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打開黃惠禎老師的論文遭受抄襲的信件時，我的第一個感想是：

怎麼又多一個呢？我還在閱讀信件時，先生站在一旁一起看信，他還是一

貫語氣平靜的對我說：跟你張我軍的論文那一本書是同一套唷！我心裡一

驚，真的嗎？當我重新確認，發現真的是同一套書！如果是同一套書，那

麼我認為我更不能沈默。我首先寫信給我的碩士論文指導教授陳萬益老

師，告知他這件事，他鼓勵我要處理這件事，我接著也向我的博士論文指

導教授呂興昌老師報備這件事，呂老師向我說，一個人的學術生命是要走

一輩子的，我至少必須為自己自清。

    原本我早該寫這篇文章，然而因為原先已有幾個約好的口述歷史case必

須赴約，加以教學工作忙碌，因此延宕至平安夜才有時間開始寫出這件事

情的始末。

        我於2006年6月通過碩士論文口試獲得清華大學台文所的碩士學位，

論文題目為〈日據時期外來思想的譯介研究：以賴和、楊逵、張我軍為中

心〉。由於這個事件只限於與張我軍一章相關，所以我在說明時只限於張

我軍的這一章節，這是我原本論文的第五章，章題為「三地橋樑──張我軍

的翻譯事業」。

    當初題目鎖定於日治時期的翻譯問題，然而因為資料呈現點狀分佈，最

後成形的論文架構是以作家作品個別論的方式來呈現這個主題，張我軍一

章對我而言寫得特別辛苦，因為我關注張我軍的翻譯問題時，發現張我軍

的翻譯問題，或者說，我們以更大的視角來看，張我軍的所有文藝活動，

皆與中國五四時期的環境息息相關，因此對我而言，我不僅要重新的整理

張我軍的翻譯作品，也必須重新「補課」五四時期的許多文藝背景，因為

這樣，我重新再一次的研究了魯迅的翻譯，最後還加上周作人的作品，(因

為這個研究目的，我買了整套的周作人全集)。然後，我希望可以讀過一遍

張我軍的翻譯作品，然而他的翻譯作品多在中國出版，後來發現秦賢次先

生把他珍藏的張我軍資料以及其他珍貴的史料都捐給中研院，我還特地跑

到中研院想要一窺原件的風采，然而由於這些資料都是珍藏品，所以當時

是限於院內研究員才能一閱，因為我的指導教授陳萬益先生先與相關人員

提過我要前往，我親自與劉春銀館長商請，才能破例讓我一讀，因為這個

機會，我讀到了張我軍翻譯夏目漱石的《文學論》以及《人類學汎論》等

書。這件事情我在論文的第110頁提到，特別致謝。

    然後，我參考先行研究者蘇世昌的碩士論文〈追尋與回歸—張我軍及其

作品研究〉當中的〈附錄五　增補張我軍著譯書目和作品篇目〉，(台中：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8年6月)，頁173-176。以及張光正

