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1231440縱樂的困惑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一般我們認為,中國歷史上的明代大概是一個亂七八糟的時代。

不僅明太祖因胡惟庸案罷置宰相,導致中國走向純粹的專制獨裁,廷杖污辱士人的氣節、東廠錦衣衛弭平反抗言論;更不用說宦官權臣亂政,皇帝數十年不上朝、流民四處流竄。整體而言,明代可說是中國傳統政治所有弊病的集合處

不過相對的,最近許多新的觀點卻注意到,隱藏在黑暗複雜的政治環境下,明代是一個非常奢華、繁榮,高度商品資本主義的時代,其奢華之程度,今日難以想像。

當時的一般農夫平民穿著絲綢絹衣,商人努力收集藝術品,在許多大街上,都形成了專業的商店和另類文化。

在文人圈中,品評水果、植栽、字畫都形成專業的藝術評論,甚至文人喜好養一個面容姣好的男孩正太隨侍左右,精通琴棋書畫的名妓佳媛常伴隨身,附庸風雅千萬風情, 同性戀和異性戀雜交更是平常生活樂事,

有錢商人買下雕樑畫棟的大船航行於內河之上,大開派對,樂聲傳播四聞,其他商人競相比較,河中岸邊,盡是縱樂之息、賒糜之風。


《縱樂的困惑》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是著名漢學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代表作,獲得該年度的李文遜著作獎,作者以春夏秋冬四季為經,一個不知名的小人物(張濤)為緯,

清楚呈現了整個明代社會文化經濟的發展。在整個近代文化史上,算是非常重要的著作。

張濤他對於這個明代四季的變化,以及經濟的過渡發展有著十分的不滿,

他也對這一奢華之風感到困惑,但就算在他人生的最後一刻,他也無法,也不能理解到,這一劇烈的變化過程不僅是他個人生命的轉捩點,對於整個中國或是世界文明,都是重大的發展,也是

一個時代不可避免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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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書摘,是我於2005年左右寫成。本來的目的是為了我自己重複閱讀所需要,可以存取在電腦中隨身攜帶,而不需要帶著書跑。

許多內容和關鍵字均經過修正為我個人的習慣用法,部分內容過於簡略或是詳細則表示我個人對該主題的觀點。簡單來說,就是我個人自己寫自己看而用的就是了XD。

 

 

■ 明王朝從冬天的寂靜開始。作者利用張濤這一無名人物的哀嘆來開啟對於明代商業文化興盛。對於張濤而言,冬天是穩定的象徵,表示著傳統儒家的價值,包含著安土重遷、士農工商、編戶其民的價值。而春天就是萬物展露生機,發出嫩芽,包含著那些讓張濤困擾的許多雜草:許多的商業行為、世俗文化的發展(對張濤而言,明代就是一部無情的衰落史),這些長短不一的雜草破壞著原先整齊如一的綠地。

到了夏天,充滿炙熱陽光和吵雜蟬鳴的季節,在這個時候,雜草不僅僅只是困擾,它已經鳩佔鵲巢,佈滿了整片大地。士人旅遊、妓女與色情文化、流行時尚的追求、仿冒品與各種商業手段,使得明代,充滿各種不同的吵雜蟬鳴,這是張濤所無法忍受的,就如同他所說的世界末日(張濤的言論在他修1609年的歙縣志並不認同,故1624年修新志)。

生意盎然的夏天瓦解了,蕭條的秋天來臨,明王朝迎接著它的末日。這一個蕭條與衰敗的秋天,張濤等人認為這一切,明朝的衰敗,都是吵雜夏天:商業文化的橫流所造成的,但是季節卻很清楚的告訴我們,下一個季節也必定會來臨,清王朝的盛世就要開始,儒家穩定的傳統價值,將會在滿族皇帝的手中重新復甦,建立起新的穩定的冬天。

