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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版社: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新功能介紹
  • 出版日期:2011/07/01
  • 語言: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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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因腦癌在今(18)日上午病逝,享壽83歲。(圖/CFP)



大陸中心/綜合報導

作家李敖今(18)日因腦癌病逝,享壽83歲,長女李文今天以李敖翻譯的愛爾蘭民謠《丹尼少年(Danny boy)》來追悼父親。根據《中國新聞週刊》報導,李文曾撰文描述父女之間的趣事,像是自己不喜歡被稱為「李敖的女兒」,而在李敖過完74歲生日後,也曾提到自己正在「逝去」,而他也已接受這個事實。

台北榮總於18日上午發佈訊息,長期與腦幹腫瘤奮鬥的作家、前立委、政治評論家李敖過世,享壽 83 歲。李敖長女李文向外界證實這項消息後,貼出了李敖生前最喜歡的歌曲《丹尼少年》的譯版哀悼父親,「哦,丹尼少年,當風笛呼喚,幽谷成排,當夏日已盡,玫瑰難懷。你,你天涯遠引,而我,我在此長埋」。

《丹尼少年》是由愛爾蘭民謠《倫敦德里小調》改編,原是一位愛爾蘭父親寫給即將從軍的兒子,告訴他,「當你下次回來的時候,我大概已經躺在墳裡,就像整個夏天的過去,花朵的凋零,就像你現在要走,也不能挽留。」後來作者又加上第4段,才使得這首歌由父子間的訣別,成為像情人般的分手。照愛爾蘭民歌的原始意味,這首歌是寫父子之情,丹尼少年最後尋找到的,是父子之愛。

▲李敖長女李文。(圖/翻攝自互動百科)



根據中國新聞週刊指出,1982年李敖剛出獄不久,譯畢歌詞後,還有段附記,「照愛爾蘭民歌的原始意味,這首歌是寫父子之情,丹尼少年最後尋找到的,是父子之愛。我這裡意譯,當然別有所延伸,特此聲明如上。」同時也刊登2015年春節時,李文受邀為當年的春節特刊《致父母》撰文,回憶了父親對她的影響,以及父女之間的一些趣事。

請不要叫我「李敖的女兒」

文/李文

本文首發於總第697期《中國新聞週刊》

我最不喜歡被貼的標籤,就是「李敖的女兒」、「李敖之女」。我希望別人對我的稱呼是「李文博士,英語教授,作家,禮儀專家,演講人,嘉賓主持人,維權者,監督人,形象顧問,購物專家,名媛,以及城市不文明現象批評者」......惟獨不希望別人稱我「李敖的女兒」。然而,仔細想想,父女之間的影響是的確存在、無法抹掉的。甚至我不希望別人稱我為「李敖之女」,也都和他對我的影響有關。

不被洗腦

我出生在紐約,小時候在台北住過幾年,但是老爸堅持,我不能被三民主義洗腦,所以我又搬回到了紐約,英文就成了我的母語。

我在台灣住的那段時間,老爸已經坐牢了。姥姥有時會帶我到獄中探望他。大多時候我們只能通過電話交流。偶爾可以見面,我會摸摸他的手背,抱一抱他,他會削一個蘋果或者剝橘子給我吃。監獄規定每週只能寫兩封信,雖然有很多朋友和事情需要聯絡,但他每星期一定會寫一封給我。

我的中文不好,所以每封信都是姥姥念給我聽,爸爸要求我一定要用中文給他回信。信裡大部分是講一些有趣味的小知識,教給我一些英文單詞,有時還會夾上他從書上裁下來的有意思的圖畫。爸爸很細心,為了確定信都能收到,他每次都會在信的末尾寫上「小文的信已收到」,還叮囑我要照顧姥姥。

