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8230228大憲章與傳統 (馬得華)

  任何人都不懷疑歷史事後認識和回顧追溯--即等某一事件的結果和後果變成清楚時候的觀點--的優點,但這些事後認識優點乃是由"後讀"--即用其未來去讀過去--而形成的。當一個事件具有達到歷史學家自己時代的後果時,歷史學家正是由於他自己的時代而必須後讀過去。--洪漢鼎[1]

  說到自由,世界諸民族中,英國人會驕傲的將之歸功於傳統。在他們看來,英國人今天享有的自由,來源於"古老而自由的傳統"。如柏克所說的,"從大憲章到權利宣言,我們制度的一貫政策就是在追求和維護自由的時候,把自由看作是來自祖先又將傳諸後代的法定遺產,看作是一筆特定的屬於我國人民的財富,而與其他任何更普遍或更崇高的權力毫不相干。"[2]早在1215年,英國就產生了引以為豪的自由大憲章,自由之精神、憲政之秩序在大憲章的光芒下茁壯生長。斯塔布斯認為,"英國全部的制憲歷史都不過是對自由大憲章的注釋而已。"[3]大憲章之於英國,可稱為"英國自由的基石"。我們所欲追問的是:何謂英國自由的傳統?其如何形成、演化?源於何時?該傳統與大憲章有何關係?筆者不自量力,嘗試解答上述問題,求抛磚引玉之功。

一、自由傳統的形成

  既然要追溯傳統,免不了回顧歷史。然而,"歷史的統一性在於,任何人試圖敘述它的一小段,必定會感到第一句便扯破了一面無縫的網"[4]。梅特蘭的忠告促使我更加小心的梳理歷史,在無縫的網中進行一次冒險,試圖找到歷史之網的接縫。的確,這也是一次沖出迷宮的冒險,尋找出路的過程充滿刺激和挑戰。希望隨著歷史的展開,我們將探尋到自由傳統的始端。

1、王權興起

  不列顛之歷史,可追溯到西元前55年愷撒遠征不列顛,即羅馬不列顛時期。從此以後,"不列顛作為一個國家從史前跨入了歷史"[5]。羅馬人的統治僅僅是一個插曲,儘管羅馬的統治經歷了幾個世紀,但"羅馬人卻沒有把法律制度傳授給這裏的居民,不列顛並沒有發展,它僅僅是給征服了"。[6]顯然,我們沒有理由把自由的傳統歸功於羅馬人。西元410年羅馬人走後,不列顛進入盎格魯-撒克遜時期。在漫長的六個世紀裏,不列顛戰火不斷,雖然有一定的法律痕跡,但僅僅涉及社會生活的極其有限的幾個方面,"盎格魯-撒克遜習慣法的發展狀況與歐洲大陸的日爾曼大致相當,具有日爾曼法的一般特徵,如屬人主義、團體本位、注重形式及等級特權等。然而,直到諾曼征服以前,不列顛基本上處於割據狀態,由於缺乏統一的司法結構,尚無通行於全國的普通法。"[7]二十世紀的大歷史學家屈維廉也認為"盎格魯-撒克遜的政府形式是獨斷王權,……雖說這種獨斷制度受到部落的習慣、武裝部族人的氣質,以及王者本人的個人品質的限制……"[8]看來,此時的不列顛與歐洲大陸的發展狀況沒有多大的區別,這段歷史同樣不能解釋為什麼英國形成了自由的傳統而歐洲大陸則否。或許此前的所謂自由傳統可能更多的是一種希冀,一個神話。嚴格說來,英國自由傳統的形成,始於諾曼征服,是諾曼征服改變了英國的歷史。

  1066年英王愛德華去世,法國諾曼第公爵威廉藉口愛德華國王曾許諾把英格蘭王位傳給他而征服不列顛,史稱"諾曼征服"。為緩和與當地人的矛盾,證明其王權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威廉一世根據傳統的英格蘭習慣進行塗油加冕,並宣佈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的習慣和法律繼續有效。儘管如此,威廉為加強王權,沒收了英國的所有土地分成小塊分封給立功將士,並在1086年彙編《土地調查清冊》(又稱《末日審判書》)調查了全國的土地狀況,便利了對財產的稅收。威廉的這些措施加強了王權,使不列顛真正進入了統一的王權時代,這比歐洲其他各國要早得多。亨利一世、亨利二世在位時,也都進行了司法改革和軍事改革,旨在加強王權。這一時期的英國王權,"從權力屬性上看,國王擁有一國之君和封建宗主的雙重政治身份和權力,體現了國家公權與封建私權的合一"。[9]興起的王權對鞏固封建統治秩序和等級關係起了積極作用,而且並沒有逾越這種秩序所許可的界限。在當時,統一的王權代表一種進步的力量維持了社會的秩序,抑制了封建割據局面的出現;同時,王權還對抗了膨脹中的教會,避免了政教合一統治的出現。更可貴的是,與後來歐洲大陸的法國不同,英國王權的興起沒有出現獨霸和高度集權,究其因,在於多元政治的存在和競爭使王權始終受到各種力量的約束,尤其重要的是這種約束採用了法律的形式,法律是至高無上的。所謂多元政治,其一指多種政治勢力在客觀上存在,這是一個客觀事實;其二指多元政治的存在具有合法性和正當性,不是單純的赤裸裸的暴力集團。自由的傳統就在多元政治的情境下,在反抗君權的鬥爭中發芽、成長。