■ 城市和農村。在書中,作者舉例強調了中國仕紳階級對於城市的不喜愛,城市充滿罪惡與慾望,與純樸的鄉村格格不入。這時我們可以感覺到中國與西方對於城市的觀點不同。在西方,城市代表著是「自由」和「專業」。換言之,中國的城市並不會使人「呼吸到自由的空氣」,反而可能是「君王專制的臭味」。這是中國後來無法像西方一樣在形成自由經濟城市的不同之處。

■ 在討論中國明清所出現的商品經濟,或是所謂的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時,許多學者顯然強調了明代的商品文化、經濟發展與西方歐洲的同質性。在這一點上,本書作者Brook顯然和他們不同,他認為中國的發展並不能被認為是一種資本主義的,因為在本質上有很大的不同。

黃宗智(Philip C. Huang)、杜讚奇(Presenjit. Duara)他們早期在研究中國時,強調所謂「內捲化的經濟」是中國與西方資本主義不同的所在之處與本書的作者有相同的論點。不過,我個人認為,當我們在討論中國的晚近經濟發展時,Kenneth Pomeranz的The Great Divergence告訴我們一個重要的觀點:不應該把中國與歐洲單一國家相比。換言之,把中國和英國拿來對比是不恰當的。

中國的面積與各種複雜因素,應該與整個歐洲相比。中國內部的地方,雖然表面上是一統帝國,但是地方各自成為幾個經濟區(在本書中,也舉了一些例子說明這種區域分隔,如糧荒之時,每個省分都不允許自己省得糧食外移到其他省分去,就如同的不同的國家一般)

■ 皇帝的旨意無法真正下傳到最基本的人民身上,所以中國的江南地區,或許可以和英國相比,而西北的內陸地區,則可以相比與東歐國家。如此一來,我們才能理解整個經濟的發展,歐洲大陸有些國家資本主義發展快速,有些國家則慢的許多,同樣的,中國亦是。

如果把中國與英國或是單一歐洲國家相比來對照經濟發展的問題,將無法做出比較(黃宗智所強調的民眾的市場活躍無法造成市場轉型的成長就如同Brook引布勞岱的理論,不過Pomeranz顯然並不認同黃和Brook的說法。)

■ 糧食的不足除了人口壓力增加以外,一個重要的現像是:許多的耕地被拿來種植經濟作物:如棉花、桑樹等,因為這些作物的經濟利益遠比糧食來的高。在本書中許多的男性甚至放棄田裡的工作,去搶「理論上」女性的工作:紡織。

甚至我們可以在史料中發現是男性來紡織,而女性下田去耕種,因為熟練的男性織布的效率比女性來的快、體力能維持著更久,這也象徵著錢可以賺更多。(這點在Jack Goldstone的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書中強調,甚至稱之為「新內捲理論」)

Timothy Brook的新書《Vermeer's Hat》。梅維爾(vermeer)是17世紀著名的荷蘭畫家。他畫中出現的題材,令我們注意到整個17世紀全球化、商品經濟互流的問題。作者注意到17世紀荷蘭瓷器在表現中國題材的時候,喜歡描繪中國人抽煙的場景,這便關係到亞洲的煙草貿易和消費、交通運輸、法律等等。

作者指出,17世紀中國的富足是刺激當時的世界出現經濟全球化萌芽的原因。為了海狸皮,法國探險家願意耗費一切資源到加拿大。海狸皮可以作皮帽,而這個皮帽的利潤是為了獲得到達中國的水路。,然後引發了近代各國對於航運權和水路的爭奪,進而有各國國家經營的大規模開墾公司(如東印度公司)的興起 

 

■ 奢侈品和時尚的出現、鑑定植物、選擇產地的水果等等,許多與平凡人不同的社交文化形成:這是一種進入上層社會的標誌,宋巴特(Sombart)認為這是一種「物化」(objectification),換言之,奢侈品,或是高雅文化的象徵,只要你有錢便可以獲得,這不是一種需求,這是一種文化階級的形成。

