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5092155同義詞的翻譯陷阱:二評《翻譯如何隱匿聖經原意》

我在〈天書可解〉提到「翻譯的世界沒有同義詞」,並且引述霍夫曼書中的例子關於這個觀念,他在頁86-9提到一個有趣卻普遍被忽視的要點,和「整數」的概念有關,值得一提《舊約》出現很多數字,一望可知不能只從字面了解。〈創世記〉5:8說塞特「死的時候是912歲」,從這個歲數聯想到12的倍數是蠻合理的,因為希伯來人的整數是12,箇中道理有如荷馬史詩說特洛伊戰爭和奧德修斯流浪都是十年,因為希臘人採用十進位。根據這樣的認知,〈創世記〉14:4提到「侍12年」,可能就是取整數的說法,因此是不是應該把希伯來原文shneim-asar成現代的整數「10,而不是字面意思的「12?霍夫曼認為難以取捨,因為他,正如我已指出的,明知現在面對的是沒有對應關係的文化要素,他卻試圖找出對應的翻譯用語。「幸運的是」,霍夫曼接著說,「我們在英文有第三個選擇」(Hoffman 89):可以把shneim-asar譯作“dozen”(「打」)。可是,他緊接著舉例打自己的嘴巴:「我有成打的理由不跟你出去」並不等於「我有十二個理由不跟你出去」,因為前者的「打」意思是「許多」,後者的「十二」卻是明確可以列出的清單數目。因此,即使像shneim-asardozen這樣沒有含糊空間的同義詞,一旦出現在文義脈絡,對翻譯工作未必就如霍夫曼認為的「幸運」。「翻譯的世界沒有同義詞」這樣的認知,一如「翻譯活動的核心是選擇」這個觀念,都是我從實務經驗體悟所得,霍夫曼從翻譯理論出發,這方面的失察倒不令我意外。

前面說的是不同的文化對數量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因計數方式不同而產生不同的表達方式。不同的文化也顯現在不同的人生觀與修辭手法。先說人生觀,可以舉《翻譯如何隱匿聖經原意》第四章的重點為例,這個重點是在《聖經》重複出現將近四十次的一個片語,英文通常譯成“heart and soul”,關鍵單字的希伯來原文是依次是levavnefesh。霍夫曼運用書中第二章「尋回過去」的比較分析方法,認定levav的相關概念包括情愛、憎恨、憤怒、恐懼、記憶、意向、了解與思考,這份清單在一般人的認知中分屬於heart(前四項)和mind(後四項)mind這部分,書中頁110-1提到英文的用法又進一步區分出思想、理解與思考,相對應的英文用語是“mind”(如a sharp minda feeble mindcomes to mind)、“head”(如use our head“brain”(如brainy。因此,「我們找不到一個恰當的英文字眼適用於翻levav」(Hoffman 112)。至於nefesh,霍夫曼發現在希伯來文「似乎是特指每一樣和生命有關又觸摸得到的東西」,包括肉身、血液和氣息。可是英文的soul,「意義因不同的人而有許多不同的意義。……但是不論如何使用,“soul”在英文總是強調摸不著、輕飄飄、沒有定形的生命景象。希伯來文nefesh正好相反」(Hoffman 121)。既已明究個別詞意,霍夫曼接著探討這兩個單詞組成片語的意義,事關基督教最重要的誡命,即愛上帝應該“with all your heart, all your soul, and all your mind”〈馬太福音〉22:37的說法,英譯措詞縱有不同,但關鍵字眼都是因襲欽定本,中譯和合本譯作「要盡心、盡性、盡意」,現代中文本則是「要以全部的心志、情感,和理智」)。他的結論是,「按《聖經》觀點,人的生命由兩部分組成:物理、具體的nefesh和難以定義、不可能看到、非實體的levav」。他用電腦打比方,「nefesh像人性的硬體levav像人性的軟體因此,「即使沒有特定的英文字眼適用於有形對比無形的生命景象,幸運的是,英文有結合這兩者的表達方式:“mind and body”Hoffman 122。所以,他主張耶穌的第一誡命應該這麼翻譯:愛上帝應該“with all your mind and body”Hoffman 123

