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5111032銅版西清古鑑

北京圖書館主編的【中國版刻圖錄】裡說【西清古鑑】是「清乾隆十六年武英殿銅版印本」、「銅板精印,工緻絕倫」,這個說法有其商榷之處。

清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初七日,高宗諭令吏部尚書梁詩正、戶部尚書蔣溥、工部尚書汪由敦等人率同內廷翰林,仿效宣和博古圖的型式,將殿廷陳列及內府所藏的尊彝鼎鼐,精繪形模,備摹款識,因此書編定於南書房,南書房又稱西清,故名為【西清古鑑】,「以游藝之餘功,寄鑒古之遠思。」

高宗之所以有此聖諭,因為邃古法物,流傳有自者惟有尊彝鼎鼐,其質堅體厚,不畏水火,不怕剝損,從其形器可見三代以上之規模氣象,但除宣和博古圖及呂氏考古圖外,未見其他記載。高宗於政務閒暇之餘,查考殿廷所列及內府所藏諸器,發現有很多是博古圖、考古圖所未登載者,他說:「因思古器顯晦有時,及今不為之表章,載之簡牘,考索者其奚取徵焉。」所以這部【西清古鑑】的編纂,不只在彰顯乾隆盛世昇平雅尚而已,其在歷史文物的考證方面,給後世提供許多原始參考資料。

梁詩正等人奉旨籌辦,由和碩莊親王允祿及和碩果親王弘瞻擔任監理,各部尚書及侍郎擔任編纂,而書中最重要的繪圖、摹篆及繕寫也各有專人負責,摹篆由舉人陳孝泳及楊瑞蓮負責,繪圖則由畫院供奉梁觀、李慧林、丁觀鶴、党應時、羅福旼、陳士俊及程梁等人負責,繕書則由擅長館閣體書寫之官吏勵宗萬、盧明楷、陳大化及沈維基負責,諸臣分工,共計三十七人。

全書共分四十卷,著錄清宮所藏青銅器一千五百二十九件,每器均有摹圖、款識,案器繪圖,因圖繫說,釋其銘文,記其高廣、重量,而加以考證;並附錄【錢錄】十六卷,著錄歷代貨幣圖型,全書於乾隆二十年由武英殿刊刻。


乾隆版【西清古鑑】於乾隆十四年開始編纂,十六年編纂完成,書後梁詩正等人的跋語說:「臣等於乾隆己巳冬奉敕輯西清古鑑,每一卷書成,輒恭呈點定,閱二歲,歲在辛未夏五月,是編告竣,奉旨付剞劂氏。」另依據【國朝宮史】的記載,此書刻於乾隆二十年。這部【西清古鑑】不是銅版印本,而是由武英殿刻板印製。大陸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編著的【清代內府刻書目錄解題】一書中記載「清乾隆二十年武英殿刻本」;前大陸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朱家溍主編的「兩朝御覽圖書」裡也記載「乾隆二十年(1755)武英殿刻本」;陶湘所著【清代殿版書目】中也記載「乾隆二十年刻」。武英殿曾有銅活字,曾於康熙年間印製【御製數理精蘊】、「御定星曆考原」、「律呂正義」,雍正年間印製【古今圖書集成】,但乾隆九年高宗皇帝下令燬銅鑄錢,這部銅活字就此銷燬了,因此可以推論,乾隆二十年應無再以銅板印製【西清古鑑】的道理。後來工部侍郎金簡認為雕版耗費較繁,奏請製造木活字,用以擺印書籍,高宗喜其可得事半功倍之效,賜名「聚珍」,而對當時燬銅鑄錢之事,也深有悔意。


【西清古鑑】確實也有以銅板印製的,但不是在乾隆年間,而是光緒年間的事,這副銅板是日本所製。當時廣東候補道、出使日本國參贊陳明遠在日本時,看到該處書商製造銅板仿刻【西清古鑑】一書,鉤摹鐫刻頗屬精良,該書商有意求售,但陳明遠無錢可買,此事被廣東士紳三品銜選用道劉學詢得知,於是籌措款項從日本購回這套銅板全副共九十六箱,試行刷印傳播。這部銅板【西清古鑑】得以在中國印行,全得力於劉學詢。


