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7242111◎張毅X魏德聖─一跨世代的追夢人

時間:2012/07/08(日)10:30  地點:中山堂光復廳

出席:胡幼鳳(主講人/台北電影節總監)、張毅(金馬獎及亞太影展最佳導演、琉璃工房創辦人)、魏德聖(《賽德克‧巴萊》導演)

紀錄:程晏鈴 / 攝影:王玫心、朱書德


胡幼鳳:今天的講者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師,第一位是張毅張導演,亞太電影獎的得獎者、同時也是琉璃工房的創辦人、A-ha數位動畫的創辦人,即使離開電影25年依然沒有忘情於電影。魏德聖導演,由《海角七號》起家,而之後的《賽德克.巴萊》則是創立了新記錄。大家都可以看到這兩位花時間努力實踐的夢。我們現在歡迎這兩位出場,張導演,還有魏德聖,魏導演。其實這兩位導演我就不用多作介紹,像是張毅張導演,在十多年前就已經是很有名的導演。成立了aha動畫公司,延續了可以說是楊德昌導演的遺志,也不斷地花錢在動畫的開發和設計上。還有魏導歷經了十二年的導演生涯,在這期間我想他學到很多的是如何借錢(笑聲),他也開啟了很多導演對於電影夢的追求。 現在我們先簡單的做一段開場 ,張毅導演雖然離開影壇二十多年,與電影始終沒有脫離臍帶關係;魏德聖導演有個遺志尚未完成,夢想的成績為之驚艷。魏導演的賽德克巴萊從大家的不看好到上片,國際間也上片。他作夢的過程歷經12年,學到最大的技巧聽說是借錢,未來可以出專書。台灣要做電影夢,還需要政府與企業的幫助。 先請兩位談一下在做導演之前是做什麼的?我相信兩位一定都不是從導演就開始做這份工作,先請張毅張導演說明一下。

張毅:其實我在正式進入電影之前,我是很怕這個行業。原因是那個時候以我自己來說,在我的家庭教育裡面,認為那些每天在路邊看電影吃便當的人是沒有文化的。我父親那代到台灣之後認為電影這個行業他不想提,當她知道她的兒子去念電影科的時候幾乎只差不想脫離父子關係。那個時代的人心目中認為電影是王八戲子,連李行李導演對他的行業本質也是懷疑的。但是我們都知道電影的文化特質不只會影響這個國家這個社會,所以對電影的熱情大概56歲就開始,只要一聽到有電影可以看,連飯都吃不下。之後進了世新的電影科,在矛盾的過程中我不敢去做電影,怕爸爸趕出家門,卻在過程裡非正式的寫劇本以及參與電影工作。寫過很多劇本,拿很少錢。一直到光陰的故事,陶德成跟我說如果不接他就不拍了,好像是因為這樣才進入電影界的。 

胡幼鳳 那魏導演呢? 好像不是電影科班出身的是不是...好像是遠東工專是不是?

魏德聖:我是念電機的,我學電機只有學到一個心得,我將來不念電機,所以那五年每天都很快樂。我那時候留在台北的時候一直想進入電影界,因為電影對我來講是很高尚的,高尚到我碰不到的程度。我覺得只要能進入影視行業就可以了,電影當然最好。兩年之後,一直入不了門,入門之後到一個工作室拍電視連續劇的場合。道具的師傅也不出現,也沒有場務,執行製片也不出現。我一個人做六個工作,覺得隨便做都可以。朋友介紹我去做代班場記,完全不覺得那已經進入拍電影的工作。 我真正覺得是電影工作的竟然是一部三級片,一個工作天是三十六到四十小時,出去一次領一千塊錢,只領十天的錢卻工作了一個月。第一次想離開這個行業,原本還很高興因為場記是不會清場的,但是連續四十個小時之後怎樣都不想再看了。很諷刺吧,真正入行卻想離開,很痛苦,跟一群流氓在工作的心情。我回家再怎麼慘也不會有這樣個工作模式,之後是楊德昌導演有要拍電影,製片找製作助理要找會開車的。結果真正入了行才發現:哇!還是有清流的!不是眼見得都是像流氓黑道,是真正有一群人在努力為電影奮鬥的。

胡幼鳳:原來你進電影界第一份工作是當司機阿(笑聲)。所以我想每個進入這份行業的人喔,原來對這份行業不是多看好,不認為會走多遠。但兩位都很執著於自己的工作,很熱情的追求。像是張導演,離開電影界25年,後來成立了a-ha動畫公司,致力於動畫製作。那想請問張導演喔,對於電影的追求,張導演認為電影的行業對你的意義是什麼呢?以及他背後的潛藏的魔力為何?

