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1211709論毛澤東的文化修養

論毛澤東的文化修養


有一個普遍的誤會,認為毛氏傳統文化修養很高,其奪權、整人、愚民、馭民的技術都是從傳統裡掏來,他的邪惡毒辣陰謀詭計一肚子壞水是從古書裡汲來的。
其實,毛氏的傳統學問毫無根基。
經史子集,經是文化至關重要的根,而仁本主義是經典原則,精神主導物質、本性決定習性、道德統帥一切是中華文化特色,與假惡醜、貪嗔癡和各種邪知邪見格格不入。毛氏如真通儒家經典或佛道一經一論,就不可能投入馬列主義、唯物主義那種惡性異端的懷抱,不可能欣賞法家思想及人物,更不可能如此胡作非為,對中華文化和天下蒼生犯下空前大罪。
論史,毛氏正史不熟,史學不正,倒是瞭解一些野史,一些小說化、演義化的偽史。有文章如是介紹:
“毛氏一生到底讀了多少史書已無從統計,一部4000萬字的《二十四史》,他反復閱讀,直至逝世;一部300萬字的《資治通鑒》,他讀了17遍之多。”(《光明日報》2011年6月17日王香平:《“讀歷史是智慧的事”——毛氏等中共領袖的讀史人生》)
這不過毛氏吹牛或幫閒文人拍馬屁而已。先不說別的,“技術上”就大不易。《資治通鑒》全書294卷,約300多萬字,一天讀它近一萬字,連續讀17年,才能讀17遍。毛氏一生有這麼多時間放在《資治通鑒》這一部書上?
更重要的是,毛氏生平的思想行為與《資治通鑒》體現的政治文化精神完全背道而馳。別說17遍,他是否從頭到尾通讀過一遍都值得懷疑。如果說毛氏讀過《韓非子》、《商君書》、《厚黑學》幾十遍,那就比較可信。他一生尤其是後半生的各種行為表現,都可以在這兩本書中得到解釋。

《資治通鑒》是中國第一部官修編年體通史,是根據儒家原則所修的正史之代表作, 作者是大儒司馬光,在歷史上曾被奉為儒家三聖之一。(其餘兩人是孔子和孟子)
司馬光以為君親政、賢明之道為出發點,“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書名的由來,就是宋神宗認為該書“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而欽賜此名的。
《資治通鑒》直書(如實記錄)各種政治、軍事和民族關係的史實,兼及經濟、文化和歷史人物,於敘事之後皆有附論,其中“臣光曰”有102篇,其餘84篇是各家評論。黃盛雄將司馬光的附論歸納“誠”與“禮”。貫穿《通鑒》的核心是“禮之綱紀”。張須在《通鑒學》云:
“《春秋》之意,最重名分,名分所在,一字不能相假,封建之世,以此為綱維。名分既壞,則綱維以絕,政權崩潰,恒必由之。溫公以此事兆東周之衰,與七國之分立,而又系論以見托始之意。” 
儘管“《通鑒》書法,不盡關褒貶,故不如《春秋》之嚴。”(陳垣語),但這些評論中透露的立場、原則、思想傾向和價值觀無疑是儒家的。司馬光堅持的是儒家文化政治的正統立場,強調的是王霸之辯華夷之辨,是仁義道德禮義廉恥,推崇的是“先王之法”是賢明政治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
按照這些標準,毛家政治名不正言不順綱維以絕,最不誠最非禮純屬蠻夷。霸道不過遜于王道而已,毛家政治完全違背王道原則,比霸道惡劣萬倍。根據毛氏生平的思想言論行為特別是其政治行為邏輯判斷,他不可能喜歡《資治通鑒》,他的一切都是與《資治通鑒》體現出來的原則和精神對著幹的。對於反感反對的書籍下這麼大的功夫,不符合人性—即使作為反面教材也罷。

