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inReader's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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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六四天安門事件的20週年紀念日。

對中國共產黨而言，今天是一個非常低調、尷尬且充滿警覺的日子。早在今天之前的一個星期，天安門廣場的警力便已經加倍，對於新聞與網路的控制更加嚴密。最近幾天，在中國內部互聯網上使用如「六四」或相關鍵字都會無法連結網路，新聞媒體對此更是不發一語，刻意低調。

或許對現在享受高經濟成長率的年輕一代而言，六四已然遙遠，似乎模糊，甚至毫無所悉；但刻意的低調正凸顯了中國政府的在意與擔心。

被害者不會忘，加害者忘不了；加害者努力粉飾太平，讓時間沖淡一切；被害者等待撥雲見日，平反的那一天到來，然後雙方在時間的軸線上進行愛恨交織、悲喜交錯的多彩戲碼，這正是歷史動人之處，雖然代價往往都是難以計量的鮮紅色液體。

用軍隊和坦克車去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正凸顯他們理虧，無法用理性文明的方式來面對學生，或者說他們本身就不具備文明的特質，所以用暴力，最原始且最直接的疼痛，摧殘你文明的靈魂，剁爛你理性的嘴巴。死人是不會說話的，更不會高喊什麼自由、平等、博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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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發生的時候我還是小學五年級的學生。

那時候政治風氣與今天大不相同，所以政府也舉辦了各式各樣的支持六四、反對中共獨裁政府的活動。我自己也曾經參加類似的繪畫比賽。我記得在那繪畫比賽中，我也畫了天安門廣場，坦克車出現在畫布的右方，而左方有學生被軍隊攻擊，死傷慘重的作品。

在民間，飛碟、滾石、可登、寶麗金四家唱片公司合作，當時如李宗盛、陳志遠、童安格、梁宏志等十數人共同創作了《歷史的傷口》，並召集當時台灣一線的男女明星合唱，表達我們對大陸學運的聲援，更不用說數不清的各式各樣出版品。

而中共對此鎮壓事件的否認與掩飾，更使他在國際社會上聲名狼籍。人權、自由、釋放異議分子等口號，以及各式各樣的抗議標語，從此之後便永遠出現在中國官員訪外的新聞畫面之中。

中共用武力鎮壓學生也使得美國的中國研究專家受到了沈重的一擊。許多中國專家大多支持共產黨而厭惡KMT，他們相信研安在遠方閃耀著光芒，而把丟失大陸怪罪到KMT自身的貪污腐敗之上。在六四之後，他們重新認清了中共政權的本質，並修改了許多自己的著作。

如美國的中國史研究權威費正清（JohnKing Fairbank）晚年寫了一本《中國新史》，重新修正了他對共產黨崛起的觀點。這本書交稿後三天，費正清便因病過世。可以想見他在死前也奮力著述，想要對歷史有個交代。余英時在一篇文章中引用孔子的話說「朝聞道，夕死可矣」

余英時更不用說，不僅自費出錢在紐約時報刊登全版廣告譴責中共政府，天安門事件後更向學界與商界募款，在普林斯頓大學成立了一個收容逃難學生的機構，安頓他們的生活，並使他們能繼續接受教育。

余英時更決心在中共政府不對六四道歉前，絕不去中國。故迄今過了二十年，他已經是全世界最有名的歷史學家，他的書在中國大陸不斷翻印出版，他的學生也已經遍佈執教北京大學等一流學府，但他依舊堅持理念，不去中國，不回他的家鄉安徽。

今年適逢20週年，余英時也為五月出版的《六四詩集》以及封從德的《六四日記》作序。當然，余英時先生也是世界上還活著的人之中我唯一的偶像。

那位不知名的，孤身站在坦克車面前的不知名人士，更是震撼了全世界。用肉身抵禦鋼鐵，以個人對抗國家，證明了這個世界上，有比暴力更強大的力量。

故這位不知名的人物，也被時代雜誌選為影響人類20世紀最重要的人物之一，雖然我們根本不知道他的姓名與下場（據說該人叫做王維林，但又說是化名，甚至說他逃至台灣，真假難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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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流轉，中國改革開放，成為今日世界強權。以往批評中國人權的國家也在實際外交與經濟貿易的考量之下略有閉口，許多曾經大力撻伐的名人，更在強盛的中國榮景錢途之中淡化了罪惡的痕跡，掩飾了暴行的傷口；而中共內部更以一種新興的儒家文化來取代過去馬列毛主義，營造出一種海內升平、民族團結的榮景。不可否認，我也深受這種高漲的文化民族主義所影響。

