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2081212反對開徵商品及服務稅

二○○六年十月十九日:反對開徵商品及服務稅

 

我認為全球信用擴張結束於1982年,而且未能預料美國卻以『最後借款國』的姿態出現。當時,一方面,雷根總統希望透過減稅的方法,來減輕聯邦政府在經濟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他又希望維持強大的軍事力量,以應付他所認為的共產主義威脅。這兩項目標無法在預算平衡的限制條件下完成。美國不斷增加龐大的預算赤字。財政與貨幣政策由兩個相互抵觸的學派所主導,使得問題更形嚴重。財政政策受到『供給面』經濟學所影響,貨幣政策則由貨幣學派的訓示所引導。供給面經濟學者認為,減稅對經濟產生與納稅意願均有刺激效果,經濟可以快速成長而不致於使通貨膨脹惡化,增加的稅收便可以恢復預算平衡。這就如同類似推理通常會發生的情況,它具有嚴重的瑕疵。它的有效性取決於它能否普遍被接受;因此,它是一個全有或全無的論證。在民主社會中,這是經由妥協發揮功能的,這種論證罕能發揮作用。在此案例中,成功的機會更渺茫,因為還有另一個主要學派在影響政府政策。貨幣學者認為,主要目標在於控制通貨膨脹,為了達到此一目的,則必須嚴格管制貨幣供給。貨幣政策以往都是以控制短期利率為手段,這次的情況卻不同,聯邦準備理事會以貨幣供給做控制目標,讓聯邦基金利率自由浮動。1979年,雷根入主白宮時,利率已經到達創紀錄的水準。在第一個預算年度,他同時減稅並且增加軍事支出。雖然他也採行了減少國內支出的配合措施,但儲蓄不足以抵銷前兩項的支出增加。少有阻力的路線導致預算赤字的擴大。既然預算赤字的融通必須限制在嚴格的貨幣供給目標內,利率便竄升到史無前例的超高水準。在相互衝突的財政與貨幣政策下,經濟擴張不但未出現,反而導致了嚴重的經濟衰退。始料未及的高利率,配合著經濟衰退,引發了1982年的國際債務危機。

既然資金是生產的重要元素,每個國家都必須互相競爭,以吸引資金流入, 因此削弱了各國課稅及管制資金的能力。

在全球化的影響之下,我們的經濟與社會措施已經歷一次劇烈的轉型。

*資金具備移往其他地方的能力,因而減弱國家控制經濟的能力。

*福利國家趨於勢微,因為需要社會安全網的人無法離開國家,但福利 國家據以課稅的資金可以。

一般盛行的觀點仍然是由先天失調的市場基本教義派來詮釋市場的運作模式,這個觀點已經危及全球金融市場的穩定。(資金總是急著逃避課稅,因此很容易將降低課稅與規範的目前趨勢,解讀成普遍而永久有效的經濟法則的展現。我稱這種想法為市場基本教義派。)金融市場並不會趨於平衡,相反的,如果聽任不管,反而可能走向極端,甚至崩潰。因此不能放任不管,必須由貨幣當局監督,而且給予某種程度的管理。金融市場的歷史一直被危機所貫穿,而每一場危機都導致法規架構的增添修補,因而衍生出中央銀行與金融市場的規範。先進工業國家的貨幣當局已經相當完善,但國際規範的架構卻趕不上金融市場的全球化。(例:1982年在墨西哥爆發嚴重信債危機,擴展到大多數的嚴重負債國家。1994年墨西哥危機,透過所謂的龍舌蘭效應而擴大到拉丁美洲。1997年新興市場危機始於亞洲,擴散到全世界,引爆俄羅斯的信債危機。1999年1月巴西里爾貶值收場。)全球金融市場已經造成崎嶇不平的競技場,但卻無法說服市場基本教義派。他們認為,市場才能確保資源的最適當分配。1997年到1999年危機的眾說紛紜。最盛行的看法是認為:『IMF的運作阻撓市場紀律,造成國際借貸及投資產生不理性的榮景,最後才會崩盤。許多受波及的國家並沒有健全的銀行體系,總體經濟政策也不恰當,但根本的原因在於過去IMF干涉所帶來的道德風險。據說借款國因而相信,在緊急情況時,可以靠IMF來拯救,只要他們盡到義務,IMF就會趕來救援。無論這說法是對是錯,他們相信,只要去除道德風險,未來就可以避免危機發生。』我無法完全同意這種主張。金融當局的干預的確會產生道德風險,而道德風險的確會造成新興市場無法持久繁榮。我不同意的是,消除道德風險之後的結果:『市場基本教義派主張,如果去除道德風險,市場紀律就足以獨撐大局。我主張,金融市場先天就不穩定,競技場先天就不平坦,治好道德風險將導致新的混亂,但會出現在相反的方向,也就是在新興市場中造成資本匱乏。我相信,IMF需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不是更次要的角色,而且必須採取特殊步驟,來降低中心與邊陲之間的落差。』

