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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訊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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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訊息簡述:  

品牌:ABS貝斯貓
型號:88-005
材質:純棉棉質布
裡布:防潑水布料
尺寸:長13x寬9 (cm公分)
展開尺寸: 長17x寬13.5 (cm公分)
產地:越南【台灣全程嚴格品管監控】
備註:產品經使用後造成色差本公司不負維修責任
洗滌方式:
1.勿使用漂白劑。溫水浸泡時間『不超過10分鐘』。
2.請採『手洗』『陰乾』方式,避免陽光直曬-布料顏色更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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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模版 深圳富士康3年1772人工傷 車間呆兩小時就頭暈|富士康|工傷|職業病_新浪新聞“20多歲就出來打工,蠻想多掙點錢回傢,錢沒掙多少,身體卻垮瞭。”36歲的謝湘斌是湖南冷水江市潘橋鄉人,他指著自己的身體說:“現在一身都是傷痛。” 謝湘斌在進入富士康工作3年多後患上職業性輕度噪聲耳聾。“耳朵裡整天就像敲著鑼,轟鳴著,聽不清聲音,每天睡眠不到4小時……”這種身體損害不可逆轉,噪聲耳聾將永久性地陪伴他的後半生。今年7月,他被鑒定為八級傷殘,深圳市社保局已認定其為工傷。 與謝湘斌年齡不大相符的臉上,皺紋橫生,寫滿歲月的滄桑與對前途的茫然。“我是兩個孩子的爸爸,是傢裡的頂梁柱,妻子、父母,一傢人都靠我養活。”謝湘斌說,“我這個身體,在深圳已經沒有公司會再要我瞭。”他準備回到老傢找點事做,“可能再也不會來深圳瞭。” 隱形工廠 車間裡的噪音達到瞭90至100分貝,“說話要靠吼”,長期工作足以致人耳聾。而在電鍍車間,“我戴著三層口罩在裡面呆瞭兩個小時就開始頭暈。那是一種極其惡劣的工作環境,你如果沒有進去過,是無法想像的”。 謝湘斌曾到富士康門口舉過牌子,到信訪部門上訪過,在網上發過帖,上過職業“拍客”的視頻述說自己的遭遇,奔走瞭將近一年。直到今年9月28日,晶報刊登深度調查報道《26歲富士康工人左腦被切除之後》,一直在默默幫他的朋友們看到報道,才與晶報深度調查記者取得聯系。 《26歲富士康工人左腦被切除之後》講述的是一例典型的工傷案件。設備維修工程師張廷振到富士康工作不到3個月,在維修燈管時被電擊,從梯子上摔下來倒栽在地上,因送醫不及時,左腦被切除,導致右側肢體癱瘓,成為一個智商為零、永久需要人照顧的“廢人”。按照正常的鑒定程序,張廷振很可能被認定為傷殘等級中最嚴重的一級傷殘。但他至今未能獲得相應賠償。原因是,他雖然一直在位於深圳龍華的富士康工作,但與他簽訂勞動合同的富士康公司卻是在惠州註冊,因此隻能按比深圳低的惠州社保標準賠償,而這點錢尚不夠他一年的康復費用,張廷振父親拒絕去惠州鑒定。張廷振一傢因此陷入困境。張廷振的遭遇經晶報報道後,引起國內外媒體的關註。英國路透社、《中國日報》、《南方都市報》等媒體紛紛跟進作瞭報道,社會各界給瞭張廷振很多關心和幫助。 謝湘斌正是張廷振的同事。他們都在富士康旗下的鴻富錦精密工業(深圳)有限公司(CNSBG事業群)工作,此前,他們並不認識。晶報的報道使他又找到瞭一個“同類”——他們都是富士康工廠工傷的受害者。不同的是,張廷振是事故導致的器官損害,而謝湘斌是職業病造成的器官功能障礙。張廷振所受的工傷損害明顯、直觀,謝湘斌所受工傷則看不到明顯的器官損害,表面上與常人無異。