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幾次在捷運上遇到陳揮文，我會特別打量他，轉頭特別打量。

原因是我想到，如果這條捷運建在南部，他敢不敢坐捷運呢？請不要誤會我要挑起某些敏感的議題，我想把這件事紀錄下來，是因為最近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陳揮文現象」。

幾次搭乘計程車，與運將聊起台灣現狀，出現幾次巧合，讓我想到一種巧「雷同性」。不只一個運將對我說，他覺得陳揮文在「大話新聞」裡面是來「顧樁」的，如果沒有陳揮文在，人們怎麼能一直記得「泛藍」有多惡質，有多沒人性？有幾位運將說，他透過螢幕看陳揮文說話時眼睛，覺得這個人不會說謊，但是嘴巴卻說的不是人話，他真正的目的是要讓觀眾知道泛藍心中真正的魔鬼，也就是他說的這些「心聲」。他自己也不願意說這些話，他實在是言不由衷，但是這卻是必要之惡，這個必要之惡的詞，是我自己加上去的。

我聽到這些觀點，覺得很特別，在電視媒體已經被視為一種「亂象」的同時，我們所接收到觀眾對於媒體的看法心聲，都是認為媒體真的是「嗜血」、「亂報」的同時，這樣的陳揮文評論，表現了台灣民眾面對媒體的一種「自覺的良心」。

　　如果我們把「大話新聞」觀察個兩三天，就發現許多觀眾根本是call in進來罵陳揮文的，甚且連「陳揮文！你頭殼甲我舉起來！你是不是人啊？你講！」這些話都出爐了，然而底層之下，民眾其實有另一種看法，這種看法來自於「狼來了」的欺騙慣性。

        如果把台灣民主發展的幾個過程綜觀來看，台灣的民主一直都在強勢的媒體底下苟延殘喘，無論是之前民進黨組黨後，媒體還不願直稱其名，而叫「民Ｘ黨」或是「X進黨」，我們在520事件，看見手無寸鐵的平民被「鎮暴」，卻又被稱為暴民；許多例子都使思索台灣前途的民眾，似乎養成了一種自我救濟，或者說自我教育的「觀看」模式，我們習慣把新聞倒過來看，把加害者跟被加害者對調，把事實Ａ與事實Ｂ的正反對調，然後變成民眾自己相信的那個版本。所以，在這個島上，有許多人相信他們「眼睛」看到的，有許多人相信他們「心裡」看到的，更多的是，人民心裡都有一個族群的概念股。所謂的概念股，就是似乎相關，卻又不相關，你提得出他們的間接相關，卻又沒有直接證據證明他們可以、必然、絕對相關，台灣更詭異的現象是，當你問到他們心裡概念股，他卻又會提出一堆無法說服你，更無法說服自己的言語：喔！我不是！我絕對沒有族群偏見。所以，當他剛踏出投票所，你怎麼請他整理自己的千頭萬緒，怎麼對你交代他深層盤密延伸的教育和記憶的背景，對你坦承說實話：我到底投了誰，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投票「出口民調」無法真正準確的原因。

　　運將對我說，他覺得這些大話新聞的來賓，上節目前必定是吃飯聚餐，彼此討論看法，但是檯面上，陳揮文賣力扮演反派角色，這個可能性很高的原因是，他覺得林建隆這個流氓教授，就坐在陳揮文的附近，如果陳揮文真的這麼惡質，難保林建隆不會捨下教授頭銜，先海扁他一頓，操出槍子來先處理他，為了陳揮文「重出江湖」，怎麼還能這樣談笑風生，任由陳揮文謾罵。我笑出聲，發現台灣民眾因應擠壓變形、扭曲歪折的大環境下，思考出了一種屬於台灣人民的「小敘述」，這樣的小敘述聚集起來，就是台灣民眾面對自我的歷史斷裂、價值被貶抑的過程時所衍生出來的「大敘述」，這樣的大敘述就是台灣民眾相信的歷史，而我們相信的那個版本，就是真實。

　　我想到法國創造概念的大師德勒茲(Deleuze, Gilles)跟瓜塔里一直試圖找尋表層之下隱蔽的深層意義，試圖在表像的背後閱讀出一個意義的真實存在，挖掘出一個現象的呈現(ultimate being or presence)，他們不是要知道文本與意義之間有什麼關係，他們要理解的是文本與客體之間，文本與外部關係，或者說，文本的「能指意義」、「所指意義」是什麼都不是他們的關注問題，反之，他們關心何謂「一本書的功能」，它所傳達或者不傳達的強力是什麼關係？它進入了怎樣的繁殖？又引起了哪些自身的變形？它又怎樣的與「無器官的身體」(body without organs)達成聚合的狀態。

德勒茲敘述思想由「條紋空間」 (striated space)或「網格空間」的社會和文化現實的逃離，帶入了一個「平滑空間」 (smooth space)，這條路線是從密閉的、具階級性的思想獨裁逃亡，這種「游牧思想」對抗的是由特殊符號系統組成的思想獨裁，這每一個符號都是由異質因素引起的個體性，每一個個體性卻又因為其個體性聚合又成為另一個整體，換言之，每個現象都是這些個體組成的符號，我們都活在符號當中。德勒茲認為遊牧生活猶如幕間曲(intermezzo)，他肯定「中間地帶」，高揚反思想(anti-thought)，反對理性，推崇多元。立志推翻「我思」(也就是高揚「生成」，否定一切關於起源的思想，並且向一切的抑制系統開動「戰爭機器」。

　　遊牧思想是要建立一種外部思維(outside thinking)，攻擊總體性，抵制普遍的思維主體，結盟特殊的個別種族。它沒有內在性(interiority)，而得以在外在元素中自由運動，它不依賴同一性，駕馭著差異的烈馬在曠野上任意馳騁，它不尊崇人為劃分的主體、概念和存在這三個「再現範疇」，而用無限界的傳導活動(conductivity)取代機械的類比。

        當然，德勒茲不可能知道某一個神秘的時刻，在他所無法理解也無法逆知的一個國度裡，有一群人心裡竟這樣上演著不可言說，這樣與他相似的秘密，無需要他的提醒與教育。台灣人民找到了一個平滑空間，那樣的平滑空間使得他們自己滑入了一個潤澤、易於流動、易於改變方向的自由思考方式。當我在夜晚的台北街道上望著車窗，想到自己最近這一系列細讀過的理論文本，發覺到這各自紊流在不同系統裡的血液當中都有的「反骨」，欣慰的微笑。

　    莒哈絲說：當我越寫，我就越不存在。我不能走出來，我迷失在文裏。寫作是走向死亡，身處死亡之中。我生活的故事是不存在的，它是不存在的。它沒有中心，沒有路，沒有線。有大片地方，大家都以為那裏有個什麼人，其實什麼人也沒有。這段我極為鍾愛的話，使我這趟的旅程生動活潑起來，德勒茲大概也希望解構到最後什麼都不在，但是我覺得，對台灣人民來說，「那裡」當然有個什麼人，不是別人，不只自己，最後當然就只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