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1121947轉載 【析世鑒】 中和何家 何雲坊訪談錄 訪問者:張炎憲、林欽重、高淑媛

中和何家·何雲坊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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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往可以考來·後顧亦能前瞻】 ◆

 

 

中和何家

 

 

何雲坊訪談錄

 

 

受訪者:何雲坊

 

 

訪問者:張炎憲、林欽重、高淑媛

 

 

時 間:1996.4.10

 

 

地 點:中和何宅

 

 

腦筋像電腦的阿媽和何家家業

    何家住在這裹已經一百多年了。阿媽在世時,我們是三代同堂住在一起,父親時是四代同堂,現在是三代同堂。三代同堂不是和一個兒子住而已,我六個兒子、六個媳婦和孫子共三十個都住在這裹,一起吃飯,主要是媳婦和合,孫子十五個在一起,也不曾吵架,可以說是最溫暖的家庭。

    何家以前就是地主,沒有從事什麼職業,只靠收租生活就過得很好。當時地主收租約收一半,若一甲地一季產量是5,000斤,地主拿2,500斤。較無天良的頭家,也有分五五,或起佃。一季生產量5,000斤算是上田,中田約收4,000斤,下田收3,000斤。最好的田可以收到七、八千斤,但很少;收成多租也重,約要繳3,000~3,500斤的租給地主。

    阿媽雖然沒讀書,但腦筋好得像電腦,跟她說什麼物品價格多少,誰欠多少帳等等,都記在腦子裹。我年輕時曾去幫她記帳,她只要知道一斤穀子多少錢,以前有一個算法公式「斤絞兩」,阿媽不必撥算盤,幾千斤幾百斤幾兩的穀子多少錢,一下就出來了,速度不輸電腦。

    阿媽那時就會「炒地皮」。阿公阿媽繼承來的只有4甲地,阿公早死,三十五歲就死了,經濟都阿媽在掌握。阿公叫何阿房,阿媽人稱「何阿房嫂」,腦筋之好是出名的,老一輩如游火金就知道阿媽的能幹。若有牽猴仔的(買賣仲介者)來,告訴她哪塊地要賣,她在心裹算算盤,若覺這塊地便宜,收成好,可以買的話就買,沒錢的話去貸款。阿媽不認識字,但會跑銀行辦理貸款。父親和阿伯聽她支使到勸業銀行借錢,或到某地辦種種事情。錢借來後,當穀子漲價時就把穀子賣了,還銀行貸款;若知道哪一塊地便宜可以買,再向銀行貸款買進。就這樣向銀行貸款、還錢,進進出出,十年間買了十多甲地,現在想起來,就是「炒地皮」。

    阿媽生了兩個兒子,就是父親和大伯。其實我的生父是大伯,因爲父親沒生兒子,我過繼給父親。當時中和、永和未劃分,合起來有二十保,一保一里。現在中和就有八十乡里,永和四、五十里,合起來一百乡里。父親何大慣當我們這里——外員山仔里的保正,保內共有七十多戶,人口很少。

    阿媽一年有l,000租的收入,l甲平均以5,000斤計算,約有20甲田1,000租在中和庄屬前五名,永和蔡正義的父親蔡生木最多,約有一千四、五百租;蔡家較能幹,三七五時就分割給每個孩子二、三甲地,所以沒被放領。中和林堂燦有一千多租,做生意賠了一些,剩下的又被放領掉了,他自己不種田。江貴元的父親江讚慶也有一千多租。中和廟仔尾林梅清有1,000租以上。

    日本時代田的價格,是看收成。一甲地收成好的可以賣到5,000元、3,000元,也有只能賣2,000元的,看產量多少、租額多少。不像現在看地點,近路邊價格好,在田中央價格就低。中和最好的田在南勢角游火金住所附近一帶,一甲田一季約可以收到六、七千斤,七、八千斤;我這裹(外員山仔)約四、五千斤,五千多斤;最不好的田是永和一帶,約三千多斤。當時永和的田沒有人要,放領時,領到田的人因爲種田苦,收成不好,一甲地幾千元就賣掉,價錢很便宜。一些有錢的人去收購,買到的人到現在,地價大漲,都賺錢。

