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2071045滿文避諱漫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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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是我的朋友羅投稿在《滿語研究》2014年第2期的文章。由於文中部分文字係他有意一吐怨氣,偏離學術「禮儀」,故而雜誌編輯做了修改。學術雜誌如此處理自屬常軌,惟朋友羅仍希望他的文章能以原貌面世,故借用我的網誌,在私人地盤上放上全文了。

朋友羅曰:「我和某大院士固有私怨,但私人的事本屬瑣碎也算不上什麼。問題是某大院士老是不懂裝懂拿著他低能的想法去到處宣傳,侮辱學術知識,這可真的不得不批評一下啦!」總之這篇文章是很有針對性的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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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康熙帝名玄燁,滿文拼作hiowan yei,原拼作hiowan之「玄」字,或拼yei之「鄴」字,此後僅能作siowan、ye;漢字則有「弦」、「絃」等字缺末筆之變。滿文避諱之字音與漢字官話聲韻演變關聯甚重,原本應作hiowan之團音「玄」「懸」「軒」等字,於康熙朝以降改作siowan;原本即為siowan之尖音「宣」「旋」「選」等字,則仍舊為siowan。hiowan音避寫,而siowan音不改。滿漢避諱皆未見siowan「宣」應避之理,故曹寅之弟曹宣改名曹荃,絕非緣於避康熙帝滿文之御諱。

關鍵詞:滿文、避諱、尖團音、漢語官話擬構、曹宣(曹荃)

*本文原刊於《滿語研究》2014年第2期,經原作者小事修改。

一、概說

「避諱」或狹義而言即所謂「諱名」,1 為過去中國文明上一重要特色,相關研究已有不少專著。2 研究諱名,除可用於版本校勘、解釋古文書之疑滯外,亦可用以考論中國文化心態之演變,而相關之語言學現象亦多,為解讀中國文化史不可或缺之一環。

今日學者們多已注意到此現象並非漢民族3 所特有。4 然而將之由原始相對鬆散之習俗改造為高度制度化之一種文明內涵,則仍以漢民族或受漢文化所影響之諸民族為世界之最。5 契丹、黨項、女真、蒙古,皆曾與漢民族有或深或淺之互動,從而亦或多或少皆有與諱名相關之制度。關於遼(契丹)、西夏(黨項)、金(女真)之諱名制度,已有數篇專文。6 其中黃緯中〈略論遼金的避諱〉一文,舉史傳與碑刻資料為證,具體描述遼、金在漢文諱名上之演變。並指出作為滿洲前身之女真族「從太祖、太宗以來便講究避諱,對於觸犯者的處分很嚴」。惜受限於文獻殘缺與解讀困難,學界迄今似未見就契丹、西夏、女真、蒙古語等本身之諱名現象加以深入、細緻之探討。7


1. 此類現象,傳統或稱作「避諱」。例如陳垣《史諱舉例》序稱:「民國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書當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須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謂避諱」。見陳垣(臺版題名新會)《史諱舉例》(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序頁1。惟「避諱」一詞語意所涉甚廣,如吳良祚所總結之論點為「觸忌犯諱的事物,不得直說直書,而用其他方法來迴避,就叫作避諱」。見氏著〈略論避諱與避諱學〉,《浙江學刊》,1992年第3期(總第74期),頁101。本文以諱名部分為主,姑且亦含混以「避諱」稱之。

2. 例如陳垣《史諱舉例》(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王建《中國古代避諱史》(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2)、范志新《避諱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6)、王新華《避諱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7)等。

3. 此處「漢民族」,蓋為暫設之便稱。用以概括南北朝以後中國之漢民族與先秦兩漢魏晉之周、秦、漢等時代之華夏民族。

4. 例如前述王建《中國古代避諱史》、范志新《避諱學》、王新華《避諱研究》等。又如註1所舉吳良祚文中亦已引述許多人類學家、語言學家之意見。

5. 王建,《中國古代避諱史》,頁293–299;范志新《避諱學》,頁15–18 。

6.例如韓小忙,〈西夏避諱制度初探〉,《寧夏社會科學》1994年第5期,頁59–63;王建,〈論遼、金、元三代避諱〉,《貴州文史叢刊》2002年第4期,頁18–22;王曾瑜,〈遼宋西夏金的避諱、稱謂與排行〉,《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年9月,第33卷第5期,頁559–566;黃緯中〈略論遼金的避諱〉,《史學彙刊》(臺北:中華學術院中華史學協會)第26期(2010),頁23–60等。