編，《張我軍全集》，(台北：人間出版社，2002年6月)，頁500-502。

(均註明於本論文第196頁)，著手把張我軍的譯作譯著列表，以表格列出書

名、原作者、出版社、出版時間，到目前為止，都沒什麼大不了的，但是

我還特別加上文學流派與備註兩格，文學流派是因應張我軍翻譯的日本作

家眾多，我考慮到如能把日本當前的文學流派加進去，把作家加以區分，

或許我們可以看到「統計」過的結果，我們可以藉由這樣的分類看到張我

軍的翻譯選擇性，我使用許多日文書籍來作為分類的標準，備註的部分主

要是說明張我軍選擇翻譯的作者是什麼樣的出身，例如丘淺次郎是個生物

學家，千葉龜雄是個評論家，我把每個作者的背景讀過後，注上生卒年，

唯有「和田桓謙三」以及「谷川沏」沒有找到，我特別注出在我的論文第

196頁：

        張我軍於此書譯者序中提到他是以昭和三年(1928)年五月由春秋社

出版的大思想家Azncclopedia卷十三社會學裡面的一部所翻譯來的，此

Azncclopedia疑為encyclopedia(百科全書)的誤讀，因為筆者所找到

的，昭和三年春秋社出版有關社會學的著作，為《大思想エンサイクロペ

ヂア》(東京：春秋社，昭和2-5年)，第13、14卷亦為社會學，發音和張

我軍拼寫的Azncclopedia相近，但並未有和田桓謙三的資料。

等等，均有詳細說明。

        另外在整理譯作時，我也發現了幾個部分是我參考前述的兩部分都沒

有提及的：張我軍於1929年翻譯豐島與志雄的《創作家的態度 附=莫泊三

小論(創作家の態度》蘇世昌先生與《張我軍全集》列出的篇名均為《創作

家的態度 附=莫泊三小論(創作家の態度》，但是我在比對過東京大學東洋

文化研究所附属東洋學文献センター出版的《中國左翼文藝理論における

翻譯．引用文獻目錄(1928-1933)》，1978年3月，頁38-39之後，發現

他後面尚有「附(モーパッサン小論)」的小附題，於是我加上去，以便以

後若是有人要繼續研究可以列入參考。

       再來，我也懷疑是不是全集在編輯時出了錯，全集在寫張我軍1930年

於《新野月刊》第1期翻譯的《高爾基之為人》時，把作者黑田乙吉誤植為

黑田乙吉原，這部分是我在比對過魯迅，〈十月・後記〉，《文序跋

集》，收錄於《魯迅全集》第十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頁323後發

現的，因為黑田乙吉曾留學俄國，著有《蘇維埃塑像》、《北冰洋的探

險》等書。

以上是我舉例我在整理張我軍翻譯問題時所付出，在校對上的努力，也向

各位說明我在撰寫這章時的心意。

我在2006年2月1日開學時將整本碩士論文初稿給陳萬益老師，老師允諾將

排定時間口考，我便返家專心準備將到的博士班考試，然後6月時，順利通

過口試，結束我碩士班時期4年的求學時間。在繳交碩士論文給陳老師之

前，其實我心裡有過一些掙扎，我一直問我自己，在我之前的翻譯研究是

賴和、楊逵為主角的狀況下，我突然的寫出張我軍，且他的翻譯活動多不

在台灣的狀況下是否妥當，我問過我碩士班時期擔任我高級英文課程的賀

淑瑋老師，他對我說，在這個題目架構下，如果不寫張我軍就太可惜了。

因此我才決定著手進行。

    我在上了博士班後，於2006年12月17日也在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的

新境界～全國博碩士研究生學術論文發表會發表過以此章為主題的論文：

http://www.ccu.edu.tw/tih/tih_97/research/active/active_01.html

然後，事情就開始了。

我至中國短期研究的朋友回台，雖然委婉，但是很讓我感覺受傷的問我，

我的論文張我軍的部分是不是參考了某本書的內容，因為很雷同。這個訊

息讓我很震驚，因為我自認這樣的事情我沒有做過，我參考過的書我會善

盡研究者的義務詳細列出。經過一番波折，我把書找出來看，就是田建民

著的《張我軍評傳》(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7月)這本書。我讀了之

後，深深覺得自己受到委屈，因此，在今年(2008年)4月間與陳老師一同

前往日本奈良發表論文時，我向陳老師說明這件事，一邊感覺傷心落淚。

    我自己覺得渺小，也覺得沒有辦法可施，只能用我要繼續努力的方式鼓

勵自己，然而，我看到黃惠禎老師受到的委屈，發覺又是同一套書，我也

覺得自己該說點什麼話，不可以繼續沈默。

    首先我要說，我的寫作時間早於田建民先生，我的論文雖於2006年6月

口考通過，田建民先生的書於7月出版，然而我不可能是在6月才寫好，完

成時間一定在此之前，過程與我的指導教授陳萬益老師多方討論，並無抄

襲之情事。

    再來，我論文當中書寫張我軍的部分，專注於他的翻譯問題，因此只與

田建民先生的著作第六章：〈日語教學與譯介活動〉和第七章：〈北平淪

陷時期的張我軍〉當中的第一節〈只認周老師，不認周督辦〉、第二節

〈日語教學與文學創作〉、第三節〈再傳薪火的譯介活動〉相關，所以我

的討論也只限於這部分。

        事實上，我必須說，張我軍的翻譯作品是在全集內都找的到的，只是

需要整理出來，不是什麼秘密的資料，然而「怎麼使用」卻成了大問題。

如果照田建民先生的書上說法，他只列出張光正編的《張我軍全集》做為

註腳，那麼就代表除了《張我軍全集》之外的資料他都沒有使用到，那麼

《張我軍全集》之外的資料，他是怎麼知道，怎麼找到的呢？例如他書中

第187頁，他提到山川均的〈弱少民族的悲哀〉，他這樣寫：

        當時，台灣的社會民主主義者連溫卿通過山口小靜介紹，認識了日

本社會主義者山川均、菊榮夫婦，並向他提供台灣社會經濟實況，而後山

川均根據這些資料寫成此文，發表在《改造》雜誌上。(頁187)