因為是小孩子,所以貪玩一些,每次收到信,我都會覺得好麻煩,又要給爸爸回信了!現在回想起來,這些信裡的很多觀點都對我產生了影響。比如他說,「小文,我們不要信人,我們要信狗,人不可信。」還有許多和世俗觀點相背離的看法。當時並不理解老爸的用意,現在再看這些信件,和當時有著完全不一樣的體會,覺得他是很用心很用心在做這件事。雖然我一直認為老爸不是一個適合有家庭和孩子的人,但一旦成為了一個父親,他是投入了全身心的努力來扮演好這個角色的。而我也從那時起,有了家裡養狗的習慣。

我在美國差不多生活了38年。在美國生活的好處是,沒有人會理會你的爸爸是誰、住哪裡、開什麼車,大家在一片平等的氣氛中生活。這使我在2002年到北京時,非常不喜歡別人把我和老爸聯繫在一起。我認為我和老爸是各自獨立的,不需要在提到一個人的時候,要帶上另一個。唯一的好處,是可以在危險的時候「利用」老爸的名字,員警或政府部門的人聽了會加快腳步,而大家也不會質疑我維權的目的,大家完全瞭解我和老爸的不屈不饒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還好,漸漸地我也有了自己的小名氣。

在美國生活期間,我看過太多外國人對中國人的歧視。中國人也的確有一些非常不好的習慣。這使我很小就感受到自己作為中國人應該怎樣生活,那就是自尊、自重、懂禮但不能隨意屈服。我覺得,不管是海歸還是華僑、華裔,只要是有中國血統的人,都應該為中國做一些事情。2002年我決定搬到北京來。老爸友善地警告過我,雖然我的想法是好的,但以我在紐約養成的個性,以我在美國形成的美育觀、世界觀和價值觀,我在北京可能會處處跌碰、格格不入。事實證明,他說對了,但我也並不為這個決定後悔。

這些成長經歷和感受決定了我後來的工作方向。正因為有了中西方文化的對比,能夠看到差距。我目前正在寫一本書叫《李文談禮》。當然,我講的禮儀,並不是李文的禮儀,而是國際的禮儀規範。

一位《中國日報》 的資深編輯曾對我說,「李文,中國人的道德已經跌入低谷了,你為什麼還要寫這樣一部書?」一位外國朋友也曾對我說,「我已經對中國人徹底失望了。」聽到他們的話,我感到很羞愧,難道我們中國人真的不可救藥了嗎?難道我們就這樣無動於衷、任其自然發展下去嗎?不,我一定要採取行動,做中國道德的堅決捍衛者。

在這本書的每一個章節裡,我都添加了正在讀書的女性的西方古典油畫,都是我最喜歡的油畫。受老爸的影響,我也喜歡書。我很小的時候就幫他擦書,那時覺得很煩。但現在我家的書也非常多。我覺得,女人最美的時刻之一,就是捧著一本書靜靜閱讀的狀態。真正的淑女是美貌與才氣兼得,真正的優雅不僅僅來自良好的儀態舉止,更來自內在知識的豐富。

在大部分的時間裡,我也像爸爸一樣,躲在自己的書房、陽台靜靜讀書。女人讀書有多種姿態,但只要全心進入書的世界,都是最迷人和高貴的,充滿誘人的魅力。但遺憾,中國現代的男人女人們,每天忙著賺錢,無頭蒼蠅一般做事、玩,我覺得很浮躁、壓抑、虛榮、世俗、膚淺、假、沒勁。我希望每一個中國人,無論多忙、多壓抑,也不要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質。因為只有這樣,你的心靈才會快樂,才會更有靈氣,會懂得讓自己變得更優雅、更精緻,心裡更有自信,更有品位。

▲2005年9月,李敖、李文父女在北京。(圖/翻攝自中國新聞周刊)



播種的人

很多人知道我是因為我打維權官司。其實我是一個英文教育者、素質和禮儀教育的提倡者。這看起來似乎與打官司的行為截然相反,但其實內在是統一的。

中國人面對不平、不公正的現象,採用的方法大概有三種,第一種是忍氣吞聲,第二種是大人不記小人過,阿Q式的自己解釋,第三是流氓式的,私下裡報復你、揍你一頓,黑社會式的、黑手黨式的。理性的人都知道,這三種方法都不是理想的方法。