而贗品和鑑定專家的產生,正好反映著「殺人生意有人做」,因為有太多新興的有錢商人為了進入上流仕紳社會而想要購買文化藝術品,但是他們並沒有足夠的鑑賞力。這讓我想到齊默爾(Georg Simmel)在《流行哲學》(Philosophy of Fashion)中提到,時尚是任意、沒有原則的,反映的是文化的需要,而非實際的需求。只是為了凸顯了「既要表現個人自我,卻又要從屬於一個更大的集體。」

時尚之所以成功的成為一種趨勢、制度,便是他能同時滿足兩種需求。人藉由模仿或是跟隨流行來確認自己屬於集體之中,又能由流行的特殊性中找尋自我認同。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香耐耳族吧。換言之,明代的商人藉由這個進入仕紳階級,而仕紳階級也透過這個與商人文化結合,行程了新的融合的文化。

這種融合而成的文化,便在秋天的最後,使兩個仕紳階級的人,逃過朝代更替的大難,作者認為這是一件很值得重視的事情。他們保留了傳統儒家仕紳的特質,但是又能巧秒的運用商人的許多性格來躲避危機生存下去。

■ 關於妓女與同性戀。作者的看法是,雞姦男童可能不是出自生理需求,而是包養男童這件事情可以作為用來「破除儒家教條」或是「顯示自己與眾人不同」的「時尚」,所以流行起來。不過關於這點我的看法是,在許多小說,如三言二拍、紅樓夢或是一些水手航海日記,中都可以見到同性戀與雞姦的問題。

這應該不只是生理需求,或是所謂的時尚,除了Brook所指出的原因之外,還有一種可能是認為女性很髒。在一些貶抑女性的文化中,尤其是許多兩元對立的文化中,陰與陽,光與暗的對立、陰道與陽具的對立,凸顯了男性是光亮的、正面的,而女性是有殘缺的、汙穢的。

■ 關於明代商業社會的研究,大約起於50年代的西嶋定生和傅衣淩。而在70年代,整個研究重心從制度思想轉到社會經濟層面。早期的有羅友枝(Evelyn Rawski)於1972年的Agri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asant Economy of South ChinaMichel Cartier的Une reforme locale en Chine。[13]

■ 作者討論了中國的「皇帝」一詞和西方羅馬帝國的emperor對比關係,並指出利馬竇很早就注意到這一差異,故他把中國翻譯成中央的國度(Regnonel Mezzo)許多現代學者不喜使用王朝作為分斷,認為這缺乏歷史的整體性,不過作者認為王朝與中國歷史一體,更適合寫文化史,尤其是生活在王朝交替時代的人們,更是如此[15]

■ 作者一開始以南京內城的磚塊為題,指出了磚匠盧立的故事。並用此來說明這代表了明代初期的保甲制度嚴密(每個人標示姓名,層層負責)並從廣福寺這一普遍的寺院名字來推論寺廟負責徭役提供工人糧食的單位和水路運送距離,討論了裏甲制度[4-13]

■ 元朝120年的人口統計,北方人口佔6%,江南佔85%。當然這是不精確(因為士兵、工匠被排除在計算之內),不過也反映了人口的不平均集中,故1364-1405年間,開始大規模的強制移民。[15-17]

不過這制度和王朝的安土重遷相違背,最後於造成了1421年的飢荒。[18-22]

■ 朱元璋是個有趣的皇帝,他頒佈「四方平定巾」作為標準服飾,他在1370年反對私人信件的某些用語,並頒佈韓愈、柳宗元文章為典範於天下,1375年,他仗打茹太素,因為他的奏章繁文一萬六七多字的廢話,而只把重要的建議放在最後五百字,1394年,他要求家家都要栽種桑棗樹,這呈現了他心中的君臣之道,以及國家的控制與通訊作者並討論了奏章和邸報的發送。[23-25]