張毅(電影的魔力何在) 我想我在世新當時我記得學校裡同屆的同學有130多位, 只有兩三位嚴肅的看電影這個行業。有一件事對我很重要,我剛提到擔心我爸趕出家門卻又熱愛電影,但我並不是這麼熟悉電影。我只單純覺得電影就只是講故事,不過是燈暗燈亮幾個小時內的事情。燈黑了,就在別人的生命經驗裡走過;燈亮時,走出去時,發現自己身上多帶走了些什麼,卻說不出是什麼。當時世新的主任羅學濂先生是英國留學的,是長春電影廠的總經理,對電影有國際視野也有經營的經驗,也曾擔任中國郵報的總經理,在擁有那樣見識的人的帶領下,是非常令人期待的。 世新的成校長是非常節儉的人,羅主任就說如果你希望我來主持,有些條件你必須答應我。羅主任希望將UCLA的教育體系搬到世新來,意味著當時我的老師那時進入世新,有機會在第一年實務操作。有一個課程叫做基本習作,發給我一個電影機,每個禮拜三個人都要拍出你們要的影片,由老師帶領我們討論。羅老師的風範人格和知識讓我發現電影還有這麼體面的可能性,讓我覺得就算被趕出家門我也要做電影,他還是我們很重要的引導。 電影對我的意義,我覺得聽人家講故事是第一件事情。長期對於文學對於藝術對於電影的摸索過程,有一件事是慢慢形成的。在那個美國的世界裡,社會上約定俗成的標準常不是書本上而是電影呈現出來的,約翰福特的電影與某些美國精神相符合,有些行為與約翰韋恩電影裡的角色很像,是一種電影與社會的互動。

胡幼鳳:簡單的來說,您的意思是電影對於您的而言是提升生活的文化。

張毅:你隱約感覺到那個節奏,我看當時成長的台灣的社會我是有疑惑的。我常問,我怎麼看不到中華文化所強調的那樣的禮義廉恥?媽媽常說叫我們搭公車蹲低一點就不用票。其實更重要的事情是當我們來看整個社會,49年的經濟狀況是身不由己的。但我們說文化,那文化到底是什麼?食衣住行中我看不到那個文化。說有陶瓷藝術文化,可我們都用保麗龍阿!當我透過知識學習,看到別人的社會,日本的陶瓷和廟,我們回過頭問:為什麼要把北門毀掉,我們說我們有五千年文化,但是在哪? 電影與文化的結合,我是擔心的。受歡迎的那些電影代表著今天的文化,假如我們要在國際的文化的比較之下,如果我們的電影代表文化,對於我們的未來有沒有更大的助力,這是很大的挑戰。不光是生活,是提升那個文化。我擔心今天文化部官方代表在不在,我們說的文化是整個台灣要進步,未來是什麼? 不光是大眾媒體傳播,電影是很重要的一部份,如果從這個角度,我們在找文化的定義。第一,文化重不重要?山繆杭廷頓談到的文化,他比較了1960年看到非洲的迦納跟南韓,但是今天的南韓是今天的南韓,迦納還是當年的迦納。我們從南韓的例子看到那個文化和影響大到什麼程度。

第二,文化是種態度,是種信仰。如果有了這個,這個社會才會強大。如果我們相信這是事實,那振奮人心的部分在哪? 我努力爭取官方的意見,甚至拜訪蕭萬長,問他整個中央做了哪些努力? 他說他在八九零年他很關心這些題目,而南韓的大統領告訴他:南韓面臨的是金融風暴,那天南韓定之為國恥日,南韓的經濟因為這個贊助會站起來,但何時會有文化振奮人心的時候,是他所關心的。他成立南韓文化創意的整體投入。看到這個例子,我們會非常想知道,現在的台灣,我們的努力在哪裡?