7. 學者們似多主張此諸民族之諱俗皆屬繼受自漢文化,故「避諱僅限於他們的漢名,不包括本族名」(王曾瑜,前揭文,頁559)、「早期的蒙古人確是不知避諱之習的」(王建,前揭文,頁21)。筆者以為此點似仍有可討論之空間。即如華夏民族本身,由周至漢,雖諱制已漸趨嚴,而《詩》、《書》中有昌、發字樣,《史記》於漢初諸帝或諱或不諱,皆有其例。或許只是制度相對鬆散時的現象而已。又,該各民族之本族名是否需諱,或許亦須由該各族名諱單字本身作解讀,不能僅由譯後之漢文析而論之。


過去學者主張「元初諸帝不習漢文,安知有忌諱」,8 不確!拉施特《史集》第二編中已有如是記載:

「拖雷」﹝一詞﹞在蒙語中是鏡子的意思。自從拖雷死後,鏡子﹝一詞﹞迄今猶須避諱(nām–i ğurūq)。鏡子的突厥名為闊思闊(küzgü)。為避諱起見,如今蒙古人遂稱鏡子為闊思闊。9

則蒙古人很可能早於未入中原前已有諱名觀念。10 《大元通制條格》卷8〈臣子避忌〉提及元成宗登基後「多人每犯著上位名字的,教更改了」,又提及元武宗登基後「各處行與文字,犯著咱每名字的有呵,教更改了者」,二者所指顯非漢字「鐵」「穆」「耳」「海」「山」字樣,而係蒙古語。11 惟此類觀念是否受漢文化所影響,猶不得而知。12

女真族之後身滿洲,似自有清(金)肇建伊始,即已有諱君名之觀念。惟就滿文而言,似皆未就如何敬避君上御名作具體說明。後人亦少有正式撰文探討者。13 自康熙朝以降,圖籍繁多,可資對比者夥,或可稍以之探索此現象。


8. 陳垣《史諱舉例》,頁164。案:陳垣此節所舉諸例,割裂單字而言其未諱,恐非蒙式思維。

9. 拉施特(رشیدالدین‎,1247–1318)《史集》,余大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頁87。

10. 亦參見J. A. Boyle撰,黃時鑒譯,〈關於朮外尼書中若干蒙古宗王的稱謂〉,《黃時鑒文集I》(上海:中西書局,2011),頁310–317。

11. 誠如《史諱舉例》所指出者,「鐵」、「海」、「山」等個別漢字皆未嘗避。筆者疑此處蒙語之避名不算入複合單字,故有元後期似不見單名temür者,而名中帶temür者則仍常見。

12. 黃時鑒〈《大元通制條格》考辨〉、〈元代的禮俗〉二文中皆主張此類諱名習俗蓋受漢人影響而生。見《黃時鑒文集I》,頁83、93。筆者以為或未必然。似此類習俗影響,輕言其但源自某族,或不免失之簡單化。即如元以後中國之貞節觀,亦屬蒙漢文化交互影響與特殊歷史環境下所衍生之結果,並非單純源自漢俗;見柏清韻(Bettine Birge)著,柳立言譯〈元代的收繼婚與貞節觀之復興〉,收於《宋元時代的法律思想和社會》(臺北:國立編譯館,2001),頁387–428。

13. 就筆者所見,僅黃俊泰〈滿文對音規則及其所反映的清初北音音系〉、Kam Tak-sing(甘德星),"The romanization of the early Manchu regnal names" 稍稍及之,分別見《國文學報》第16期(臺北:師範大學國文系,1987)、Studia Orientalia 87(1999), pp.133–148。又稽古站〈論清代姓名的滿文避諱〉一文亦有具體文獻舉證,惟該文作者之漢語聲韻學知識似稍有不及處。參見http://www.ourjg.com/bbs/simple/?t8893.html


二、太祖、太宗、世祖朝時之滿文避諱

滿文為一拼音文字,故其藉以避諱之手段主要亦似以迴避同音為主。14 太祖「努爾哈齊」、太宗「皇太極」、世祖「福臨」三朝,命名皆非由漢語,加之譯音字初非一定,故諸漢字皆毋庸諱。惟就其滿文而言,似可知避諱現象已然存在。太祖之名難見於原始檔冊,太宗之名僅可見於太祖朝之無圈點檔冊,15 至於世祖本名fulin(滿文依穆麟德轉寫法。以下皆同。),終清之世不再見用,16 而其派生形fulingga則為一常用於其他滿人命名之單字。