    板橋的田和中和差不多,江子翠、社後那方面的田較不好,較近中和、土城、清水的田較好。頂埔靠近三峽的田就不好。樹林的田很好,土地很平均,沙崙溪洲的砂子田較不好,蘆洲的田大多是砂子田不好,新莊、五股、三重的田很好,新莊的田最好。臺北縣的田大多是有水的水田,無水田在三芝、石門方面,還有山頂田,如深坑、坪林、石碇,大約只能割二、三千斤,頂多三、四千斤而已。

    中部、南部的田比北縣的田好;土地放領之前,北部地主較多,因爲北部有錢人多,如林本源家的土地就有好幾千甲,中和也有不少林家的田,林家自己設倉庫放收來的租。後來都放領了。

耕者有其田政策和何家

    臺灣的地政政策我看是很失敗,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是好的,我也是地主,自己沒種田,甘願被放領,保留了屋子而已。耕者有其田做得不好的地方是:漲價沒有歸公。政策應該規定,假如我領了這片田,不想種了,應該由政府收回去,讓有能力的人申請去做。不要說我不種了,就賣掉賺錢,這樣子較有錢的人會操作,買進很多田,變成新大地主,像林榮三。林榮三原來是生意人,雖規定自耕農才能置田。但假自耕農置田者不少,政府也沒有嚴格限制審查。所以我覺得政策是失敗的,若確實繼續實行漲價歸公的政策,地價上漲的部分政府拿去,政策才算成功,

    日本時代政府只管你有多少土地課多少稅。差不多是地主收入的三分之一要繳稅。像我家有l,000租,約300租要繳政府。但還有700租可以用,生活還很寬裕。

    水租也是頭家要繳給日本政府,自七、八十年前灌溉都是水利會在管。以前沒有「萬萬稅」,只繳戶稅、地稅(地價稅)給政府,繳水租給農田水利會。我在戰後也曾被選爲中和地區水利會的委員。

    國民政府時代先是三七五減租,地主收入變少了,再來土地放領,照三七五讓地主領實物,領了十年後,就沒有了。我差不多被放領8甲地,都在這附近,是屬我自己分內的;何家的土地加起來被放領十多甲。因爲自己沒耕作,田從祖先一直留下來,都屬共業,共有的田不論大小都不能留,所以都被放領了。若個人的田,六則田以上,只能留1.5甲,七則以下,可以保留3甲。那時生活很苦,土地都沒有了,孩子都還小,十年裹就靠公務員的薪水及政府發給補償地價的實物度生活,度到孩子們大了。土地放領時也領到一些股票,紙業、水泥、工礦、農林的股票都配一些,放了兩、三年後,無法生活時都賣掉了,照股票上面10元的價格賣,農林股最壞,好像沒賣到10元;水泥股最好。當時有人來收購,我想是事業界的人,做生意的人當然知道誰家有田被放領,有股票可以賣。可以說業主的生活很苦,十年吃完,賣股票支持,股票賣完後, 財產都沒有了。地主若有做生意不要緊,因爲有在周轉。若純靠收租過生活,全倒。

    北部較沒有地主敢反對,下港聽說一些大地主反對。還有一些鐵齒的地主,「幹!我不領就是不領。」不去領實物債券和股票,想說不領也許以後可以再將土地拿回來;中和姓蔡的地主就沒去領,十年後就沒收了,白白損失。

    所以現在得到好處的人,是曉得去周轉的佃農,不知道如何周轉,賣掉、吃掉的也很多。放領之後不久,佃農想說有自己的田了,不如賣了拿來花用,賣不到多少錢,不到兩年就花光了,較早賣的人都賠了。若守到十多年前才開始賣的人有賺;賺最多的是做生意者,尤其是會炒地皮的生意人,如林榮三。