胡幼鳳:是,我想我們對於龍部長還有很深的期許,這我們還可以再談。那我們可以請魏導說明一下,電影對於您的意義喔。我想你從中學習到如何借錢(笑聲),但相信電影對您一定有什麼特別的意義,讓您可以拼命燒錢去完成你的夢想。

魏德聖:依照我的學習經驗,做電影的欲望會越來越大,一開始真的沒有那麼大。我一直在想,我是否能照我的想法拍出很棒的電影?再來應該是對導演兩個字的迷戀,畢竟是權力的核心(笑聲)。當自己很努力要往那個部分去做的時候,做完一件事情又一件事之後,發現張導說的文化的東西。電影的東西算不算文化,還是娛樂呢?該被定位在哪個階段?哪個層面? 會想很多,覺得自己的努力是否只是娛樂大家。我希望讓大家覺得價值不只是兩個小時,可以是五十年、一百年。對一個走進戲院的觀眾,他代表的意義是不一樣的。我在沒有機會的時候拍了一些紀錄報導,也是接文建會的案子。當時流行的社區總體營造,我感受很深刻。一直都在強調保留傳統,但是我的工作應該是要創作時代下的傳統。因為很多小社區是沒有新的傳統的,他們沒有什麼傳統。有的社區每年就是同一個慶祝活動,他們要恢復傳統;但對於本來就沒有的地方,就必須重新創作傳統,並永遠保留。 很多時候我們失去的東西是為了土地的價值或經濟的價值去犧牲到藝術文化,變成精神層面的不滿足;在乎物質,忽略了心理層面的滿足。期待越來越大不只是對電影,而是所有藝術文化娛樂體育的東西。你就給我那麼多錢,於是我們在資源裡開始計較:為何你拿的多我拿的少?卻不去思考把資源做的更大、讓更多人可以獲得更多資源、做更好。路是為了方便所以拆掉古蹟?

胡幼鳳 那電影帶給你們精神層面的滿足,你們兩位也都是很稱職的追夢人。在實踐理想的過程中,是否有遇過什麼艱難,以及實現夢想的過程中帶給你們的快樂?

 張毅:在電影工作對我而言,最現實的問題是經營。做為一個產業的條件,你的學習裡面都只知道形而上的創意,卻不知道三點半這樣的事情,這是值得紀念的事。 三點半是很可怕的。如果看產業的問題,電影是橫跨產業和文化的有趣集合體。對我來講,經營的部分很殘忍,我在電影的時候面對的不知是光榮或羞恥,也有面對過少數被製片公司停拍的電影:例如《我這樣過了一生》因為導演而停拍。當時的新聞局官方的人員認為新導演太跋扈,要停掉,報紙頭條也是。當時面對那樣的輿論,我到底學了什麼,又面對什麼? 停拍停了很長一段時間,如果在當年不完成,是趕不上金馬獎的報名的,壓力很大。因為那時電影產業的結構,是導演負擔後面的市場行銷以及製片後製等工作,想不到什麼行銷的。說服了楊惠姍,如果可以把魔鬼身材拿掉增加22公斤,會讓觀眾嚇到。當時我提出這個意見的時候,所有人拿那個威脅我、問我:楊惠姍變成胖子你要怎麼解決?導演面對創意市場行銷、面對電影、面對製片,是跌跌撞撞的走過來,沒人教你,只能自己走。當我看魏德聖往前走的可能性,他自己要看資金的運作問題,要是導演,每個人都跟他說沒錢了又要面對後製行銷的問題,等於是三頭煎熬,就是因為現在這個環境。我們是對於現在的電影導演是有虧欠的,有切身的體認。

胡幼鳳:其實張導他是非常懂得行銷的,舉例來說《玉卿嫂》、《我這樣過了一生》,能夠說服重要的女主角拋棄魔鬼身材,使得這些片都很賣座。那我也想請問魏導:對於賽德克巴萊的拍攝,這幾年來的燒錢跟追逐,請問對於電影的看法您認為什麼是最幸福還有最煎熬的呢?