此處猶可再稍稍申言者,太祖本名,或主張其義為「野豬皮」,後世書作「nuheci」乃避寫形式。筆者疑其非是。雖早期滿族人名諸如「yoto傻公子」「hayangga放蕩者」等,命名理路與漢人士大夫層不盡同,17 惟此處可疑者在:1.赫哲語「野豬皮」亦作「ɲikʻətʻə」18,並非「*ɲirkʻətʻə」,赫哲語之ti等在滿語常作顎化型ci,但赫哲語似不應亦同時改讀作「ɲikʻətʻə」。2.且滿語有現成單詞「nuhen一歲野豬」,若原型中有r音,此字不應連帶改寫去除r。3. 「–ci」確實似指「來自某物身上」,nimaci、ihaci、ulgiyaci乃至人名「殷達瑚齊」皆此類。然而若「nurgaci」亦屬此類,則「穆爾哈齊」似不可解。且其後滿人猶有以「–rhaci」命名者,如祜爾哈齊(同類:呼爾哈齊、琥爾哈齊)、伊爾哈齊、哈爾哈齊、布爾哈齊等皆是,未必皆能以滿語說明。若曰其乃出自蒙語「–γči」則前方之r亦待解釋。筆者以為此處似仍應存疑。

至於太宗名諱,何以竟似在譯寫蒙古稱號時全然不諱?亦一有待解釋者。同時代蒙古人似亦多有以稱號或佛教法義為名而全然毋庸諱者,疑與之相類。


14. 實際上僅避字符而不避其音之例仍多,詳下。

15. 參見Kam Tak-sing, op. cit., pp.135–136, p.137。

16. 案:康熙間滿語字書《大清全書》收有此字,釋義為「天命、秉受」。見沈啟亮,《大清全書》(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據康熙間本影印),卷14,頁26。其後所有官方字書《清文鑑》系列、民間字書《清文總彙》等俱不收此字。

17. 參見吳春娟,〈試析滿族人名與文化〉,《滿語研究》2004年第1期,頁107–120。又,漢族民間底層之命名理路亦未必盡同於士大夫層。

18. 凌純聲《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南京:中研院史語所,1934),三、赫哲的語言,(三)赫哲語彙。按:此字凡數見,拼法小有差異:後接他詞時似採弱化型態ɲiktʻə,見頁265「野豬皮鞋」、頁274「野豬神」,單獨型則作ɲikʻətʻə或詞首鼻音消失之jikʻətʻə,見頁268。


三、康熙朝之滿文避諱

清世祖諸子中以漢語命名者居多,聖祖以降近支宗室更排以輩分字,等同於優先以漢語命名,故其滿文諱名之體現主要亦在漢語官話之同音字上。具體言之,舉凡滿文拼及與所諱者同音之字樣時,即需避改。然而此處關鍵即在當時漢語官話,尤其官話雅音之特色。不知當時官話雅音而論及滿文避諱,不免失於流蕩。

以漢字而言,康熙朝對民間是否注意避御諱或未盡留意,然而宮廷中顯然早已注意及避御諱一事。例如「玄武門」之改稱「神武門」。「玄武門」本紫禁城之北門,「玄武」典故蓋取諸象徵北方之靈龜,終有明之世仍其稱而未改。然而康熙版《大清會典》〈朝門禁例〉條稱,「(順治)九年題准……其餘……不許由東華門、西華門、神武門進」,19 似是順治年間已然改稱。查孫承澤(1593–1676)於康熙初著之《天府廣記》(書中記事有「我世祖」字樣),該門猶稱作「玄武門」,20 未另作說明。若該門早在順治九年已(不知何故)改名作「神武門」,似不應如此。應是康熙帝即位後,宮中有意避康熙帝御諱方改其稱。至少可以肯定者,至遲康熙十一年,《起居注冊》中該門已作「神武門」。21 而金海一《燕行日記》己未年(朝鮮肅宗五年,清康熙十八年)正月十六日中亦載有清方要求朝鮮諱「玄」字之記載(其後亦見朝鮮肅宗十五年、二十四年《實錄》,分別要求諱「玄」「燁」二字)。若曰「康熙時期諱例不嚴」,恐未必然。

至於滿文,康熙帝名玄燁,滿文拼作hiowan yei22 ,從而,原本順治朝拼若hiowan之「玄」字,23 或拼若yei之「鄴」字,24 在此後便僅能作siowan、作ye。25


19. 伊桑阿等,《大清會典》(臺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景印康熙二十九年序刊本),卷41,頁17。

20. 孫承澤,《天府廣記》(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卷5,頁52以降數處。

21. 《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北京:中華書局,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北京所藏)本影印),康熙十一年正月辛未,頁B000125。

22. 昭陵神功聖德碑,收入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冊64,頁117。

23. 例如唐史中「房玄齡」之「玄」。見清世祖撰,《(滿文)內政輯要》(海口:海南出版社,《故宮珍本叢刊》景印順治十三年刊本),卷1,頁37、38。

24. 例如春秋時郤虎言勝鄴之策於趙衰。見清世祖撰《御製資政要覽》卷3,謹言章第28。案:「燁」與「鄴」於官話中為同音。又,此字在系統化之滿拼下,初作yei,非ye。這裡涉及官話乜斜韻之滿文拼字問題,疑即便雍正帝亦不甚了了。亦參考黃俊泰《漢清文鑑의 漢語 한글 轉寫에 대한 音韻論的 研究》(서울:成均館大學校,1985碩論)頁83–86。