■ 1420-1422年,波斯使節來訪。作者以此來討論明代的交通運輸與驛站。這一過程他們走了2900公里才到達北京,之後還有海關檢查物品和人員,如同今天的機場一般。另外一次是1488年韓國使節來訪。

相較於波斯走陸路,這些海難的韓國人走的是水路。其中記載者崔溥(1454-1504)由於熟知漢學,使他的記載更加確實。當他們詢問距離京師多遠時,產生了一個極大的距離落差。作者認為對於偏遠沿海居民而言,京城就是遙遠的代表,而精確的距離數字更是不公開的兵部機密情報。[33]

而作者利用他們的旅程,介紹了運河的管理與運輸(轎子的普遍),這也是作者的筆法。這種交通的普遍,正是商業文化可以興盛的原因。[34-52]

■ 作者透過王履和他的奴僕之間的故事來凸顯,這位奴僕自己不識字,而王履也不用真名呼喚他,這種知識力量代表著兩人之間的社會差距。1637年,載著38421隻眼鏡的輪船來到了中國,讓視力不再是藉口。[53]

而文字的需要,凸顯在土地文書之中。Valerie Hansen便指出「元代是契約語言和思想深深滲透到中國日常生活中的時代」[1] 作者用契約的問題來解釋寫契約的文人、朱氏的簽名(女性讀書識字)[55-58]

■ 朱元璋對商業與貿易的看法。他重視穩定,但也給予商人一定的自由度(他最重視的是物價的穩定),尤其地方的經紀人是明代商業政府與地方的重要仲介人物。而太祖最錯誤的地方在於阻止白銀流通。他希望用紙鈔(像蒙古一樣)取代白銀。[66]

■ 商人地位的提升以及市場的形成,刺激著奢侈品的貿易的擴張。而《格古要論》(作者曹昭)這本書的出版,正一本高檔古玩文化消費指南。[70-75]

■ 社會地位無疑是科舉。最低階級的貢生(率取縣學)便可省去徭役負擔[81]但在同時也產生了社會其他階層不平的動亂,1447福建的佃戶動亂鄧茂七之亂便是一例。

這個動亂與白銀流通有關(因為賦稅和收入是用實物),1436年,南方各省得稅收改用「金花銀」便是對白銀流行的承認。而鄧茂七動亂快速的成功,正是由於保甲制度在地方推行的成功,使他們擁有堅固的軍事化鄉村。[82-85]

■ 春天(1450-1550)是個紛擾多變的時代。中央力量的衰退,更重要的是經濟的競爭使天下秩序大亂。早期用力役來計算,然後改成金錢取代。1507年實施的一條鞭法,就是一種將田畝徵收白銀的政策,也就破壞了保甲制度的徭役。這種中央政府向地方包稅(簡單來說就是繳定額,其他我不管,令人想到法國大革命前的中間包稅人)[91-92]

■ 造浮橋、建學宮、修郡志(會參與修寫方志的大多是不能從科舉向上爬的失意道德主義者)均驛悌(用錢來支付本地人要負擔的驛站利役,也同時刺激的商業經濟了流通)這四項是太平府知府徐節所推崇的地方工作。[93-99]

■ 遊民逃避戶口並形成動亂(1464年還有劉千斤和石和尚率軍對抗政府)太祖禁止僧人入城,限制僧侶四處移動。[101]明中葉,地方官員接受了這種非正式的遷移。

■ 史冊中計載的男女比率都是誇張的,主要原因是:大量逃避登記、殺害女嬰、或是賣掉忽略,當然也有可能:女性自己逃避戶口(戶主也不願意為這些一定會離開的人增加負擔)。[104]

女子成名大概只能靠「守寡」,但守節更可能是「女性經濟獨立」的另外一種解釋。[106-107]