魏德聖:最美好是東西完成了最快樂,最煎熬是因為一開始想得很浪漫。以為事情會照自己所想的一樣發展,一開始的浪漫會製造出後面左右為難的事情。我不會講辛苦這件事,老實說我覺得我算幸運,雖然過程中很多事情很辛苦,但這也是我喜歡拍電影的原因。所有工作人員都挺你,也很少抱怨 至少不離不棄。我們每天思考台灣電影的未來,思考如何積極引進好來塢的技術跟專業。但不管在思考制度也要像保護古蹟一樣,也要把精神層面考慮進去保護的部分,不要做的太過機械性。我們的美,美在協調事情的過程,雖然會有爭執、會爭吵。我雖然沒有參與電影最美好的年代,但我覺得那個美好年代的東西是很難得的,工作人員的特性保留傳承下去。我在楊德昌導演那邊看過之後我就沒看過,一直到賽德克巴萊,從我的工作團隊中看到,我覺得沒什麼好抱怨的。

胡幼鳳:聽起來魏導是非常享受這痛苦的過程。我剛也聽到關鍵字,「美好的年代」,指的似乎不是那個年代,而是工作人員的團隊精神。所以你認為美好的年代對你來說,是工作人員一起專注拼命的時候。我剛聽到,你說的美好的年代是跟楊導工作的時候。我之前聽過楊導說過,志氣很重要。楊導也是沒有錢,像是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拍攝,當時余製片也是拼命借錢,那想請問魏導當時跟楊導合作時的氣氛是如何?

魏德聖:台灣新電影一群人創造新時代的氛圍,是重新找回來的思想,是文化藝術而不是娛樂,能同時具備是好的,也不要做那種讓觀眾走出去的時候什麼都沒帶走的電影。

胡幼鳳:往前一步是創新,就像有志氣坐世界第一。即使沒有錢,牯嶺街開拍的時候也借錢,都有世界第一的條件。

魏德聖:是一種我想跟他競爭的心情,他可以這樣我也可以。我參與的只有一部電影,但那個過程也一樣很辛苦。我那時是副導,跟製片組最接近,可以聽到他們在調錢的時候是怎樣、欠錢的時候是怎樣。我剛入行我應該不要去計較多少錢,可是你可以看到他們的壓力,並不是付薪水就好,很多東西是要一直花錢的,我反而不想講。其實跟楊導工作很辛苦,有一次楊導發很大的脾氣在罵人,當時執行製作要走掉了。大家都委屈,大家都知道導演在想什麼,他就是氣到跑掉。我看到余哥把執行製片攔住,他頓時變得好老,叫他不要離開,要忍耐。當製片要去求製片助理不要離開,大家都有低潮的時候,你低潮我可以承受的時候,我留你,相對也是一樣,會讓一個團隊更往前努力。雖然楊導是藝術家,他的工作團隊我更佩服,畢竟每天都被罵又沒錢,是更痛苦的。

胡幼鳳:所以我聽說你在現場是不會罵人,就是雖然辛苦又不會對工作人員發脾氣。

魏德聖:我現在不敢罵,現在跟那時候不太一樣。

胡幼鳳:那我們想請張毅導演談你的電影夢。你花了十多年做電影動畫,大家都知道台灣的數位動畫還在發展中。您的琉璃工房、那關於您的十年的電影大夢,也是逐步完成中,可不可以請你談一下您的《黑屁股》的計畫。

