認是比台灣人高人一等的統治階層,不認同台灣本位。殊不知,他們自己也是被國民黨壓迫的階層。他們在白色恐怖時代受害者與人口的比例還不低於台灣人。更何況比之於國民黨權貴之簡直把台灣人看不在眼中,更不要談台灣本位。然而大出意外的是,蔣家有人還自認自己是台灣人!他是蔣友柏,蔣介石的曾孫。他還某種程度的認同「去蔣」!他贊成中正紀念堂改名,移走那裡的蔣介石銅像與拆除圍牆。他認為蔣介石有過,但不能否定也有功,最後如何看待與定位,就待人民的智慧決定。他對民主的素養高過國民黨的任何人。他身為蔣介石之後,鑒及於其曾祖父殺人之多、輕率、與殘忍,我先入主的對他不抱有好感。但反過來想,以他的身世,能夠有如此的民主素養與明理,而這正是台灣的政治人物與學者最缺少的。我相信他聽得進轉型正義。故我仍給他以高度的肯定,並祈期眾多國民黨權貴能以他為鑒,不妨害台灣的轉型正義的促成。

 

蔣家子孫承蔣介石蔣經國的餘孽,蔣孝文、孝武、孝勇相繼早逝,致使世間議論紛紛。望蔣家今後能積些德。然而其他蔣家後裔所表現與所發言輪仍不見有反省與收斂之跡象。關於二二八與白色恐怖,一聽有人講到真相與兩蔣的批評,庻系的蔣某特別激動,總對評論者大聲恫嚇,要提告天文數字的賠償試以堵悠悠之口。看其視人民為芥蒂的傲慢態度,真對蔣家之後有些擔憂。

 

然而大出意外的是蔣家有人蔣友柏看到此情形卻說出良心話。他最近受媒體訪問時坦然面對台灣的一段悲慘歷史說出「我的家人曾迫害台灣人,就應該接收批評,不能老是活在過去的光榮裡」。這句話不知會使多少人,尤其使強辯否定歷史,阻礙轉型正義的蔣某汗顏。如此看來蔣家有此具有良心的子孫,似還沒完全失望。蔣友柏還指出:現在在國民黨檯面上的政治精英,以前被送到國外讀書,但回來後沒有把民主觀念帶回來。這個犀利的分析暴露出諸多政要,雖擁有名校的博士頭銜,實際上對民主政治豪物概念,對台灣的民主不僅毫無貢獻,還阻礙其發展,真是可悲。我希望蔣友柏的話是出於良知,不是應時的好聽話。

 

17.我見過蔣家人,為的是告訴他我對轉型正義的意見

身為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受難者,我有了機會見到蔣友柏。我猜他對於受難者遭此遭遇好奇,想聽聽我們的想法。於是我利用機會把想說的毫無保留的披露如下,望做他的參考。在互談間我唯恐時間不夠的幾乎都站住談的一部分,因他所表示的類如替我們的處遇表示同情與歉意之類而已。我是極望以他的對民主的響望與內在的良知能盡其努力幫我們達成台灣的正義的轉型正義,雖然他幾次的表示他能力有限但總能盡力時盡力。以下是我談的重點:

 

台灣的住民不管是外省人或其中的權貴子弟,既然他們是有緣分和我們住在此台灣,我們對他們有極大的親熱感,深望不要被他們認為對他們有任何一點排斥感。儘管其中有很多權貴子弟,且其中很多是威權時代的白色恐怖元兇、兇手、共犯或支持者。其本身或其後裔,在現在的處境之下彼此都是生命共同體。在共同利益之下,有共同責任,在共同遊戲規則而共同把它嚴守的條件之下,再台灣完成轉型正義把台灣建設成彼此理想的永居之地。

 

