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15日通過博士論文口試，順利取得博士學位。幾個月後一名在中部某大學任教的徐姓助理教授來電，轉達她的博論指導教授希望我能送一本博士論文給大陸學者樊洛平的訊息，當時這位樊女士正在台灣蒐集研究楊逵的文獻資料。後來由於樊洛平表示已到政大社資中心影印了我的博論全文，致贈論文一事因此作罷。

      上週二（2008年12月2日）回母校政治大學，利用空檔時間到書城購書，在明顯的位置看到5月份出版的樊洛平著作《冰山底下綻放的玫瑰︰楊逵和他的文學世界》（台北：人間，2008年5月；經查簡體字版於2006年4月由作家出版社發行）。隨手翻閱一下，驚訝地發現其中有多處文句幾乎跟我的博論一模一樣，甚至我所有的新發現都已被整段抄錄或改寫進這本書中，然而書中論述與書後附錄參考資料卻對我的博士論文隻字未提。由於這件事嚴重侵犯到智慧財產權，以下謹摘錄其中三段（實際抄襲處遠多於此），將我的博論《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李豐楙教授指導，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5年7月），以及樊洛平著作中之論述並置（為對照方便，筆者在雷同文字下加上底線），敬請學界先進與朋友們公評！

一、有關楊逵組織「解放委員會」一事：

（一）筆者博論中頁191-192原文及註解如下：

        地方菁英結合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作家主動或被動加入者不乏其人，葉榮鐘、張星建、巫永福、吳新榮、呂赫若即是著名的例子。為了與中國文化順利接軌，各地紛紛成立學習北京話的國語講習所，《三民主義》的研讀瞬間蔚為風潮。

        為迎接三民主義新時代的來臨，臺灣人一窩蜂地湧入三民主義青年團，或積極參與，或探問情勢。楊逵曾經在回憶中說自己當時雖然也經常在臺中的三青團露面，但根本無意參加；而是「想根據自己的想法來建立自己的組織，採取自己的方針」6。關於此事楊逵所言不假，事實上早在距離戰爭結束不過僅八天的八月廿三日，楊逵就和李喬松帶著「解放委員會」的宣傳單連袂往訪林獻堂，林獻堂勸導兩人勿輕舉妄動，並說道：「所謂解放者，對何人而言也，舊政府已將放棄，新政府尚未來，而解放云云對誰而言也，此時惟有靜觀，切不可受人嗾使以擾亂社會秩序也。」7然而楊逵並未接受林獻堂的建議，根據池田敏雄日記的記載，楊逵在此之後的九月四日仍著手組織解放委員會。8

        因缺乏史料，目前有關解放委員會之詳情尚無法得知。一九八二年楊逵訪美回程過境日本，接受戴國煇與內村剛介訪問時，對該委員會之始末有過簡略的敘述，他說： 

臺灣總督府向國民政府正式投降的日期是十月二十五日，在這一天以前，我組織了解放委員會，意思是要總督府的統治權停止，我們的要求，特高課長（譯註：指的是臺中州廳警察內的特別高等刑事課課長）是以默認的方式接受了，當他向上面呈報時，上面卻回說不行，因此才想從文化方面做點事，也就是我剛才說的，出版了「阿Q正傳」。9 

  6 見〈台灣老社會運動家的回憶與展望－楊逵關於日本、台灣、中國大陸的談話記錄〉，《楊逵全集》「資料卷」，頁282。

    7 楊逵與李喬松攜帶「解放委員會」宣傳單往訪林獻堂一事，見於《灌園先生日記》一九四五年八月廿三日之記載（尚未刊行），並首度被揭露於許雪姬〈二二八事件中的林獻堂〉（《20世紀臺灣歷史與人物—第六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頁1004）。筆者曾就此事請教目前參與《灌園先生日記》註解的友人何義麟，何義麟在給筆者的電子郵件（2004年9月8日）中指出許文將「解放委員會」稱為「解放聯盟」的錯誤，並錄下日記所載林獻堂對楊、李兩人的這段說辭提供參考。何義麟還認為：「這樣的想法反應出，他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地方仕紳與楊逵等左翼人士，雙方對戰後台灣的前途看法有明顯的落差。」

    8 池田敏雄在九月四日的日記裡說：「楊逵（作家）取得臺中州當局的諒解，正在組織『臺灣解放委員會』」。見池田敏雄〈戰敗後日記〉，廖祖堯摘譯，《臺灣文藝》第八五期，1983年11月，頁180。