25. 參見釋堅融、羅盛吉、黃一農,〈清初詞學大家成德名諱新考〉文中小註所列證據。


此處有二關鍵點:第二點在官話乜斜韻之滿語表現法。此點雖在一般拼字稍有錯亂,在乾隆朝兩種《清文鑑》中則系統相當一致:作 –(y)ei 韻。第一點則常為今人犯錯之所在,即尖團音,或指漢語精組細音字與見曉組細音字之差別。26 官話尖團混淆之現象或可追溯至明中葉,27 早期蒙、滿人於譯漢字音時亦常混淆二者。惟大抵於順治十一年後,各類御製滿文翻譯漢籍中,顯然有意識地區分尖團音:前者作ji-、ci-、si-,後者作gi-、ki-、hi-,兩類區分判然。

故而,原本應作 hiowan 之團音「玄」、「懸」、「軒」等字,於康熙朝以降改作siowan,至於原本即為siowan之尖音「宣」、「旋」、「選」等字,則仍舊為siowan,hiowan音避寫而siowan音不改,理路整然。滿文避諱與漢文避諱則各行其是,互不相礙:漢文有「弦」、「絃」等字缺末筆,在滿文則仍作團音hiyan而不改,遂與「仙siyan」判然有別;滿文避「懸」、「軒」等字改作尖音,漢字乃至反切法中則全不更動。此在《御製增訂清文鑑》之拼音中相當清楚。28 而在《琴譜合璧》中,或因受傳統反切法影響之故,竟有兩處忘卻滿文應避之案例:《琴譜合璧》中「玄」字滿漢對音凡十三見,餘皆作siowan,卷11乃作hiowan;「軒」字凡五見,餘皆作 siowan,卷4乃作 hiowan。29


26.「尖」「團」術語雖屬晚出,此處為方便仍使用之。又,此處「尖團」區別,採音值相去較遠之傳統所謂齒音與牙喉音之對立。此為《圓音正考》用此術語之本意。讀者可參考馮蒸〈尖團字與滿漢對音〉,見《馮蒸音韻論集》(北京,學苑,2006)頁461-473,初發於1984。

27. 例如陸容《菽園雜記》卷4嘗言「又如『去』字……山東人為『趣』……湖廣人為『處』」,似在二官話方言區中,一已與舌尖音混淆,一則嚴重顎化,已非《朴通事諺解》中或《西儒耳目資》中之Ḱiú。

28. 有少數例外,例如「玄武」在康熙初改作「神武」,《清文鑑》漢字沿之不改。然而在du Halde《帝國誌》中該詞仍作Hiuen ou。事實上當時西人依官話雅音拼漢字音者,多半尖團判然。

29. 按:「軒」字「虛言切」,音本應同「掀」。故《西儒耳目資》中作hiēn,《圓音正考》中亦作hiyan。然而在晚明北京音韻書《合併字學篇韻便覽》之《合併字學集韻》中,「軒」字已兼列於【二十一 湍韻】之曉母細音中與【二十 干韻】之見、曉母細音中。從而乾隆四年滿文本《八旗通志初編》中「劉國軒」之「軒」作siowan避諱作尖音,「軒轅氏」之「軒」卻又依傳統音作hiyan。又,du Halde《帝國誌》介紹中國簡史時,「軒轅」作Suen yuen(Tome 1er, p. 275),疑係受俗音影響。 在馮秉正所譯之《通鑑綱目》已將「軒轅」作Suoan yuen(Tome 1er)而唐玄宗與唐宣宗則仍分別作Hiuen-tsong與Siuen-tsong(Tome 13ème)。其餘憲宗Hien-tsong、敬宗King-tsong、僖宗Hi-tsong俱依團音書寫,異乎朝鮮Tchao-sien、李靖Li-tsing、西安府Si-ngan-fou之尖音。du Halde書同。


圖一:清聖祖撰〈昭陵神盛功德碑〉。由於該碑為皇帝以裔孫立場為祭山陵而親撰,故毋庸避諱。

 

實則,早期尖團混淆時之滿文拼音中,塞擦音常作尖音之 ji-與ci-,擦音反而常作hi-,例如早期拼「朝鮮」作coohiyan,拼「玄德」(劉備字)作hiowande。康熙朝滿文改 hiowan 作 siowan 可謂簡單明瞭。