我在日本時代的公務員生涯

    我是大正五年(一九一六)出生,板橋國民學校畢業,之後就讀宜蘭農林學校。郭雨新是宜蘭農林第一期畢業的同校先輩,我是第六期畢業。因爲郭雨新的關係,致使宜蘭農林不能發展,因爲他反對國民黨,和現在民進黨一樣主張自由,國民黨故意不扶持宜蘭農林學校。宜蘭農林在日本時代此屏東農林更早設立、更優秀,是日本時代最好的農業學校,但現在改農專比其他兩校慢。郭雨新走民主政治路線,和政府不合,但現在來看,他的主張是正確的。

    日本時代臺北州各鄉鎮農業主辦者大部分是宜蘭農林學校畢業生。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我農校畢業後,進入中和庄勸業課當技手兼勸業主任。當時在街庄役場服務者高中以上畢業者沒有幾個,以國校畢業的較多,我們是高中畢業,可以說是最優秀的人員。

    後來勸業課組織增大,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我任官,一個庄役場只有一個人任官而已。我是被任爲技手兼產業課長。技手爲委任官,也叫「一元技手」,領州政府一個月一元的委任官待遇,其他月給是庄役場出的,約有六、七十元。那時公務員的薪水可以說非常好,和學校老師差不多。當時物價,白米一斤約一、二角錢,物資在統制下,很便宜。助役是游火金,我的老長官。當時課長幾乎都是臺灣人,臺灣人能擔任農業、醫生、律師、老師等方面。較有權的職務,在殖民政策下,連派出所的小小主管臺灣人都無法當。只有巡查補——現在兩顆梅花的警察仔任用臺灣人而已。臺灣人在這方面吃虧,但是日本人做事很公正,不會亂來,我們是官升不起來而已,認眞 做就好了,生活不會有問题。

    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大東亞戰爭發生後,物資開始全面配給。配給、增產都是我在辦理,可以說產業課是最紅的課,控制物資。那時物資的調查、增產都要計畫,一甲地若評定生產五千斤,一家有幾個人,多少米讓你吃,雇人要用多少米,扣除後剩下的穀子要繳政府,由政府給錢收購,才能確保糧食配給政策。生產數字要很詳細,上頭就依據我所呈報的中和田地面積幾千甲地,來要求中和庄增產多少米,蔬菜以前種幾十甲,現在照這幾十甲要生產多少蔬菜出來。有關軍糧的事也全部是我在發落,豬、雞、鴨、馬草、篦麻、油麻,都要給軍方。計畫若沒提出來要打屁股的,得要認眞 做、認眞催。

    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起開始抽兵。當時我已經二十多歲了,不會被抽去當兵,只抽二十歲左右的少年當兵。三、四十歲的是抽去當軍夫,給日本兵使用,提東西、運搬東西,調了不少去。

    日本政府的好處是上頭沒抓權,都放給地方政府第一線人員去做,上頭負責監督事情有沒有辦好。配給是我在負責,上頭要吃東西,也要來找我領。日本人很正直,沒有特權,庄長沒得吃,嘴仔扈一下扈一下,也不敢對我說:「你給我一些東西吃吧。」絕對不敢說,是我自己在辦配給,知道庄長可能欠糧食哦,拿一點給他,他也說:「啊,歹勢、歹勢。」日本刑事就會,像我在配給,跑來店裹:嘿,給我十斤米,也只得給他,沒他的辦法,不敢得失他,怕會來耕纏,但他也不敢得罪我。一位日本憲兵教我:要捉他的證據,以後你才會沒有事。怎麼捉證據呢?比如你在做生意,日本刑事來叫你:豬肉兩斤來。他也不會拿太多,只是拿一點點吃而已。你不敢不給,給了之後,憲兵來查了,交代你一百斤,你配給誰?要我報告啊,欠了兩斤無法交代,就照實說,某刑事來要了兩斤。還要照實寫「某年某月某日某人來要了兩斤豬肉」的字條,憲兵也不會去害他,只是收集資料,有事時拿出來就好。我的個性是圓滿就好,不會得失人