但是,“後一種工傷的發現、認定、索賠比前一種要困難一百倍。” 謝湘斌2008年6月25日進入富士康,在CNSBG事業群彈性焊接部門做氬焊,主要產品是華為和IBM的大小交換櫃。謝湘斌描述說,他所在的焊接車間旁邊是一個沖壓車間,裡面全是一兩百噸位的大沖床,共有30多臺。由於沖壓車間與焊接車間之間沒有隔離墻,沖床工作時,巨大的“嘭嘭”聲,直接影響著焊接車間的160多名工人。“工人之間面對面地講話都聽不清楚,說話需要靠喊。”謝湘斌說,“除瞭噪聲,還有氬弧焊和二氧化碳焊產生的含錳粉塵與耀眼弧光,上班時戴著口罩,下班後口罩裡和鼻子裡還是黑乎乎一片。” 謝湘斌稱,公司雖然為工人配備瞭塑膠耳塞和醫用口罩,但根本沒太大作用。 根據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的調查,在85分貝和90分貝的噪聲環境中工作30年,耳聾的可能性分別為8%和18%。在70分貝的噪聲環境中,談話會感到困難。 謝湘斌被診斷為職業病後,職業病防治部門到他工作的焊接車間進行瞭檢測,發現車間裡的噪音達到瞭90至100分貝,遠遠超出可致人耳聾的分貝值。 “像我們這樣的生產車間,在富士康是‘秘密’、‘隱形’的,富士康絕對不會讓客戶和外界的人進去看,去檢查。”謝湘斌得知外界對富士康工人的工作環境極為關註,這樣告訴晶報記者。 電鍍、沖壓、拋光、焊接等車間都是富士康工作環境極為惡劣的場所。噪聲、粉塵、高溫,電鍍車間的酸、堿、溴水、氫化物、氨氣、鉛水、鎳等,是這些車間的工人們每天要接觸、每天要相伴十幾個小時的“危險品”。“我戴著三層口罩在電鍍車間呆瞭兩個小時就開始頭暈。”一位2010年初曾以心理輔導志願者身份進入過富士康工廠的人士告訴晶報記者,“那是一種極其惡劣的工作環境,你如果沒有進去過,是無法想像的。” 工作環境因素對人身體的病理改變是緩慢的、看不見的。惡劣工作環境裡的這些“危險品”慢慢侵蝕著工人們的身體,有的人抵抗力強一些,可能暫時沒事;有的人身體更敏感一些,各種疾病便逐漸上身。2009年,深圳職業病防治院一位專傢曾告訴晶報記者,很多工人患上職業病後,至死都不知道自己是因為工作因素導致的職業病,更不知道提出申請和鑒定,向社保部門或用人單位索賠。 耳聾工廠 160多工人有20多人查出耳朵有問題,已有多人被確診為職業病,其他很多人自動離職。認定為工傷也隻能按底薪標準獲得社保賠償,申請鑒定和獲得賠償異常艱難。 謝湘斌之所以被查出耳朵有問題,是因為公司要開除他。 自從進入富士康,在焊接車間工作瞭一段時間後,謝湘斌就感覺自己耳朵不太舒服。但他沒太在意。“這就是我們的工作環境,我們能怎麼樣呢?”謝湘斌說。 2011年9月15日,謝湘斌上夜班。其間,他上瞭兩次廁所,被線長責罵上廁所太頻繁。“我與線長吵瞭一架”,謝湘斌認為自己沒錯,因為他的工位上沒工件,上廁所沒有影響工作。第二天,線長將此事上報給課長,課長讓他寫檢討,被他拒絕。第三天,他就接到瞭被開除的通知單,理由是他“擾亂生產秩序”。 “我是健健康康地來工作的,也一定要健健康康地走。”謝湘斌仿佛記得,以前有同事離開時,曾要求按勞動法的要求做離職體檢,因此,他向公司提出,要先做離職體檢再離開。 根據《勞動合同法》第四十二條的規定,從事接觸職業病危害作業的勞動者未進行離崗前職業健康檢查的,用人單位不得解除勞動合同。謝湘斌提出的要求合理合法,公司不得不出資讓他去做離職體檢。 2011年10月20日,謝湘斌拿到瞭寶安區龍華預防保健所的體檢報告,他被檢查出聽力嚴重下降,高血脂,“疑似職業性中度噪聲聾”。11月,他被安排到深圳職業病防治院進行職業病診治和檢測,住院22天。在此期間,他仔細閱讀瞭一些公益組織免費發放給他的職業病防治材料,對職業病的危害、鑒定和申請工傷認定及賠償等問題有瞭深入瞭解。2012年4月,他又在廣東省職業病防治院住院20多天後,被正式確診為“職業性輕度噪聲聾”。 按照《職業病防治法》的有關規定,有員工被診斷為職業病的用人單位,衛生監督部門應立即組織對其工作場所進行職業病危害因素檢測、評價和治理,並對在同樣工作環境中工作的勞動者進行職業病篩查。 