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3100015新北市除毛|新北市除毛推薦 請問比基尼線是什麼呢?專家分享

訪履新千日的上海博物館館長楊志剛



2015年大年初一早上,上博新館長楊志剛(左)率工作人員迎候觀眾,向第一批進入大廳的參觀者拜年並贈送新年小禮物。本報記者蔣迪雯攝

這次采訪,有點硬著頭皮去,到最後也有點硬著心腸聽。

硬著頭皮去,是因為頭一次對采訪對象這麼不瞭解,亦難再多瞭解。

他2014年12月到任上海博物館“新掌門”之前,52年人生心路,幾無一篇公開報道可尋。想找人側面采訪,起先也不知問誰。

硬著心腸聽,是因這位“2017年全球最忙碌博物館”的館長,談到最後嗓音已疲。

那天傍晚采訪之前,他行程滿滿又見縫插針,中午趕去與越洋而來的芝加哥同行交流。

約他采訪,16年前記得他傢電話號碼一撥就通。

2002年,因采寫北京十三陵大修登門求教時,他的身份是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的系主任。一位年輕教師至今印象深刻:那些年給他發工作電子郵件,楊老師往往都神速“秒回”,可見他的辦公節奏和“在場”時間。

2008年,他被調任復旦大學文科科研處處長,很快業績斐然,時任分管副校長林尚立稱為“歷史性突破”。

高校文科重大課題立項,全國每年不過幾十個,復旦往年通常就幾個。他那時突破到十幾個。

而且還不止一次。這個紀錄,之前未有,至今難再。

所以一位曾經的復旦校辦人員印象深刻:那年全校團拜會,罕見地請瞭這位處長上臺發言。

按慣例,一年一度的這個會,向來是請三位教授,以教職人員身份,分別代表文、理(工)、醫三科致辭。這一次他以管理人員身份,代表文科上臺。

他被調任上博前,上級組織部門曾認真聽取復旦教職員工等各方意見,約談人數之廣泛、之深入,亦慎重得令人難忘。

他坦言,自己從留校任教,到成為系主任,再到成為校文科科研處處長,後又接任葛兆光先生,在2013年成為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這一路走來,雖也一直是被調任,但到上博,自己還是“有點意外”。

他笑道,12歲因樓道大字報,而好奇於歷史至今,這一路走來,又似都在為上博此行做準備。

於是便從來路說起。

復旦前傳

那是1974年,當時正“批林批孔”“評法批儒”。

小東門附近他傢中樓道裡,拾級而上,大字報鋪天蓋地,四面墻壁貼滿。12歲的楊志剛正是求知若渴少年時,對批誰評誰懵懂無感,倒是“法傢”“儒傢”“孔子”“周公”這些高頻字眼,人物故事,讓“歷史”如命運的種子,鳥銜風吹而落,落入他的心田。

1980年,他如願考入復旦大學歷史系,讀完本科,又讀碩士,後再博士。

歲月無心,而柳自成蔭。

采訪前,為側面瞭解找到兩位他的前同事,都對楊老師的工作之投入、業績、作風,印象深刻;都很熟悉他在很長時間裡,一直騎著輛“老坦克”到復旦上下班,連車型是28寸都脫口而出;卻唯獨,對他個人傢世一無所知,“他平時和我們在一起,談的都是工作”。

大傢隻是從他的溫和有禮,推測這位有點神秘的好領導,想來是傢風使然。

而他念念不忘的,是大學期間從周谷城先生等諸多師長身上,所受到的潛移默化。

“復旦文科大師非常多,僅僅歷史學科就很多。”攻讀碩士時,他的具體指導老師是朱維錚先生,當時的招生導師是原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長、歷史系兼職教授方行;攻讀博士時,他的具體指導老師是吳浩坤先生,當時博士點的導師楊寬先生已長期定居美國。“楊寬先生對中國古代史的好幾個專門領域進行瞭深入系統的研究,得出一些很瞭不起的結論。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在出他的全集,第一輯就多達滿滿一箱子。在系統性上,楊寬超過復旦歷史系的很多老先生。朱維錚先生的特點是非常敏銳,極深刻,他是看透瞭,講透瞭。吳浩坤先生則非常紮實,從史料入手,他也是復旦文博系的創始人、首任系主任,為人非常平和,非常低調。”