但彼此過去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統治者總要意圖完全支配與統治被統治者。有過二二八事件與達38年的白色恐怖統治之害,彼此間有過很多恩怨。受害者,大都由台灣人構成外,也有很多外省人。這些被統治者之中有很多遭屠殺、長期監禁、思想控制。經濟方面遭嚴重剝削、土地遭嚴重的掠奪。台灣原來的文化也被摧毀殆盡。由於這些大暴行之結果,台灣文化被嚴重的破壞,人民陷於塗炭之苦。白色恐怖統治過去後已逾半世紀,所受損害還不見回復。為回復原來的正常社會,台灣亟需轉型正義。則把白色恐怖暴行帶至的人民損失給撫平補救,把被扭曲的是非給矯正,建立有正義的社會。為此,弄清白色恐怖真相、確立暴行元兇、找出暴行的責任,由加害者向受害者道歉,並賠償暴行所帶至的損害。換言之應在台灣施行轉型正義。把歷史回顧,檢討過去,因而前瞻性的指出將來應走的路。如此把過去的不義改正過來是面臨台灣的最大任務。

 

我們要理清責任並不是為報復。因過去的兇手大多已不在世,我們若說為了報復,已沒有對象可對,故已沒有意義。但我們仍必須對暴行者提出指控、譴責與檢討。但過程中容許他們,他們若已不在,我們容許其後裔有充分的辯護權。但無論如何對其本身或後裔不予報復。我們把事情責任弄清,完成應做的補救,我們就可和解而共同建立我們的家園。我願強調,我們為的是和解,但並不為報復。

 

台灣有些學者與社會作者極為關心轉型正義。他們知道沒有轉型正義就沒有將來。為調查白色恐怖真相而促進族群的和解,他們於2007.2.25正式成立「民間真相和解促進會」。我身為受難者特別關心本問題,我始終覺得台灣社會對此嚴重的歷史問題一向不大關心,白色恐怖發生至今已超過半世紀,解嚴後威權時代過去也已經有二十年,但很遺憾,對於本問題台灣社會做得不多。我非常歡迎本會的成立,希望它終究能做出結果,對台灣歷史與轉型正義有所貢獻。因此我期待有志學者與社會工作者對本問題有所建樹。同時我深望歷史歸歷史,做的過程要追根到底,不要有所顧忌而應放手去做。正如該會言明,追究真相不是為報復,而沒有真相就不會有和解。但由他們的發言,我預先就擔心他們是否預先就為避免被冠上政治色彩,所以不敢放手去做,因而效果會受限制。我一向強調追究歷史的真相人人有責。我擔心白色恐怖時代的國民黨兇手的共犯者或受益者不幫忙反而會阻礙。

 

有罪必究,但有罪之外若有功的地方,我們仍應給肯定。兩蔣各有過,但不否認也各有功。老蔣對於保衛台灣不很明顯的有功。我們要譴責他白色恐怖暴行之外,我們也應肯定他此點。蔣經國有白色恐怖之過的反面,有開放大陸探親,在台灣實行十大建設、不嚴禁台灣民主化,我們不能否定其功。

 

台灣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徹底的民主化,為此我們只能推行轉型正義。要做徹底的制憲,嚴格的建立民主政治的遊戲規則。我們要使全台灣的居民機會完全平等,以前自認為高人一等的權貴家族者、主張特權的外省籍人與台灣權貴都使其歸於和一般人完全平等,如此才能建立起台灣居民的共同思维。

 

我之所以主張台灣應該「反蔣」。主要不僅是因為兩蔣在白色恐怖所犯的錯誤,而最主要在於台灣要民主化與台灣本位化。故不為使其違背此大原則,以民主的觀點看,人人本應平等。把一個人神化,或圖騰化,就不能把民主觀念深植於每人之心。又以台灣本位化的觀點看,使其模糊台灣本位是不妥的。兩蔣既然各是個人,且在有過的反面也有功,或單純的由傑出的歷史人物來看,我不反對為其建立個人紀念館,以平衡與神格化之不妥。但這中間要有分寸,不能太過於囂張的程度。把兩蔣神格化的想法與做法都出於一些有心人想利用已抱有的特權而所做的把戲。為台灣的永續施行兩黨政治,兩黨互相牽制與競爭的致述必須的。我希望台灣應維持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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