霍夫曼的推理有趣,他的翻譯不只有趣,也乍看有理。說是「乍看」,因為其中有陷阱。他引用現代科學所認知身心一體的生命觀,認為「用全心全身」才吻合希伯來原文愛上帝的方式。且不談他又一次在現代英文尋找古希伯來文化的同義對應詞,顯而易見的一個問題是,希伯來原文要表達愛的極致,使用他們所認知組成完整生命圖像的兩個名詞levavnefesh,那兩個名詞,根據霍夫曼自己的分析,用現代英文來表達需要三個名詞,即levavheart+mindnefesh =body。三合一當然不等於二合一,他認為精確的譯法少掉的那一部分甚至是宗教信仰最最根本的訴求對象“heart”!假如我們只考慮愛的極致如何表達,那麼霍夫曼的譯文和他不以為然的其餘譯法在本質上並無不同;可是他批評的那些譯法有助於讀者了解希伯來文的生命圖像,反而是霍夫曼自認為「精確」的譯法模糊了那個圖像。這裡牽涉到兩種大相逕庭的翻譯觀:傳統觀念認為翻譯只是文字的轉換,其假定的前提是不同的文化之間存在相對應的表達方式;翻譯學的研究就是為了因應文化歧異的現實,這反映現在的觀念認為翻譯是促進不同文化的了解與溝通。這就說到了《翻譯如何隱匿聖經原意》一書最大的盲點:霍夫曼認為《聖經》英譯的問題在於翻譯理論和翻譯實務沒有交集,他自認雙管齊下所以能夠解決疑難雜症,可是他在理論的層面了解翻譯面對的是文化問題,在實務的層面卻延用傳統的語詞對應方法。他誤以為只要在譯文找到原文的同義詞即可獲致翻譯的等效原則(譯文與原文表達共通的美學效果)。

其實「身心一體」並不是現代科學才產生的觀念,而是古代世界普遍的生命圖像。霍夫曼自己就舉到這樣的例子:〈申命記〉7:10 “Do not think evil . . . in your levav110),欽定本作“let none of you imagine evil against his brothers in your heart”英文也可以有thinking with one’s heart這樣的措詞,說一個人用主感情的心(levav)在思考。霍夫曼當然知道意氣用事一般認為不是好的意思(Hoffman 111),其實那樣的成見是語言表述受到文化制約的結果,是文化史上晚起的現象。以希臘為例,荷馬兩部史詩明顯可以看到文化制約對人性觀的表達顯現微妙的影響,跡象之一就是感情用事在《奧德賽》開始具有負面的意涵,從此揭開希臘心靈史上身心解離的序幕。不獨生命圖像,一切文化概念其實都經歷類似的觀念史歷程:最早的階段是「霧裡看花,渾然一體」(身心合一);隨觀察漸廣泛與漸深入,理解加深,模糊的概念隨之精細與清晰,景觀趨於複雜,相對應的語言表達也趨於複雜,因此詞彙增加(身心解離,心又解離成感性之心和理性之心,隨理性高漲而又進一步區分出意向、志向、思考等);複雜到某個程度,適度簡化有其實用價值與必要性。前述的大趨勢另還有個變因:即使在同一個文化體系,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文化概念,因此引申舊詞另創新義的現象所在多有。只就靈魂而論,至少在中文、希伯來文和希臘文三個體系,我們都看到最古老的生命景觀就只是死亡的對立面,那時候是透過物理意義的「氣」認識到生死之別。隨著靈魂觀的出現,「氣」區別出具體的「氣息」和抽象的「靈氣」,再下一個階段則是「靈氣」產生「靈魂」。對生命的理解越深刻,「生命」的概念分化越複雜只就荷馬史詩來看,Michael ClarkeFlesh and Spirit in the Songs of Homer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9)書中頁54以交集圖呈現生命景觀的不同現象,列出一系列15個的字眼分四個類別Locus of Mental Life, Products of Mental Life, Entity Lost at Death, Survivor in the Afterlife),全都跟廣義的「靈魂」有關,包括我們會歸類為與「身」相對的「心」的相關概念。肉體和靈魂在現代語言涇渭分明,在荷馬世界的人卻是合為一體,那「一體」又包含許多相關的概念,那些概念在歷史進程中不斷分分合合此消彼漲。Bruno SnellThe Discovery of the Mind: The Greek Origins of European ThoughtTrans. T. G. Rosenmeyer, Harvard UP, 1953)書中所論,現在所稱的「靈魂」在公元前七世紀才出現,當時希臘的抒情詩人開始視其為凡人普遍具備的通性卻與個別身體共同組成各自的生命,身體(相對於只是四肢組合而成的肢體)則被視為身與心兩者的有機組成。那樣的靈魂,希臘文稱為psyche在荷馬史詩總共出現88次,雖然也有「生命」的意思(如《奧德賽》3.74),其實在文化概念上相對應的中文措詞是「元氣」,到了希臘化時期成為表述「靈魂」的唯一選項,卻和身體息息相關。