2、王權受限

(1)教會與王權之爭

  教會本是一個以統一信仰為基礎的共同體。為了保護自己的生存,教會宣佈世俗與教會兩分,逐步獲得獨立的生存空間。中世紀中後期,教會壟斷了信仰,整個西歐成為一個天主教的大王國,教會是維持整個歐洲的精神紐帶,教皇則是其精神首腦,作為世俗統治者的國王低於教皇。國王需要教會的支援,因為教會代表上帝,保證了王位的合法性;而沒有軍隊的教會也需要國王來維持社會秩序:共同的利益是雙方合作的基礎,力量對比是合作的物質保障。1066年威廉入侵不列顛,就曾獲得教皇的支持,"並且高興地從他手裏接過一面贈旗,以作為聖彼得(指羅馬教廷)支援此事的證據,借此他就可以更大膽更安全地攻擊其敵人了"。[10]

  然而,教會畢竟是獨立的神權組織,有自己的信仰和目標。"教會神學家在鼓吹'王權神授'的同時,盡力將其中包蘊的'王在神下'的思想內涵,轉化成'王在教下'的教、俗權關係準則,為其與王權分庭抗禮披上神聖外衣"。[11]隨著教會力量的膨脹,其脫離王權束縛、爭取獨立的鬥爭加強。教會與王權之爭的焦點在於教職任命和王室法院與教會法院的司法管轄權。王權控制教職任命不但可以確保教會對王權的依附和忠誠,而且可以佔有教會的巨額財產。威廉二世在位時,垂涎于教會的財富通過延長教職空缺期掠奪教會,教會空缺期一般都在三年以上,使得教士們不僅難以從事日常教務,而且大多一貧如洗,度日維艱,有的修道院僧侶更是缺吃少穿,引起教會的強烈不滿。亨利一世即位時,為緩和與教會的矛盾,積極尋求妥協,在1107年簽定的《貝奇條約》中規定主教由本教區的教士團體牧師會選舉,但選舉須經國王同意並在王廷之小教堂中由國王親自監督舉行;國王放棄對新主教的指環和權杖的授予權,但主教在由教會行授職禮之前仍須向國王行效忠禮[12]。在司法管轄權方面,教會與王權也有衝突,早在威廉一世時期,他就承認教會法院享有一些案件的管轄權,不能進行干涉。1075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進行教皇革命,宣佈"教皇在法律上淩駕於所有基督徒之上;僧侶受教皇統治,但其在法律上淩駕于所有世俗權威之上……教皇可以廢黜皇帝……所有的主教應由教皇指派,並最終應服從於他,而不是世俗權威。"[13]教皇革命使教會的力量急劇上升,衝擊了英國的王權,在亨利二世時期主教與王權之爭達到高峰。1164年亨利二世強行頒佈《克雷倫登法規》,企圖通過明確界分教、俗法院的司法管轄權來削弱教權加強王權,這遭到了貝克特主教的強烈抵制。1170年國王的四個騎士殺死貝克特,造成貝克特慘案。在中世紀哪個國王敢公開挑戰教會?亨利二世只能以贖罪來求得教皇的饒恕,並廢除了《克雷倫登法規》。貝克特與亨利二世之爭,代表了靈界與俗界之爭,雙方最終以平局告終:國王仍舊享有世俗權威,教會則享有精神世界之權威,王權的合法性源於教會的支持。兩種權威並列存在,沒有哪一個權威可以壟斷一切,雙方互相構成對彼此的限制。這種限制的基礎和保障在於以權力制約權力,表現形式是以法律劃定各自的權力範圍,彼此都不得超越。

  在信仰壟斷一切的中世紀,教會在精神世界裏代表上帝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按照教會的解釋,國家是人類"原罪"的產物,根本就不具有神性,人類的解放在天國,作為世俗統治者的國王必須服從神法。教會的信條廣泛流傳,為人們反抗王權提供了思想支援。在客觀層面上,教會尤其是教皇革命以來的教會組織強大,勢力雄厚,構成了對王權的現實限制。伯爾曼認為,正是教會勢力和世俗勢力的歷史鬥爭,才形成了法律統治的理念,"兩種權力只有通過法治(rule of law )的共同承認,承認法律高於它們兩者,才能和平共存"。[14]