 

 

競爭與賦稅政策

*有必要制訂法規,禁止國際間反競爭的做法:

貿易對大家都有好處的這種結論,基本上是來自於平衡理論。但平衡是靜態的概念,經濟發展卻是動態的。

只有在報酬遞減法則奏效時,自由市場才會趨於平衡,但有時牽涉到科技創新與市場主宰時,額外的投資可能帶來增加的利潤。

國家之間必須彼此競爭,以求吸引資金。

*競爭政策與部分稅負問題已列入發展回合的後面階段。

*對資金課稅與抑制跨國企業的獨佔欲望,無疑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具挑戰性的兩大任務。

 

 

成立多年以來,IMF己經有了相當顯著的改變:

*當初IMF認為有必要透過國際壓力讓各國採行更具擴張效果的經濟政策,如增加支出、減少稅負或調降利率以刺激經濟。(當年本於凱因斯理念的IMF,強調的是市場失靈以及政府在創造就業機會上的角色)

*但現在IMF提供資金的國家,通常必須施行降低赤字、增加稅收或調高利率等緊縮性經濟政策。(1980年自由市場理念取代凱因斯理念,自由市場被視為解決開發中國家問題的萬靈丹,過去坦誠探索的精神一掃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新的意識狂熱)

*凱因斯如果看到他所催生的嬰兒如今變成什麼模樣,想必在仙界中也難以安心。

關於外援幫助貧窮國家的資金來源,有許多種創新的提議,在受歡迎的提議中,有一項是來自於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詹姆士‧托賓(James Tobin),他建議對匯率交易課稅。『托賓稅』的確會嚇阻匯率投機,但也會降低市場的流動性。諸如併購大企業等大筆的交易就會嚴重影響匯率市場。如果更頻繁的運用官方的外匯存底(例:大企業併購交易的貨幣可以由官方的外匯存底提供),或許可以平衡上述現象。但這會導致外匯市場管理方式的大幅改變,目前也沒有證據顯示當局願意承擔額外的責任。金融市場全球化後,金融資本就具備其他稅源所沒有的不公平優勢,對金融交易課稅可以糾正不平衡現象。實物交易會課徵加值稅(VAT),但金融交易為何不課稅?課稅應該延伸到所有的金融市場,而不只是匯率市場。衍生性金融商品有一個衡量基準,是以相對應的特定股票來表示,就是所謂的對沖(Delta)值,可以對交易衍生性金融商品時的對沖值課稅。

 

 


以上『稅的故事』是否自相矛盾,應減少稅負或增加稅收?

一個國家或地區應有稅收來處理社會事務;一個地球應有稅收來處理地球事務。

問題是應向『富的』徵稅或是向『貧的』徵稅?

既然是政府的政策擴大貧富懸殊,『貧的』又沒有能力交稅,那麽便應向『富的』徵稅。

如果我們向『富的』徵稅———但『資金總是急著逃避課稅』———例:遺產稅、金融交易課稅。

 

 


唐英年的商品及服務稅是否向『富的』徵稅?