■ 軍屯和開中,都是西北軍人糧食的供應原則,但在15世紀中葉,都轉變成以白銀支付,一個西北商業化的地區逐漸形成[115]蘇、杭州16世紀商業的繁榮與取消門攤稅(此稅於1425年在33個大城市推出,挽救衰退的紙幣流通,可見整體的發展就是白銀的流入)作者認為明代政府沒有按照歐洲中產階級的原則去促進商業,但也採取了相當自由的方式。[119]

■ 商業的興起也產生了「一個地方性的特色生產可以完全滿足當地商業需要」的例子,只要能生產本縣以外的流通貨物,就可以把這個縣加入整體的商業網路。紡織使女性開始生產貨物,進行家庭手工業,而且這個獲利比耕作更大(棉花和絲綢的需求,也使江南人民開始大量種植)。[120-125]

■ 1487年,丘浚支持廢除海上禁令,使海上貿易成為可能(政府基本立場是反對海洋,故連存在兵部的鄭和下西洋航圖都於16世紀被焚毀)不過彰州的貿易有利可圖,使得就算颱風也不會放棄出海貿易(張燮把魚龍、黑虎和佛朗機視為是海上三害)[130-130]

在1520年後,政府開始管制海洋貿易[133-134],嘉靖的封鎖政策不過只是加強海上貿易的軍事化,並啟發了後來的海盜行為[161]

■ 將房門上鎖的觀念一種守護自身財產、防止偷竊的思考產生。徽州商人是明代最成功的商人,他們把長江上游的茶葉運往南京,而且西北的邊境鹽引,改成白銀支付後,徽州商人開始獲得龐大財富,在此,這些商人和文人官員之間的關係,開始複雜、模糊、交往了起來。[136-138]

■ 徽州商人營造出一種上層文化圈(茶商范繼宗簡直是西方沙龍),商人重印朝廷的官方經典和參考書以饗士人(1505福建慎獨齋出版大明一統志)他們這些商業性出版,除了賺錢,更建立起一套大眾可擁有的文化知識(買的起儒家經典,跨越了認同的門檻),文人個人和書庫的藏書量大增,不管是不是擺在書架上裝風流,許多大眾讀物不斷產生,跨越了商人和文人的界限[140-144]

■ 商業擴大了仕紳圈子的貨物種類,一種鑑賞精緻物品的文化休閒也因此產生。張岳在1530年的《惠安縣志》中列出很常的土產,並解釋龍眼荔枝的好壞、櫻樹的栽種,這種土產列表不僅是一種介紹,更是展示文化商品給當地、外地的仕紳欣賞(這可能性建立在交通運輸、商業網絡的普及,使各地貨物可以交流)也區別了階級[148-149]

■ 商業的興盛和科舉難中形成了棄儒從商的歷史條件。「才」與「財」之間開始可以互通轉換。而正德(1506-1521)被視為是一個追逐時尚的腐敗時代(29歲的正德皇帝因為酗酒而死),何良俊把正德視為是追求身份認同,破壞四民分工的時代[155-159]

換言之,國家抑制和商業成長之間的對立矛盾(朱鏞的言論回到明初,反璞歸真,可謂士人的反抗縮影)。但這言論正好證明道德秩序脫離大眾文化,奢華金銀的亮光取代了上流文雅的光澤[161-164]

■ 夏天(1550-1642)這是最喧鬧的時代。錢神開始產生,大量的佛教銅像、銅製品被拿來鑄成貨幣與武器[173]而日本與美國的白銀流入增加了中國的儲備[175]

■ 把家族同父系男性親屬的家裡財產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種宗族共有經濟,繆氏族長他們反對城市生活,也反對享樂[176-178]

■ 人口過多使得節育的可能性產生,然後人口過多沒有食物可食用,便把泥土稱為觀音粉食用。1599年的《萬用正宗》(余象斗編輯)代表了飢疫強大破壞力的產物,是一本通用預測天像的書籍。[184]