(2)貴族與王權之爭

  諾曼征服,加速了英格蘭的封建化進程。為了加強對當地人的控制和團結自己的將士,威廉把征服的土地分成小塊,分封給立功將士和貴族。王權與貴族是互相依賴的,貴族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國王維持社會秩序、拓展疆土;王權需要貴族的支援維護自己的統治。然而,封建秩序本身包含的利益分配成為貴族反抗王權的根源。英國封建土地所有制是一種封君-封臣體制,它具有契約的性質。封君向封臣分封土地,條件是封臣要向封君承擔各種義務,封君有什麼權利義務以及封臣有什麼權利義務,都由契約明確規定。這種封君-封臣體制的特點在於雙方各自享有一定的權利並負擔一定的義務,即權利義務具有相互性,而非單向,儘管封君的權利可能會更多一些。不僅封臣要對封君負擔義務,封君也要向封臣負擔一定的義務。封臣的權利就是封君權利的界限,封君的義務也不容許違背。任何一方違背其義務並造成對方嚴重的損害,都可以撤回忠誠,解除權利義務關係。格蘭威爾認為,"除了尊敬這一點以外,一位封臣對他的領主並不比一位領主對他的封臣承擔更多的義務,如果領主違背忠誠的義務,那麼封臣就得以免除服務的義務。" [15]
  封君-封臣體制使封臣天然具有一種離心力,內含著對王權的限制。早在1100年,亨利一世就迫于貴族要求,在其加冕誓詞中承諾:今後對貴族和騎士不再橫徵暴斂。"獅心王"理查一世時期,理查長期忙於對法戰爭,僅把英國看作軍費來源,疏於英國內政,在位十年竟僅呆在英國五個月,他把英國內政交由國內的封建貴族長期掌握,這就給貴族勢力的急劇增長提供了最好的機會。一個合適的證明就是在1192年貴族判理查的弟弟約翰背叛國君之罪,沒收他的全部土地和城堡田莊。顯然,貴族勢力的擴張,已經形成了對王權的實質性限制。儘管貴族反對王權,但卻不是否定王權、推翻王權,因為封建秩序需要有一個權威來維持,儘管王權是危險的,但卻是必要的。另外,從當時的現實來看,英國的分封是在征服過程中進行的,每個貴族的土地都不能連成一片,難以形成事實上的小國,這就有效的防止了封建割據的出現。

  貴族與王權之衝突在法律方面的表現就是封建法庭和王室法庭在管轄權上的界限問題。貴族為了自己的利益,反對王室法庭管轄權的擴張;國王為了加強控制,勢必會侵犯貴族的封建管轄權。不過,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合作是雙方關係的主流。於是,世俗內部兩種法院管轄權並列存在,沒有哪一種權威可以獨立存在並完全至上。可見,英國的封建體制本身便蘊涵了貴族享有一定的合法權利國王負有一定的義務,封建制本身就代表了分權,這就限制了王權的範圍。更重要的意義還在於,相對於當時的其他階層,貴族的力量是最強大的,限制王權的歷史任務就落在了貴族身上。有學者認為,"在中世紀,向國王爭奪權利的不會是別人,只能是本身就有一定實力和社會地位的貴族階層。而英國的自由,的確就是從貴族與國王的抗衡開始的。"[16]

(3)自治城市的興起

  在十一世紀,隨著農業、手工業的發展,英國的城市漸漸增多。1086年的《末日審判書》中列舉約一百個城市。城市是在封建主的領地上產生的,因為城市可以給封建主帶來巨額的收入。但是,城市一般都受到封建壓迫,需要交納賦稅。為了擺脫封建壓迫,他們或者武裝起義或者用金錢向領主贖取自治權。很多城市從國王手中得到保證市民權利的特許證。"亨利一世認識到支援城市並給以自治權的重要性,可以避免像歐洲大陸正在興起的城市公社運動的猛烈風暴在英國重現。" [17]於是,他承認了不少城市的自治權。在1129年,亨利一世頒發給倫敦的特許證規定:"市民們……應從他們當中選擇任何人任命為法官來受理王室訴訟和所發生的與他們相關的訴訟……允許所有倫敦人及其財產避開和免除通行稅、過路費、度量費以及整個英格蘭和海港的所有其他關稅。" [18]後來,倫敦還獲得了選舉市長的權利,其他的一些城市也相繼獲得了或多或少的自治權。市民權不僅僅是一種土地所有權身份,也是一種市民身份和法律身份,是一種以共同體成員身份為依託的生活方式。

  任何人只要在城市裏呆上一年零一天即可獲得自由,城市市民的自由身份促進了契約精神和平等精神的發達,從內部逐步瓦解了封建社會的身份關係。一個儘管暫時力量弱小但生命力強大的"市民階層"的力量不斷壯大。市民們反抗王權鬥爭的持續以及城市自治權的獲得,不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王權,而且增強了自己的法律意識,影響了國家的政治生活,在封建社會有了一定的法律地位。