老爸最初找到治療社會瘡症的良方是--口誅筆伐。這個方式在大眾媒體普及的時代會產生一定的效果,可也僅限於「一定」,對根本問題還是無法起到太多實際效果。後來發現,實際效果就是要靠訴訟,我打官司告你,可以解決很多問題。所以老爸後來在台灣變成一個非常好訟的人。

我的選擇也是這樣。到北京後,遇到種種事情,我沒有選擇忍氣吞聲,也更碰不上黑社會,我也選擇用法律來維權,這恰恰是講理、有素質、文明和禮儀的表現。依靠法律來維權,是需要智慧、方法、勇氣和信心的,也是與國際接軌的,這是與外在禮儀相匹配的內在禮儀。如果大家都文明守法,那麼就相安無事;如果你不講文明在先,那麼沒有人可以封我的嘴巴。

我的第一個官司與著名歌星董文華有關。最後我贏了。之後,我被物業斷水、斷電,鄰居用磚頭半夜砸我的客廳玻璃等,國台辦和美國大使館都有介入,最終我都度過了。

老爸在這個過程中非常支持我。官司獲勝後,他擬了一句謝詞贈給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你們的正義永不遲來。」他還在電視節目《李敖有話說》中公開講了這件事。他起的標題叫《流淚撒種,歡呼收割》。他說我爭的這些事雖然都不算大事,但又對「維持我們生活的品質」非常重要,他認為我是一個「播種的人」。他還說,「自由和公道是要爭取的,『法律不會講話,法律是在那裡的,可是你要使法律講話』,這種精神是很偉大的。」

老爸對我也不是沒有擔憂。但是他不會阻止我,因為這也是他曾經教育過我的。老爸是老狐狸,他打官司是看對方的銀行戶頭的,而我通常只打1元。因為我是美國人,所以沒有灰色地帶,也沒他想得那麼多。

所以老爸常說,小文可愛的地方就是她像在小魚缸裡面遊的一條小金魚,大家都知道我在幹嗎,很透明,又天不怕地不怕。其實我和老爸都是刀子嘴豆腐心,最簡單不過的。很多人覺得我很難搞,其實是他們想得太複雜。我很透明,只要大家遵守規則,按規則辦事、講禮貌,我們是能夠愉快相處的,一旦有了糾紛,我們都要用證據說話。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解釋,可是你無法不同意我的證據,因為證據是客觀存在的,代表真實。

這樣的官司我打了10年多。最近一起還把老爸也「拉下了水」。我租了北京萊蒙湖別墅的一棟房子,因為房屋品質和物業服務起了糾紛。2014年6月,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在官方微博裡發了一個帖子,沒有點出房東馬薇的名字,卻單獨點出了我的名字,而且它的大標題是這麼寫的,「我院受理李敖女兒為被執行人的仲裁裁決案件」。

老爸為此大發怒氣,因為這件事和他完全沒有關係,法院微博為什麼要扯上他。當然,他也覺得那樣一個昂貴的高檔別墅,竟然違建私搭盛行,房屋品質差到有十餘處的嚴重漏水,把他和我的古董和書籍都泡壞了,居然還要仲裁我們。我們倆還吵了此生最嚴重的一次架。為了彌補,我立刻在新浪和騰訊開了微博,立刻澄清這件事。之後,又嚴重投訴了三中院。除了對雙方個人資訊的差別對待,他們的通報裡還有對仲裁裁決的誤讀,這與三中院的法律地位是極不相配的。之後他們向我道了歉,在此後的報導中刪去了爸爸的名字。我申請向房東強制仲裁裁決,也立了案。

