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出現「納粹奧運」的類比，立意不外是擔心台灣人民成為中國眼中要打壓的的猶太人，或者淪為慕尼黑被出賣的捷克；而胡錦濤則似乎是粉飾太平的納粹領袖。此種心情背後的歷史脈絡不難理解。甚至即便未來中華民國國旗與國號的合理待遇，在兩岸間取得進一步斬獲，都無法緩和傷感的殖民記憶與激烈的黨派競爭。但是，中國畢竟不若當年德國足以擔當歐亞首強；布希不僅沒有奉行孤立主義，還到北京做禮拜；胡溫更無法享受當年納粹領袖的獨尊地位。何況被神化的奧運，在歐洲不如足球，在美國不如棒球。期待出現納粹殘暴和奧運正義，是否與喬治亞利用奧運出兵而南奧塞提要仿效科索夫獨立一樣，難符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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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not spend too much time thinking about terms such as Zhonghua and Zhongguo (“Chinese” and “China,” 中華/中國) and “mainland” and “Taiwan.” If Taiwanese have trouble accepting the “plum blossom” flag during the Olympics, then Beijing should seriously think about possibly allowing Taiwanese audiences to use the real ROC f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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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七月四日大陸觀光客蒞臨寶島這件大事相比，海協會與上海市台辦為陸客來台所刊發的「周遊寶島旅遊專刊」，似乎沒有引起什麼注意。不過，如果把該專刊的內容，對照最近幾年北京對大陸內部「台灣認識」的引導來看，卻可以看出，中共正有意識地調整著大陸社會的台灣觀點。這一調整，短期而言是要化解兩岸在北京奧運相遇時，可能無預警爆發的衝突。長期而言，則是為更大的戰略調整預行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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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總統就任前曾對美聯社指出，有生之年恐難見到中國統一。並於就職演說和四川賑災場合，提到台灣作為親人埋骨安頓之所，但賑濟四川也是中華民族一份子應有之義舉。此次吳主席出訪，也是以「中華民族」和其共同推崇的中山先生為自我定位。要言之，馬總統傾向以固守中華民國憲法為法理上「自我」的最終後盾。除此之外，就用開放兩岸人員、經貿和文化交流，讓兩岸人民自由摸索出「中華民族」內部未來多元的自我定位和疆界架構。國內學者石之瑜曾將此一規劃比喻為兩岸「最後一個中國人」想定—全面開放交流，但在最大多數選民感到安全之前，用中華民族來無期延後「中國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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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關係的現實並非也不應該只有政治存在和法律存在，彼此尋找存在感也不應該只從這兩方面出發。台灣 / 中國既往且深刻、多元且複雜的關係，應當用社會存在與歷史存在的角度來考察。大陸的台籍學生、台灣的陸籍配偶、部分中國出口的問題產品，以及許多生產者卻具有台資身分，只是這些社會存在的縮影。他們是緊張的因素，更是超越緊張的窗口。海洋台灣不應自外於亞洲/東方的歷史，否則只能使自己更加「東方化」和邊緣化；陸權中國也不宜僅憑恃權力分布的優勢而固執「正統」，否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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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就在於，中華民國體制支持者無法為她找到新錨位，且其本體價值否定論者因為建構新本體的慣性，一方面容易低估中華民國的工具性與物理安全的價值，另一方面也似乎培養出藉由與內外他者戰鬥，來「正常化」新本體的習慣。一旦中華民國這一他者如蘇聯般退場，可能就要找出新的他者來確保本體安全的穩固。最後，由於對岸的本體安全仍繫於民族統一、國共抗衡的想像，假若「中華民國」從中國史徹底退位，中國的紅線是否仍舊會阿Q般地無限後退，這類安全數學上的長期成本，似乎還沒有人認真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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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可見的發展，似乎證實了國際關係恆久的對抗性、攻勢性本質。不過歷史顯示，兵者，詭道也，以正致合，出奇制勝。新秩序的競爭也不例外。冷戰式的直接對抗，算是「正」。依賴戰略上的正道佈局，只能確保立於不敗之地。單邊出擊，追寇攻城，更不足以不戰而屈人之兵。所以新秩序除了正面對抗，還有弔詭的卸責現象。利用卸責來推動有利自己的新秩序，因為更為隱晦，直觀不容易察覺，但卻與現實主義攻勢原則完全合致。......因此，如果不能了解卸責是大國新秩序主旋律的變奏曲，期待大國會不惜血本地惜情重諾，其風險不難想像。因為國際政治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非挽救不可的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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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回過來看看當前台灣人文與社會學科界的領導階層為我們所訂定的評鑑準則的時候，雖說他們所提出的政策性建議並非件件不合理，但是 ，我個人認為，其中被認定為核心的一些判定指標，卻是顯得過猶不及的荒唐，而且極端草率、粗暴。同時，這更顯現出，在參與訂定整個國家之學術發展的總體政策時，這些具有左右決策之人文與社會學科界的領導者，除了對整個人文與社會學科知識的基本意涵，尤其西方人文與社會學科知識的發展史與隱藏於其後之哲學人類學存有預設的背景沒有應有的起碼認識之外，乃單純地呼應著自然科學與工程科技學界之霸權勢力所訂定的學術評鑑規則，或對此一建制化的規則缺乏說「不」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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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今天的台灣不能再自稱是一個邊陲社會了，特別就經濟的角度來看，但是，就學術發展而言，我一直認為，我們還是一直讓自己處於邊陲的地帶，幾乎絲毫沒有力圖突破的跡象。大批學生留洋念學位，自不用細說，留在國內唸書的，所修習、熟悉、關心、感興趣的，也幾乎完全是西方的，不管它是來自美國、英國、或者歐陸。這樣的情形，三十年下來，基本上，並沒有明顯的改變，事實上，也沒有改變的有利條件。我們的學生與老師們談的與想的，依舊是一面倒地向著西方社會學的學術風潮傾斜、移轉，只是，由結構功能論相繼地變成韋伯研究、馬克思主義、世界體系論、批判理論、年鑑學派、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文化研究、而至後現代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等等。或者，由統計量化的實證研究而至形形色色的所謂「質化」研究、網絡分析、制度分析等等。林林總總的改變之中，卻有一樣是不變的，那就是一切緊跟著西方流行的主流學風走。話說回來，對邊陲社會的學者來說，能夠緊跟著西方的潮流走，還算是上進、跟上「潮流」 的「前進」作為的，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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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各享風光的背後，兩岸的自卑受害意識其實遠較其亞洲鄰國為深。每每遭遇涉外事件，便極易引發內部非理性的情緒，甚至導致自身社會的內耗分裂。而二戰其他的參與者，特別是美日兩個昔日仇敵，不但不把兩岸當作戰勝夥伴對待，反而目為亂源圍堵，或是當成拖油瓶與棋子。於是兩個二戰受害最深、投入極大的當事人，竟弔詭地成為反省二戰的局外人。北京雖然大張旗鼓要擴大紀念，迄今也招攬不到什麼外方響應，只能是自拉自唱，內銷為主。台北則因時過境遷，以台日同盟為尚，領土尚可便宜遷就，脫殖民的史話更不必講了。其結果就是除了美國，二戰的亞洲戰場沒有勝利者，這場戰爭也變得毫無意義。要從戰爭中記取教訓，更是緣木求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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