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籤 ： 2006年將要過去，雖然最近非常繁忙，但是我一直叮嚀自己要把這份稿子寫出來，因為過了2006年，這個事件的歷史意義就將過去，不再復返。2006年是日本国際子ども図書館成立100週年。明治39年(1906)由負責哥倫比亞萬國博覽會日本館建築的久留正道設計建造，距離目前的兒童圖書館不遠處的「東京音樂學校奏樂堂」也是他在1890年設計監工完成的，可惜的是，原本應該呈現口字型的建築設計，最後只完成正面約3分之1的部分。
旧帝国図書館建築
本圖片原始出處:http://www.kodomo.go.jp/index.jsp
東京音樂學校奏樂堂是由上野公園入口進去後，穿越整個公園要到圖書館時必經的地方，上次造訪，我站在寒冬裡的風中，就著深鎖的鐵欄杆往內看，門口有既陳舊又富於古思的木製牌，諷刺的是，我們想像這一個身負歷史意義和文學氣質的地方，卻已經變成遊民隨意搭設帳棚，放置紙箱隨地臥睡棲息的聚集地，滿地混亂，就在我提起相機照相時，尚有不友善的遊民湊過來，伸手就阻擋，深怕我們攝入他的影像。
東京音樂學校奏樂堂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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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造訪上野兩次，我與ＣＨ在第一次參訪時，望著兩邊大樹想像櫻花紛落時的美景，結果被警察請到路邊，要求我們不要在路中間攝影了，等等也不可以照相。解釋半天，當時日文實在是差勁的我們，走到路旁與其他日本人一同納悶(大概只有我們納悶吧！後來一想)，那個陣仗實在是有點龐大，人員整排的列隊，所以我們決定要留在原地，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最後，答案揭曉，我們兩個人，看到了黑頭車隊緩緩經過，有一輛車窗戶搖下，裡面那個有點面熟的人，用很奇怪的手腕角度揮手致意，過去後，我們呆了半晌，我問：你想的事跟我所想的事，是同一件事嗎？轉過頭來，我看到CH也愣住了，我們兩個人在上野恩賜公園裡，沒特地去看貓熊，倒是看到了天皇本人。
這是上野的一段插曲，不過插曲似乎都比故事本身好聽有趣。
這間圖書館過經歷大正12年（1923年）的東京大地震與世界大戰，1929年後由坂本勝比古負責增築與復元工程，爾後，由日本知名建築師安藤忠雄著手負責改修工程。安藤氏的建築擅用清水模與混凝土，《失樂園》的作者渡邊淳一文學紀念館，也是由他設計監造，當初的我，光是站在門口，就感受到屬於安藤忠雄的建築氣味，巷道曲折轉彎後驀然看見這幢文學館矗立，那是一趟很有趣的「迷路之旅」。
一座圖書館，歷經三個建築師的巧思，當我們現在再造訪這座圖書館，將發現這座圖書館存有「共時性」與「歷時性」。共時性顯示在這幢建築經歷歷史風霜後的痕跡，歷經地震變動戰火依舊存在，但是卻因為這幢建築的存在，見證了這一百年來的時間流轉，這點卻又符合「歷時性」，我一直都覺得，圖書館是收藏時間的一個空間，時間、人為因素、思想、記憶，在這個空間裡是停滯的，或者說，我們是刻意要它停滯的，這樣的停滯，保留了人們的智慧、思想結晶，因為在這個空間裡，我們與不認識，語言不通的人對話，你不知道他正在看你，他也不知道你正在看他，看來看去，看與被看，轉眼這間圖書館，被看了一百年。當安藤接手時，他面對這座圖書館，一方面需要極力尊重、保全原始建築，另一方面，因為明治時期的建築已經不符合安全標準成為危樓，也必須將強化和安全問題考慮進去。他小心使用符合當時氣氛的材料復原補強，卻也巧妙的把新式建材和建築本體結合起來，當我看到新式的電梯鑲嵌在僅僅一牆之隔的舊建築邊，巨大的矛盾、親切、錯置和時空微妙的裁接，使得我對於空間的體會更加深刻。我尤其要紀錄的是，裡面的兒童學閱讀室，地板保留的是木質地板的細膩排列，圖案美麗又古典，我記得我坐在一旁的樓梯間，吊燈柔和卻又帶著華麗的明治情調，遠遠的看到ＣＨ向著我走來，我似乎只看到他，又不只是看到他，但是他直直向我走來，從走廊另一端，他帶著我來這裡，圓了我的一個夢想。
當時我寄宿在大崎一家小巧旅館，現在已經拆除了，在等電車時，突然想起楊逵的送報夫，提到的就是大崎這個地方，那瞬間撞擊到我的靈光，讓我急忙左顧右盼，以為楊逵就與我約在這個站裡，眾多乘客中，似乎有一個戴著毛線帽的老人，縮著肩膀，雙手插在口袋裡，若有所思的望著我：「你還是想到了，但是，晚了點…..」會說到這段，是因為我記得張文環被記憶時，也是說，他幾乎都泡在圖書館裡，閱讀、寫作，記憶裡，他的大拇指因為鞋子裂開冷得發凍，卻沒有放棄對於文學的想望….我在黑田紀念館附近，也就是在圖書館前面約莫一兩百公尺，看到一個已經荒廢不用的地鐵站出口，依照張文環的活動範圍，我想他大概也來過這座圖書館，或許，也與我一同讚嘆過那木質地板排列的美麗巧思。日本政府近年來更大力推廣兒童閱讀活動。他們認為下一代閱讀能力的高低，關係到國家的未來，大力提倡兒童閱讀風氣。在一群國會議員的推動下，
另外，上野博物館與美術館的附屬餐廳「精養軒」，在夏目漱石的時代，還位於築地，他在作品《少爺》、《三四郎》當中，都有主角在精養軒用餐的記述，精養軒一直是明治時期文人聚集的場所，今日已經變成大眾化餐廳，有趣的是，我後來發現，曾在《台灣民報》上翻譯賀川豐彥的《兩個太陽輝耀的台灣》的黃郭佩雲，也就是黃朝琴的第一任妻子，他們結婚時的宴請地點，就是上野的精養軒。如果把精養軒為背景的文本跟歷史拿出來討論，加以與台灣知識份子的關係，大概會很精采。
我造訪的時節，銀杏樹的葉子當黃，我拾起一片心型的葉子，夾在我的記事本當中，憶起有一個朋友，當年留學法國，也這樣拾起一片巴黎的紅葉寄給我，生命裡總是出現斷斷續續，片刻的記憶，構成了一個人的一生一世。而這個地方，又是誰的「一生一世」？時間推移到現在的我，更想問的是，台灣，我們這塊土地上，哪裡找一個由大人建築，接著為兒童預備，建築在一百年間接序下去，然後勢必還要走向一生一世的空間？1906—2006，子どもの本は世界をつなぎ、未来を拓く，不只1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