楊志剛至今感念:不僅做學問受到熏陶,做人也都有影響。

而溫和的楊志剛,也有人如其名、其志如剛的一面。

他的碩士論文研究宋代傢禮制度,博士論文研究先秦禮文化,隨後擴展而成在全國率先的專著《中國禮儀制度研究》。

二十世紀的百年中國,在世紀之初的五四運動控訴“禮教吃人”點醒世人之後,在世紀中葉一度鋪天蓋地的“批克己復禮”“打倒孔傢店”之後,在即將走入新世紀的最後時段,他以鮮有人至的完整研究,破題中國“禮文化”。

日本著名漢學傢吾妻重二教授在其專著中評價稱:“楊志剛的研究通過禮學及禮制對儒教儀禮的發展進行瞭通史性的考察,是一部為數不多的可稱作‘中國儀禮史’的著作。”

“我覺得自己想明白瞭。”在楊志剛看來,“怎麼把握傳統與現代?”這個近現代中國人的重要課題,一百年來限於種種原因,一直沒有好好解決掉。被迫開放導致先天局限,五四運動背景下成長的一代,在精華與糟粕之間難以跳出歷史的限定。一百年後,“文化自信”,也正是又到瞭一個很重要的新時代節點。

他從史料研究中睜開眼睛,認定傳統的東西是不可全然拋棄的,中國古文化達到這麼高的高度是有其道理的,裡面有好的東西,有正能量,有今後用得著的資源……“想明白瞭。”於是堅定而無畏。

1993年,年輕教師楊志剛便在是年第3期復旦學報發文:《禮與傳統的創造性轉化》。

而促使他思考這個命題的,是在學報發文之前,那些年的“時代之問”。

“做一個人文學者,一定要有對時代、民族、國傢的關懷。如果有,肯定會很關註外部世界的變化。因為這些變化,最後怎麼回應,會體現在學術成果裡。

“這當然不是指隨風飄萍一味逐變那種,而是人文研究一個基本的立場,這是需要的。

“研究歷史的,像王國維、陳寅恪,都對時代性的變化非常敏感。越是大傢,越是如此。

“書齋,和外部世界是相通的。”

進入中學就喜歡上瞭文史的楊志剛,從中學起長期保持著一個習慣: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日報、文匯報這四張報紙,必看。

所以文博系那位青年教師印象最深的,正是“楊老師談學術,總有很多新的視角、新的外界信息,他對外面世界的變化很敏感、情況很熟悉”。

這種“不局限”,源於周谷城先生主張的“博大精深”,不囿於一個很窄的領域。

這種“通達”,也源於朱維錚先生強調的“通貫”,註重一個大的背景、時間線索。

所以通常會問“你做歷史是做哪一段”,而在楊志剛這裡,不是如此。

他留校任教後,開瞭一門持續很長時間、一度是文史哲本科生必選,也是文博專業必修的“文化人類學”課程,目的是要從自己原先所治的思想史,拓展到社會。“思想史容易過度局限於觀念,文化人類學對社會有更深層次的理解,對學問精進很有益處。”

從觀念的,到社會的,再到物質的(文物博物館),從而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知識系統,最後從博物館學的研究層面,直接進入上博實務操作。

所以楊志剛笑言,回看自己一路走來,似乎也是為上博之行做準備。

這種“不局限”“通達”,還受到一些外國漢學傢的影響。

在復旦求學時,許多國內外的一流學者,如李學勤、龐樸、李澤厚,還有杜維明、魏斐德,都來上過課、開講座、做交流。大約1985年,魏斐德來復旦時的一次小范圍座談,一個思想對楊志剛影響很大。

“他當時講東西方文化思想比較,從文化發展對一個國傢一個地區的巨大作用,講到‘方向’是重要的;而這方向,似有一個switch(交換機),是可以加以轉變的;就像火車軌道上的扳道,一扳,火車就往另一個方向走瞭。”

2013年接任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的就職會上,楊志剛就講到這個觀點:我們做學問,一方面為學問而學問,另一方面也感受到時代對學問的影響;我們處在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這代人,怎麼找到這個“接榫”的地方,這是我們應該關心的。