自古以來《資治通鑒》讀得好的學者不少,我以為王夫之是讀得最深入的。他從69歲開始畢其一生心血寫過一本《讀通鑒論》,根據儒家義理,借引《資治通鑒》中的史實,分析歷代成敗興亡盛衰得失和臧否人物,是一個大儒的歷史沉思錄,是我最欣賞的一部史論傑作。要讀好《資治通鑒》,不可不讀《讀通鑒論》。
宋末胡三省也讀進去了。他如是評價這部書:“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鑒〉,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通鑒》不特記治亂之跡而已,至於禮樂、歷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胡三省的評價從反面證明毛氏沒讀進去。作為人君,他“不知自治之源”、“不知防亂之術”,“下無以治民”;作為人,他“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對於儒家禮樂亦一無所知。他只看到了其中的戰爭和“相砍”。他說:
“中國有兩部大書,一曰《史記》,一曰《資治通鑒》,都是有才氣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編寫的……《通鑒》裡寫戰爭,真是寫得神采飛揚,傳神得很,充滿了辯證法。”“有人給《左傳》起了個名字,叫做相砍書,可它比《通鑒》裡寫戰爭少多了,沒有《通鑒》砍得有意思,《通鑒》是一部大的相砍書。” 
(毛氏對《資治通鑒》的批註多浮皮潦草似是而非,對《史記》《資治通鑒》 作者司馬遷、司馬光的評價也不著調。才氣算什麼?文化、智慧、道德才是“兩司馬”最富有的呢。)
當然,除了“相砍術”,毛氏也不是一無所獲,他從古書中學到了不少名相,有時候能夠把話說得很動聽。例如,他曾對孟錦雲談及《資治通鑒》: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很讚賞,並據此得出了結論,治國就是治吏。如果臣下個個寡廉鮮恥,貪得無厭,那非天下大亂不可。」
又說:「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還承認,看來這個周天子沒有原則,沒有是非。無是無非,當然非亂不可。這叫上樑不正下樑歪嘛。任何國家都是一樣,你上面敢胡來,下面憑什麼老老實實,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道理都很不錯,可惜有言無行,全是口頭禪,實際行動百分百逆行。毛氏時代正是“四維不張”、吏治最壞的時代,臣下絕大多數是“寡廉鮮恥,貪得無厭”之輩(貪權比貪財更可怕),毛氏本人更是無知無畏無恥之尤,有時話說得動聽,反而更顯得虛偽可怕。另複須知,毛氏巧言令色、言行乖離的表現,恰恰與儒家仁義、誠信、良知諸原則背離。

毛氏有一定的文學修養,會做詩填詞寫煽情文章,但他無文化修養,於儒佛道皆浮皮潦草似是而非,更無道德修養—-古今中外再也找不到比他更沒有修養的人了,完全負修養。“修養”他的是法家之類異端、唯物之類外道,是權謀術厚黑學……它們雖愛打文化招牌,實質上都是一些偽文化、惡文化、醜文化、反文化的東西。
經史子集,他學的經是“權經”、史是野史、子是諸子(如法家道家兵家雜家)。集,毛氏學了不少,如把小說列入“集”類,毛氏讀得最多的是大量權謀、草莽、江湖、宮廷、盜賊、黑幕小說及風月黃色之書。他題給江青的詩《廬山仙人洞照》,就有句子是從黃色小說《花蔭露》中抄來的。
毛氏研究的根本不是帝王術也不是霸術,而是厚黑學,他實踐的不是王道也不是霸道,而是馬家加法家的賊道邪道。他集中西邪說之大成,將法家、馬家中特別陰暗邪惡的一面淹會貫通,發揮到極致。他就是一個集古今小人偽人惡人于一體、集中外流氓爛仔盜賊之大成的超級暴君。正可謂:“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馨南山之竹,書罪無窮。” 
對於中華文化正統和中華民族本身,毛氏都是個窮凶極惡的逆子、賊子和亂臣。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一般亂臣賊子,或有所收斂,或不無尊重,毛氏更是變本加厲,以毀滅孔子之道、春秋精神為快。
日前看到一則題為的《逆子虐打雙親,逼父下跪叫爹》報導,說的是上海一名忤逆兒子徐賀君,對年邁的父母拳打腳踢,並曾經打斷母親李淑珍的三條肋骨。近日忤逆兒子更以鞭杆把老父虐打得遍體鱗傷,逼老父徐文昌下跪叫自己“爹”。 
這個畜生徐賀君的表現,讓我想起毛氏和毛共。它們以馬克思主義為“爹”,淩駕於中華文化之上,又以“党媽媽”自居,淩駕於國家、民族和人民之上,這些做法,也與徐賀君異曲同工。中國人民遍體鱗傷,中華文化氣息奄奄,儒佛道三條肋骨早已被打斷。
古代和外國也有虐待、虐殺父母的兒女,但都屬於偶發事件,一旦發現,舉國震動。而“解放”以來,為了革命“大義”或蠅頭小利而滅親已經見怪不怪,虐待、虐殺父母事件遍地開花。
這一切也是拜毛氏及中共所賜,“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領導階級喪心,民眾就會隨之病狂。加上一黨獨大制度和唯物主義信仰,更是貪嗔癡假惡醜的最佳培養液,讓中國人從上到下從官到民“一體同惡”起來。