前述的演變過程其實是文化史的通例。明乎此,那麼霍夫曼說希伯來原文levavnefesh原始概念反映的不是公元前第一個千禧年〔即《聖經》形諸文字的時期〕的日常生活用語,而是公元後第三千禧年〔即我們身處的二十一世紀〕」,此一歷史背景「也許」不是他以為的那麼「出乎意表」(Hoffman 106)。《舊約》成書的過程約當希臘黑暗時代(公元前約十二到八世紀)經荷馬史詩、抒情詩到希臘悲劇全盛期(公元前五世紀),其間多個發展階段的文化被擠壓在一個書面文本,包括亞伯拉罕的祖先從兩河流域帶來的神話、定居巴勒斯坦接觸到的在地信仰、在埃及的奴隸歲月、征服迦南、王國的建立與分裂以及流放巴比倫。霍夫曼避而不談文化概念變遷的歷史事實,卻大而化之把《舊約》當作一個可以和現代文化互相對應的文本,捉襟見肘可謂不意外。他的翻譯策略好有一比。《奧德賽》12:45寫人身鳥妖的席壬姊妹(Sirens)以歌聲誘惑奧德修斯,荷馬說「她們坐在草地上」。在上古希臘的詩歌傳統,「草地」隱含強烈的性意涵,可比擬於中國《詩經》的桑林或台灣當代社會的汽車旅館。根據這樣的類比,霍夫曼很可能會面對席壬姊妹「坐在草地上」的兩種譯法——「坐在桑林裡」或「坐在汽車旅館裡」——感到難以取捨,因為現代讀者無法理解「坐在草地上」的深層意義

 

除了語詞霍夫曼甚至連修辭手法也在尋找同義/對等效果。修辭包括透過特定的語言手法創造特定的聲韻效果,也就是詩歌的外在形式。翻譯該如何處理詩歌的外在形式?這是霍夫曼在書中頁89-97的主要關懷。他指出希伯來詩歌的特色,不像現代英詩是在於格律和押韻,而是在於語序結構,包括任何一個《舊約》讀者都不可能視而不見的平行結構(parallel structure)。於是他看到翻譯工作「進退唯谷。如果《聖經》的詩歌通常伴隨平行結構,而且如果現代詩通常伴隨格律與押韻,那麼平行結構應該翻成有押韻的英文詩嗎?也就是說,希伯來文平行結構的功能等同於英文的押韻嗎?」(Hoffman 95)。這一問透露霍夫曼病情不輕的「翻譯尋求對應焦慮症」,亦即我在〈天書可解〉指出他的評論盲點:把一廂情願認定的對應方式標舉為尋求等效翻譯的唯一途徑,認為希伯來詩歌平行結構的美學效果等同於英文詩歌的押韻。我們甚至無從得知特定修辭手法對古人產生何種特定的美感反應,霍夫曼的疑問根本是無的放矢,試圖在古今不同的修辭手法尋求等值的美學效果。翻譯效果的等值其實是翻譯詮釋的問題,是翻譯觀點的問題,是選擇翻譯策略的一環。選擇特定的策略也就意味著犧牲其他策略可能獲致的特定效果,因此妥協與遷就在所難免,可是這些「難免」卻成了霍夫曼書中的「誤譯」。引他自己的話來說,「好的翻譯承載原作的風格」(Hoffman 97),是「原作」,不是譯出語尋找或創造出來的「擬真」效果。如果原作的風格建立在平行結構的基礎上,譯成英文當然是呈現平行結構——把平行結構譯成押韻的「擬真」效果其實是以假亂真的冒牌貨,是在欺騙現代讀者,使他們誤以為古希伯來詩歌也講究押韻