我二十多歲當了課長,老百姓來找我,我不敢讓他站著而我坐著和他講話。以前有出來辦事情差不多都是戶長,戶長差不多等於我的父親級的四十、五十歲以上的長輩,我坐著而他站著實在不忍心,故他們來,我倒茶、拿椅子請他坐,要辦什麼事情我去辦,到各課去跑。雖然我主持配給,權利很大,但都按規定配給,印章一蓋算數,我不曾刁難人家,公正做事,人家不對,我也親切服務,絕對讓他心服口服。利用職權,偶爾揩油的人也有,終戰後都會被打。

    終戰後,在日本時代當第一線公務員的人很多被打得跑無路,人家說:「這是日本仔狗屎,打!」連工友都打。但我能爲老百姓做的一定做,不會得失人,長輩們都說不能打我,我是最好的,我坐在門口都沒人打我,這是我的價值所在。

戰爭末期的配給

    日本戰爭末期實施配給,以米、肉、油、衣服四種較重要,雖然經濟較壞,但物價沒有波動。有錢無處買東西,當然有黑市,比如一個人配給六、七兩米,不夠吃,就去向種田人買,種田人多少會留一些米。豬肉一個人二星期配二兩,愛吃豬肉的人,也會去找黑市物資,農家養豬多養幾隻,沒有報,或豬養大了殺掉,捉小豬來充數。我去看時,五隻還是五隻,問:「怎麼還是那麼小隻?」「養不大啊。」其實我知道,但馬馬虎虎,人家做得要死,一次兩次殺豬來吃,或作黑市買賣也不爲過。但公開的物價穩定,會找黑市物資是較注重享受的人,守法的人吃不飽時,多吃兩根香蕉充飢,不會去買黑市貨。當時配給的數量,是讓你餓不死,也吃不飽、長不肥的程度,這是日本時代的配給方法。

    當然,種田、推煤炭、推輕便的粗工,屬重勞動,一天一個人配給一斤米,還有「輕勞動」級,一天十二兩左右;普通人一天六、七兩,孩子也算普通人。

終戰初期經濟社會混亂時代

    戰後,政府沒有管制,隨便物價漲,錢一直變薄。日本時代我當了十多年的公務員,家裹有錢,月給不必供出,自己也儉省,有錢就存起來,存了兩萬元,寄在銀行,戰後拿回來只夠買一盒火柴。日本時代兩萬元至少可以買兩甲地呢。

    戰後,是保有物資的人贏,有錢的人不付他開的價錢買不到東西。七洋八洋的時代,五、六個人的月薪要用布袋扛回來,錢好像冥紙,無啥路用,買東西錢算起來麻煩,幹!乾脆丢一大疊給他。政府錢一直印出來一直印出來,物價跟著一直漲一直漲,漲到最後,只好「四萬換一元」,有錢人損失得很慘,幾乎全倒。當時父親也存了好幾萬在銀行,我告訴他:「阿爸,錢會變薄哦!快頜出來買東西。 」父親不肯,說:「錢一元就是一元,怎麼變薄。」想起來也是,我們沒讀過經濟學,不相信。等到知道時,領出來等於廢紙了。我也存了幾百萬在七洋,七洋被查封時,只拿一、二成七十多萬回來,正好阿媽過世,七十多萬拿到迪化街只夠買兩匹白布。戰後日本幣值沒有變動,現在的一元還是當時的一元,所以臺灣是輸日本了。公務員的薪水一直調整,勉强跟得上物價,生活雖然不是很富裕,但還可以生活,所以公務員的生活很安定。做穡人也一樣,本來是五百元就肯做,現在要一千元、兩千元才要做。在那個時代裹,每個人都辛苦,跟在物價後面猛追也追不上,最苦的是賺吃的做工人,無處可工作,後來各工廠再振興起來,青年們進入工廠,才漸漸可以生活。

