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282154國際志工的原罪?

國際志工的原罪?

王少奎/清華大學哲學所/清華大學坦尚尼亞團國際志工08年團長、10年領隊

   

        近幾年來,台灣媒體開始大量出現以國際志工為主題的新聞與廣告,以「邊旅遊邊做善事」為號召,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台灣人開始擔任長期或短期的國際志工,飛往東南亞或第三世界國家從事志願服務,在發揮愛心幫助別人之餘,同時也能享受不同於台灣的異國文化。在這樣的吸引之下,國際志工現象在台灣成長得十分快速,上至教育部與青輔會等官方組織都不約而同地在這幾年間成立了專門負責國際志工的業務部門並設立專門的預算;下至各大專院校也紛紛成立國際志工中心或相關社團。

國際志工的美麗與哀愁

  國際志工之所以比一般的國內志工更吸引人,原因就在於國際志工被冠上了「國際」的光環,因而能夠以異國體驗為誘因吸引更多人從事志願服務,但另一方面,這頂「國際」的帽子也為國際志工惹來相當多的爭議。國際志工由於「國際」而具有吸引力,但也因為「國際」而必須利用較多的資源而達到較少的效益,在這樣的觀點之下,國際志工也似乎成為一種偽善的浪費,或甚至被認為是一種「以志工之名,行遊玩之實」的不道德行為。因此許多考慮資助國際志願服務的個人或企業團體,甚至是參與國際志願服務的志工本身,都會對國際志工提出相同的質疑:「國內還有那麼多需要幫助的人,為什麼要先去幫助外國人?」

 

一個常見但不令人滿意的回答:人人平等

        首先是純粹良心的層次,這可能是最高尚,也最為一般志工所知,但也最不易說服其他人的答案。許多人認為我們應該對世上的所有人一視同仁,所以我們應該要超越國界的限制,不管是台灣人或是外國人,只要是需要幫助的人,我們都應該要幫助他們。然而這樣的回答事實上並沒有回答到問題的核心,因為它只宣稱了所有人都該被一樣地對待,我們不該厚此薄彼,但同樣地,我們也不該厚彼薄此。如此一來,若考慮到上述所提到的資源利用的效益問題,那麼國際志工就不具有任何的正當性,因為若所有人都一樣,那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儘可能用有限的能力去幫助最多的人,而不是花費大量的資源去從事遠距離的跨國志工。因此,訴諸純粹良心的答案似乎並不足以說明國際志工的價值。

 

資本主義的邏輯與貧富差距

     其次是責任的層次,這種方式的回答必須引入資本主義的邏輯來理解。按照我們對於資本主義的認識,M型社會不僅只會出現在台灣社會,而是整個按照資本主義邏輯在運作的世界都將逐漸地走向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地步,國際間的貧富差距與M型化將逐漸擴大,而那些貧窮的國家之所以日益貧窮,有相當大的原因是來自於富國的剝削,因此身為資本主義中的既得利益者,富有的國家有責任為它所造成的貧窮盡一份心力,並儘量消弭國際間的貧窮問題。在這樣的角度之下,因為全球化所造成的合作網絡,任何參與資本主義這場遊戲的國家都處在這條責任的因果鏈之上,台灣身為一個相對富有的國家,有責任要對較貧窮的國家伸出援手,將從它們身上所獲得的資產,在能力範圍內儘量回饋給它們。

        站在這樣的角度下,也能或多或少解釋為何國際志工要花費較高的資源才能得到成效。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樣的跨國援助,事實上已經是一種對於資本主義的惡果的補救措施,而事後的補救總是需要相對更多的資源與人力才能達成,也因此國際志工的資源利用效益會相對較低。因此,當我們在懷疑國際志工的花費是否值得的時候,應該先回想一下台灣之所以能夠擁有這麼多的經濟資源,絕大部分都是輾轉經由那些較貧窮的第三世界國家而來,因此在道德責任上,即使必須要花費較多的資源而得到較少的成效,台灣仍有義務對他們有所援助。

 

志工服務與國界的想像

        最近適逢《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的作者來台訪問,書中分析了民族國家其實不過是近代世界才興起的一種政治產品,這種政治產品無關於種族、語言或文化,在地表上畫出了無數條看不見但卻令人敏感的界線。就是這些想像出來的界線創造出了「國內-國外」的對立問題,讓我們眼光只被「國際」所吸引,卻容易忘記了它的「志工」本質。在台灣這個政治敏感的小島上,這個情況又尤其嚴重。對於民族國家的錯雜情感仍是台灣人心中拉扯不已的一條敏感神經,這似乎使我們背負了必須把目光投向島內的義務。若是我們稍微退後一步,跳出這些情感糾葛,讓政治的歸政治,讓志工的歸志工,「國際」這個字是不是還會那麼值得爭議?

        國際志工協會台灣區的執行長安東尼(英國人)對於「為什麼是做國外志工而不做國內志工」這個問題,他總是感到不解,他說「這是一個只有台灣人才會問的問題」。我不知道他說的是否正確,但這個問題在台灣的確是相當重要且令人困擾。也許正因為台灣還會有這樣的問題,我們更應該打破這樣的封閉氛圍,讓更多的台灣人有機會看到世界上其他需要幫助的地方。

 

到底哪個國家才有資格做國際志工?