但是，我一直相信一個原則：不管任何理由，國家對自己的人民使用暴力絕不可原諒。

對文化的態度，決定著一個政治人物的品格；對歷史的重視，反映著一個國家民族的興衰。日本不對二戰道歉，就永遠無法獲得亞洲國家的諒解；對中共而言，或許他們今日已經後悔六四這樣的行為，但如果不肯正視、道歉，此陰霾將永遠與中共同在。

"The History will make a path for itself" 這句話我喜歡，「不容青史盡成灰」。

今年剛好是五四90週年，六四20週年，同樣是學生和知識份子所興起的運動，訴求的內容也大致相同。五四被認為是中共政權興起的主要助力之一，而六四被認為是中共政權本質暴露的重要關鍵，從五四到六四，1919和1989，見證中國走過了滄桑的二十世紀。

今天是中國共產黨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根本不應該有太陽。老天有眼，

 在台灣，今天下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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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

5月4日，90週年
http://blog.xuite.net/tuyu/MIYU/23765598

斷頭臺的理性與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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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世界的一切：瞿秋白的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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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論六四

史學家余英時向來反共，但這個立場並不影響他對六四所做的分析；他對六四所做的分析，因為是客觀的史學分析，所以有助了解六四和它引起的一些問題。

余英時認為，封閉專制是共產黨的本質，所以中共政權必然是一黨獨裁，不願開放，封閉到底，只想緊抓權力不放，因此最怕「改變」，唯恐喪失權力，所以千方百計去「防變」，去打擊消滅任何可能威脅其權力的人，不惜採取強硬手段─控制思想、剝奪言論自由、控制傳媒和壓制異見人士等。所謂的「四項堅持」，說穿了，其實就是堅持一黨獨裁；因為有著這種本質，所以才會有六四屠殺。(見「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

「六四」究竟是什麼？該怎樣去了解？中國大陸自1979年「改革開放」後，除了資金和技術，西方的思想和理想也傳入中國大陸，「民主熱」因此出現在年輕知識分子之間，他們要求一黨專政的共產黨作出改變，這就是天安門民主運動的背景。

那麼，為什麼會發展至六四屠殺？這跟當時的保守派要打擊改革派有關。天安門事件在4月15日開始時，學生只是反貪污腐敗和要求在經改之餘也同時進行政改，並沒有要求推翻中共，也不是什麼有組織的運動；

但保守派為了要扳倒以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所以不斷刺激學生，學生的口號才逐漸升高。到了4月26日，保守派設計了一篇社論，將天安門事件定為「動亂」，並且把這次事件說成為「亡黨」的大事，鄧小平因此才決定，軍隊進城戒嚴，終於釀成六四屠殺。

余英時指出，六四至今，中共一直沒有改變，依然獨裁專政，控制思想，控制媒體，壓制異見人士，沒有言論自由，所以中國沒有什麼「崛起」。當年的屠殺是暴政，現在的控制思想和壓制異見人士依然是暴政。

那麼，天安門事件所要求的民主呢？關於中國的民主前景，余英時說，中國大陸最終是要放棄社會主義和實行資本主義的。資本主義是西方社會積聚了數百年的產物，是西方現代文化的主流，不僅包括了自由市場，也包括了英國革命和美國革命發展出來的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權。社會主義則不同，那是思想家空想出來的烏托邦，未經實踐；推行一黨專政的前蘇聯，只靠暴力去維持政權，直至在1991年解體為止。

中共創黨人陳獨秀晚年有過這樣的大徹大悟：「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名詞，其具體內容跟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公民都有集會、結社、出版、罷工的自由，特別是反對黨派的自由。

沒有這些，議會和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的東西，即使是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領袖獨裁。任何獨裁制都與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敗的官僚政治不能分離。」中共「改革開放」30年，現在的獨裁情況與它的創黨人在半年紀前 (1940年)所預言的完全吻合。

推行資本主義的目的，是和平演變逐漸發展出公民社會。公民社會是一個以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權為主導價值的社會，它不像一黨專政統治下的社會，一切社會活力都受到政府的壓制，得不到發展。台灣和香港的社會已具有公民社會的基礎，等到中港台將來都發展出成熟理性的公民社會時，三地就可以統一。(世界日報，6.2.2009)

來源：http://blog.worldjournal.com/pages/full_story?page_label=home&id=2663728-%E4%BD%99%E8%8B%B1%E6%99%82%E8%AB%96%E5%85%AD%E5%9B%9B&blog-entry-%E4%BD%99%E8%8B%B1?%82%E8??%AD%E5?%20=&widget=push&open=&

不過要注意的是，這篇文章是記者所寫，轉述余先生言論，並非余英時本身所述，故可能添加記者本身意見。

 

天安門，The Gate of HeavenPeace，不過似乎名實不符，這裡沒有那麼多的和平...

圖片來源：http://www.9tour.cn/Photo/ShowPhoto_53_83682/
http://blog.dwnews.com/?p=26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