這裡說的“接榫”,就是魏斐德說的“switch”。

這種“接榫”,當然不是簡單拼接,而是在研究過程中,放進這種時代關懷。

如此,就能理解精研隋唐制度、寫下皇皇巨著的陳寅恪,為什麼要研究柳如是。

學術,一方面是清理過去,一方面也是建設當下。

所以楊志剛由衷覺得,能在上博有一段直接操作的實際經歷,“未嘗不是一種幸運”。

雖然,他早先的人生安排,是做一個純粹的學者,期盼在相對安靜的環境裡把自己的事做好。

然而從接替蔡達峰教授擔任文博系系主任開始,他一連串的“跨界之旅”就開始瞭。

本想隻做一屆,一屆三年,可拖到第四年大傢還是把票投給瞭他,就此一做八年。

2000年被正式任命為文博系系主任,大約一兩年後,復旦大學年末考核開展全校各院系之間的評比,第一次的第一名,是文博系。教學、科研,都是第一。

而此時的文博系,和成熟院系比,還處於創業階段。很多課程都還依賴外面的力量:博物館、兄弟院校以及本校歷史系師資。

楊志剛下力氣抓課程建設和隊伍建設,慢慢有瞭成體系的從本科到碩士生、博士生的基本課程,且都是自己的老師任課。

同時,抓學科發展。一方面爭取科研項目。一方面在學校支持下,申報對學科發展至為重要的博士點,雖然非常艱難,但終於在2002年闖關成功。2003年,在復旦自設博士點時,又申報成功第二個。

同時,理順管理架構,做大系科規模和體量。教務員、教學秘書等不再依附歷史系。招生有瞭單獨編號。教學辦公場所不斷增擴。

同時,爭取辦學資源,建立開放平臺。復旦文博系從1984年起,和國傢文物局合辦瞭18屆的全國文博幹部培訓班,被一些人士稱為中國文博界的“黃埔軍校”,後來陜西三大館(陜西省歷史博物館、秦兵馬俑博物館、西安碑林博物館)的館長,都出於此“黃埔軍校”第一期。2004年,經過申報,全國省級文物局局長培訓班、全國省級博物館館長培訓班,落在瞭復旦文博系。又從教育部爭取到數字化博物館立項,2005年復旦百年校慶時,為學校委托代管的復旦大學博物館,新建成“於右任書法陳列館”,館名為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傢寶所題。

……

共同走過的人,說起他那些年都是一個字:“忙”。

及至2008年被調任文科科研處後,又何以能爭取到前所未有的立項數?

楊志剛說來都很實在:我對文科的基本情況比較瞭解,對核心、骨幹科研力量瞭解比較清楚,容易對接,路由器效應更順暢;申報前的“排兵佈陣”非常重要,就借助專傢力量一起研討;通過專傢委員會,發揮教授治學的作用,有些決策就比較讓人信服。

而楊志剛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倒是有一次教育部的重大課題立項,復旦初選入圍瞭6個,6個課題組赴京面試當場匯報,結果卻是顆粒無收。“唉呀!當時我和葛洪波副處長一起去的,從匯報場地到北京機場,這一路上,兩個人相對無語。所以也不是都順的。”

本也想就做一任,三年後也提出過。

一直到2013年上半年,學校才將楊志剛比基尼除毛diy調至文史研究院任院長。再一年半後轉上博。

就任文史研究院院長的現場演講,他的開場白風趣而赤忱:“此刻我站在這裡,情不自禁地想起六年前文史研究院的揭牌典禮,記得那是在光華樓二樓的大報告廳,當時我是帶著興奮,也帶著一點‘隔岸觀火’的散淡,沒料想六年後這把火把我給‘燒’上瞭。剛才楊校長和葛老師跟我握手的那一刻,我感覺到一股巨大的能量傳遞給我,我是徹底地被點燃瞭。如果現在是在3D或者4D影院,大傢借著眼鏡一定看到我正在燃燒。”