張毅 總結剛剛魏導的說法,電影每個導演最終的目的關心的都不是一個做為導演的慾望,所謂的超人越常在電影工作中的挫折被擊敗。楊德昌在年輕的時候他就再三地強調志氣這兩個字。包括很多方面,在電影界十一年、琉璃工房25年, 假如我們同意文化的重要性,文化帶有很重的意義,那個文化經營的決心在哪裡?我常悲觀的覺得,我們的這一代是最後的一代。我的腦海裡還有我父親他們的那一代,我父執輩走過的一代,苦難與犧牲是比我們大很多的。他們從來沒有過過好日子,在極度匱乏的時代,維持他們的努力。孫運璿以及尹仲容先生,他們一心一意要下一代過好日子,他們面對的虧欠我罄竹難書,我回過頭看那些文化工作者,例如陳映真、黃春明先生,不要談創作的自由性。 他們的電影拍了三個小時,最後放映只有一個小時,是誰剪掉的,但是能去哪裡申訴呢?這個終身黃金的時代連底片都找不到,那個整個社會的壓力差太遠了。我仍覺得我很幸運,我見過那一代,而我現在要看下一代的時候,我更覺得錢算麼?我不能說我很有錢,結果出來的現金全投入在黑屁股的過程中。我只問一件事情,像聞名的成熟的國家,德國法國,他們的節制性。他們認為,如果麥當勞變成法國的文化,民族的文化會崩潰、甚至不讓電子的時代或網路書的購買行為變成主流。書籍不准打折,因為不讓書籍變成經濟性的、競爭性的,他要書籍的文化被重視。如果文化是值得的,我們要讓小朋友看怎樣的數位動畫? 如果他面對未來,我們要講三國演義,我們真的期待美國的大公司去創作我們想要的文化,他們會創作關公嗎?數位動畫是八千個以上的公司在製作,有哪部片子可以放在國際上? 我們都關心溫飽以及物質,但我們不關心兩三歲的小孩心靈的狀態。我不斷在想,文化種子是我們給的嗎?是我們擷取的嗎?我們陰錯陽差接觸動畫的軟體,他的震撼力以及未來的可能性太重要了!我最好的觀眾是三歲的小孩,一邊看一邊掉眼淚,生命的觀點是放在他心裡的,就不用跟他談內蒙古的養狗場。我只希望下一代從幼小的時候開始,有種子是在他心底的,山窮水盡就認了。我知道沒有人管這件事,但我不能不做,很多人勸我留棺材本,我知 道棺材重要,但是良心更重要。

我第一次碰到魏導,他就說這個拍完就不幹了,好辛苦喔,為什麼要我去求別人?我說我們這樣都幹欸,你不能不幹。聽到這邊我都非常感動,因為他是把自己的身家投下去,讓大家把對於生命意義的創作投注在電影裡。

胡幼鳳:其實台灣的電影人工作都很辛苦,都要不斷地去燒錢,只差沒賣血了對不對?(笑聲) 想請問關於魏導,之前的賽德克巴萊的成功,想知道導演在之後的計畫是如何?還有打算花多少在這個計畫上面?(笑聲)

魏德聖:這樣我好緊張喔,好像在大家面前承諾一樣,我最想做的是台灣三部曲的計畫。是三部電影,希望可以一起拍,這是一整個時代的東西,是橫切面的三個故事。一起拍最節省製作成本,很多人都認為我很會浪費錢。我很會省錢,錢是花在刀口上,我怎麼會最愛亂花錢呢?只是覺得好故事要被完成。

胡幼鳳:好,那今天還有一個重點,就是我們當然希望政府會給電影界多一點政策或幫助,像現今成立的文化部。像是電影和影音產業,想知道政府的設立,像是賽德克巴萊的成功相信也有多少獲得政府一些未來的挹注。那想請問關於魏導 對於政府這樣的政策補助有何看法?是否有對文化部的影視局的建言?

魏德聖我資源再多都會用在該用的地方,我房子還是在貸款阿。在這個領域裡的人真的不知為何,政府給的資源就這麼大。很多人質疑我,為什麼不要想辦法把資源弄更大呢?其實我是要錢,但是我不要補助,可以變成投資。我要的是可以完成這件事情的資金,希望把補助變成投資。輸贏大家可以一起承擔,有人說我浪費錢很會花錢,我浪費納稅人什麼錢?我一毛錢都沒有浪費。請問人要不要走路?中山堂是要拆的嗎?我們有需要嗎?不需要阿,路邊那麼多街友,為何不要給他們睡,我們沒有浪費納稅人的錢!