  諾曼征服以來,王權、貴族、教會和市民階層的相互依賴和對抗狀態,形成了一種動態的力量均衡和多元政治的局面,沒有任何一種權威可以獨立存在、一統天下,每一種權力都受到其他權力的限制。在鬥爭過程中,各方實現了妥協,這種妥協以力量對比為基礎,以劃分彼此權力界限的法律為形式。鬥爭的目標和動力是各自的利益,然而其反抗王權的行動卻以自由為名,這是因為"那時所謂自由,是指對於政治統治者的暴虐的防禦……愛國者的目標就在於,對於統治者所施用于群體的權力要劃定一些他所應當受到的限制;而這個限制就是他們所謂的自由"。[19]反抗、限制王權就是爭取自由,法律確認了各方的權利和自由。就在這個時期,英國的自由傳統形成了。這個傳統是爭取利益、權利和自由的傳統,是限制王權的傳統。與其說英國人自由的傳統是生來就有自由的傳統,毋寧說是通過鬥爭、反抗王權以爭得自由的傳統。這個傳統也是爭取人權的傳統,因為"人權的初始意義是與把人的思想禁錮起來的神權以及把人束縛起來的政權相對而言的"。[20]這個傳統在各種力量的鬥爭中隨著歷史的腳步不斷成長,到約翰王統治時期,它突破了王權鏈條上薄弱的一環,收穫了豐碩的果實。

二、大憲章的訂立

  約翰于1199年繼承英國王位,由於在約翰出生時其父亨利二世已把土地分封給了約翰的兄長,結果約翰沒有獲得土地,故約翰綽號"無地王"。儘管力量弱小、根基淺薄,他卻野心勃勃夢想加強王權。不過歷史和約翰開了個玩笑:在約翰即位時,與英國長期爭霸的法國腓力二世是卡配王朝傑出的君主之一,勢力雄厚,力圖打敗英國、統一法國;教皇英諾森三世是中世紀最有名的教皇之一,以政治手腕和外交才能著稱。約翰王可謂"生不逢時",遇到了強硬的對手,其失敗已然註定。

(1)與貴族矛盾惡化。

  當時的英國是"跨海而治"的局面,"約翰統治時期的英國貴族同他的諾曼第封臣不同,很少有家族在英吉利海峽兩邊都擁有封地。……許多貴族不是把出入宮廷看作盡職效勞的機會,而是視為施加影響的時機。" [21]約翰長期忙於對法戰爭,不斷增加賦稅,破壞了舊有的封建關係,嚴重損害了貴族的利益,引起貴族強烈不滿。貴族們堅決反對約翰的對法作戰和瘋狂徵稅,不斷提出限制王權的願望。

(2)與教會矛盾尖銳。

  教皇英諾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時,教皇權力達到頂峰。約翰王和教皇在坎特伯雷教堂主教任免上的衝突,給英諾森三世擴張權力提供了機會,他不顧約翰對坎特伯雷教堂主教的任命,另外任命了其他人為主教,約翰認為教皇褻瀆了他的權威,展開了向教皇的鬥爭。英諾森三世與法國聯合起來,共同對抗約翰,並於1209年開除了約翰的教籍,自此以後英格蘭教堂關閉、鐘聲長息。後來,約翰為了擺脫不利的對法戰局,不得不以歲貢為條件臣服教會,答應做教皇的封臣。

(3)市民反徵稅的鬥爭強烈。

  城市本是在王權的庇護下發展起來的,國王的橫徵暴斂把原本支持自己的市民推到貴族、領主一方,組成了反抗王權的聯合力量,結果王權陷於孤立。

(4)在中世紀,國王作為最高的軍事首領,其義務就是抵抗外敵、擴展領土。軍事上的成功會提高國王的威望、加強王權;軍事上的失利會影響王權的聲望。約翰的對法戰爭不斷失敗,喪失大量領土,國王的威望消失殆盡。

  1215年春,約翰又在戰場上失敗,大貴族們以約翰未能保護封臣和王國利益為由,聯合社會其他力量,發動大規模叛亂。當男爵隊伍與王軍作戰時,市民為叛軍加油,王軍一敗塗地,倫敦人打開城門迎接叛軍。各種力量的大聯合,為後來聯合起來反對王權提供了範例。

  1215年6月15日,貴族與高級教士草擬了一份羊皮紙檔,聚集于蘭居米德草地,迫使孤立無援的約翰簽定大憲章。大憲章包括序言和63個條文。主要內容如下:

  第1條規定教會自由,尤其是教會享有自由選舉教職的權利,國王不得干涉。

  第2條規定,國王直接封臣的後代享有封土繼承權,國王只可按照舊日規定向他們收取繼承稅。

  第3-5條規定,未成年繼承人的監護。國王委託的監護人必須妥善管理封土遺產,不得濫征人力物力,等繼承人成年後,應將全部遺產交付繼承人,國王不得收取繼承稅或產業轉移稅。