回看每一次調任,都和到上博一樣,“有點意外”,但這“不是個人的事情。組織上定瞭,就沒有理由不把事情幹好”。

雖然,剛到上博,先是幹部熱忱直言,再是員工直言以告。

上博新篇

楊志剛深知,吐露心聲的背後,是深深熱愛與期望。

如今《國傢寶藏》熱播後被呼“男神”的他,當時承載瞭館內外多少人的視線聚焦。

而他擔憂的,是館裡彌漫的另外一種錯覺:總覺得我們還是天下第一。

毫無疑問,上博是一座有著六十多年歷史的博物館,底蘊非常深厚,在整個中國博物館界堪稱引領,馬承源館長的地位非常高,“眾多前人為我們創下瞭輝煌”。

然而比照新形勢,“跨界”的楊志剛既是行傢裡手,又旁觀者清。

到館不久他為志願者做過兩次講座,第一次講座題目就叫“橫看成嶺側成峰”:“我們很多事是身在山中,看不清山的全貌,從而帶來局限。如果能意識到這一點,跳到山外,回過頭來看山,頭腦可能會更加清醒一點。”

正因對情況很熟悉、夠專業、看得清,楊志剛那年12月到上博,1月就在赴京出差的航班上,用簡潔的八個字,概括瞭自己的辦館理念:“守正、開新、協同、引領”。正好不久媒體群訪,有記者問起新館長的新理念,從此廣為人知。

但在館內部,楊志剛上任之初心心念念在幾個場合反復談的,是結合“兩學一做”落到實處,明確提出瞭“兩轉一超”。

――轉意識、轉觀念、彎道超車。

――不僅對標國際,上博需要超車;即便對標國內,和幾傢同行比,今天的上博也需要超車瞭。

這些話,激蕩一池春水。

“這個世界變化太快。博物館行業也是。各逞英豪。大傢都有招數,都在絞盡腦汁。”

在這種時勢下,“上博如果靜下來,很可怕”。

所以楊志剛當時分析上博缺的三個“新”,第一個就是新意識、新觀念。

第二是新動能。當年馬館長那批人已陸續退出一線,新老交替,青黃不接。

第三是新體制機制。內部管理需要更多適應新環境、支撐新戰略的創新和建樹。

中國博物館業,這些年飛速發展。

2002年一次全國性文博教育研討會,還總結過全國博物館從業人員的“幾多幾少”,好似養老賦閑處。

這十來年,這種局面,徹底打破。

博物館的展覽也發生很大變化:不再是簡單擺出來、掛上去就行的事情瞭。

楊志剛初到上博,有人善意開玩笑說:“這下要比在學校省力瞭。”不少人的既有印象裡,博物館不就是擺擺文物、搞搞展覽麼。

楊志剛心底很清楚:僅僅策展這一件事,要把觀眾放在心裡,裡頭就有大學問,很專業!

歷史性的根本變化,還發生在博物館的自身定位、發展動力上。

過去,主要是收藏、研究。今後,在繼續抓好收藏、研究的基礎上,還要突出為社會服務。

在楊志剛大力倡導的觀念意識大轉變中,上博教育部工作人員對一幕感觸很深: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裡,最氣派的辦公室,是教育部門。

從最早側重於文物典藏,到後來側重於學術研究,而今在國際博物館的主要功能排序裡,是社會教育排在第一。

從美國同行的例子看,博物館對所在地文化認同的構建,也有重要作用。

國際博物館協會每年會發佈一個國際博物館日的主題,楊志剛記得2010年在中國舉辦的那一屆主題,是“博物館:致力於社會和諧”,“把歷年這些國際博物館日的主題梳理出來,就可以比較系統地理解什麼是現代博物館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例如:如何為社會變革和創新提供動力。這是一個非常高的高度。”

“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這些年來也“發展得真是快”。

老上博的員工回憶,1959年以後,上博在河南路時,來看的觀眾70%以上是外國人。到人民廣場後,中國觀眾的比例明顯增加。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後,文創商品的消費更是以國人為主瞭。

所以在楊志剛看來,包括上博在內的中國博物館,目前最需要考慮的是如何提高優質公共產品的供給能力。

以往隻是看個稀奇,來看一看就行瞭。現在人們開始更希望從展品背後學到更多知識。

而上博作為上海這座國際化大都市的文化機構,如何提供面向世界、面向全球的產品,也是新的更高要求。

對標“國際一流”,今天的上博不但內部管理架構還有差距,藏品基礎也還主要是中國范圍。

而世界幾大重要博物館,都是全球性收藏,展出都面向全世界。

來上海,到上博,應該要能看到世界。

正是帶著這些理念,楊志剛與新上博這三年來,激流勇進。

第一個年頭,2015年,他最難忘是上博東進的東館選址。第二個年頭,2016年,他最難忘是內部流程的規范整肅。而兩年苦練內功後,第三個年頭,終於開始發力。

剛剛過去的2017年,上博東館歷經兩年多推進,終於依法合規一個程序都不落,9月25日傍晚拿到樁基的施工許可證,27日動工;上博全館各項工作也全力開動,其中光是臨時展覽,就多達9個,數量為多年之最。