圖二:《琴譜合璧》中「玄」「軒」二字。

由此可知,所謂「曹宣改名曹荃乃為在滿文上避康熙帝之御諱」云云,真乃無知者之「滿紙荒唐言」!30 確實,曹寅之弟曹子猷即家譜中之曹宣,周汝昌先生就名字互訓方面已對之作出解釋。31 惟改名之可能理由甚多,例如為免漢字書寫與同家族中之曹宜相混亦不無可能。32 倘曹宣果真但因避康熙帝御諱而改名,且休道其不通國家制度乃改hiowan作siowan又不懂官話雅音,其兄曹寅與康熙帝更親近,乃敢以「荔軒」為號而不避「軒」字,則真可謂大膽了。其實就在康熙年間,敦郡王胤䄉所生皇孫即以「弘暄hung siowan」命名!此後高宗皇子中猶有名「永『璇』」者,siowan毋庸避,其理甚明。反而「奕『譞』」之「譞」字,「許緣切」在官話本應與「玄」同音,滿文乃依與聲符「瞏」相關之常見字「還」讀若hūwan。滿漢避諱皆未見「siowan宣」應避之理。


30. 筆者不幸,嘗在堅持此主張之某大院士下做事,屢為之言而不見從,既不懂專業,又不能虛心聽人,愚而好自用,著實可嘆可鄙可笑。

31. 周汝昌《紅樓夢新證》(北京:人民文學,1976),第二章第四節、曹宜曹宣。

32. 例如在《欽定八旗通志》卷212中有一「宣爾格德」,實乃「宜爾格德」之誤字。


 

圖三:《圓音正考》。「玄」類字仍列作團音,而明書「敬避俱用尖音」。但分類仍與「宣」類有別。

四、雍乾及之後

至於雍正朝,御諱「胤禛」滿拼作「in jen」。御諱之上一字,在穩定後,除宗室原「胤」字輩漢字改「胤」作「允」而滿音亦改作「yūn」外,大抵其餘官話中含異調之同音字「音」、「銀」、「隱」、「印」等之滿文拼音多作「yen」。見諸文獻者有雍正朝奏摺中「張寅」之「寅」以及另摺中言及「華陰縣」之「陰」。至於御諱下一字,在雍正朝似以改作「jeng」為主。又,雍正朝規定夫子御諱「丘」字kio音當避,在《御制增訂清文鑑》中則僅見到「munggan邱陵」之「邱」避作ki音,其餘「求」字等則仍拼作「kio」。

乾隆初政,在漢、滿諱制上似皆稍有放鬆。以漢字而言,例如「玄」字在雍正朝原規定改字作「元」,乾隆朝或改以缺末筆之「𤣥」等,就漢文諱制而言,有清一代亦非全同。33 至於滿文方面,聚珍堂出版,光緒光緒十六年新鐫《清漢對音字式》於扉頁上標明「內附敬避字樣」,可供參考。

《欽定清漢對音字式》為乾隆朝所定,用以規範譯音用字之書。34 光緒十六年新鐫《清漢對音字式》於扉頁上標明「內附敬避字樣」,而也確實在關於康熙以降各皇帝名諱同音處俱各加以說明。35


33. 實則即便同一乾隆帝,亦因時因事而有別。前期相對寬鬆,漢文《起居注冊》中屢見陳弘謀之弘僅缺末筆,並未強求改字。逮乾隆四十二年忽焉趨嚴,見范志新前揭書頁411。其故為何猶待探討。

34. 嵇璜等奉敕撰,《皇朝通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乾隆三十二年成書),卷11,頁14。

35. 聚珍堂出版,光緒十六年新鐫《清漢對音字式》。圖二中由右至左分別見於頁41、13、18、22、30、4、29、21、25、5、20、47。案: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本之道光版《欽定清漢對音字式》,並未明附「敬避字樣」字眼,書中亦不曾言及「以某字恭代」字樣。惟該書在依拼音字頭順序排序下出現部分不協調,例如於本應作in(與世宗御諱中「胤」字同音)處卻書作ing等,顯見纂輯臣工已有意識地在滿文書寫上作出避諱動作。又註14黃俊泰文中引及故宮博物院藏本不著撰人《樞垣雜記》一書,亦有清楚敘述。惜臺北故宮似無該書,筆者迄今未之能見。