胡幼鳳:這部分我是非常贊同魏導的,我想納稅人的錢是非常需要花在值得的事情上。如果有成功後,也會有資源的再回流,可以變成活水,如果獲利可以有其他的投資。像是張導我想你是不太需要錢(笑聲),我想請問你關於政府的政策還可以有什麼樣的幫助? 

張毅:學習是很重要的,即使對一個政府的文化的政策,我都覺得我們不用憑空去想像。如果這是確定的,我們有太多學習的對象,像是韓國。這麼多可以學習的過程可以根據那個提出我們相應的措施,至少不要讓魏導這樣的導演受到這麼大的挫折。高達說,電影是個遺憾的藝術。我們只能說,這塊土地太小,資源太少,有迫切的危機感。當台灣的整體資源受到邊緣化的時候受到壓力,更大部分來自政府的力量。

觀眾Q&A

 胡幼鳳:謝謝兩位導演,我們現在把時間給觀眾,其實我看到觀眾中有很多很重要的人士,像是林意玲小姐,是台灣醒報的社長,我們請他給我們一些建言。

林意玲 我是電影界的逃兵,新電影浪潮的時候我是主跑電影,離開採訪的電影到政治新聞。電影的孤單,從魏導開始創造爭氣的場景,才有火苗起來,我最大的感受是台灣的觀眾被喚醒,不用寄望政府,是個公民社會的時代。 這個社會的觀眾站起來,挺我們的導演、演員、編劇,其實從電影的結構性來看有很大的缺乏,缺少真正的演員在這個時代出來,做一個電影工業應該要全面。我讀完了魏導的書,感受到導演的焦慮在技術人才的養成、電影的後製,還要去韓國香港找支援。如果說要成為一個電影工業,我們離香港差很遠,觀念以及結構上,電影人要更努力一點,蔚為一股風潮,讓政府不得不正視我們。讓老百姓參與公共事務的喚醒,也是一種公民意識的喚醒。

胡幼鳳:提到公民意識的參與,我想這不只是導演的工作,媒體的參與也是很重要,那我們現在把時間給現場的觀眾

觀眾:想請問導演,您覺得監視器也是一種電影嗎?

 張毅:人民公敵的概念,一方面是隱私權被侵犯,但是往好的一面,也輔助我們在各方面的公權力的不足。我看兇殺案都要靠監視器破案,兩害選其輕,我寧可選擇監視器,因為治安警力不足。

 魏德聖:我不了解高科技產品(笑聲)

 觀眾:兩位導演追夢是無庸置疑的。兩位導演很會行銷自己,讓別人看到自己在追夢。行銷在電影裡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因為票房以及傳達的價值,之後有沒有想要開行銷電影或行銷夢想的課程。

魏德聖:在海角七號之前,藝術阿、商業的辯論,包括藝術排斥商業阿,我對這樣的概念有很多想法。作者當然要用藝術的角度,賣的人當然用商業的角度,不同的位置當然就有不同的思考。有人說海角七號太商業,在大陸又太藝術,不知怎麼分,是創作的過程與行銷的過程差別。想得太嚴重了,錢是我借的,當然要賺回來啊。我很誠懇的面對,要怎麼賣到把成本回收回來?我行銷宣傳跑得很努力因為我要把錢拿回來,我跑得很辛苦 宣傳一年!你跑看看阿(全場鼓掌)