    9 引自陳中原翻譯之〈楊逵的七十七年歲月—一九八二年楊逵先生訪問日本的談話紀錄〉，《文季》第一卷第四期，頁28。《楊逵全集》「資料卷」雖然收有這篇訪問稿，然因採用的葉石濤譯文僅節錄前半，故此處引文並未收入其中。附帶一提的是在接受戴國煇與內村剛介訪問的兩日前，戴國煇與若林正丈共同訪問了楊逵，當時戴國煇曾就此事詢問過楊逵，楊逵的回答則是：「沒有『解放委員會』那樣的名稱，我確實在著手組織團體，日本警察也對此默認」。（見〈台灣老社會運動家的回憶與展望—楊逵關於日本、台灣、中國大陸的談話記錄〉，《楊逵全集》「資料卷」，頁281）由於「解放」兩個字的敏感性，筆者推測楊逵的反覆其詞，應該是顧慮到戒嚴體制下國民黨政權對左翼人士的迫害所致。

 （二）樊洛平著作頁92-93原文及頁149-150註解如下：

        在眾多的民間團體中，三民主義青年團是國民黨公認的團體，許多台灣人蜂擁而至，或積極參與，或打探情勢，知識分子和作家主動參與或應邀進入組織的，也不乏其人，如葉榮鐘、張星建、巫永福、吳新榮、呂赫若等人。

        楊逵回憶自己本期活動的時候，曾這樣談到：「我也常在台中的三民主義青年團露面，但根本無意參加。我想根據自己的想法來建立自己的組織，採取自己的方針」〔5〕。事實上，楊逵確實在著手組織團體。台灣剛剛光復，楊逵就和各地趕來看望他的昔日農民組合與文化協會的朋友們有過討論。楊逵說：「他們和我都很希望早日重建工人農民等人民的自主團體」〔6〕。早在日本投降剛剛八天的八月二十三日，楊逵就同李喬松帶著「解放委員會」的傳單拜見林獻堂。林獻堂曾勸導兩人不要輕舉妄動，最好靜觀時局：「所謂解放者，對任何人而言也，舊政府已將放棄，新政府尚未來，而解放云云對誰而言也，此時惟有靜觀，切不可受人嗾使以擾亂社會秩序也。」〔7〕此後，楊逵並未接受林獻堂的建議。池田敏雄一九四五年九月四日的日記裡，就有：「楊逵（作家）取得台中當局的諒解，正在組織『台灣解放委員會』」的記載〔8〕。多年過去，楊逵在一九八二年訪美回程過境日本之際，曾接受戴國煇教授與內村剛介的訪問，他這樣憶及往事： 

    台灣總督府向國民政府正式投降的日期是十月二十五日，在這一天以前，我組織了解放委員會，意思是要總督府的統治權停止，我們的要求，特高課長（譯注：指的是台中廳警察內的特別高等刑事課課長）是以默認的方式接受了，當他向上面呈報時，上面卻回說不行，因此才想從文化方面做點事，也就是我剛才說的，出版了《阿Q正傳》。〔9〕

  〔5〕同上。

    〔6〕同上，第二八一頁。

    〔7〕 此事參見《灌園先生日記》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之記載（尚未刊行），並首度揭露於許雪姬〈二二八事件中的林獻堂〉，見《二十世紀台灣歷史與人物—第六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一○○四頁。

    〔8〕池田敏雄〈戰敗後日記〉，廖祖堯摘譯，《台灣文藝》第八五期，一九八三年十一月，第一八○頁。

    〔9〕轉引自陳中原譯〈楊逵的七十七年歲—一九八二年楊逵先生訪問日本的談話紀錄〉，《文季》第一卷第四期，第二八頁。

二、有關楊逵與張深切等人的論爭：

（一）筆者博論中頁51、53分別有兩段原文如下：

      至於在「文藝大眾化」的理念分殊方面，楊逵在〈藝術是大眾的〉一文中，已經揭示從階級立場的角度來看文學，以勞動者的世界觀書寫的普羅文學，讓農民與勞動者參與藝術，才是文藝大眾化之路。127而張深切所謂「其實文藝大衆化並不是謂文藝要普遍到一般文盲階級去的意思、察其用意是祇要獲得比較普遍化的程度而已、不然各派斷不能夠獲得文盲階級去鑑賞他們的藝術呢。」128所抱持的態度，則是要將文藝盡量推廣到一般民眾的生活。