更重要是,理念、氣象,已今非昔比。

比如年頭的“鴻古餘音:早期中國文明展”,打破傳統方式,不再按文物的材質、年代來展陳,而以“文字”“統治”“生活”“信仰”“葬儀”五個主題,重新統合展品,集成演繹,還大膽嘗試用現代漢語來解說,反響很好。

“文化主題演繹是一種國際性的先進展陳理念,其背後有學術底蘊,目的是把握住人最新的興奮點,來講述展品背後的故事。”楊志剛說:將來上博東館展陳設計的一大亮點,也在於此。

又如年中的“遺我雙鯉魚:上海博物館藏明代吳門書畫傢書札精品展”,負責佈展的上博書畫部孫丹燕副研究員和團隊“很用心”,花瞭很大力氣,把這些書信的內容,全部用現代白話文轉譯出來,放在精美的書信原件旁邊一並呈現。“這種轉譯很難,因為必須盡力‘信達雅’。”

目的,也是為瞭結合現代人的審美趣味,讓展館內外的文物與社會生活方式有一種呼應。

再如年末的“山西博物院新北市除毛|新北市除毛推薦藏古代壁畫藝術展”,就為迎一件珍品,上博開館21年首度破門。工作人員在寒冷夜裡,一舉拆下600斤重的南門大玻璃。

常規性的書畫陳列半年一調整,上博的負責部門也“很用心,動作非常大,效果比較好”。

而在公共服務方面最具標志意義的,還是“大英博物館百物展”。以博物館的辛苦程度、辛苦指數,贏取觀眾的滿意程度和滿意指數。

多少年瞭。2002年“晉唐宋元明清國寶展”上博館前的“長隊優美”,終於再現。

10月3日,楊志剛值班,那天全館觀眾高達日場8846人、大英展展廳高達4384人,均大大突破限流標準的8000人、3500人。“數字一出來,我也嚇一跳。”

從大英百物展第二周的7月初起,為應對日益增多的如潮人流,上博開始延長開放時間,早一點開放,晚一點關門。這在上博歷史上並不多見。“績效是封頂的,加班靠積極性。觀眾熱情高漲,也激勵上博員工幹勁高漲。”進而,又每周新增兩個夜場。

就在這樣的日復一日中,楊志剛看到瞭這樣一幕。

七八月天熱時,幾乎每天,都有十幾人、最多一天達到20人的輕度中暑。“壓力很大。”楊志剛到門口去看,觀察統計下來,很大一部分都是20歲上下的女孩子,不吃早飯導致。“我好幾次親眼看見,她們的兩條腿、整個身子慢慢往下沉,蹲下去,這時候我們守在現場的保安,馬上上去接住,有的抱,有的抬,送進館內專設的救助點,由專業醫生治療。一般降降溫、喝點糖水,十分鐘左右就能緩過來。然後問她,如果還想再看的,就進去看吧。”

最有價值的收獲,是上博和大英兩方面專傢同臺唱戲。

一起策劃,一起佈展,一起呈現,對外“增進友誼、增加瞭解”,對內“強化管理、提升能力”。

練內功,要把門打開。大英百物展在世界各地巡展時,每次都有開放性的第101件展品,要求代表當地特點、體現當下的歷史進程。這不啻是一道考題。上博沒有關起門來自己選,而視為與社會公眾構建新型互動關系的一次契機。

征集來的十個初選項中,有共享單車、智能化手機、北鬥導航系統模型,也有二維碼,都是有閃光的點子。於是再發佈,再聽觀眾的下一步想法。

當二維碼作品設計出來後,大傢的意見一下集中瞭。

它不但把100件展品都放進瞭裡面,而且確實可以掃。

後來日本總領事來參觀時,楊志剛跟他說:二維碼是你們日本人發明的,運用最廣又在中國,它代表瞭亞洲。

而在新聞發佈會現場,大英博物館特派的資深研究員聽完這件展品介紹後,由衷地說:“上博是中國最好的博物館。”