圖四:光緒十六年新鐫《清漢對音字式》中,各敬避字樣處。

上述《清漢對音字式》中似有具體規定,而實際實踐上又似未必盡循同一方法。簡單闡述圖四。由右至左: 

kio 球:因與「丘」同字符(孔子諱),36 故書寫時避寫作 kiyeo。37
ye 野:因 yei 與「燁」同字符(聖祖諱),故書寫時避寫作 ye。
yen 音:因 in 與「胤」同字符(世宗諱),故書寫時避寫作 yen。38
jeng 珍:因 jen 與「禛」同字符(世宗諱),故書寫時避寫作 jeng。39
hūng 宏:因 hung 與「弘」同字符(高宗諱),故書寫時避寫作hūng。
lii 禮:因 li 與「曆」同字符(高宗諱),故書寫時避寫作 lii。
yong 永:因 yung 與「顒」同字符(仁宗諱),故書寫時避寫作 yong。
miñ 敏:因 min 與「旻」同字符(宣宗諱),故書寫時避寫作 miñ。
niyeng 寧:因 ning 與「寧」同字符(宣宗諱),故書寫時避寫作 niyeng。
ju 珠:因 ju 與「詝」同字符(文宗諱),故書寫時避寫作 jū。
šuwen 順:因 šūn 與「淳」同字符(穆宗諱),故書寫時避寫作 šuwen。
tiyan 添:因 tiyan 與「湉」同字符(德宗諱),故書寫時避寫作tiyañ。

由上可見,滿文諱名避寫,實際上多以近音字甚至即同音字之不同拼法加以表達。40


36. 滿文無聲調標記,故漢語官話諸如「球」「丘」皆以同一字符表示。

37. 道光版同。惟實際上亦可見作ki者。kiyeo之eo平常用以拼由求轍無介音之韻尾。

38. 道光版作ing。實踐上可見者以作yen居多。

39. 道光版同。通常雖避jen作jeng,惟《御制增訂清文鑑》或因強調正確表達滿、蒙、漢各語讀音之故,遂常作jeñ。此處之滿文尾–n為普通之–n左方添一點,姑且以–ñ表之。實際音值並無不同。參見黃俊泰前揭文。

40. 參見黃俊泰前揭文。實則,筆者以為其中數個所去無幾之拼字如in與yen、hung與hūng、li與lii、yung與yong、ning與niyeng、ju與jū、šūn與šuwen等組,恐怕真實讀音全無差異。後期滿語u與ū之混淆,參看《御製增訂清文鑑》卷30「鸚鵡yengguhe」,補卷4,「鸚鵡yenggūhe」作別稱而漢字注音全同。亦參看吳雪娟、尹鐵超〈滿語第六元音研究〉(《滿語研究》2009年02期)。其餘本即同音之miñ等更僅在字符上做文章,並非異音。


此處筆者擬對當中二者稍作說明:

一、「貞」字及以此字作聲符者:傳統本應作–ng韻之「貞」字,於《御製增訂清文鑑》卷3封誥類之「akdun sargan jui貞女」並卷7書類之「jekdungge貞」俱作jeñ,僅卷29「jekdun moo女貞」作jeng。蓋此字口語或早已轉入–n韻。早期滿文對譯如官書《御製翻譯詩經》(順治十一年)、《御製資政要覽》(順治十二年)、《御製翻譯大學衍義》(康熙十一年)、《日講四書解義  孟子》(康熙十六年)、康熙朝《起居注冊》、私人譯書如《翻譯潘氏總論》、《滿漢西廂記》等中俱如此。而滿文所拼之漢語–n與–ng之混淆,亦幾乎僅見於以「貞」作聲符之字。41 換言之,僅康熙朝皇十四子胤禎之名為例外,其餘以「貞」字作聲符者在順治、康熙朝多已改作–n韻。至少在滿人之漢語官話音中,並無所謂「當時人讀『禎』如『征』」一事。在雍正朝後則但為避諱故,甚至「鎮」「振」等字亦多拼作jeng。42

二、「弘」字及此字之官話同音者:此類字在入關前至順治、康熙間,多半拼若hūng,並不作hung,其故或在官話曉匣合口音之舌位較後(早期ū、u當有別)。然而康熙間為皇孫「弘」字輩之命名,則一反常態,改採hung此一拼法。筆者推測蓋康熙帝當時已預估及滿文避諱一事,刻意採取罕用拼法亦與漢字採取罕用字以便於避諱相同。


41. 補註:筆者撰此文之初,思慮未週。實則「肯」「孕」等字亦皆早已由收–ŋ韻轉入–n韻。《三體清文鑑》中以滿文注漢字音處可為證。而是等字皆早在漢語中已有所轉變。參看鍾明立,〈少數中古梗、曾攝字今讀“人辰”韻探因〉,《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03期,頁57–61。

42. 此處所謂滿文拼漢語,所指為後期音譯較準確後者。早期吸收漢語時則多有「滿洲化」之現象,詞尾俱改–n。例如「木匠mujan」「參將sanjan」「都堂dutan」「鳥鎗miyoocan」「香hiyan」「和尚hūwašan」「道場doocan」「爆仗pojan」「砂糖šatan」「一堵牆iducan」「外郎wailan」等。「琺瑯falan」亦應在此類。


