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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模版 海南省長回應帶毒豇豆事件 稱責任追溯困難_新聞中心_新浪網衛留成和羅保銘這兩個北方人都愛吃豇豆。但如今,關於豇豆的話題並不可愛。  3月7日,在人民大會堂海南廳裡,記者們關心的並不是他倆飯碗裡的美味。人們更想知道,被冠以“毒豇豆”之名而引起市場恐慌的海南豇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些殘留瞭致命農藥的“毒豇豆”自從1月在武漢被首次發現後,又陸續現身安徽、廣東。  這讓海南省省長羅保銘“感到很愧疚”。盡管反復強調這些豇豆“隻是我們海南豇豆中極小的一部分”,“豇豆在海南隻是在兩個鎮的兩個村出瞭問題”,但他承認,“這暴露出瞭海南在農產品施藥、農產品安全質量檢測以及在農資市場、農藥銷售監管上的漏洞”。  據這名喜歡吃豇豆拌面條和豇豆炒餅的海南省主政者形容,豇豆事件發生後,海南省內“像打瞭場仗一樣”,從政府到菜農都飽受其苦。  “我們一共種瞭20萬畝豇豆,每年出口的豇豆超過50萬公斤,但查出問題的豇豆隻有10斤。”盡管如此,羅保銘很清楚,海南瓜菜的價格最近受到瞭很大影響。他提供瞭一個數據,這些日子,原先每斤高達3塊錢的豇豆收購價格,最低時隻有4毛錢。不過,他還是高估瞭這一價格,在查出“毒豇豆”的海南省崖城鎮,這一價格一度降到瞭每斤兩毛錢。  “最近三四天每天都在回升,今天,產地的收購價已經恢復到瞭兩塊六。”羅保銘說。  據羅保銘透露,除瞭豇豆外,在廣東江門還查出瞭不到100公斤的節瓜有農藥超標,“損害瞭消費者的利益,並且在全國菜市場造成瞭一些負面影響”。  這些負面影響波及甚廣。在一些地方的政府網站上,有人專門提問:“我們的市場有沒有發現毒豇豆?”農業部甚至為此專門下發通知,要求各地對此進行嚴格監測。  羅保銘坦陳,在蔬菜生產的制度管理和責任追溯上,海南省目前存在諸多困難。因為海南的菜農“有千千萬萬”,而收購者分別與這些菜農進行交易,管理比較混亂;此外,因為菜農們沒有持證管理,導致出瞭問題後無法追溯到具體責任人。  就是那些連羅保銘也說不出名字的菜農,在蔬菜的采摘期使用瞭已被明確禁用的農藥,然後把它們裝上瞭運往其他地方的貨車。  起碼在近期內,這樣的路徑已經被堵住。海南省采取瞭應急措施,對所有出島的瓜菜進行檢測,合格後才頒發安全質量檢測證,並在進入銷地的農貿市場時出具。  羅保銘表示,除應急外,海南目前更主要的努力是“治本”。他甚至決定推行一個“標準化生產”,每個種植指令都要規范操作。菜農“我行我素”的日子可能也將過去,羅保銘稱,海南將會在菜農中組織農業合作社,收購者不會再直接到田頭與農民對接。  此外,羅保銘保證要“嚴查農資市場,出售的農藥化肥必須按國傢規定,否則取締”。他表示,盡管要花一筆不小的錢,但海南將建立一支規范的隊伍來指導和服務菜農,教他們如何正確地使用化肥農藥。  “我們確實存在著一些困難,”羅保銘說,“但也不能讓任何一點有超標農藥殘留的瓜菜流入市場。”  “局部出毛病,就整個都出瞭問題,但這對我們也是個好事。”羅保銘希望,這記警鐘讓“壞事變成好事,讓我們在制度建設上更完善。”  此外,羅保銘透露,北京和上海也是海南冬季蔬菜主要的銷售市場,至今為止,北京和上海沒有發現任何農藥超標的瓜菜。  與羅保銘相比,海南省委書記衛留成並沒有回應關於“毒豇豆”的問題。他把記者拋來的問題轉給瞭坐在左手邊的省長。隻有在談起他喜歡吃的豇豆拌面時,這名河南人才會一邊大笑,一邊拍著別人的肩膀交流經驗:“不要用來打鹵,那用不瞭幾個豇豆。”  隻有在這個時候,那個最近煩擾著他的關於豇豆的話題,才顯得稍微可愛起來。他最喜歡的是把豇豆炒好後,再把面條蒸上去,“要放點肉啊,不放肉不行”。  農田到餐桌安全如何監管  去年,三聚氰胺事件背後的食品安全監督缺位是代表委員們熱議的話題。而今年2月底那場“毒豇豆”事件,再次引發瞭代表委員們對餐桌安全的關註。  民以食為天,但最近幾年來,餐桌事故連續不斷,蘇丹紅、瘦肉精、陳化糧……九三學社中央的一份大會發言材料提到,據專傢估計,我國每年有幾十萬人發生食物中毒,1/3的癌癥是吃出來的。  盡管國傢高度重視食品安全,先出臺瞭《食品安全法》,最近又成立瞭由副總理“掛帥”的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但由於食品安全領域的積弊由來已久,徹底解決從農田到餐桌的安全還需要很長的過程。  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上的有關報告指出,《食品安全法》頒佈實施以來,取得瞭明顯的成效,但改革食品安全監管體制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食品安全監管的綜合協調機制也還不健全。  九三學社中央的大會發言說,目前我國食品工業整體發展水平較低,大多數食品生產企業規模小、集約化程度低,經營方式落後,普遍缺乏必要的食品安全監管設施。  據調查,我國一百多萬傢食品生產企業近七成是10人以下的小作坊。