謝湘斌說,當年4月,他所在的焊接部160多人全部到龍華預防保健所進行瞭體檢,結果發現,聽力被檢查出有問題的還有20多人。“我們那裡成瞭一個‘耳聾工廠’,‘制造’瞭大量耳聾病人。” 24歲的河南開封小夥子蘇芳就是這20多人中的一個。他進富士康的時間並不長,但沒想到卻不幸“中招”。“那沖床的噪聲實在太大瞭。”蘇芳對晶報記者說,“不管誰在裡面工作,耳朵遲早都會受損的,隻是程度會不同。現在我每天晚上兩個耳朵嗡嗡地響,很痛苦,失眠。醫生說也沒有什麼太好的辦法治。” 今年6月,經職業病診斷,蘇芳耳朵確診受傷,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鑒定其為聽功能障礙九級傷殘。市社保局已認定其為工傷。 雖然比謝湘斌受傷程度輕一級,屬最輕的傷殘等級,但對24歲的蘇芳來說,年紀輕輕,為瞭一點並不算高的工資就付出身體永久受損的沉重代價,他覺得自己太不值得。他沒有和謝湘斌一樣孜孜以求於向富士康索取最大限度的賠償,而是很快辭職,盡快逃離瞭富士康這個“傷身”之地。 謝湘斌所在焊接部檢查出聽力有問題的20多人,在富士康工作時間大多為兩三年。體檢查出聽力問題後,有10多人相繼先後自動離職或辭職。還沒有離開的呂志豪和沈浩,則在深圳市職業病防治院申請做職業病鑒定。“鑒定結果本月底就會出來。”呂志豪12月17日告訴晶報記者,“診斷職業病過程非常復雜,我還得去廣州做一次檢查。” 職業病的診斷、勞動能力鑒定、申請工傷認定和賠償等,對處於弱勢的勞動者來說,每一步都異常艱難,而且要遭受種種刁難和折磨。 按照《勞動合同法》的規定,疑似職業病病人在診斷或者醫學觀察期間的,用人單位不得解除勞動合同。謝湘斌被診斷為疑似職業病後,富士康再不能開除他,便將他從焊接部調到倉庫做物流拉料。但這也意味著他沒有班加,每個月隻能拿2600元的底薪。扣掉社保和公積金之後,他每月隻剩2000元,而此前他在焊接部每個月平均工資有5000元。 謝湘斌本應按每月5000元的工資標準獲得相應的工傷賠償,但由於富士康是按照2600元的底薪給他買的社保,因此隻能按此標準獲得社保賠償。為瞭讓公司賠付其中的差額,謝湘斌找公司、找勞動和信訪部門,被罵過、踢過、關過,“跑斷瞭腿”,“那一段時間真是欲哭無淚,求助無門。”謝湘斌說,他傢裡有兩個老人、兩個小孩,隻靠自己2000塊和妻子每個月2000塊錢的收入,患上職業病後工作難找,如果這次不爭取最大的權益,今後沒人會再理他。 瞞報工廠 3年間,富泰華、鴻富錦等4傢子公司有1772人向深圳社保局申請工傷認定。而這還遠遠不是總數,大量工傷被富士康中低層管理人員瞞報。 謝湘斌、蘇芳、呂志豪、沈浩、張廷振,隻是富士康每天都在增加的眾多職業病工傷和事故工傷工人中的幾個剪影。 就在謝湘斌四處維權、控訴和反映自己的情況時,造成他聽力障礙的焊接部隔壁的沖壓車間又出事瞭。一個名叫戴小金的江西工人,手被絞入機器內,左手被截除,右手兩個手指被截斷。“太慘瞭。”蘇芳說,“雖然自己不慎‘中彩’患上瞭職業病,被定為九級傷殘,但血淋淋的事故發生在我認識的、我身邊的戴小金身上,還是讓人難以接受。誰也不知道哪天這種事也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10月15日,在深圳二醫院康復治療室,晶報記者見到戴小金,他躺在床上,一句話也不願說,但看得到他眼眶裡有亮晶晶的東西閃動。“他是公司的線長。”戴小金的妻子有些自豪地說,“在富士康鴻富錦已經工作十幾年瞭。”但看著丈夫被截掉的左手,她又有些黯然神傷。她婉拒瞭記者的采訪。 從2011年3月1日到2012年12月10日,深圳市社保局受理瞭鴻富錦精密工業(深圳)有限公司工人的499宗工傷認定申請,這些工傷認定目前已全部辦結。 根據晶報記者在深圳市社保局官方網站的查詢,被工人們稱為“經常發生工傷”的鴻富錦,並不是富士康深圳工廠中申請工傷認定人數最多的子公司,人數最多的是其旗下的富泰華工業(深圳)有限公司。