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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30日,709案中被捕的維權律師謝陽的妻子陳桂秋在網上發文说:代理律師張重實成功會見謝陽,律師在會見室等待時,聽到走廊遠處連續傳來被警察打的呼聲和大哭聲,有五六分鐘之久。

謝陽到會見室後陳述,他要帶資料交给律師,警察袁進不允許,雙方發生爭執。袁進將謝陽的手銬卡緊,打發另一警察走開,將謝陽拖上樓道拐角處,用拳頭擊打謝陽頭部數下。張律師等待會見時聽到的凄慘聲,就是謝陽的呼聲和求救聲。

陳桂秋寫道:“在張重實律師等待會見時都發生如此惡劣的毆打行為,想想在此前的一年零四個多月的时間裡,謝陽到底都遭受了什麼?我們强烈譴責看守所對謝陽的非人待遇!我們一定會將此事訴諸法庭,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責任!”

對謝陽施暴的袁進,是一名名副其實的惡警。中共的公檢法是最黑暗的領域,人們或許會用中國諺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或漢娜·鄂蘭的“平庸之惡”的概念來解釋袁進的作為。但是,即便在警察內部,也並非所有警察都如此之壞,也沒有來自上級的、明確要求他們如此作惡的命令。那麽,我們有必要更深入地探討袁進這樣的惡警究竟是如何煉成的。

可供參考的研究是美國學者布朗寧所著的《平民如何便成屠夫:一零一後備警察警察營的屠殺案真相》一書。一零一警察營是德國治安警察部隊的一支,是未經嚴格訓練的後備部隊。長期以來,人們聚焦於負責管理死亡集中營的黨衛軍,而忽略了負責清除猶太居住區的這隻人數更多、素質不高的隊伍。一零一後備警察營的成員,大都是未能入選國防軍和黨衛軍的平民,被稱為“草根階層的行兇者”。戰后直至六十年代,這些成員才受到調查和審判,布朗寧在研究相關檔案材料時,震驚於“駭人的大屠殺罪行和一張張行兇者的面孔之間形成了如此殘酷的對比”。

布朗寧在書中提出了“平民變成屠夫”的三個原因。第一,他們將加害對象視為敵人,視為畜生,視為病毒,認為猶太人對第三帝國的輝煌願景有巨大危害,故而必須清除。如約翰·道爾所說:“對他者的非人格化,對形成促進殺戮的心理疏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也就是說,“疏離”,而非瘋狂和殘忍,是後備警察一零一營行為的關鍵。這個解釋用在今天的中國,袁進對謝陽施暴,因為他認為謝陽是“國家的敵人”,才心安理得地在其會見律師之前毆打他,他認為自己在做一件正確的事情。

第二,這些平時從事不同職業的普通市民,是道德的“沉睡者”,是“潛在的法西斯主義者”。他們慣於爲其行為製造藉口,其中最令人震驚的辯解來自於不萊梅港一名三十五嵗的金屬工匠之口:“我努力了,我能做到向孩子開槍。當母親領著孩子來受死時,一切就這麽發生了。我旁邊的人打死母親,然後我打死她的孩子。因為我說服自己,失去母親的孩子畢竟也活不長。這麽說讓我的良心得以釋放。”在中國,袁進也用這樣的解釋讓自己釋懷:我不打他,別人也會打他。所以,他下班回到家中,可立即變臉成溫柔的丈夫的慈愛的父親。

第三,布朗寧發現,警察關心自己在同志眼中的形象,遠超於他們關心與同爲人類的受害者之間的紐帶。“猶太人存在於他們的人類責任和義務範圍之外。”這種在同事和敵人之間的“我們”與“他們”的兩極分化,“顯然是戰爭中的普遍現象”。用德國思想家阿多諾的話來說,這些警察被“權威人格”異化。中國是另一種形式的第三帝國,雖然沒有處於與敵國的戰爭狀態,但中共政權無時不刻在進行一場對公民社會的戰爭。袁進對謝陽施暴,可以在同儕中顯示他對工作盡責,以此作為晉升的“投名狀”。於是,警察系統中誕生了一種“比惡”機制。

我們必須記錄下袁進這樣的惡警的名字,不僅要在未來民主化的中國,在實現轉型正義的過程中,將這樣的作惡者送上審判席;更要在當下讓他們爲其惡行付出相應的代價。比如,呼籲西方國家將他們及其直系親屬列入拒絕入境者的名單;每年由國際人權組織彙集一份“人權侵犯者”的名單並廣為傳播;利用各種信息渠道蒐索出他們親朋的資料並向他們的親朋發信揭露其惡行,讓他們在親朋當中扮演的“好人”角色徹底破產。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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