圖五:合併諸文獻,可見:1.順治期已尖團有別;2.但貞字變成收–n尾;3.康熙朝皇孫「弘」字輩拼音特殊,逮乾隆帝即位遂又變回原拼法。

有清一代滿漢對譯、對音資料極為豐富,國內各式公文亦常見漢、滿兩種文字並行。揆諸文獻,滿文諱制亦有其演變過程。相關內容及其影響似仍有探索之價值。

由於除康熙朝少數特例外,滿、漢諱名改避似屬各行其是,互不相涉。43 故筆者稍疑滿文諱名初非學自明人處,而屬金源故習。特於入關後再參照晚明避諱規制加以規範化、嚴格化而已。或正以此故,又緣「譯音無定字」故,清初三帝御諱之個別漢字皆毋庸諱。惟其滿語單字,則當敬避。

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1149,八旗都統公式項下關於姓氏命名中,有三條記事或與滿文諱名制度有關。其一在乾隆五十七年(嘉慶《會典事例》未收),其二在咸豐四年、其三在光緒七年。條列如下:

1.

(乾隆)五十七年諭:從前八旗官員兵丁名內,有與大臣等同名者,已降旨令其改易矣。夫與大臣同名,尚行改易,况與宗室近派王公等同名,反有不行改易之理耶?且如保太即與裕親王之名相同,凡係旗人命名,均應避忌此字。旺扎爾、那木扎爾,皆係身與同時,乃以此字命名伊子,甚屬錯謬。而保太又並未改易,公然稱謂至今!始至福消獲罪。著交八旗都統將現在八旗人等之名,盡行查明。如有似此相同者,令其改易外,嗣後生子命名呈報該旗時,該旗都統等務各切實查覈。設有濫行命名者,即時改易。

2.

咸豐四年議准:鑲白旗監生鐵柱、鋼柱二名,因與御名音同敬避,與尋常捐納監生更名不同。「柱」字均准改為「林」字。

3.

光緒七年覆准:滿洲繙譯生員溥容、文生員溥受,因名上一字,與宗室輩分「溥」字相同,准其改為「普」字。44

第一例似表示前此即使大臣名亦應避改。惟似不嚴格。第二例則避嫌名之例,現象雖早,而具體詔敕諭旨出現極晚。且似未載入正式條文中?此僅作「事例」載之而已。第三例,蓋當時已不必避同音,僅為不與宗室混淆而另改同音同訓之異字而已。


43. 故滿文書寫上改其聲或韻之字,如「玄」、「禛」等,在數種官定漢文書如《佩文詩韻》中則但缺其末筆而並不改動其聲韻配屬。甚至諸如歐洲人或朝鮮使臣等譯寫此類字(或同音字)之官話音時,若非直接譯寫自滿文,則仍多與正常官話字音相同。

44. 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臺北:啟文出版社,據光緒二十五年刻本影印),卷1149,頁21、24。


反之,嘉慶朝《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870,八旗都統公式項下,則有相關之二條記事:

1.

嘉慶八年奉旨:各陵名清語,俱係敬謹尊上。即如「恩特和墨」、「瑚圖靈阿」、「額勒登額」、「孝順阿」、「安巴靈武」、「額勒和」、「托謨宏武」之清語,均非臣下命名所應用。著交八旗,令現在大臣內有以此等清語命名者,即著自行具奏更改。官員兵丁內有以此等清語命名者,即著呈明該管大臣更改。嗣後八旗臣僕,俱不得以此等清語命名。所有黑龍江副都統銜總管色爾袞原賞之巴圖魯名號, 著改為強謙巴圖魯。

2.

(嘉慶)九年諭:昨據紀昀奏稱:四川省職貢生員等,有因敬避陵名漢字,呈請改名,咨部覈辦之案。因令查取原案呈覽。一係該省縣丞樊泰,詳請改名「樊仲翔」,經勒保咨請部示,業據禮部咨駮;一係貢生張景超,由該學政錢栻飭令改名「步超」,請換給貢單,禮部尚未劄覆。

前因山陵稱號各清語,非臣下所當命名,應行一律更改,當經明降諭旨,專指清語而言。至各陵稱號漢字,臣民等如有以景字、泰字等字命名,而下一字係齡、林等字者,兩字相連,兩音相叶,如策丹、玉福之原名者,是以更改。其專用景字、泰字等字命名者,原不在敬避之例勒保係滿洲大臣,非不曉文義者,且外任封疆。乃率據樊泰原詳咨請部示,已屬拘泥不曉事體!禮部所駮甚是。錢栻身任學政,輒將貢生張景超易名步超,呈請換給貢單,尤屬不通!勒保、錢栻均著傳旨申飭,並將此通諭中外,一體遵照。45


45. 托津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臺北:文海出版社,嘉慶二十三年成書),卷870,頁21–22。底線及底色為筆者所加。


其中第一條亦見於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1149,第二條則見略。然而第二條於探究滿文諱名卻極有價值。此處主張:

1. 陵名之滿語於命名時須敬避:即,永陵(enteheme munggan)、福陵(hūturingga munggan)、昭陵(eldengge munggan)、孝陵(hiyoošungga munggan)、景陵(ambalinggū munggan)、泰陵(elhe munggan)、裕陵(tomohonggo munggan)之陵名字樣不得用以命名。46

2. 惟該漢字等除非與「陵」之同、近音字相連,否則毋庸避改。

3. 漢字毋庸避改,似當為滿洲大臣之常識!