其中,生產大米、小麥粉等15類食品的10萬多傢企業中,60%不具備基本生產條件,食品安全難以保障。另外,70%的食品流通企業沒有食品檢驗能力,極易形成後續污染。  企業缺乏規模直接導致企業間的惡性競爭:盲目降低價格、放松生產監管、忽視食品質量。惡性競爭的後果是出現大量低劣食品的擠出效應,破壞瞭公平的市場秩序。  除瞭故意的惡性競爭帶來的食品危機外,九三學社的委員們認為,還有一些食品安全事故是由於部分食品生產者缺乏相關生產知識,不瞭解食品添加劑的限制等原因出現的非故意的食品安全問題。  從法律監管的層面看,《食品安全法》處罰力度仍然較輕,導致食品生產企業的守法成本明顯高於違法成本。例如,安徽省六安市某公司平均每年僅質檢部門的檢驗費就達5萬元;如果該公司因未送檢而被處罰,根據該市近年來的處罰案件和《食品安全法》的相關規定,罰款卻不會超過兩萬元。  除瞭企業自身的問題外,一些代表委員認為,現行食品安全分段監管的模式存在缺陷,這種管理機制上問題造成瞭食品安全更大的漏洞。  我國的食品安全監管體系長期以來采取的是分段監管為主、品種監管為輔的模式,監管權限分屬衛生、農業、食品藥品監督、質檢、工商等多個部門。雖然,《食品安全法》中新設立瞭“食品安全委員會”,作為高層次的議事協調機構,在分段監管的基礎上,對各監管部門的工作進行協調和指導。但是,各監管部門容易從自身利益出發,遇到好處搶監管,遇到難題齊推諉。  九三學社中央的發言認為,雖然食品安全委員會將協調和指導監察部門填補漏洞、減少重疊,但畢竟僅限於協調和指導,作用有限,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對餐桌安全的漏洞,九三學社中央建議,食品安全應該納入各級政府的政績考核,進一步完善《食品安全法》,加大對不法企業的處罰力度。在監管模式方面,他們還建議,探索國傢全程監管、地方重點監管和民間參與監管模式。首先,對米面糧油肉蛋等老百姓日常必備的食品和嬰幼兒食品實行全過程監管,從源頭加大檢查力度,對各環節嚴格把關,切實保障食品安全。對地域性較強的食品,由地方政府組織力量從生產、加工、銷售環節重點監管。另外,還可以借鑒發達國傢的模式,建立民間監督體系。  全國人大代表陳瑞愛則建議,國傢應該加大對食品安全基層監管部門的投入。目前食品安全基層監管部門面臨經費、設備、人員三不足的困境。陳瑞愛說,有的縣級檢驗機構已經處於半停止狀態,幾年前政府投資建設的蔬菜殘留藥檢測中心,實際上已經沒有運作。  土壤重金屬超標對食品安全的影響則是近年來頻繁出現的一類新問題。九三學社中央的提案稱,據估計,我國每年因污染超標影響的農產品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數字。這些農產品不僅影響人體健康,而且最近幾年來還導致一些地區出現群體性事件。  九三學社中央建議應摸清重金屬污染土壤的底數,建立完善的監測體系。同時,加強對農產品產地環境污染源的治理。既要切斷污染源,減少農產品產地的新增污染,又要對污染地進行治理修復,對比較嚴重的地區進行治理試點。  鐘南山:食品安全多頭管理涉及部門利益  鐘南山代表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對“毒豇豆”事件背後暴露的食品安全問題進行瞭剖析。  他表示,除瞭這次“毒豇豆”事件,前不久我們的市場上還發生瞭毒奶粉問題。此外,有些食品被銷售到國外後,檢測出含鉛量或者其他指標超標,這甚至“影響瞭國傢的形象”。鐘南山擔心,這樣的事情以後恐怕還會出現。  鐘南山認為,這類食品安全問題首先拷問的是人的素質和道德,因為“毒豇豆”事件的發生,是農民使用本來不許使用的“水胺硫磷”來殺蟲。  此外,在這名長期關註食品安全問題的廣東代表看來,更大的問題在於我們國傢對食品安全存在著“多頭管理”的弊病。  以豇豆為例,鐘南山細數瞭一件食品在生產和流通過程中涉及的諸多管理部門。  首先,豇豆作為農產品,其生產歸農業部門管理,也就是說,農業部門一開始就應該監控農民在生產過程中有沒有使用有害物。  其次,豇豆進入銷售市場後,成為食品,又受質檢部門管轄。但鐘南山覺得,“質檢部門很難對各種可能的毒品都進行檢測”。  而在豇豆的銷售過程中,會不會有人添加東西,這是工商部門的管轄范圍;等到要出口瞭,則又輪到檢疫局出場。“這些部門之間缺乏有效配合。”鐘南山覺得,這是食品安全出問題的重要原因。  鐘南山表示,在美國等國傢,上述所有流程都歸一個部門管理,權力和責任都很明確,管理甚至從產品的最上遊就開始瞭,而且一路監測下來。因此,他覺得,解決類似“毒豇豆”這樣的食品安全問題,需要改革體制。  不過,鐘南山覺得,“多頭管理往往涉及部門利益”,要想徹底解決,“關鍵要看政府能不能下決心進行整頓”。  喜歡吃煮豇豆的鐘南山註意到,廣東市場上也出現瞭來自海南的“毒豇豆”。不過他並不擔心,“‘毒豇豆’一旦被發現,政府就會非常重視,我相信它很快能被控制。”鐘南山告訴記者,“起碼在短時間內我會很放心,至於過一段時間後能不能放心,我就不知道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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