■ 印刷術的普及也使得大藏書家產生,明末的藏書家更熱衷把私人藏書珍本出書,生前就可以出版文集,不用等到去世。當然也有禁書活動,李贄就是一個代表,他的思想很容易在年輕一代的文人地方菁英中傳播,有思想、社會史切合的特殊時代性。[186-189]

■ 1629年,崇禎皇帝關閉了1/3的驛站,但這些被解雇的人民,如李自成,就開始沿著驛站交通路線破壞國家交通連結,這也使得政府必須求助民間地方軍事力量的幫助,這也是近代中國(或是世界),地方勢力興起的共同性要素。[192]

■ 私人旅行的興起,如導遊手冊《一統路程圖記》便介紹旅遊地點。每個港口都有遊船可供使用,見月讀體(1602-1679)是對明末佛教復興的重要人物,他自己便感受到港口碼頭商人搶生意的競爭[193-196]

旅遊商業化改善了交通發達地區的服務時,也擴大了與偏僻地區的社會差距,就如同遊客的數量一般。(作者記載了一各當地居民討厭排擠外地觀光客的事件),一種排外報復的心理。[197]


■ 主要旅遊幹道很安全,反之則相當危險,這也說明了商業的繁榮使得安全性被重視,夜間也有大量的運輸和人口往來[200]

而旅遊的本質也轉變從奉公變成自娛,而且是文人應該有的文化品格之一(1596袁宏道所宣稱)。[202]女性是沒有外出旅遊的權力,進香是唯一的例外。[204-207]

■ 明代後期的郵政改變的往來書信的格式,一是名人把自己的書信出版,二是商業性郵政服務的出現[208]

■ 缺量的救濟問題也是明末的重心,作者指出,把一個縣的糧食運送到另一縣,可謂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施堅雅的巨區?),缺糧也在於大部分的農地被拿去經濟生產。[219]而雇用勞工的集中,滿足了蘇州作業為全國貿易網路的中心需要。生產者使用「易」不是「賣」,說明他們為固定商人進行生產,商人控制物料。[225]

田中正俊指出歐洲包賣商制度和中國以產品換取原料的制度有極大的不同,後者無法被認為是經濟發展的力量/,而這一點,正是許多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論者的關鍵,明代後期的確有消費性經濟,但也造成了大規模剩餘農業產品重新分配[226]

明代最後沒有產生資本主義,並非他失敗或這是歐洲獨特的產物,而是創造了別的東西:一個廣泛的市場經濟,最主要在於,明代沒有把生產和消費分離(內捲化的問題)[228]

■ 男性也去紡織,搶了女性的位置。同時,女性也出現了賣笑得名妓文化[230-232]

■ 文人無法避免商業消費,但也產生一種自我反省的機制。袁黃(1533-1606)發明了一套計算功過的儒家自修辦法(捐獻一千文銅錢等於一分功德,今天也是如此不多)而貴金屬的花費作為測定道德的標準也給予銀在儒家思想中一個合理的道路。[239-240]

當然也有反對者,把道德和金錢畫開徐光啟便試著除去白銀身上的附加光環,陳子龍則認為白銀不會創造財富(儒家認為只有土地會)[241]

而張瀚為商業作的辯白《商賈記》則說明了社會現狀。商人也逐漸踏入成功的階梯,不需要再偽裝自己是悠久傳統的仕紳家庭,公開承認自己是商人。沒有土地壓力的商人可以賺大錢,而仕紳卻囿於土地還有徭役,差距不可謂不大。[244]

■ 《商賈醒迷》一書凸顯了商人的道德化形象,儒家思想也被用來改造商業目的,這兩者可以產生互通[248]

■ 時尚的討論,來顯示自己符合某一社會階層的標準,平民模仿士人衣著,更是一種自我認同從屬地位的提升,和今天追逐的流行並無不同,士人以儒家思想來反對時尚,但他們又是時尚的領導者,所謂上行下效也。[251-258]