劉學詢(1855-1935),字問芻,又字文楚,號耦耕,廣東香山人,光緒五年舉人,光緒十二年進士,但一直未實授官職。他與番禺人蔡乃煌、南海人江孔殷、香山人鍾榮光被合稱為「廣東文壇四大金剛」,其中以劉學詢最具傳奇性。他高中進士卻未授職,於是在廣州經營「闈姓」彩票,因而廣積財富、結交權貴,成為勢傾一時的豪紳。「闈姓」彩票在當時是一種合法的賭博行業,起於道光年間的廣州,在科舉考試之前,將參與考試的士子的姓印在彩票上,定價出售,由購買者選填中榜者的姓氏,中者可得彩金。國民黨元老馮自由說他:「其金錢勢力足以左右士子之成敗,及官吏之進退,典試者莫不仰其鼻息。」他與孫中山同鄉,也參與孫中山的革命工作,提供財力資助,也參加孫中山在廣州創辦的農學會,這不是一個農民團體,而是一個革命的策劃機構。但是他企圖以帝制建立新國家,與興中會成員發生爭執,而與革命黨斷絕關係。後來他曾奉清廷之命令,出使日本,嘗試招撫流亡的孫中山,並將與孫中山的談話整理成「與孫文問答」,呈給慈禧,於此可見劉學詢對政治參與極為熱衷,但所作所為也極具爭議性。

他不惜重資買回【西清古鑑】銅板,試印之後,有意將這副銅板獻給朝廷,他透過兵部侍郎、安徽巡撫沈慕於光緒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呈文給軍機處,表示該板刻工洵屬精良,自願將書板報效,並將試印樣書一部以黃綾裝訂進呈御覽。沈慕在呈文中對劉學詢讚譽有加,他說:「該紳劉學詢不惜重資購歸中土,據稱自願報效,實屬急公好學,志行可嘉。」

【清代內府刻書目錄解題】一書中也記載:「清光緒十四年日本邁宋館銅版摹刻西清古鑑,雕印精良,光緒十九年購回銅版進呈宮內。」


我收藏一部【銅版西清古鑑】,共二十四冊,書品闊大,版框尺寸均依乾隆版製作。內頁書名則題為「欽定西清古鑑」,並鈐有「問芻之印」,顯然曾經這副銅板擁有者劉學詢收藏。而其刻書牌記曰:「光緒十四年邁宋書館在日本銅鐫」,邁宋書館不知何許人之書館,遍查無資料。但從牌記來看,它似乎不是日本的書商,如果是日本書商刻書,斷不會使用「光緒」年號,也不會說「在日本銅鐫」。依我猜測,「邁宋書館」可能是中國書商或藏書樓,這副【西清古鑑】銅板是「邁宋書館」於光緒十四年委託日本鐫刻專家刻製,刻成之後因故未能如期買回,因此被日本書商開價求售,最後由劉學詢籌資購回中國。由於目前資料還不完備,此一臆測尚難印證,有待進一步的蒐集充實。


乾隆版【西清古鑑】摹繪的是清廷及內府所藏自三代以至唐朝之古銅器,其繪圖及摹篆均是宮廷能手,刻印也甚精良,是一部甚具參考價值的圖籍。梁詩正等人在書後的「跋」中說,三代器物被秦始皇銷金燬器之後,已不見於世,所以鄭康成、孔潁達等大儒,雖精通六籍,但未見實物,其著書立說並無依據。五代六朝之後,陪葬之器漸出,宣和博古圖所列者實有其器,但考據多有失實,例如文王鼎銘之「魯公」,應該是「伯禽」,而宣和博古圖卻說是「周公」,這類例子在跋中列舉甚多,【古鑑】都加考證,「蓋兢兢乎不敢臆說以逞,以是為闕遺傳信。」乾隆四十三年編纂四庫全書時,【西清古鑑】也納入子部,總纂官紀昀等人在校語中也說:「其精博詳核,洵非從來考古家所能闚及也。」


這部【西清古鑑】是否真如梁詩正、紀昀等人所說的如此精審詳備?古文字學家兼考古學家容庚先生在其所撰「清代吉金書籍述評」中說,當時對青銅器真偽的鑒別太忽略了,以致偽器充斥,【西清古鑑】有銘文的偽器約占十分之二三,無銘文的偽器更多。所畫的圖與器物相比,大多縮小,而且沒有比例標準,因此產生器大者圖反小,器小者圖反大的現象。【清代內府刻書目錄解題】一書中也說【西清古鑑】所收器物「真偽雜糅,審定不精。」

容庚在這篇文章裡還說:「邁宋書館銅板【古鑑】影印甚精,然頗有修改,且有失筆,非細校是不知道的。」銅板【西清古鑑】是依乾隆版摹刻,容庚說「銅板【古鑑】影印甚精」,顯然說法有誤。或許他所說的「影印」,並非現代的「影印」之意,而是影刻印製。

容庚(1894-1983),原名肇庚,字悉伯,又作希白,號頌齋,廣東東管人,是著名的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書法篆刻家及收藏家。他治學嚴謹,古文字學以金文為中心,考古學以青銅器為研究重點,所以他對【西清古鑑】一書頗有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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