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2161651明香、明鄉-Minh Hương(重貼)

到越南的九龙江平原出差,當地人總是叫某些省份及地方為明鄉(明香)或是明海。問其緣由,他們總是說不清楚,趁今天在找資料時,找到某位攝影網友的大作,把它COPY過來記錄分享。
我也把原出處網址留在這裡,感謝他:

http://forum.xitek.com/forum-viewthread-tid-1209135-highlight-%D4%BD%C4%CF.html

明亡后,高、雷、廉三州总兵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等率领兵将家眷3000余人、战船50余艘到达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这块地方因此被称作“明乡”。

陈上川、阮有景和明乡先贤郑怀德、吴仁静、鄚玖等人在南部地区受到神灵般的推崇。在胡志明市、藩安新安社、边和镇新邻村、平阳县从政村、永清镇后江大洲,都建立有纪念陈上川的祠庙。


今天胡志明市明乡嘉盛会馆有两幅对联:

耻作北朝臣,纲常郑重;宁为南国客,竹帛昭垂。

明王永治南天,天光化日;乡里安居越地,地利人和。

明清之际流移海外的中国民众,主要是因为政治原因,规模大,有组织,影响深远,尤其在政治上的作为远非其它类型移民所能及,这是清初华人移殖海外的主要形 式和突出特点。他们在海外国家居留下来之后,怀着强烈的民族情结,以保持“明朝”特色;而原来受中华文化影响的明朝藩属如朝鲜、日本、越南等国,视明朝为中华正统,对流移异乡的华人采取程度不同的同情和容留。朱明王朝覆灭了,但“海上明朝”在海外却赓续不灭。

明清之际移居越南的华人大多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们穿明服装,带明儒巾,强调中华血统和文化传统,保持民族本色,于是标榜“明朝人”身份、以“明朝”正统继承者自居的“明香”出现了,华人居住的村社被称为明香社。

关于明香、明乡的含义,欧洲、日本学者都曾经作过有益的探讨。如J.Bonet的《安南-法兰西辞典》、《安南―支那―法兰西辞典》解释,“明乡”是清朝 入主中国之际,移居至安南的明朝方面的中国人。具有代表性的A.Schreiner氏认为,“明乡”起源于17世纪末叶,往来于南部交趾支那(现交趾支那 地方)的明朝同当地的安南妇女通婚,生子后的混血儿最初称为“Minh-Huong”,其后又有中国人迁来同其先人一样在当地与安南妇女通婚,由此诞生的 混血儿依然称为“Minh-Huong”。据他讲,这种情形下的“Minh-Huong”相当于汉字的略称“明香”,它意味着“对明的忠诚者”、“亡明之 香火,祭祀明朝之人”。

可以肯定,“明香”和“明香社”是明清改朝换代的产物,所以它的出现时间不会早于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而且“明香社”的出现先于“明乡社”。我国 学者陈荆和也认为“明香社”(而不称“明乡社”)设立的时间在1645-1653年之间,很可能在1650年(神宗庆德二年)前后,这是有道理的。现有文 献表明,“明香社”一词最早出现在《大南实录》。该书显宗戊寅六年(1746)二月云:

初置嘉定府,命统率阮有镜经略真腊,分东浦地,以鹿野处为福隆县(今升为府),建镇边营(即今边和);柴棍处为新平县(今升为府),建藩镇营(即今嘉 定)。营各设留守、该簿、记录及奇队船、水步精兵、属兵。斥地千里,得户逾四万,招募布政以南流民以实之。设立社村坊邑,区别界分,开垦田土,定租庸税 例,纂修丁田簿籍。又以清人来商,居镇边者立为清河社;居藩镇者立为明香社(今明乡)。于是清商、居人悉为编户矣。③

阮朝安抚流民,加强对南圻的控制,广泛建立乡村基层组织,设立村社坊邑,其中定居藩镇者立为明香社,居镇边者立为清河社;有所区别的是,明香社的华人是原有的“居人”,而清河社的华人则是后来的“清商”。移居越南的明香社、清河社中国人都成为阮朝的编户齐民。



阮朝为什么允许乃至推动明乡社的建立?这也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一般认为,19世纪初,嘉隆帝在统一越南过 程中,华人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回报华人的效忠与功劳,嘉隆朝乃在三圻普遍设立明香社,这点需要明确是毫无疑问的。不过还应作更深层次的思考,从中国传统的 朝贡体系和明清鼎革大背景去理解。明朝推翻元朝后,把清除胡元习俗,“复汉官之威仪”作为“拨乱反正”的重要举措;同时按照《周礼》“六服”和“三服”所 构成礼制体系设计国家对外政策,建构以大明为中心、包括东亚、东南亚诸国的朝贡体系,安南是这个体系中之一员,长期与明朝维持宗主国与藩属的邦交、贸易关 系。明初把周遍关系密切的15个国家列为“不征诸夷国”,其中就有安南和占城。④明清鼎革之后,安南与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一样,一方面不得不承认既成事 实,接受作为满清王朝藩属的地位;另一方面又继续坚持明朝为中华文化正统,仰慕明朝文化。明朝制度是阮朝模仿学习的榜样,阮世宗戊午元年(1738),改 定色服,“其文武官服,参酌汉唐历代至大明制度及新制式样,其士庶服舍器用,略如大明体制,尽除北河陋习,为衣冠文献之邦矣”。⑤

南北朝时期北方郑府对华人没有南方阮府那么宽容,但是对明朝也颇为推崇。《钦定越南史通鉴纲目》记载,熙宗正和十七年(1662)秋七月,令清人来寓者遵从越俗:

清入关发短衣,守满洲习,宋明衣冠礼俗荡然,往来日久,越人效之,乃严饬北人侨越者,言语衣服,一遵越俗,非有熟人引导,不准入都城;边境居民,不得效其声音衣服,违者罪之。①
这条史料经常被学者引用,以证明北方郑府华侨政策的严厉,实际上饬令还反映郑府对满清的蔑视与轻慢,郑主当然不希望看到越南人受“满洲习”的感染。

阮朝对来自明朝的臣民给予同情和庇护,一批明乡优秀分子甚至进入统治集团,在朝为官,备受重用。例如祖籍福建的镇边明乡人郑怀德(1765-1825), 世祖朝累历协办大学士、领吏部尚书,兼领兵部尚书;明命初年领嘉定总镇印务,回京仍领吏部事务,号称“中兴功臣”。五年秋,领吏、礼二部,充钦修《玉谱》 总裁。六年春卒。②此外,阮朝名臣吴仁靖、陈养钝、潘清简等,先世皆来自广东或福建,是明乡人。

越南允许中国人打出“明香”旗帜组织“明香社”,后来更在全越华人基层村社推行“明乡社”制度,充分说明以明朝为正宗的华夏文化在东亚文化圈拥有雄厚的基础,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在东亚具有强大影响力和顽强生命力。

当然,阮朝“厚待”明乡人,也有利用华人的目的,一方面增加本国户口,开拓赋役来源;另一方面利用华人,为他们效力,开疆拓土。总体而言,阮朝的政策客观上为华人提供休养生息、安身立命的发展空间,无论对发展越南经济,还是弘扬中华文化,都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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