Craig Clunas便認為這些品味訓練的鑑賞手冊,正是一種奢侈消費的產生。士大夫教導讀者雅俗之辨,使自己看起來優雅(文人的購買力不如商人,所以他們必須在品味鑑賞力上勝過商人,營造出一種主導鑑賞流行的風氣,而這種鑑賞也就專業化、學問化)。[258-262]

同樣的,也會有仿製品產生,財大氣粗的表現。張岱列出了許多專業的名字,梳子要買趙家、古琴要聽某人的等等,如同今天一樣而擁有一件名家之器,馬上就凸顯地位的不同。[262-264]當然也有反例,一位暴發戶用宋代線裝書擦手,然後抱怨紙太粗。

■ 性的問題,文人與妓女之間的交遊與來往,這些秦淮河的優美戀愛譜著許多浪漫小說的形成,又聯繫著國仇家恨。[266-267]

另外明代後期還有一種購買男童的性服務。利碼竇十分訝異中國沒有反雞姦的法律,但這是江南男性士人的一種普遍文化行為,男童的價錢比妓女高,而這是一種纏繞在儒家道德倫理中的「特殊財富」,彰顯自己足以挑戰倫常接觸男色,破除儒家思想的時尚。[268-272]

■ 這一切是結合在一起的,帶著妓女男童、文化的書本、旅遊的大船,當記的水果名產,便利的交通,形成一種縱樂之情,當然,接下來的就是滿清的兵災,打破了這浪漫夢溫柔鄉。(這一前後對比極為強烈,在思想史上這一延續與斷裂相當有趣)[275]

■ 秋天(1642-1644)作者在這邊討論到了幾個明朝滅亡下,士人為求生存的一些改變原有堅持的行為。在逃亡中,他們偽裝成賣食品的攤販、車伕等等。李挺生的例子說明在鼎革之際,仕紳集團之所以可以生存,是因為其成員培養了取得經濟收入的技能、態度與關係,而非只講大道理的文弱書生,這也是明清的一個重要變化。[290-2940]

李挺生和丁耀亢都在王朝變替中小心翼翼的遠離危險,並利用這些時代的變化來找尋生機,更重要的是,他們保持了仕紳身分,當動盪過去,他們馬上可以搖身一變,恢復原來樣貌。他們會賺錢,而且不會覺得有損身份(這點我或是後代讀書人真該學習)[295]

■ 最後,作者反對了張濤這位導遊。因為歷史是延續的。李樂對於現代學子的驚恐(他們完全不向士人)正凸顯了商人的子弟可以進入仕紳階級,而且在這一文化領域中也徹底擊垮仕紳的孩子。而當仕紳過世時,要寫幕誌銘,作者舉了一個有趣的例子,銘上都會寫「貧不能殮」來作為清高的表現,但他們卻花大錢找名士幫他們寫幕誌銘。因為這樣的虛假才能獲得高尚的地位。[300-302]

■ 這或許不是社會階級的消失,而是界限的逐漸加強,如果參加科舉的人打扮花枝招展,是因為他們知道貧苦白士無法考上,如果幕誌銘的價格越高,那就是在提醒買者,是賣方決定遊戲規則。[303]

■ 沒有商業消費,明代仕紳無法在王朝變換中生存下來清代的士商融合不會發生。但張濤說的不錯,他希望重新恢復父權家族、等級秩序和正義中庸的倫常,因為正式這些東西維繫著中國一切,而不僅僅是明代社會結構。[306]

本書有繁體和簡體中文版,繁體中文版由聯經出版,簡體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


 

INDEX

糧食、天氣和普遍危機:17世紀的全球化
http://blog.xuite.net/tuyu/MIYU/17989069

蘇三,妳怎麼能夠躲得開
http://blog.xuite.net/tuyu/MIYU/11630700

雞姦:是愛還是時尚?
http://blog.xuite.net/tuyu/MIYU/6254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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