  第12條規定,除國王被俘贖身、國王長子受封武士、長女出嫁所需適當費用外,設無全國公意許可,將不徵收任何免役稅與貢金。

  第13條規定,承認倫敦及其他城市保有舊有之自由與自由習慣。

  第17條規定,一般訴訟應在一定地方審問,無須追隨國王法庭請求處理。

  第25條規定,一切州郡,百人村,小鎮市,小區,均應按照舊章徵收賦稅,不得有任何增加。

  第34條規定,不得頒佈強制轉移土地爭執案件至國王法庭審訊之勒令,以免自由人喪失其司法權。

  第39條規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經其同級貴族之依法裁判,或經國法判決,皆不得被逮捕,監禁,沒收財產,剝奪法律保護權,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損害。

  第40條規定,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絕,或延擱其應享之權利與公正裁判。

  第61條規定,由貴族組成25人委員會,負責監督大憲章的執行,一旦發現國王有破壞憲章條款的行為,即可要求國王立即改正,如果在40天內不見有改正的表示,25人委員會可採取一切手段向國王施加壓力,包括奪取國王的城堡、沒收土地和財產等,直到破壞大憲章的行為被糾正為止。

  大憲章的主要特徵:

  (1)在用詞上,大憲章全文充滿著國王"不得……"、"自由人享有……"的句式,淋漓盡致的體現了臣民對王權的不信任和限制以及對自己權利和自由的渴望。如第 34條,"自此以後,不得再行頒佈強制轉移土地爭執案件至國王法庭審訊之勒令,以免自由人喪失其司法權",第63條"英國教會應享自由,英國臣民及其子孫後代,將如前述,自余等及余等之後嗣在任何事件與任何時期中,永遠適當而和平,自由而安靜,充分而全然享受上述各項自由,權利與讓予……"大憲章所記載的權利和自由是臣民反抗王權、壓縮王權的歷史,規定國王"不得為之"就是限制了王權,而權利與權力是成反比的,王權被壓縮和限制,臣民的權利和自由就得到了擴展。

  (2)王在法下的精神。大憲章產生以後,"王在法下"的精神、有限政府的原則得到宣明。國王的權力決非無限,必須在法律之下活動並受法律的限制,超越界限就是違法,臣民有權進行反抗。如第1條"余等及余等之子孫後代,同時亦以下面附列之各項自由給予余等王國內一切自由人民,並允許嚴行遵守,永矢勿渝。",61條"指出余等之錯誤,要求余等立即設法改正……余等亦不得由自己或通過他人自任何人取得任何物品致使上列諸權利與自由廢止或削減。如有此項取得之物,應視同無效與非法……",63條"……余等與男爵俱已宣誓,將以忠信與善意遵守上述各條款。"大憲章成為評價王權行為的尺規,明確劃定了王權不得逾越的界限。

  (3)成文性。大憲章是一個成文的檔,是對貴族舊有習慣、權利的總括式的書面宣明。這種成文的形式使大憲章具有了剛性和明確性。大憲章的明文規定就是評價王權的明確標準,只要國王違反了其中的一條,無論重輕都要受到制裁。於是,貴族們借助大憲章限制、否定王權就有了書面證據。這種剛性必然帶來的結果,就是通過解釋大憲章的意義成為臣民爭取權利、限制王權的主要方式。

  (4)發展性。正因為大憲章是一個成文的檔,所以它就必然具有發展性。"因為作為文字,它是為任何時代和任何人可理解的,而不管在閱讀它的時候是什麼情況,它好像成為一個公共的財產,每一個時代和每一個能閱讀它的人的財產",[22]文本就獨立于作者而具有意義自主性,後人在解讀大憲章時,不可避免的忘記或忽略大憲章的產生背景,只記得它的原則和精神。儘管語詞未變,但其所指已然大變,是歷史改變了大憲章的意義。例如,所謂"自由民",原指封建貴族以及教士,但後來隨著農奴制的消亡,農奴也變成了自由民,大憲章的權利主體範圍就擴大了;"盾牌稅",原來指貴族所要交納的稅,甚至當時的農奴都沒有資格交納,但是後來它竟演化成一切稅的代稱,而大憲章也不只是一個具體的法律檔,而成為限制一切權力--不論是國王的權力還是議會的權力--的象徵。歷史的鬼斧神工真是奇妙。