      然而當年與張深切等人站在同一陣線，時任《臺灣新聞》記者的巫永福，雖然了解楊逵與張星建之爭並非肇因於派系問題，而是楊逵的思想屬於國際共產主義，張星建則是臺灣民族主義，彼此理念上的不同；134但在回憶這段歷史時，卻也不禁懷疑當年筆戰拖了相當長的時間，乃由於《臺灣新聞》編輯田中保男從中挑撥，而發出「臺灣人不可分裂，要集中力量，對抗日本人才行」之語。135張深切後來甚且嚴詞批判楊逵「不顧大局，為固執己見，不恤文聯分裂，儼然替日本當局效忠，打擊文聯，這一過錯實在難能輕恕」136。社會主義國際主義者的楊逵願結盟站在同一階級立場的日本作家，同心協力發展臺灣新文學，以推動臺灣人的反殖民運動，竟因此遭致日後長期蒙受分裂文聯的不白之冤，137恐怕是他始料所未及的。 

（二）樊洛平著作頁193-194原文如下：

    楊逵與張深切、張星建等人因為意識型態話語的不同，導致了文學理念的迥異，從而引起有關文聯派別分化等論戰的產生，但這種論爭並非因為派系問題。楊逵信奉社會主義，強調從階級立場來看文學，推舉以勞動者的世界觀書寫的普羅文學，來實現文藝大眾化；張深切等人是台灣民族主義者，反對階級文學，他們所主張的文藝大眾化，是將文藝推展到一般民眾的生活。楊逵和張星建等人的這場筆戰，還因為有了《台灣新聞》編輯田中保男的參與，也被當時一些文人質疑。時任該報記者的巫永福就曾發出「台灣人不可以分裂，要集中力量，對抗日本人才對」的呼籲〔11〕。張深切後來甚至嚴厲批判楊逵「不顧大局，為固執己見，不恤文聯分裂，儼然替日本當局效忠，打擊文聯，這一過錯實在難以輕恕」〔12〕事實上，具有國際主義胸懷的社會主義者楊逵，願意結盟站在同一階級立場的日本作家，同心協力發展台灣文學，沒想到竟因此長期蒙受「分裂文聯」的不白之冤，這恐怕是他始料不及的。

三、有關糞現實主義文學論爭：

（一）筆者博論中頁130-131原文如下：

      其實楊逵的回應不僅於此，他還為此創作了〈插秧比賽〉（〈田植競爭〉）92闡述自己的理念，批駁西川滿等人。這篇楊逵生前未能發表的遺稿是極短篇的寓言故事，描寫劉、田兩位老師正要前往擔任領導群眾的工作，途中兩人認真討論究竟是「各位島民」、「各位國民」、還是「各位皇民」的稱呼對農民最為恰當。抵達現場後，劉、田兩位老師先後對著農民呼喊「各位皇民！」。只見參加插秧競賽的農民們目不轉睛地拼命幹活，水牛揚起尾巴，爛泥巴夾雜著牛糞瞬間四處飛濺，農民們則不顧垂掛在眼瞼的泥巴繼續沉默地工作。接下來楊逵描寫同被糞便噴到的劉、田兩人的反應是：  

在回程的二等車廂裏，劉老師很介意沾滿泥巴的衣服上的惡臭，怒氣沖沖。

——好了，好了，如果我們不是光嘴巴上說增產，而是有沾滿汙泥的決心，一頭跳進去幫忙，即使笨手笨腳，成為笑柄，至少他們也會說聲謝謝呀。因為聽說農人是很現實的呢。

田老師這麼勸慰著，劉老師就搖頭說：

——不行，我是弄文學的，我可不敢領教糞便現實主義。93

      據說西川家的先祖出自漢高祖劉邦，94西川滿並曾以「劉密」為筆名；95濱田隼雄姓氏中有一「田」字，因此楊逵的意圖很明顯，故事中擔任指導者的劉、田兩位老師分別影射西川滿與濱田隼雄。西川與濱田同時跨足文學與政治，一方面，他們都是《文藝臺灣》的編輯，以編輯刊物揀選作品，左右臺灣文學前進之路；另一方面，兩人均為臺灣文學奉公會委囑編輯會常務理事，西川滿並身兼日本文學報國會臺灣支部的理事長，濱田隼雄任理事兼幹事長，都是皇民化運動的重要推手。96楊逵藉此譏諷兩人雖然領導皇民化運動，卻不知想結出美麗的稻穗必須要有肥料，和著糞便的泥巴儘管臭味四溢，卻是不可缺的養分來源。那些被糞便噴濺後，依然緘默地在現實生活中努力拼鬥的勤奮農民，以實際的勞動體現增產報國的意義，才是真正的日本皇民。當然楊逵係以此反指西川滿等人不能體察皇民意識的真意，其文學作品不敢正視現實，根本不符合皇民文學的精神，企圖重申自己的文學理念。 