在2010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10日間,這傢公司共有838名工人向深圳市社保局提出工傷認定申請,並已辦結。 據晶報記者統計,富士康旗下僅富泰華、鴻富錦、群康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富泰宏精密工業有限公司這4傢子公司,在上述時間段內申請工傷人數即有1772人。 富士康設在深圳具有法人資格的子公司有將近30傢。如果以平均每傢公司400名工人申請工傷認定的低限計,2010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10日間的將近3年時間裡,富士康深圳工廠申請工傷人數可能高達1.2萬人,平均每年4000人。這還不包括數量更為龐大的因職業因素患病而未申請或未獲職業病認定,或因輕微工傷事故等各種原因放棄提出工傷認定申請的工傷工人。 按照富士康內部的管理規定,如果所在部門有人申請工傷認定,則與之相關的線長、組長、課長等各個層級的管理人員都將會被處罰,包括扣罰年終績效獎、扣減分紅、不得晉升工資等。而受瞭工傷的工人則會被“記過”,被“記過”的工人也會被扣罰績效獎、不準加工資。因此,一般出現瞭小的工傷,工人自己不願上報,管理人員也不想上報,盡量瞞住。“如果部門一年上報六七起工傷,你這個部門主管就不要再幹瞭,肯定走人。”謝湘斌說,他的一個手指頭在焊接時就曾不慎受傷,因傷不重,自己花幾百元治瞭。 研究中國勞工問題的國際知名學者、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潘毅向晶報提供瞭一個她的調查組所獲得的案例:李鵬飛,19歲,進觀瀾富士康才兩個月。2012年8月17日,他因手指受傷住院。受工傷後,他所在的事業群擔心受處罰,因此想私瞭。事業群有一個基金,給瞭他5000元錢。並且告訴他選擇私瞭的話這部分錢就不用還,如果不私瞭,走工傷認定程序的話就要還錢。後來,此事被富士康“中央安全處”發現,後來線長、組長、課長和專理都受到處分,專理被記大過。 潘毅等人編著、今年7月在內地出版的《我在富士康》一書列舉瞭多個類似的案例,該書指出:“由於雇主沒有申報工傷,‘幸運’的工人由管理人員私下為其解決醫療費,倒黴的工人則要自己墊付醫療費,甚至有一些工人由於無力支付醫療費導致傷勢惡化。這種情況揭示出富士康的工傷管理制度中存在著大量的黑洞。” 除此之外,晶報報道過的張廷振的情況屬於另一種情形。張廷振在進入富士康工作之時,就是與註冊在惠州的公司簽勞動合同。當他發生事故後,就不能在深圳做勞動能力鑒定,也不能在深圳申請工傷認定,因此深圳社保局統計的富士康工傷人數中,也就不包含類似張廷振這樣的工傷受害者。而類似張廷振這樣雖然人在深圳工作,但勞動合同卻在外地的人員,據知情人士稱,可能高達數萬人。 如此算來,富士康深圳公司每年的工傷人數,幾乎可能是個無法統計的數目。 晶報深度記者就富士康歷年工傷人數等相關情況向富士康媒體辦公室發去采訪提綱,截至昨日17時止,未收到任何回應。 □訪談 “根源在於為節約成本 忽視工人安全” 訪香港理工大學教授、中國勞工問題研究專傢潘毅 2010年至2011年,香港理工大學潘毅教授會同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盧暉臨副教授、清華大學郭於華教授和沈原教授等3位教授,組織北大、清華、臺灣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高校社會學系和新聞系的近百名師生,對富士康在廣東、山西、江蘇等內地的19個廠區,進行瞭歷時2年、多達6次,迄今所知耗時最長、規模最大、程度最深的實地調查,其中有近20人潛伏進入富士康工廠內,共收集有效問卷2409份,采訪工人500多人,整理第一手采訪資料10餘萬字,發佈瞭三次調研報告,產生瞭巨大反響。 