沒有提供註腳，然而這些文字並沒有在全集內出現。

我的論文裡處理同樣的山川均〈弱少民族的悲哀〉這篇時，於129頁我這

樣寫：

除了葉山嘉樹，張氏翻譯的左翼作家尚有山川均(1880-1958)，他是跨越

明治、大正、昭和的社會主義理論家，1897年同志社大學中途休學後，至

東京創辦基督教雜誌，1906年轉向社會主義，參與日本社會黨創立，並因

赤旗事件等入獄。事件後返鄉，1916年加入堺利彥之賣文社，1922年參

加日本共產黨，發表〈無產階級運動的方向轉換〉，形成所謂山川主義。

1926年發表〈弱少民族的悲哀──「一視同仁」、「內地延長主義」、

「醇化融合政策」下的臺灣〉，批判日本殖民政策並關心臺灣之處境，是

年，山川均和福本和夫在山川氏主辦的《馬克思主義》月刊，展開激烈的

理論鬥爭---->此處我加註是由劉柏青編，《日本無產階級文藝運動簡史

1921-1934》(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85年10月)，頁60。引出來

的。 

，延續到日本統治之下的臺灣，文化協會的連溫卿取法山川均主義的階級

運動，王敏川則提倡福本和夫主義的階級鬥爭。後來與共產黨斷絕關係，

以勞農派論者活躍於政論界，戰後為日本社會黨左派理論指導者。

---à此處加註由許雪姬總策劃，《臺灣歷史辭典》(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2004年5月)，頁105。引出來的。 

他相當程度的影響文化協會的重要份子連溫卿的思想，〈弱少民族的悲

哀〉此文便是連溫卿透過山口小靜的介紹，與山川均和山川菊榮夫婦通

信，向山川氏提供了臺灣社會經濟實況，山川均據之撰寫〈殖民政策下の

台湾〉(為〈弱少民族的悲哀〉之原題)，刊登於《改造》雜誌，張我軍閱

讀之後，大為感動，因而譯成中文--à此處因為先行研究者蘇世昌已在論

文當中說明過，我必須引用他的先行研究：蘇世昌，〈追尋與回歸—張我

軍及其作品研究〉，頁82。

然而田建民先生不加任何註解，就可以把其他人的成果直接使用於自己的

書中嗎?

另外，在處理張我軍對於翻譯家所應具備的條件部分，我舉出張我軍把翻

譯志賀直哉聞名的謝六逸翻譯的「母の死と新しいひ母」為例，說明他對

翻譯家的要求。(原集內把謝六逸作謝大逸(全集頁458)，我亦在論文中提

出更正，(頁134))，我這樣寫道：

    張我軍首先指出謝六逸把〈母の死と新しいひ母〉譯成〈死母和新母〉

似不如譯成「母親的死和新的母親」好[1]，從原文的句子來看，似乎也是張

我軍譯的較為恰當。張我軍針對原著與翻譯的字數問題：原文4個字，譯文

用去11個字是否經濟；日語慣常的省去主位(主語)在中文須把它補回去才

會比較通順；日文有完成式的句子狀態，應該使用適當的中文句法把它翻

譯出來；一句一句的進行討論，張我軍並非挑剔近乎苛求，而是基於文字

的通順，對於原著的忠實度，最後才要求句子的藝術來檢視這篇譯文。謝

六逸此譯著出版於1935年，張我軍此譯文發表於1939年，在1942年9月

把謝六逸與他的譯作相互對照，討論比較適當的譯法，雖然謝六逸作為中

國翻譯志賀直哉的大家，張我軍針對他譯文的諫言提出，讓我們看到一個

翻譯家認真追求的境界。

　　那麼，在張我軍的自我要求裡，翻譯家必須具有怎樣的條件？他說明

他的觀點：第一，必須有一顆良心；第二，自己的國文，必須有表現達意

的能力；第三，對原文須有充分的了解；第四，要有專門的學識；第五，

要有技術。他也說，技術的修煉，最忌是偷懶，不肯下功夫學習請教，欲

更上一層樓，「最要勤寫習作，多取名譯對讀」，他並舉周作人的譯品為

例，是極好的模範。(頁135)

而田建民先生寫道： 

關於翻譯家所應具備的條件，張我軍認為：第一，必須有一顆良心。有了

良心不至於亂翻譯……第二，自己的國文必須有表現達意的能力……第三，

對原文須有充分的了解，不但一詞一句的意思要明白，對原著者的用詞運

句的用意所在也應該明白……第四，要有專門的知識……第五，要有技

術。……(此處我刪掉)張我軍這些看法道出了自己的真實感受，不乏真知灼

見，可謂自成一家之言。不僅如此，張我軍還不辭辛苦地詳細對照日文原

文和某些譯者的譯文逐句進行分析、指正，找出不恰當的地方，給人們做

出示範，一片誠摯之心令人感動。(頁241) 

此外，我在處理表格時一一找出來的原著者與流派名，在文中被使用的部

分，以及許多需要比對而舉證的地方，我就不一一列舉了。因為在這學期

末，工作忙碌，個人生活也腳步緊湊的時刻，還需要花精神來作這種我自

己覺得很痛苦的事情，真的讓我感到無奈。我想，我不是要舉證什麼樣的

事情，需要什麼樣的交代，我只是一個努力作研究的研究生而已，然而在

已經有人懷疑我的論文的正當性的同時，我必須提出我自己的看法和證據

來證明我曾經做過的努力，不管我的論文成果是好是壞，那是我自己在客

觀使用學術相關資料，以及盡力在學術規範內作的成果，我願意對自己的

論文負責，並且希望大家在閱讀的同時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