也有遺憾。

烈日下,看著排隊的人們,“真的於心不忍”。

已經前所未有地搭建瞭遮陽棚、噴霧裝置、鐵馬,但上博本館的硬件、公共服務能力,局限太大,隻能留待東館加以解決。

大英百物展,恰是對上博這三年從正反面的一次檢驗。

千日之行,始於足下。

新掌門自評這三年:“還算盡心盡力。”

又不甘地補瞭一句:“推進速度還不是預想那麼快。不過,還是穩中求進吧。”

法國前總統希拉克對上博情有獨鐘。

一是因為他的專業化水準非常高,尤其對於青銅器。二是因為上博青銅器的水準也非常高,各年代的標準器、典型器都有,“成系列”的隻有這裡有。三是因為精心營造的展覽空間,展陳體現的審美趣味也比較高。

再加上,“我們上博有一位頗具個性、很有魅力和作為的馬館長”。

所以希拉克來,往往一看就是一個小時。

在某種意義上,館長,是一個館的靈魂。2017年出版的《馬承源翰墨金石作品》一書序言中,楊志剛寫道:“上世紀90年代,上海博物館落戶人民大道,由此贏得自身崛起,並帶動中國博物館界向著現代化事業絢麗轉型,誠乃城市文化發展中神來之筆……上海市和上海博物館兩方面的主事者們,以改革開放排頭兵的勇氣與膽識,同心?哿Α⒃順鐙⒒?、竭盡所能。這當中,馬承源館長居功厥偉。二十年前,我是遊離於人民大道的關切的旁觀者;二十年後,我成為念茲在茲、身心在茲的守護人。沒有變的,是心目中馬承源館長占據的那份厚重,那就是《詩經?小雅》吟誦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楊志剛坦言自己這麼多年一直最註意的,是平衡好自己的內心世界、理解好工作內容和目標。

從本想純粹做一名學者,到不斷轉崗、接連“跨界”,他內心清醒而堅決:“一定要學會放棄。通吃的人,我心裡認為是沒有的。誰想通吃,肯定沒有好下場。別的不說,身體也吃不消。在我看來,放棄的最高境界,是不後悔。”

而與此同時,每次換崗,他又都會認真思考同一個問題:為什麼要把自己放在這個崗位?這個崗位的工作現在正處於什麼樣的時代背景之下?自己這一任的歷史階段和任務是什麼?“這樣,重點做什麼,就心中有數。”這與他的治學,異曲同工。

在上博走過千日的楊志剛,想為今後上博留下的,或可簡括為“三、二、一”。

三,就是把三個“新”進行到底,不斷培育新觀念新意識、匯聚新動能、創新體制機制。

二,就是建兩座“大廈”,一座是有形的東館,一座是無形的名山,要形成一個可以傳諸久遠的名山事業,這包括名展、名傢(各領域、各行當的知名專傢)、名著名刊以及有品牌的社會教育和文化交流。“我從高校出來,非常清楚大學不但要有大樓、更要有大師這個道理,上博也一樣。除瞭硬體建築,一定要有無形的東西支撐。”

一,就是全館一心追求一個目標定位:世界頂級的中國古代藝術博物館。

上博東館開工當日,有感於開工活動的報道,上博一位青年學人在微信朋友圈發聲,表示應該用一百年的時間完成一項偉業,將上海博物館建設成世界頂級的世界古代藝術博物館,使國人不出國門即可遍覽世界藝術。

欣賞此類憧憬之充滿理想與真空除毛私密處|台北真空除毛私密處激情,楊志剛在微信中送上三個翹起的大拇指。

對標世界,全球各大頂級博物館無一例外,都是所在城市邁入世界頂級城市行列的通行證。“上博和上海,享有共同的發展方向。”追求卓越的全球城市,自然也應該有世界頂級的博物館。“我們務虛會也討論過,上博似乎在國內已經很好瞭,究竟還要不要再往前跨一步。大傢一致覺得應該要。隨著未來中國綜合實力的鼎盛,需要世界性的博物館,建成世界級收藏。”

千日過後,新上博的口號是:再創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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