中共其它領導人敗於毛氏是必然的,那是小人敗於惡棍;國民黨敗於共產黨也是註定的,那是君子敗於小人。
在非正常社會或戰亂時期,小人容易得勢,惡棍反而成功。有思想有理論有“理想”的小人和惡棍尤為厲害,一般君子是鬥不過的。要戰勝惡棍,有兩種可能:一是比他們更惡;二是成德成聖成為大人,在文化理論和道義各方面都取得壓倒性的優勢,象面對桀紂的湯武。
如果當時儒門有孔孟那樣的“大人物”出現,對馬列防之于初萌,拒之於未亂,後來的各種醜劇、悲劇和慘劇也有可能罷演。就是東海在,馬列文化反人性、反道德、反文明的真面目被及時揭露,魯迅們反民主、反常識、反中華的原形將早早暴露,中國人民就不容易上它們的當,它們要成氣候就大不易,中共要坐江山就大不易。同時,毛共的參與者、毛氏的擁護者也會有所警惕,或者退出幫兇幫閒的隊伍,或者幫起來也不那麼理直氣壯。

當時馬克思主義惡果未顯,世人不識其好歹,有情可原,但法家之惡,是略有文化歷史常識者都瞭解的。自古以來,反儒家、反仁義的勢力和政權都是惡的,沒有例外。毛氏當時雖然沒有公開反儒,但共產黨中反儒反孔者眾,陳獨秀就是反儒“起家”的。
法家性惡論與馬家唯物論及“社會關係論”結合,錯上加錯,惡上加惡。姑且不論毛氏的馬家“修養”,他對法家和韓非子的推崇是強烈而公開的。這將在很大程度上“鑄定”了毛氏的政治觀和人生觀,“鑄定”了他鐵腕和冷血。強調權術權勢,治國以暴力加欺詐,為人特別冷酷無情,善於過河拆橋,逆者亡,順者未必昌。
我曾經教導一文友人,如果你沒有一雙慧眼,有一個簡單的辦法可以判斷對方值不值得交往和支援,那就是看他信仰什麼崇拜什麼。如果對方信仰唯物主義之類學說,崇拜商鞅李斯毛澤東之類人物,啥也甭說了,趕快躲開去。
世人絕大多數缺乏知人之明和擇法之眼,不能辨別英雄與梟雄、聖佛與盜賊、正見與邪見,不知梟雄盜賊及邪見的可怕。但五四和民國時期,儒家雖倒,根基未斷,言論相當自由,國民被愚弄和洗腦的程度還不高,如果有大儒能夠象現在的東海一樣剖肝輸膽地弘真理、辟異端,把各種道理講得明明白白透透徹徹的,相信必有相當效果,必有相當的國民提前測知毛共和毛氏的可怕。
只要剝下馬列主義的理論畫皮,揭去魯迅之流文化幫兇的面具,毛共及毛氏要坐江山將事倍功半,縱然坐上了,未必能再把馬列捧上憲位,改良和轉型起來就容易得多。
可惜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中國註定有此一劫。當時的儒家群體及廣大“文豪”見識、才幹、智慧和文化修養都有欠缺,或缺法眼,未能認識到馬列文化源頭的邪惡和危害;或缺水準,未能從思想、理論上對馬列派反儒派迎頭痛擊;或缺心眼,對崇奉馬列的政黨及人物抱有幻想,都未能“見機而作”,消惡於初萌,救失於始兆。
當時最優秀的大儒熊十力,在理論上對馬克思主義和唯物主義的錯誤有一定認識,但對毛共的社會主義仍不無幻想。熊師尚且如此,何況其他?至於勾勾搭搭試圖從中分一杯羹如郭沫若馮友蘭輩,就更不足道矣……
於是,理論冠冕越來越堂皇,道義形象越來越輝煌,國民熱烈擁護武力超速壯大,毛共及毛氏想不成功都不行。仁義道德被當作吃人的東西徹底打倒,中國被當成了極少數人自由品嘗的人肉宴,而大量不明真相的愚民爭先恐後地往菜板上、刀俎下奔去。到了後來想不去也不行了,變成刁民暴民也不行,因為老爺們已經吃滑嘴吃上癮戒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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