中和與二二八事件

    最先開始是阿山欺負臺灣人,警察取締賣菸的阿婆,引起反感,這是天意,一發生起來,全臺灣震動,隔天廣播電臺就被臺灣人占領,廣播「現在臺灣人占領哪裹了,哪裹又被占了」等等,一直放送,我當時天天聽放送。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我聽說臺北在打人囉,好事,沒有車子,騎著腳踏車到臺北街路去看現場。當時是臺灣人在打阿山,阿山大家都認得出來,有人喊「那裹一個!」一羣人集過去就打。後來決定回來,免得不小心自己也被打,回家之後就沒有出門了,戒嚴時出門就開槍。

    中和一直很平靜,這附近的人較沒有參與政治。有些好事者,可能得罪了軍仔、警備總部的人、警察,被密告「這個人思想壞。」即使不出門也到家裹捉,捉走就再也看不到人了。那時害死很多人,很厲害。板橋較多人被捉走,中和沒有,很平靜,新店也有些頭人被捉走。

    當時王民寧在當警務處長,聽說臺北車頭在反亂,出來維持,喊說「你們大家要冷靜,不要亂起來。」但還是亂起來了,一直到白崇禧來才平靜。

    林日高二二八後也被捉走,又被放出來,後來做到省參議員,眞 克虧,不知道怎麼被戴帽子,被捉後說他是共產黨。林日高怎麼會是共產黨,只不過他的思想較接近文化協會的思想,主張民主,像現在民進黨民主進步的腦筋和郭雨新等的思想同。郭雨新是較晚出來,若早一點也會被捉去槍殺。

糧食局調查員憶往

    戰後,糧食局長李連春調我們這些日本時代街庄役場的技手,在支那事變到日本戰敗的十五年期間,已經接受過嚴格訓練的糧食調查人員當糧食局派駐各縣市的專任調查員。我們在糧食調查方面的技術是一等的,眼睛一看就知道這一甲地可以收成幾千斤,沒有訓練到這種程度,怎麼去評定農田的生產量。農民若不服的話,坪刈,幾斤幾兩都沒錯。所以美國的技師要來臺灣訓練我們,看到我們的技術比他們高出很多。美國的技術不能判斷得這麼準;美國地廣,乘飛機空中測量,估計今年是否豐收。但臺灣狹小,沒有實地去調查不準。

    我在糧食局擔任糧食調查工作,是糧食局派駐臺北縣的調查人員,調查臺北縣境內的糧食,辦公地點在臺北縣政府內,管理單位是糧食局。這種工作很吃虧,我做了三十多年都沒有升職,因爲調查員職務就是這樣。但我在縣政府可以說「做王」,縣政府不敢管,能力上我赢他們,所以可以控制縣政府的職員,他們若有做什麼事不妥當,我們反對一定改。我又比們先進縣政府,年資較深,所以他們都說我是「天皇陛下」。

    臺北縣的田,以前有兩萬多甲,現在我看只剩下一萬多甲。

    調查員全臺灣各縣市都有,總數約六十幾個,臺北縣就派了六個。李連春很有趣,開會時科長、課長不問,直接問我們二這些第一線實際在地方工作的調查員。大家都怕他,出門沒人要和他坐在一起,我是臺北縣的主任調查員,必須要和他坐在一起。坐在車上就開始問,一直問,我無法每件事都應付他,必須帶資料、翻資料,他就說:「囝仔人沒研究,問就要馬上回答。」我心裹想,若頭腦那麼行我也會當局長!而且不能騙他,若說錯,他馬上知道,叫我再唸一遍;他明明知道的數字故意要問,若不知道就照實說,不能隨便編個數字騙他。李連春之後的局長就容易應付了,每次我都不必帶資料。

    我覺得日本時代的公務員很嚴格,要負責任;戰後的公務員馬馬虎虎,有數字報上去就好了,也只有李連春會指責、檢討而已,其他主管都不會,因爲沒有利害關係。日本時代報上去的數字,上頭要依據所報的數字來要東西,不能亂報。