假設香港有10%人富有→消費於衣、食、住、行→唐英年的商品及服務稅主要是向中產和貧窮收稅,政府的政策擴大貧富懸殊,所以無助縮窄貧富懸殊。

假設香港有50%人中產→消費於衣、食、住、行→唐英年的商品及服務稅主要是向中產和貧窮收稅,政府的政策擴大貧富懸殊,所以無助縮窄貧富懸殊。

假設香港有40%人貧窮→消費於衣、食、住、行→唐英年的商品及服務稅主要是向中產和貧窮收稅,政府的政策擴大貧富懸殊,所以無助縮窄貧富懸殊。

政府以往的自由放任政策,任由弱肉強食,令香港貧富懸殊程度在世界名列前茅。現在再加一個商品及服務稅擴大貧富懸殊,製造一個不公平與不和諧的社會。

 

 


我嘗試推理通常可能會發生的情况:

*10%富有人不會减少消費,假設50%中產薪金輕微上升和40%貧窮人因每月收入不變或下降,而有商品及服務稅增加了中產和窮人的消費負擔,所以减少消費。

*市場减少了消費,令10%在弱肉強食環境下成功壟斷開公司的富有人營業消售額降低。利潤降低的情況下,所以不擴充開分店或關閉一些分店、令市場就業率下降,令政府收少工人的薪俸稅和企業的利得稅。

*市場减少了消費,令10%在弱肉強食環境下成功壟斷開公司的富有人營業消售額降低。利潤降低的情況下,不加工人工資或减薪,令政府收少工人的薪俸稅。

→政府收少工人的薪俸稅和企業的利得稅,但要用大量金錢支付社會福利,所以每年不斷提高商品及服務稅(外國經驗也是如此)。

→不斷再提高商品及服務稅→政府進一步收少工人的薪俸稅和企業的利得稅→不斷再提高商品及服務稅→政府進一步收少工人的薪俸稅和企業的利得稅→不斷再提高商品及服務稅→不斷惡性循環。

→最終,商品及服務稅不利香港經濟成長,通常可能會發生的情况是令香港經濟停滯不前或衰退;失業率嚴重。

請不要忘記香港這土地沒有什麽資源,因此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幾乎由本地消費所决定。而財富效應更是最重要的經濟增長元素。當年香港通縮期政府苦無良策,是全靠我提議國內人士來港『自由行消費』這唯一主要令香港起死回生的重要政策,香港經濟才有轉機,香港目前經濟才會有較好的發展機會。

 

 


如何理解唐英年所說的『經濟規律』

以我理解香港經濟發展便要收薪俸稅、利得稅、博彩稅、賣地收入→用這些收到的錢支付社會整體發展的費用。例:制定減少貧窮政策、環保政策、勞工權利政策、人權政策、智慧財產權政策、競爭政策、打擊貪污政策、扶助中小企政策、法律援助、綜援貧窮政策、醫療開支、科研費用、金融市場監管等等→使香港整體能接近均衡向前發展。

如何有足夠的賣地收入、薪俸稅、利得稅、博彩稅稅收去支付社會整體發展的費用?答案是政府政策要令到香港經濟繁榮。

所以重點要做的事是:『如何能令香港保持繁榮?或如何令香港更繁榮?』———甚至可以說香港只要想盡辦決做到這句說話,香港無需擴濶稅基。

商品及服務稅會否破壞香港繁榮?如果商品及服務稅會破壞香港繁榮,是否得不償失?是否自掘墳墓?

金融交易課稅或其他稅會否不破壞香港繁榮?如果金融交易課稅或其他稅不會破壞香港繁榮,而令唐英年收到太多錢去增加支付社會整體發展的費用,是否令香港更繁榮更富強?

商品及服務稅是否破壞香港繁榮的風險太大而很難制定政策避免這風險?如果苦思九個月制定了複雜方案避免這風險,會否太過複雜而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地破壞香港繁榮?

金融交易課稅或其他稅是否不破壞香港繁榮而令稅收增多又令社會接近均衡發展?

 

 


用九個月時間去研究『商品及服務稅』是否浪費時間?

用九個月時間去研究『金融交易課稅或其他稅』是否珍惜時間?