（二）樊洛平著作頁265-266原文如下：

      其實，楊逵對西川滿陣營的回應不止於此，他還創作了極短篇〈插秧比賽〉，來繼續自己的批評，或許是因為當時「皇民化運動」的高壓氛圍，作品未能公開發表。這篇小小說以生動的寓言故事，透過作品中劉、田兩位老師的形象，影射曾以「劉密」為筆名的西川滿和姓氏中有「田」字的濱田隼雄，諷刺他們雖然以「皇民化文學運動」的領導自居，卻不知道結出美麗的稻穗必須要有肥料，粘滿糞便的泥巴儘管臭味四溢，卻是不可缺少的養分來源。在楊逵筆下，劉、田二位要去擔任領導群眾的工作，他們坐在舒適的二等車廂裡討論著：用什麼稱呼農人比較好？「各位島民」、「各位國民」、「各位皇民」？基於文學價值的考量，決定採用劉老師所說的「各位皇民」。到了鄉下，農人們正在插秧比賽。劉、田兩位老師先後喊：「各位皇民！」農人們看也不看他們一眼，只是埋頭插秧；水牛卻揚起尾巴，把老師們的衣服和農人的臉上都濺上了臭泥巴，可農人還是頭也不抬地幹活。接下來，楊逵分別描寫了劉、田兩位老師的反應： 

「一群沒有皇民意識的傢伙！」

在回程的二等車廂裡，劉老師很介意沾滿泥巴的衣服上的惡臭，怒氣沖沖。

——好了，好了，如果我們不是光嘴巴上說增產，而是有沾滿淤泥的決心，一頭跳進去幫忙，即使笨手笨腳，成為笑柄，至少他們也會說聲謝謝呀。因為聽說農人是很現實的呢。

田老師這麼勸慰著，劉老師就搖頭說：

——不行，我是弄文學的，我可不敢領教糞便現實主義。

        透過以上三段對照，可以發現樊洛平著作與筆者博論中的敘述方式和文句雷同之處甚多，甚至樊洛平引用的史料係直接轉引自筆者的博士論文。例如林獻堂的《灌園先生日記》到今年8月為止只出版到1943年份，今年5月份出版的樊洛平著作如何得見尚未刊行的1945年份日記的內容？就其附註來看，似乎引自歷史學者許雪姬的論文，然而許文中並未引出日記原文，因此樊洛平係抄自筆者博論殆無疑義。

        其實寫這樣的一篇文章心情格外地沉重，投入楊逵研究將近20年的時間，博士論文總結了這些年來的研究心得。漫長的歲月中所花費的時間與精神難以計數，尤其在必須兼顧家庭與工作的情況下，我付出了健康作為代價。不料長久的努力竟遭到曾經獲得對岸學術獎項，不可能不知道學術倫理規範的知名學者所剽竊。想起自己因為閱讀字跡模糊的史料到視力急速惡化，以及從南到北跑過好幾個圖書館，好不容易才挖掘到重要文獻出土的艱辛過程，我決定不要姑息這樣的卑劣行徑，以免助長學術風氣的日益敗壞！

        博士畢業後我參與了由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負責執行的「楊逵文獻史料數位典藏計畫」，計畫將於這個月底結案，國立臺灣文學館、新化楊逵文學紀念館所藏楊逵手稿等相關文獻，連同我跟楊翠、陳明柔等學術界朋友為每一筆文物所寫的詮釋資料，不久就會公佈在網際網路，楊逵研究的益加活絡指日可待。我一向樂意提供手邊所有資料給有志於楊逵研究的人，也衷心期待新世代投入楊逵研究的行列，發表更多新穎的觀點刺激我做更深入的思考。因此面對樊洛平的剽竊劣行，壓抑不住心中的憤怒。最後我謹在此誠懇地呼籲：請研究者秉持著學術良心，以嚴謹的學術態度與我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