  (5)經驗性。大憲章是對英國舊有習慣、權利、自由的確認和概括,是一個將習慣權利轉化為法定權利的檔。如第4條"按照習慣應行征取之賦稅與力役外,不得多有需索以免耗費人力與物力",第46條"一切自英國歷朝國王獲得特許狀創立寺院或握有寺產保管權之男爵(貴族),應悉仍舊例……"透過條文的規定,我們可以看到"第一,權利主體所處的社會地位和所享有的財產、利益、權力等,已屬客觀存在;第二,確認這類地位和利益的法律、習慣亦屬客觀存在。"[23]大憲章的經驗性一目了然,這與後來法國借助天賦人權進行先驗性推定形成鮮明的對比。或許,這是因為後世的法國人把英國人已經取得的人權普世化,作為爭取自己人權的理論基礎和法律根據。於是,就有了兩條不同的道路:英國人是先進行了人權的實踐,然後通過法律一步一步的予以確認;而法國人則以英國人爭取到的人權為目標在法律上宣明,後來又通過不斷的努力把紙上的人權轉化為現實中的人權。

  (6)身份性。觀察大憲章的規定,我們很會發現:不同的身份享有不同的權利,條文數量與身份高低成正比。大憲章主要是對貴族特權的確認,直接給予貴族的權利最多,關於貴族的條文也是最多的;對商人和市民的權利,大憲章有一些規定但不多,說明了在當時的政治舞臺上,市民階層已經嶄露頭腳,但還不足以成為對抗王權的主力;對處於大多數的農奴,大憲章只是順便提到,"凡余等所轄之農奴犯罪時,亦應同樣科以罰金,但不得沒收其農具"。那麼,是否因為大憲章的身份性就要否認它在人權史上的意義呢?不。人權史表明人權是由特權發展而來的,人權主體的普遍化是其歷史趨勢,人權永遠是未竟的事業,只要人類存在。何況即使是在人權史上照耀千古的法國《人權宣言》也僅僅是規定了法國男人的人權。

  (7)先發性。英國人是人權史上的先行者,其限制王權爭取人權的實踐先於理論,而且比歐洲其他國家也要早。當時英國受羅馬法的影響較小,而且在中世紀一切科學都是神學的婢女,法學理論不發達,因此大憲章不具有現代法律特有的邏輯性和體系性。就大憲章的具體規定而言,其內容具體、詳盡,大者諸如教會自由、財產權、法律管轄權,小者諸如寡婦的再嫁、未成年人的監護等,儘管這些內容是當時的人能提出的和最關心的迫切需要保護和承認的權利,但是大憲章卻不具備嚴謹的語言和結構。實踐終歸是理論的源泉和基礎。英國人的自由相比於歐洲大陸各國要早的多,成為法國人羡慕、模仿的對象。"孟德斯鳩在描繪他的理想王國時,心中憧憬的不是任何一個義大利共和國,而是英格蘭的政制",[24]而法國的《人權宣言》或許就是對英國人民實踐的理論昇華和提升。

  大憲章的評價:

  第一,大憲章的精神是限制王權,在英國開始了一個以法律限制王權的時代,確立了有限政府的原則。在大憲章以前,儘管有限制王權的鬥爭和願望,然而沒有一個明確、詳盡的法律對王權進行限制。自大憲章產生以後,王在法下的精神有了明確法律的支持。"憲章從頭至尾給人一種暗示:這個檔是個法律,它居於國王之上,連國王也不得違反。" [25]於是,守法的主體就不僅僅是臣民了,國王成為守法的第一主體,法律的規定就是王權行使的範圍,越權無效。

  第二,制度化保障人權的開始。人權是對人之價值的社會承認,是人之為人所應享有的最低限度的權利。 "控制國家--西方憲政的歷史"(套用斯格特·戈登的一本書名),爭取人權的實踐起點就是從控制王權開始的。王權居於法律之下,其行使的範圍越來越被壓縮,與此相反,人權則不斷成長。王權達不到的地方就是人民的權利。為了防範王權、規範王權,大憲章規定由25名貴族組成委員會監督王權的行使,這是制度化限制王權、保障人權的開始,自此以後,就逐步形成了專門監督王權的機構--議會了。當然,大憲章規定的大部分是貴族們的特權,認為普遍化的保障人權是勉強的。但這畢竟是一個歷史的開端,隨著時間的推移,特權逐步向普遍人權轉化,人權保障的主體不斷擴大,人權的內容也逐步擴大。

  第三,大憲章是解決具體問題的契約,帶有妥協性。大憲章是貴族們聯合起來反抗國王的階段性成果,更多局限於解決當時面臨的具體問題,而貴族與國王的利益牽連關係又使這個契約不可避免的帶有妥協性,"它對民主原則和民權未作詳細規定,它不是立憲的宣言,而是在封建制度下糾正時弊的具體文件"。[26]儘管貴族們僅僅是為了爭取自己的特權,但是平民和市民的廣泛參與必然使他們的權利和自由在大憲章上有所體現。