作為富士康在大陸最大的廠區,深圳的龍華和觀瀾是這次具有濃厚學院背景的田野調查的調研重點,由潘毅教授親自指揮。 潘毅教授及其團隊的調查涵蓋瞭富士康問題的方方面面,而其中也涉及到富士康工人的工傷問題。近日,晶報記者就此采訪瞭潘毅教授。 潘毅 女,1970年出生,倫敦大學人類學博士,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從事中國勞工、性別及文化政治、全球化及跨境研究。2005年憑著作《中國制造:全球化工廠下的女工》獲美國米爾斯(C.Wright Mills)獎,為首位獲此獎的亞洲學者。她的研究具有廣泛的國際影響。 晶報:根據您的調查和研究,您認為富士康工人工傷頻發的根源何在?誰是真正的罪魁禍首?在發生工傷事故或患上職業病後,除瞭管理體制上存在的因“三級連坐”導致管理人員層層瞞報外,富士康還存在哪些問題? 潘毅:在全球電子生產鏈中,品牌商(如蘋果)拿走瞭大部分的利潤,而制造企業位於供應鏈的底端,隻能賺取微薄的加工費。富士康作為電子代工企業,依靠國際電子品牌如蘋果的訂單生存。為瞭搶奪品牌商的訂單,它隻有不斷壓低單價,壓縮人力成本。因此,富士康在為工人購買勞保用品、社會保險、醫療賠償等方面都存在偷工減料的現象,這與富士康在國際生產鏈中的地位是分不開的。也正是由於這一點,我們強調蘋果等跨國品牌需要為富士康頻發的工傷事件負責。 在我們走訪醫院的過程中,發現很多富士康員工都是因為操作新機器受傷。訪談發現,隨著電子產品生產周期變短,品牌商要求制造企業在很短的時間內出新產品,因此富士康的機器更新速度非常快,有的生產線幾個月內機器就要改造換新,工人也不得不在很短的時間內學會使用新的機器。但是富士康對機器的安全評估不到位,對工人的安全培訓也很缺乏,導致工人由於不熟悉新機器的特點,在初期調試、操作機器時很容易受工傷。 調查中,工人普遍反映沒有受到正規的職業安全培訓,不清楚如何有效地預防工傷和職業病,這也是富士康工傷職業病頻發的重要原因。此外,一些工人在工作一段時間後已經出現不適,也很難調整原崗位,導致健康進一步被損害。 晶報:內地關於勞動保障的法律法規也有不少瞭,根據您的團隊的調查,富士康執行這些法律法規的情況怎麼樣?富士康工人工傷後權益往往得不到保障,這是否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潘毅:富士康不嚴格執行中國勞動保障法律法規的情況很多。比如,調查中我們發現,富士康的電鍍、噴漆、打磨、電鍍、沖壓、拋光等車間工作環境存在眾多職業安全隱患(如噪音、輻射、有毒有害化學品),但是在簽訂勞動合同時,職業安全隱患一欄全部沒有標註,導致工人在簽訂勞動合同時,對工作崗位的健康安全隱患一無所知。 晶報:在防范工傷事故和職業病方面,作為富士康的工人應如何自我保護?政府和社會有關方面可以為他們做哪些工作? 潘毅:要改善富士康工人的處境,從根本上保障工人的職業健康安全,就必須讓工會回歸工人,真正站在工人的立場上,代表工人的利益與資方進行協商談判,為工人爭取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消費者也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向品牌商施壓,要求品牌商提供無血汗的良心產品,並為制造企業中的工人負責,為工人提供相應的勞動保護用品、勞動安全培訓、工傷及職業病救助。 富士康現在是一個“獨立王國”,政府部門很難進入富士康。在訪談過程中,幾乎沒有工人表示曾見到安全部門、衛生部門等政府工作人員來富士康車間監察。因此,富士康存在的安全隱患等問題也不容易被有關部門發現、糾正。政府部門必須加強監管。(原標題:為傷所困:被富士康“制造”的工傷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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