        俗話說「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國家也是如此。世上沒有一個國家是完美的,沒有一個國家沒有自己的問題,也沒有一個國家在自己國內沒有任何需要幫助的人。那麼,如果今天有一個美國人站出來說「我們根本不應該幫助其他國家的人,因為我們國內明明就還有許多需要幫助的人」。這似乎明顯是一個無法令人接受的理由。所以說,如果「我們國內也有很多需要幫助的人」是一個拒絕國際志工的正當理由的話,那意味著世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應該去幫助其他國家,若所有的國家都抱持著這種態度,弱勢的國家永遠不可能靠著自己的力量站起來,而國際間的問題也將永遠不可能解決。

 

社會救濟在國內與國外的差距

        甚至我們可以說,對於台灣社會內部的種種問題,雖然仍尚無法完全解決,但台灣社會本身已經有面對問題的能力,各種不同問題至少都有相應的組織在設法改善,雖仍有許多努力的空間,但比起第三世界國家已相對完整許多。反觀那些比較弱勢的國家之中又相對較弱勢的人們,他們的問題若不透過跨國之間的協助,在他們自己國家也無能為力的情況下,才是完全地求助無門,就這個意義而言,國際間的援助一般來說甚至比台灣本國內還要更為迫切。

 

國際社福工作的分工與專業化

        或者我們可以換個角度來看,把國際間的貧富落差看成是一個關於國際社會的問題,而把國際志工看成僅僅是眾多社會工作之下的一個分工類別。就像我們有各種不同的NGO組織,有的協助原住民在台灣社會所遭遇到的種種困難,有的關懷婦女與娼妓的問題,有人關心環保、也有人關心勞工或是農民。在這些不同的志工種類之中,我們並不會指責婦女團體怎麼不先來關心更重要的環境議題,我們從來不會認為應該要先解決某一個議題之後,才可以進入下一個議題,而是同時有許多團體按照自己所關心的議題去爭取資源,為自己所協助的弱勢族群發聲。然而,當這個情況一套到「國際」和「國內」的區分之上,當一個團體所關心的對象超越了國界,這似乎就變成一個需要去解釋的問題,我們似乎必須說服別人,甚至必須說服自己,將這些資源運用在國外是有正當性的。

 

資源的壓縮與正當性

        舉例來說,當有一群人意識到了同性戀這個族群所面臨的種種歧視與問題,然後開始著手開始爭取社會上的資源,以消除社會上對於同性戀的不公平待遇,這時候,若關心勞工的組織跳出來指責同志團體跑來和他們爭搶資源,我們會認為這勞工團體是不合理的,那麼按照同樣的邏輯,為什麼當現在有一群人意識到了國際社會之間的種種問題,並且試著站出來喚起大眾關心並爭取資源時,得到的卻是完全相反的待遇,會被認為這麼做是在壓縮國內社會工作的資源呢?若會壓縮到別人的資源就是不正當的,那在這麼眾多的社工種類之中,又有哪一個是正當的呢?

        這個衝突的來源在於,我們很容易陷入競爭的思維方式,然而一旦以競爭的模型去思考志工的意義,那麼在每一個環節都只會得到衝突的結果,因為這些社會工作或社會救濟,其本質並不是要爭個你死我活,而是在於截有餘而補不足,不是競爭而是分享。

 

真正不合理的國際志工

        當然,以上的種種說明,並不意味所有的國際援助都是合理的。若今天是某一個尼泊爾的NGO組織,集合了尼泊爾各界的力量,從尼泊爾跑來台灣幫助原住民學生,或者台灣的大學生募集資源之後,飛去北歐照顧獨居老人,那這些或許是荒謬的;又或者,有一天台灣社會的國內志工少於國際志工,大部分的人只關心國外而不關心國內,那這當然也是荒謬的,但就目前的來看,我們離那樣的情況還十分遙遠。因此,擔心國際志工的推廣會讓大家變得不再關心國內事務,或是憂心國內與國外兩者之間的衝突,至少就目前看來,這樣的擔憂並不合理,作為反對的理由也並不正當。

 

服務對象的優先性問題 

        本文的目的並非想要鼓勵大家都去做國際志工而放棄對國內的服務,而是想要說明國際與國內志工的優先順序並非表面上看來的那麼截然二分,也並不是非得等到國內不再有任何需要幫助的人之後,跨國的志工才會具有正當性。不管是國內或國際的志工,這兩個志工種類之下都有成千上萬的服務團體與個人,並從事著各種不同的服務。在這許許多多的服務之中,並非只要冠上「國內」,就因此優先於「國際」。將所有的服務活動單以「國際」與「國內」截然二分並僅僅以此決定優先順序,這種方式顯然是相當輕率與粗糙的。 

        然而,如同之前所提到的,對於國際志工的批評並不單純來自於國與國之間的區別,常常也有部分也是由於效益的考量,也就是說,越是容易進行且成果越大的服務活動,就應當優先於投資報酬率較低的服務活動,而按照這個觀點,一切的國內志工也必定優先於一切國際志工,因為國內志工不管在哪個方面,都必定比國際志工有效率許多。

        不可否認,在那些具有相同對象和目標的服務計畫中,那些花費資源越少,而得到效益越高的服務,必定是比較好的服務,反之則是較沒效率的、較差勁的服務。所謂的投資報酬率,當然是衡量一個志工計畫的重要標準,然而,投資報酬率是否也是衡量服務對象優先性的標準呢?也就是說,是否一切投資報酬率較高的服務對象,都應當優先於投資報酬率較低的服務對象呢? 