三、大憲章的沉浮與傳統

  大憲章是鬥爭的產物,妥協的結果,不可能是最後的檔,力量對比的變化決定了大憲章的沉浮。約翰王簽定大憲章是只是形勢所迫,緩兵之計,絕非自願。因此,大憲章簽定不久,約翰就撕毀大憲章,發動對貴族的戰爭,然而,次年他就去世了。貴族們擁護約翰的幼子亨利三世即位,他在位期間,貴族們把持朝政,迫使亨利三世多次確認大憲章。愛德華一世想廢除大憲章,引起貴族的強烈不滿,不得不三次確認大憲章。一旦貴族的利益受到侵害,他們就以大憲章為依據,主張其傳統的自由、行使"反抗暴君"的權利。在大憲章訂立後的一百年間,它被確認了三十餘次。其中,"在愛德華三世統治時期,大憲章作為高級法這一思想達到了其最高峰。在柯克注意到的、有關大憲章的三十二個王室確認書中,有十五個出現在這一時期。" [27]後來,大憲章一度銷聲匿跡,因為玫瑰戰爭摧毀了貴族的力量,限制王權的主力的衰落必然導致體現其利益的大憲章寂寞無聲。直到新的力量資產階級壯大反抗斯圖亞特王朝專制統治的時候,"大憲章這一貨真價實、歷史悠久但已近風燭殘年的法律,長期以來一直足不出戶且臥床不起,現在好像……又開始四處走動了" [28]與其說是大憲章自己走動、出門,不如說是歷史的召喚復興了大憲章。資產階級反抗王權的鬥爭必然會借助已有的經驗、發展已有的成果,即聯合各種力量一起與王權作鬥爭,並運用大憲章作為武器。

  大憲章的沉浮,反映了王權不斷被壓縮的過程,也是保障人權的制度載體--議會成長的歷史。1215年的自由大憲章就規定:國王向貴族徵稅,必須先召集貴族大會,征得他們的同意,否則貴族有權反抗。從此,貴族的權利和議會的地位開始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1258年,亨利三世因國庫空虛而召開議會,在貴族們的強烈要求下國王通過了《牛津條例》,重申了大憲章的主要條款,並規定一切法令不得與議會法規抵觸;議會每年應召開三次,有權審查國務並考慮國家的共同需要以及國王的需要。從此,議會開始獨立于國王、形成了議會定期召開的制度。1295年,國王愛德華一世為了征得各階級的同意徵稅而召開議會,英國憲政史學家斯塔布斯將這次議會稱為"模範議會",因為"議會的主要內容此時全已具備,並且是騎士和市民被吸收到全國性政治會議中的起點"。[29]在1327年,貴族們一致通過《斥國王書》,罷黜了威脅貴族利益的國王愛德華二世,由此可見議會權力之一斑。1689內的《權利法案》確立了議會至上、限制王權的君主立憲制度,把國王在立法、司法、徵稅、軍事等方面的權力,統統置於國會的權力之下,從而肯定了國會的權力高於國王的權力並逐漸形成了"國王統而不治"和"國王不能為非"的憲法慣例。所謂"國王統而不治",就是指議會主權、權力至上,國王成為脫離國政的虛君;所謂"國王不能為非",表面看來似乎是為國王的行為解脫法律責任,實質上,國王已經不能對國家政事有發言權,故也就無錯誤可言。1701年的《王位繼承法》,更是壓縮了國王的權力,其序言的首句就寫道,本法為更加限制皇位之繼承並確保臣民權利與自由(連皇位繼承都受到限制,王權的確是夠可憐)。它規定王位繼承必須得到議會的同意,所有治理國家的重大決策都必須得到樞密院批准方可生效,國家的一切法律與條例未經議會通過和國王批准為無效。自此以後,王權就完全處於議會之下、法律之下,英國的憲政秩序完全確立,人權勝過了王權。

  大憲章決非單線進化,在司法方面也有深刻影響,其17、25 、34、39、40條的司法精神不斷被吸收到普通法中去,成為法官裁判案件和審查王室法令的基準,法官獨立也從大憲章中汲取營養。在愛德華一世時期,1297年的《憲章確認書》,"命令所有的法官、郡長、市長和其他大臣,凡是由我們任命且聽命於我們的執掌王國法律的人,都要在他們處理的所有訴訟中,將大憲章當作普通法來對待。此外,任何審判,只要與大憲章或森林憲章相矛盾,都要宣佈無效。" [30]1608年,柯克法官當著詹姆士一世的面,反駁了所謂的國王有資格審判案件,指出"自從威廉征服英國之後,無論在什麼樣的案件中,再沒有出現過國王親自坐堂問案的情形,這涉及到王國的執法問題。這些訴訟只能由法院單獨作出判決……",面對國王的勃然大怒,柯克引用佈雷克頓的話來回答:"國王在萬人之上,但是卻在上帝和法律之下。"[31]柯克的回答反映了法官的地位,儘管後來執著的柯克被國王解除了職務,但法官獨立的潮流不可逆轉。1627年的《人身保護令》,援引了大憲章的正當程式條款規定,凡自由人除經其同級之合法裁判,或依國法外,皆不得加以拘捕、監禁,或剝奪其營業權、各項自由幾自由習慣,或置諸法外,或加以放逐,亦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毀傷。1689年的《權利法案》規定,設立審理宗教事務之欽差法庭之指令,以及一切其他同類指令與法庭,皆為非法而有害。這一規定進一步限制了國王的司法權,保障了法官獨立。