〈天書可解〉引述霍夫曼主張把〈雅歌〉中的achoti kalah(「我的妹妹情人」)譯“my equal, my lover”,就是我說的翻譯冒牌貨的經典事例。問題出在他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翻譯理論有一大陷阱。《翻譯如何隱匿聖經原意》第二、三兩章提到他從事《聖經》翻譯評論的理論根據。他在第二“Recapturing the Past: What Does the Hebrew Mean?”說明從聖經》重出詞的文義脈絡探求語詞的意思,我相信這無疑是可靠的方法;他提醒字源學的知識有其侷限,我認同他這份警覺心很務實,因為語文演變產生的引申義和隱喻用法根本不是詞根所能框限。詞意釐清之後,他在三章“Bridging the Gap: Writing Hebrew in English”提出下一個階段的工作重點是設法在英文找到能表達同樣文化內涵的措詞或方式。他會考慮是否該把《舊約》的平行結構譯成有押韻英文的詩,正是同一思維的產物,想要在英文尋找可以對應於背景有天壤之別的上古希伯來文化的美學表達方式。任何兩個文化必然都是有同有異:共同之處使翻譯成為可能,相異之處卻使翻譯無法求得以不變應萬變的寶笈秘方。此所以翻譯策略的選擇在翻譯實務上那麼受重視,我個人所主張「翻譯無非是從對譯出語的理解到以譯入語表達的一系列選擇過程」即是要彰顯靈活運用翻譯策略之必要。霍夫曼的理論盲點就在於試圖以不變應萬變。既然翻譯所面對的是有同有異的文化現象,他的「不變」難免適應不良,如我所稱翻譯冒牌貨的例子。但「難免」也意味著是有可能免於覆轍,要之在於保持警覺之心

霍夫曼在《翻譯如何隱匿聖經原意》書末附錄231-43)全面聖經英譯本做了言簡意賅的綜合評論,價值無庸置疑,但不可不知作者本人的理論盲點,如我在這兩篇評論所提到的視野侷限與自相矛盾。每個人都有不同的侷限,可是信心過度卻可能放大自己疏於察覺的矛盾,因此出現自以為蓋棺論定其實是偏頗武斷的說法,其中不乏因過度自信而來的措詞語病。撇開這一點不談,他的評論觀點確實值得稱道。他在正文沒有舉例但在附錄有所評論的《福音聖經》可以引來作結。問世之初風行一時的這個英文譯本,霍夫曼說:

口語的措詞行文明快,因此容易閱讀。許多人因為自己能夠了解《福音聖經》(不像欽定本費解),就以為《福音聖經》一定比較接近希伯來真正的意思。其實不然。舉例而言,它把〈創世記〉的起頭譯成“In the beginning, when God created the universe, the earth was formless and desolate”〔太初,上帝創造宇宙的時候,土地沒有定形,一片荒蕪〕。我們已經明白〈創世記〉1:1是要回答「什麼時候?」的問題,同時斷言上帝在開天闢地的角色。《福音聖經》把焦點從上帝移開,轉移到土地的狀態。……說到achoti kalah《福音聖經》的譯文是“my sweetheart, my bride”。我們已經明白“bride”是誤譯“sweetheart”也是是好詩,卻同樣沒有抓到本質上平等這個要點。

引文中〈創世記〉的起頭句把「上帝創造宇宙」擺在附屬子句,而不是如欽定本“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universe”本身就是的完整的句子即使不懂希伯來文,從《舊約》的文義脈絡也能判斷《福音聖經》把〈創世記〉1:1主(上帝)從(土地)關係倒置了。這一點我認同霍夫曼的判斷至於〈雅歌〉achoti kalah,我在〈天書可解〉已指出是霍夫曼有所不知。可以再補充的是,《福音聖經》一如欽定本,都是特地意識形態的產物,是為了基督教而不是為了天主教或猶太教的信仰,否則耶穌也不至於被希伯來人視為叛徒。如果要責之以「忠於原文」,首先要問「誰的原文」。同一份白紙黑字的文本,選擇不同的翻譯策略自然採取不同的表達方式。基督教會正統的觀點主張〈雅歌〉是以婚姻影射上帝與其子民的關係,根據這樣的觀點,把kalah譯成「新娘」毋寧是天經地義。說穿了,還是我所稱選擇的問題。確實是操縱所致,然而,如果承認翻譯效忠的對象是翻譯者所理解的原文,那麼批評《舊約》英譯沒有完全遵照(霍夫曼所理解的)希伯來文原意,其實跟批評耶穌講道違背猶太教正統觀點同樣沒道理。明乎此,有了自己判斷的基準,霍夫曼的《翻譯如何隱匿聖經原意》的確值得一讀,看他如何從文義脈絡推敲詞意,也看他如何漆地板把自己逼到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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