    日本時代工作很多,很忙,當時庄役場才二十多人。現在中和市公所衛生隊就好幾百人。但日本時代的效率比起現在好萬百倍,比如收稅有一定標準,要收多少全部要收齊;現在課稅的人課稅,收稅的人只會收稅,到底收了多少,還有多少沒有收?我看沒有統計,也沒人知道。在支出方面,也比現在嚴得多,一點一滴不能亂花,庄役場裏有協議會員,像現在的代表,預算編好之後,一項一項地問:你這條預算要做什麼,那一條要做什麼,要通過才能用,很嚴格,壓力很大。現在沒有事做的公務員至少一半。像我也覺得輕鬆得多,上頭沒有什麼壓力下來。

    當公務員雖然沒壓力,但也爬不高。要升職要有人事,要去捧長官,否則無法升。比如想當個課長,就要去爭。上司有個課長缺,常告訴好幾個人打算升他,被告知的人心想,「嘿,要升我哦。」大家走門道,紅包較大的人拿走課長缺。以前都要這樣才能升官。戰後幾十年來臺灣人不能出頭天,連個小小的警察仔主管都無法當,何況局長!都是外省人在當。漸漸才有用臺灣人,現在警察局長也是臺灣人。

    我在糧食局當公務員,沒有感覺被壓制,曾要調我到哪裹當課長,我不要。我能維持生活,工作涼凉的、出動自由就好,日本時代當有責任的主管做到怕了。我當糧食局調查員很自由,李連春平時沒有管我,但他交代事情下來,我拚一拚,甚至晚上帶回家裹做,拚出來交給李連春,就可以休息了,所以李連春很疼我,說我做事確實又快,不會拖事。在縣政府我不曾簽到,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寫「出差」,一個月出差二十四、五天,出差費沒領那麼多沒關係,自由就好。但我出差也是辦公,應該辦的我還是辦,需要出去調查就出去了。

    平常我出去都有在調查,颳個颱風,李連春馬上說:「損失多少要報告。」我們因爲常在各處走動,了解颳什麼風,哪裹稻穀會出穗,哪裹會倒,大概會損失多少約略知道,坐在辦公桌前提筆就可以估計,明天有了變動,數字再報上去,一直報。所以李連春的數字很快而且確實,他會那麼出名。就是因爲手下的調查員太優秀。農林廳經過一星期損失數字估不出來,糧食局因爲有我們提供資料給他,三天就報告上去了,所以蔣介石很信用李連春。農林廳的工作幾乎被糧食局搶光了。現在農林廳又把糧食增產工作拿回去,糧食局現在沒工作可以辦了。

    我跟隨李連春三十多年,在糧食局擔任調查員一直做到退休。

關於李連春

    日本時代李連春在米穀加藤商會服務,被嚴格訓練,對臺灣米的產銷情形非常清楚。他會當糧食局長,是因爲有一次被派到南京開糧食會議,李連春在南京的一切講演發表,所有數字都不必看稿,全在他的腦袋裹,讓大陸人嚇一跳,「臺灣也有這麼優秀的人才。」回臺之後,本來是糧食局副局長,蔣總統升他爲糧食局長。他也沒有電話簿,電話號碼都記在腦袋裏。有一次他要我打電話回縣政府,我沒帶電話簿,號碼記不得,他说:「囡仔人那麼沒頭腦,幾番幾番啦。」各科室的電話他得記得,很厲害。

    他的糧食政策,大致上是繼續日本時代的糧食統制政策,但有些改變,畢竟戰時糧食統制和平時的情況不同,但糧食調查、糧食控制等政策,和日本時代大致相同,因爲他說:「若糧食沒有控制好,會亂。」所以如何確保糧食是他的重點。

    我覺得李連春確是一位優秀的公務員。他制定糧食政策與肥料換穀政策,目的是要抑制糧食價格。政府若不確保糧食,物價將一直漲高,就這個角度來看,這個政策是對的。當然農民希望肥料自己用錢去買就好了,但這會讓物資波動。