就筆者所見,此處所及滿語單字諸如 enteheme(長遠)、hūturingga(有福祉的)、eldengge(有光輝的)、hiyoošungga(孝順的)、elhe(安、緩)等,皆常見於各類滿文文獻,未見避改。更甚者,eldengge、hiyoošungga亦為常用人名!47 本二條事例是否僅係嘉慶帝所新增,姑且不論。惟此事例予吾人關於滿文諱名之相關提示:其一為,為敬謹尊上而敬避特定滿語單字,不得用之命名,確有其例(筆者以為此非嘉慶帝所首創,僅屬延伸解釋範圍);其二則為,此類敬避,僅限於滿文滿語範圍,換言之,以 enteheme 為例,「恩」、「特」、「和」、「墨」四字單獨出現毋庸避改勿論,即便其譯字「永」字,但不接「齡」、「林」等字樣,亦毋庸避改。48 此條似乎表示滿語諱名係以一整個單字為單位,且此習俗應為滿洲大臣所知曉。由此當可推測:即便自太祖朝始已有滿語諱名現象,所在乎者亦非個別漢字。著重在漢字一字一音蓋自順治帝所命名之康熙帝始。


46. 《清稗類鈔》中亦有相似內容,且係於順治九年(壬辰,1652)。惟內容中避及聖祖景陵、世宗泰陵,疑有誤。見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第5冊,頁2149。

47. 即如宗室中以eldengge命名者有25人次之多,以hiyoošungga命名者亦有12人次。見宗譜編纂處編,《愛新覺羅宗譜》(北京:學苑出版社,1998,景印1938年重修本),冊30,頁208–209 、211、854。

48. 旗人以「恩X」命名者極多。以宗室為例,《愛新覺羅宗譜》索引「恩」字開頭即跨頁215–233。至於以「永林」、「永齡」為名者,亦不乏其人,當再詳考其是否皆在嘉慶九年之前。見宗譜編纂處編,《愛新覺羅宗譜》,冊30,頁215–233、926。


五、結論

滿文避諱現象,可用以判定部分滿文文獻之版本。惟亦有後起書依據早期版本刊印者,例如雍正朝之滿漢對照《ilan gurun i bithe》中僅漢字有避,滿文全然未改。大致而言,出現某避忌現象則可斷定該書大抵出自某時代後。

又,自順治中晚期以降,官方滿拼漢音尖團分明,應予注意。從而所謂「曹宣改名曹荃乃避諱」一說,甚難成立。不通官話聲韻演變而作無知妄說,實不可取。

至於「貞/禎/楨」等字樣,在官話中轉入–n韻之時間甚早。然而或者因受傳統反切所影響,偶有少數依古典作–ng韻者,數量相對罕見,疑早非口語。其餘「征」等字何故未改?有待思考。


參考原典 (依作者字母及筆劃順序排序)
1.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2. 托津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臺北:文海出版社,嘉慶二十三年成書)。
3. 沈啟亮,《大清全書》(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據康熙間本影印)。
4. 宗譜編纂處編,《愛新覺羅宗譜》(北京:學苑出版社,1998,景印1938年重修本)。
5. 徐孝,《合併字學篇韻便覽》(《四庫存目叢書》景印明萬曆三十四年本)。
6. 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
7. 孫承澤,《天府廣記》(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8. 清世祖撰,《(滿文)御製資政要覽》(故宮博物院藏,順治間刊本)。
9. 清世祖撰,《(滿文)御製翻譯詩經》(故宮博物院藏,順治間刊本)。
10. 清高宗敕編,《欽定清漢對音字式》(故宮博物院藏,道光間刊本)。
11. 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臺北:啟文出版社,據光緒二十五年刻本影印)。
12. 嵇璜等奉敕撰,《皇朝通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乾隆三十二年成書)。
13. 傅恆等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臺北:台灣商務出版社景印文淵閣四庫本)。
14. 臺北故宮博物院館藏,康熙朝滿文《起居注冊》。
15. 聚珍堂出版,光緒十六年新鐫《清漢對音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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