我經歷的另外一件事,也讓我和老爸有些失望。我的《李文說禮》當中,除了有對禮儀的歸納總結,還有對不文明機構和個人的列舉名單。這導致了這本書的誕生非常艱難。

我本來決定給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但是,就在出書前幾天,出版社突然要求我全部刪掉1萬多字的黑名單。我和爸爸都特別生氣。當初決定在這裡出版,就是因為他們願意接受我的黑名單。後來,出版社又要求我把黑名單改成「非禮小故事」,我覺得很好笑,很俗氣,但是願意讓一步。最後,出版社又說,要把書中所有點名帶姓的都改成×××。我提到建外派出所,要改成××派出所,柏悅酒店,要寫成××酒店。我覺得這是天大的笑話,如果這樣,還寫出來做什麼,北京有上萬的飯店和派出所,讀者怎麼會知道我說的是哪一家?我聲明所有的文字我會自己負責,而且,列入黑名單我都有證據,即使惹上訴訟我也不怕,也不會連累出版社。最後,出版社說,那就減少一些,把××變成×。不過爸爸安慰我說,他的書刪得更慘痛,他都寧願讓盜版的去盜了。

我非常失望。為什麼大家做事情都這麼彆扭、怕事呢?難道是自卑?為什麼每個人都不敢講真話呢?那這個社會怎麼提高和進步呢?大家都沒有公民意識的話,我們國家怎麼在國際上抬得起頭呢?所以,我最後決心不能讓這本書就這麼出版。

我和爸爸一樣,打官司是打過程的。我們並不是因為和別人有仇,而是希望通過這個過程,提高大家的膽識、判斷是非的能力,創造一個大家都願意講真話、能夠講真話的環境,使中國成為一個講理、講禮的國度。

▲李敖與兒時的李文。(圖/翻攝自中國新聞周刊)



善霸

我和老爸有許多共同之處。比如,我和他一樣都不看其他人微博,我們都是「零關注」,我們都有點自大狂,哈哈。

我們在生活中也都是彬彬有禮、很溫柔的人。即使有糾紛,我們也不會罵人、不會砸別人家玻璃,而是擺事實、講道理。用老爸的話講,我們是「善霸」,我們也是一霸,但絕對不是窩囊沒用、被人欺負的濫好人。

我們還都認為,中國人講究的「以德報怨」是不對的,而應該「以直報怨」。所謂「以德報怨」,就是你對我不好,但是我要對你好,你打我右臉,就把左臉也給你打。而「以直報怨」就是如果你打我一拳,那我也要踢你一腳,這樣我們就扯平了。

為什麼更認同「以直報怨」?因為如果人家對你不好,你還對人家好,那該怎麼報答對你好的人呢?所以,別人打你一拳,你就踢他一腳;而對你好的人,你要擁抱他,這才是合乎人情的人間規則。「以德報怨」很偉大,但我做不到,我也不以為那種偉大是必要的。我們要求的是公平,是人間正義,一個有仇不報的人,也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因為這種人恩怨太模糊了,他們如果從事追求真理的活動是不可信的。中國人歷來講究以和為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我覺得,這種忍讓反而最終會害了大家,因為這個社會最終會因為沒有人敢講真話而變得非常虛偽。

現在我和老爸見面的機會不多。我長大以後,我們的相處方式就比較像朋友,像哥們兒。我每個月從紐約給他寄《花花公子》和名言書籍,他比較欣賞和信任我在這方面的鑒賞力。我也會通過微博調侃他的穿衣打扮,比如我會嘲笑他穿的褲子總是同一款式的Dad Jeans--高腰、皺紋、大2號,邋遢,不性感,我還挑他的微博裡的英文差錯,比如該大寫的字母沒有大寫,書名沒有使用撇號等等,我還準備整理一個「李敖10大禮儀No No」,我想像老爸看後的情景一定特別有趣。

老爸也會在電視節目上笑話我。有一次,他在電視訪談裡說我「可怕」,因為我有200多雙鞋子。他說,有200雙鞋子沒問題,為什麼還要顯擺呢?他邊說邊哈哈大笑地補充說:「但是對女人,顯擺也很重要。」

老爸過完74歲生日後,對我說他感覺自己老了,頭腦不再像以前那樣靈活,有時候還會做錯事。他提到自己正在「逝去」,意思是他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離開人世,而他也已接受這個事實。他讓我將一些與「逝去」相關的英文語錄找出來。我送給他這一條,「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老戰士永不死,他們只是慢慢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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