        若這個說法成立的話,這同樣意味著不論哪一個國家都不應該從事投資報酬率較低的海外服務。然而,投資報酬率真正根本問題其實在於,在許多時候,我們根本無法計算一個志工服務的投資報酬率是多少。因為志工活動並不是營利事業,其成效的衡量並非是由收入減去支出而得出盈餘,並以此計算投資報酬率。志工活動的實質成效並非能夠輕易的量化,舉例來說,假如在台灣一個預算一百萬元的志工團可以幫助一萬個偏遠地區學生獲得資訊教育,但同樣的花費,同一個志工團到非洲只能改善一千個非洲學生的資訊教育環境,那麼,哪一個的成效比較高、影響力比較大呢?或者換句話說,假如有一個單純只考慮計畫影響力的美國人想要捐助一百萬元,哪一個計畫對他來說是比較合理的選擇呢?這顯然並非用簡單的除法和比大小就能得出答案。

 

服務的本質與服務對象的優先性 

        在「志工」或「服務」這類概念中,蘊含了一組很重要的核心價值:利他和無私。當一個人做了某件事,完完全全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我們會認為他完全不配得「志工」之名。於是,當有人買了一份午餐給自己,這顯然不會被認為是一種志工行為,因為此行為的目的即是自己,它和無私或利他根本沾不上邊。但如果這個人買了一份午餐,卻偷偷送給了路上的貧窮小孩,這可能就有了一點志工的雛形,因為他做了某件對別人有益的事而不求回報。 

        但是,當我們主張一切國內服務應當優先於一切跨國服務的時候,這等於是說,對於那些越是與我自己有關的對象,便是越具有服務優先性的對象,而任何不按照這個優先順序而進行的服務,即是不正當的。那麼,什麼才是最與我有關的對象呢?答案當然不是其他國家的人,但也不會是國內的其他人,答案甚至不是我的朋友或家人,而是,我自己。在這種意義之下,志工或服務將變成一種微妙的概念,它彷彿一方面要求你盡可能的無私與利他,但另一方面又要你盡量以利己為優先,而這明顯是個矛盾的要求。

        這裡並非想要極端地去主張說,國際志工才是更為高貴的志工服務種類,而只是想要說明,當我們指責某種志工服務是在服務別人而非服務自己人,這樣的指責並不只是粗糙的,而且還是荒謬的,因為它根本與服務的核心價值有所牴觸。志工的實踐雖然事實上必定是從自己的身邊出發,但總是要求指向他者的利益,要求我們應當盡可能的去服務「別人」而非服務自己。

 

國際志工所面臨的問題與其獨特意義

        如同所有其他種類的志工一樣,國際志工也面臨著許多問題。有些團體的確是掛著志工之名而行旅遊之實;有些團體的服務內容不僅無法幫助到服務對象,而是造成騷擾甚至傷害。這些現象的確存在,如同它也可能存在於其他種類的志工之中一樣。這些現象當然應該被提出來反省與檢討,但這僅僅意味著台灣的國際志工做得還不夠好,而我們應該調整參加者的心態與計畫的內容,讓國際志工的服務能夠更有同理心並且更貼近服務對象的需要。不論國內志工或國際志工同樣都要同面對著許多問題,但這並不表示這些志工本身不應該被進行。 

        國際志工雖然因為「國際」而具有爭議,但它確實也藉著「國際」的吸引力使更多青年投入志工服務的行列。有的人認為國際志工應該是志工服務的終點,所以不會幫媽媽倒垃圾的人沒有資格做國際志工,但也有許多人是在從事國際志工之後,才慢慢開始關心台灣內部的社會問題,甚至開始幫媽媽倒垃圾。也許有人一開始不配得國際志工之名,但當中也有許多人,在親身參與之後,漸漸使自己成為了配得志工之名的人。雖然能夠推己及人很好,但推人及己又有何不可呢?

        國際志工作為志願服務的一個種類,就服務的意義而言與任何其他種類的志工並沒有差別,甚至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還具有與國內志工不同的獨立意義。它不僅能夠吸引更多人踏入志工服務的領域,開始關心社會問題,同時它也必須跨越那條想像的界線,但這條界線最多只應該是政治的界線而不該是服務或分享的界線,開啟這樣的視野,對台灣這個小島來說更是具有其獨特的意義與值得反思的價值,這些甚至是其他的國內志工所無法達到的。簡而言之,在服務對象的優先順序上,國內與國際之間並沒有一個截然的分野,而從教育的觀點來看,國際志工在當代更是具有不同於國內志工的特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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