如何理解唐英年所說的『因為彭定康當年沒有實施商品及服務稅,所以當經歷金融風暴,香港痛苦七年。』

為何香港經歷金融風暴令人民生活困苦,處理方法是用商品及服務稅增加人民生活困苦?而不是用『自由行政策』放國內人民來港消費令到香港經濟回服繁榮?

是否唐英年或國際評級機構標普所著重的是總體經濟的課題,如政府的赤字,而非產業的效率與競爭等結構性問題?

以經濟學的角度而言,應該著眼的是否整體的效率?是否我們不要忽略,市場消費力下降引致失業問題帶來的社會成本?是否這些也並不在唐英年的考量之內?

是否實施何種稅務政策與實施政策的時機與順序都是至關重要的原則性課題?是否我們不應僅以「執行面」的實用性課題視之?

 

 

如何理解馬時亨所說的『政府是負責任政府,會量入為出。』

假設香港又遇上金融風暴或政策錯誤,導致政府收入减少,是否量入為出去降低市場消費力引致失業問題帶來的社會成本?是否不斷量入為出?是否任由衰退的螺旋不斷向下擴張?永不翻身?

 


回應唐英年的問題『錢從可處來?』

現在錢是從那處來:薪俸稅、利得稅、博彩稅、賣地收入。

未來錢是從那裡去:現在的公共開支;未來的應付人口老化的醫療開支、增加香港競爭力創造就業率的教育開支、應付不斷擴大的貧富懸殊差的窮人福利開支。

曾蔭權政府政策使香港成為「全球最大貧富懸殊差」是頭五名內,窮人由經濟成長所獲得的好處就比較少。成長並未改善所得分配,甚至連貧窮的情況也未見減少。有時候貧窮問題反而更加重。

*薪俸稅、利得稅、博彩稅、賣地收入是收有錢的人的稅項,這樣社會成長所得的分配,有助收窄貧富懸殊差,減少未來應付不斷擴大的貧富懸殊差的窮人福利開支。

*換句說話:來的錢是『薪俸稅、利得稅、博彩稅、賣地收入』→而去的錢不會增加這項『應付不斷擴大的貧富懸殊差的窮人福利開支。』

*商品及服務稅是收少量有錢人稅項和大量中產和窮人的稅項,這樣社會成長所得的分配,無助收窄貧富懸殊差,增加未來應付不斷擴大的貧富懸殊差的窮人福利開支。

*換句說話:來的錢是『薪俸稅、利得稅、博彩稅、賣地收入』+『商品及服務稅』→而去的錢會增加這項『應付不斷擴大的貧富懸殊差的窮人福利開支。』

*最後的問題是唐英年的商品及服務稅是想做什麽效果?

『錢從可處來』如何應付現在的公共開支;未來的應付人口老化的醫療開支、增加香港競爭力創造就業率的教育開支、應付政府政策錯誤而不斷擴大的貧富懸殊差的窮人福利開支:

*政府政策正確令香港經濟繁榮成長,令薪俸稅、利得稅、博彩稅、賣地收入的稅款增加。

*廢物處理費稅項、環保稅:有錢人才會浪費,收有錢人稅,有助社會成長所得的分配公平,降低應付政府政策錯誤而不斷擴大的貧富懸殊差的窮人福利開支。另一偉大效果:有助環保。

*金融交易稅(例:股息稅、印花稅等等):金融市場全球化後,金融資本就具備其他稅源所沒有的不公平優勢,對金融交易課稅可以糾正不平衡現象。實物交易會課徵加值稅(VAT),但金融交易為何不課稅?金融交易稅的確會嚇阻匯率投機,但也會降低市場的流動性,減少金融市場波動的幅度,有助金融穩定。因為突然大量資金流入而又大量資金突然流出,會帶來經濟動盪而不利經濟發展。多餘錢才會投資金融,收有錢人稅,有助社會成長所得的分配公平,降低應付政府政策錯誤而不斷擴大的貧富懸殊差的窮人福利開支。

 

 


以下是香港政黨的邏輯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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