胡幼鳳:魏導很努力實踐自己的夢想,行銷是電影不可或缺的一環。張毅是新電影導演中最會行銷的,讓女主角增胖也是史無前例。

張毅:第一,我們必須認知這個世代要面對這麼多新媒體的爆發,是每個人都不可逃避。我覺得我的家庭教育裡面,我爸教我少說話,你說那麼多,言多必失,自大多一點怎麼寫?就很臭。謙虛的不要誇大的,讓今天我們不知道怎麼去面對這樣的國際趨勢。打國際官司就是個行銷,外交也是行銷,是種不得不,當然我們可以回到一個謙虛的態度。但電影視為一種大眾傳播,這樣的焦慮是種使命感以及任務,予豈好辯哉?我就是要說話,我寧可說,希望有更好的訓練,讓每個人都懂得面對麥克風、懂得在大家面前說自己是誰,現在不是三顧茅廬的世代了。 說話不意味是對的,我曾經在廣告公司工作過,我把它當成重要的訓練。我要知道產品要賣給誰,整體的概念是什麼,裡面有很多我尊敬的前輩都在廣告公司工作過,像黃春明,因為他的知識把張國洲的藥賣得很好。 如果行銷是無可避免的世界,我們需要學習這個,世新有製片學嗎?羅學濂先生是我的製片學老師,他第一天就說除非你是超級的導演,你是不可能賣給美國他們熟悉的東西的,要賣的是民族的風格,把它當成產業學。 

觀眾: 我想請教張導演,今年是個很特別的一年,新電影30年、琉璃工房25年,都是一個很值得慶祝的時間點,您完成您的夢想了嗎?您會想對您父親說什麼?

張毅: 我很遺憾,家父已經離世很久,沒機會跟他說我想走的路,最後25年無法給這個團隊定義,或與電影的淵源是什麼,我只好說誠意。用最誠懇的態度面對你自己,我不覺得我的夢想實現,在三十年我認為哀矜莫喜,有很多問題。電影的整體產業環境來講,當年的中影讓所有電影進入農村,讓李行導演拍「蚵女」、「養鴨人家」。我們要尊重那個時代,給那個時代更深的肯定,而不是說台灣的電影是從新電影開始。當年培養出來的技術人才,他們的努力應該都被提醒。回頭看,我們的路還很遠,什麼時候才能培養出杜篤之那樣好的錄音師?讓他獨當一面?我認為不能只有一個杜篤之,有沒有其他更重要的更好的人才?編劇的基礎是對生命的觀察,我很遺憾地說,今天台灣的現代文學寫作是受到重視的嗎?銷路是好的嗎?我十年前看陳映真先生跟徐世勳先生的談話,那些文學期刊一期發售二十萬份,這是一個總體的大的循環的問題,我寧可樂觀,但我內心是悲觀的。看著年輕人往前衝的過程,我希望是喚起整個民族的文化意識,對文化的重視,而不是我個人的問題。

胡幼鳳 是,張導演是真的非常語重心長,其實新電影不是只有說這三十年,其實這三十年走來很辛苦,像是新興的魏德聖魏導演,也是一路以來很辛苦。那由於時間有點不太夠,所以我們想說請兩位導演簡短為今天做個總結。先請魏導簡短花個兩分鐘做一下說明,還有張導也可以補充說明,如果有還沒有講的話可以趕快說一下。

魏德聖 很多人說不要靠政府自己來,沒辦法自己來怎麼辦?很花錢的產業,那天不小心說了革命兩字,為什麼要妥協?應該是該給我就要給我,我已經很靠自己了我還是沒有,本來就是國家該做的,那國家做什麼呢?我自己開一個國家算了?該給的就是給,該讓產業起來就是要起來,大家越在旁邊觀望,大家都對我說加油,我可以不要這麼疲憊嗎?

張毅:我同意魏導演的說法,有的工作項目的沉重需要國家的覺醒,需要民間走過的路聲音要被聽見。國民教育重要,文化教育重要,有這麼多資源在文化部,必要的時候要獨斷獨行的。很必要的是個政策,要求整個國家的幕僚去想整個文化產業,主觀意識的被提醒,那個全民的覺醒是可怕的。韓國人的恨的哲學,那個向心力、那個一致性,是不要命的往前衝,政府要盡一定的努力。但是我認為做為一個個體可能也要覺醒,韓國人能,為什麼中國人不能?我們到底關心的是什麼?今天的韓國人在外面打架,會有一群韓國人加入!!而中國人在觀望,我們會回頭面對這個民族不堪的過去,還是需要每個主體意識的喚醒。

胡幼鳳:我們也期待更有魄力的文化政策改革者,創造更好的文化產業的改變,做好文化建設的工作,給予他們更多空間與更好的環境創作出更好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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