有人說李連春的數字不對,我保證李連春的數字是一等的,稍微有一點差錯他都知道。他的頭腦很靈,全臺灣到處轉到處看,鄉公所的立場當然想報少一點,不想報那麼多,因爲若要供出時是照所報上去的數字供出,報太多責任太重,所以盡量不報多。但少報時,他會坐下來跟你檢討,一個問題一個問题的問,看實況是否眞 是這樣。腦筋很好,很勤,不曾休息,禮拜天也不休息,晚上都到十二點才回去,我對他很欽服,他雖然只有高中畢業,他手下的大學生每個都怕他,腦筋太好,向他報告時,若數字有含糊處,他就說:「你再說一遍。」就有辦法捉出是否在說謊,數字是否錯誤,確實是一位很靈的長官。

    有次開糧食增產會議,李連春和李國鼎爭論。李國鼎主張臺灣農業不需要增產,要從工業增產方面進行。李連春說,若不增產,萬一戰爭時,臺灣糧食怎麼辦?李國鼎說,吃麵粉就好了。「但若與外國交通斷絕,麵粉進不來時怎麼辦?」兩個人辯論。現在看來,李國鼎的政策是對的,目前臺灣糧食生產太多了。以前一個人吃三、四碗,現在頂多吃一碗,都吃副食,當然糧食就剩下來了。但若戰爭發生就慘了,戰爭時,以米最重要,穿的衣服沒有關係,五年不配給衣服都有得穿。以前,只有新正時做一套衣服穿一年,到隔年新正時再做一套,若破了要補。現在衣服好好的也丢掉,新的出來,舊的就不穿,和古早不同。

臺灣的教育問題

    臺灣實在眞幸福,我到世界各地旅行,覺得臺灣是最好的所在,衣、食、住,可以說是世界第一。臺灣交通很亂,在這麼狹小的地方在所難免,而且臺灣人只說民主,自己不守法,教育根本不對。現在國民學校規定不能打孩子,我絕對反對。我當積穗國小的家長會長三十年,一味主張學校要把孩子教好,小孩子還小,人的性質不同,有些要打才會怕,有的只要看到老師就害怕,有的用罵的就怕,害怕自然就會守法。孩子小時若不教,長大變成流氓。所以小孩子的教育很重要。

    日本時代的教育不是這樣。中學以上,老師不管學生,由學生管學生,一年級的被二、三、四、五年級管:到了四、五年級變成老油條時,也懂事了,較不會亂來。以前,一、二年級抽菸,被學長看到,耳光馬上打下去,「幾歲而已就想吃。」現在男女學生吃菸的很多,沒人在管。

    日本時代的老師教育方式很好。我們曾請日本老師來臺灣玩,大家推我出來致辭,我再久也記得在國校時,被老師打到脊椎骨,三個月走路一跛一跛的往事。當時班上有人放屁,很臭,老師問:「誰放屁?」沒人承認。老師生氣了:「我教你們做錯事,改就好,要勇於認錯,怎麼老師教的你們沒人聽。出来、出來。」全班出來外面站好,老師用這麼粗的棍子敲。我個子較小,本來老師是要打大腿,卻打到我的尾椎,非常痛,痛了三個月。我就講這件往事給老師聽,老師聽了眼淚直流。我說:「老師,我講這件往事是感謝您,因爲老師打了那一下,現在我活到這麼多歲了,一直很老實,不曾說過謊。」我說話像打契約一樣,不會亂說,這是日本老師教的,「人會錯,錯了承認,改就好了」,這教訓我一直奉行。現在的教育不是這樣,我問孫子:「你的老師是誰?」兩年過去就忘了,師道沒有尊嚴,師生沒有感情,教育無法成功。

◆ ◆ ◆ 【以上全文完】 ◆ ◆ ◆

 

 

    以上《何雲坊訪談錄》,是以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初版之《衝擊年代的經驗——臺北縣地主與土地改革》(臺北縣板橋市: 臺北縣立文化中心)同名內容全文爲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網際網路首發【析世鑒】。

    【析世鑒】討論區【彰往考來】另收入《衝擊年代的經驗——臺北縣地主與土地改革·導論》——《土地改革與地主沈默抗議》一文,本文讀者可參閲。

◆ 【彰往可以考來·後顧亦能前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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