  大憲章產生于教會、貴族、市民力量反抗王權的鬥爭,是強迫國王簽署的檔,單單一紙檔是不可能限制王權的。自由大憲章能夠長期存在,表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它不僅支持統治權受制於法這一普遍傳統,而且它本身也受到這一普遍傳統的支持",[32]成為這一傳統的標誌性檔和象徵。

  大憲章的發展歷程,就是王權不斷被壓縮的過程,也是議會主權的確立過程,還是司法獨立的過程,更是確立憲政秩序和人權生長的過程,英國的自由傳統就在這個過程中不斷成長。

  在英國本土以外,大憲章的精神也不斷生根、發芽。美國各殖民地反抗英國專制統治的鬥爭就是以大憲章所規定的權利為法律基礎的,美國人民所要求的就是大憲章所規定的傳統自由和權利。獨立宣言實質上就是自由大憲章在美國的新版本。不僅如此,大憲章對於今天人權的發展也有積極的影響,《世界人權宣言》就用現代語言表達了大憲章的精神,人權成為一個偉大的名詞。

  意義總在事後賦予,歷史將不斷賦予大憲章新的意義,時間的流逝只是增加了它的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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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洪漢鼎:《理解的真理》,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8頁。
[2]柏克:《法國革命感想錄》,轉引自錢乘旦、陳曉律:《在傳統與變革之間--英國文化模式溯源》,浙江人
民出版社1991年版。
[3]斯塔布斯:《憲章》,轉引自辛向陽、王宏春:《千世箴言--影響人類的十大宣言和憲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頁。
[4]轉引自泰格、列維:《法律與資本主義的興起》,紀琨譯,學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頁。
[5]肯尼斯·O·摩根:《牛津英國通史》,王覺非等譯,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第10頁。
[6]葛籣頓、戈登、奧薩魁:《比較法律傳統》,米健、賀衛方、高鴻鈞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頁。
[7]曾爾恕:《外國法制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頁。
[8]錢乘旦、陳曉律:《在傳統與變革之間--英國文化模式溯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頁。
[9]孟廣林:《英國封建王權論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9頁。
[10]普瓦蒂埃的威廉:《諾曼第公爵英國國王威廉之業績》(作於約1071年),轉引自錢乘旦、陳曉律:《在傳統與變革之間--英國文化模式溯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頁。
[11]孟廣林:《英國封建王權論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頁。
[12]孟廣林:《英國封建王權論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0頁

[13]伯爾曼:《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賀衛方、高鴻鈞、張志銘、夏勇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頁。
[14]伯爾曼:《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賀衛方、高鴻鈞、張志銘、夏勇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頁。
[15]轉引自伯爾曼:《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賀衛方、高鴻鈞、張志銘、夏勇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頁。
[16]錢乘旦、陳曉律:《在傳統與變革之間--英國文化模式溯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頁。
[17]蔣孟引:《英國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07頁。
[18]轉引自伯爾曼:《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賀衛方、高鴻鈞、張志銘、夏勇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463頁。
[19]約翰× 密爾:《論自由》,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1-2頁。
[20]徐顯明:《制度化人權研究》(未出版),轉引自張立偉:《經驗傳統與經驗選擇:英國早期人權進程分析》,《現代法學》2002年第1期。
[21]溫斯頓·邱吉爾:《英語國家史略》,薛力敏、林林譯,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227頁。
[22]洪漢鼎:《理解的真理》,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頁。
[23]夏勇:《人權概念起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頁
[24] 梁治平:《法辨》, 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頁。
[25] 溫斯頓·邱吉爾:《英語國家史略》,薛力敏、林林譯,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234頁。

[26]溫斯頓·邱吉爾:《英語國家史略》,薛力敏、林林譯,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232-233頁。
[27]愛德華·S·考文:《美國憲法的"高級法"背景》,強世功譯,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28頁。
[28] 2 Hansard,Parliamentary History(1628) 262-366,轉引自愛德華·S·考文:《美國憲法的"高級法"背景》,強世功譯,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54頁。

[29]馬克堯:《英國封建社會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92頁。
[30]愛德華·S·考文:《美國憲法的"高級法"背景》,強世功譯,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28頁。
[31]愛德華·S·考文:《美國憲法的"高級法"背景》,強世功譯,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35頁。
[32]愛德華·S·考文:《美國憲法的"高級法"背景》,強世功譯,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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