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義四:新政治經濟文化複合體的誕生與國家制度的衰亡?
一,地球村的概念(六零年代末由麥克魯漢首先提出)傳播的革命到資訊的革命
中性的描述:通訊與傳播科技的發展
負面的描述:通訊與媒體的壟斷、沒錢沒資訊的惡性循環(沒錢沒教育的惡性循環)
正面的描述:四海一家(既然四海一家那又何必募捐飢餓三十)
二,後現代的概念(六零年代末由范求利首先提出)
2-1,充裕消費的社會嗎?
2-2,後現代的經濟體制轉變
創新產業獲利說
知識經濟說
三,後現代政治經濟體系之一。團塊城市經濟複合體(九零年代中由卡斯提爾提出)資訊極到資訊流到團塊城市經濟複合體。
四,後現代政治經濟體系之二。信息化資本主義(九零年代末由卡斯提爾提出)更窮兇惡極的掠奪式經濟體系出現。
跨國公司依然為主導勢力。國家消亡(經濟指導力消亡)而國家所主導的制度性剝削卻在民粹化政府中悄悄地加深加深(卡奴十八趴,二次金融改革,國產民營化,變質的BOT,拼經濟的政治效果)
第四世界或脫資本主義的慘狀
假設性的高生產力(面對零時工,兼差,自顧勞動力的正常化,以荷蘭為例)
五,楊裕富所提出的政治經濟學新論述
在撰寫『以國家政策探討台灣工藝發展史』這篇國科會研究案的論文時,我在論文中提出國家政策分析或『政治經濟學分析』的新論述,我的理論框架如下:
在國家體制之下,或是說在當今政治學主流論述或政治經濟學的主流論述之下,其實並不缺乏『國家政策分析』的框架(註三十六)。而本研究辛辛苦苦的透過『文獻分析』所希望提出的國家政策分析的框架,主要並不在於檢驗哪一種學派或哪一種論述所可能推演出『國家政策分析框架』的真與假,有效或無效。本研究希望所提出的乃在於『國家政策分析』的許多獨到的見解。基本上,我們既然定義政治為:『價值、資源、權力、身份、名望的權威性(正當性)分配,而在民主法治的體制下,權威性接受正當性的必然挑戰』,那麼觀諸既有的人類歷史,當可發現:『可分配之物必有可交換之替代市場,乃至於更有各種不同型態的市場或準市場』。支持前述這段話的獨到見解如下:
(1),公開的權力市場。如果亞當史密斯所稱的無形的市場存在,那麼以『權力』為對象物的無形交換市場也存在。
(2),隱藏的權力市場。由於權力會自我隱藏,所以既有公開的權力市場,就有隱藏的權力市場。
(3),權力不等價交換的層度。權力市場與貨物市場的差別就在於『標明是不等價交換』與『以為是等價交換』。(註三十七)
(4),取得權力的位階。只進入權力網絡準備變動時的位階(位置)(註三十八)
(5),權力視為準貨物的各種形態。就是權力的各種型態或化身(註三十九)
(6),權力與貨物之交換市場。(註四十)
(7),權利與準貨物之交換市場。(註四十一)
如果我們接受這種市場與準市場的概念,那麼『權力與價值』也都可視為『準貨幣』,也都可大致估量與計算,也都符合『通貨收縮』與『通貨膨脹』的法則。如此一來,國家政策分析才可能較精確的估計單位(或部門)的投入(代價)與產出(利益),乃至於整個國家的投入與產出。
國家制度之上的策略分析,主要指以國家為單位時,如何取得全球政治經濟再結構過程中的較佳位置(較佳的戰略位置),並充分運用這既定位置以達成投入與產出比值提高(即以較少的投入取得較多的產出)的可能性,或在較少的利益損失下,提升『既定位置』的可能性。
國家制度之下的策略分析,主要指國家內的各種部門(公部門)處於競爭位置時,表明(計算)『自己單位』的生產力較高的可能性。
國家制度之下的策略分析,主要指國家內的各種部門(私部門或第三部門乃至於政黨等社團法人)希望接受國家資源時,表明(計算)『自己單位』的生產力較高的可能性。
由於
(1),就近現代國家霸權的發展軌道,評估我國的三種實力:軍事實力、經濟實力與文化實力,並切實評估這三種實力個別的全球結構化下的位階。
(2),就國際現實,評估我國在全球『軍事、經濟、文化』的結構式『準認證』及我國在國際法上『位階』的差距。政策分析時,謹記國際現實是只有強權而沒有正義,只有實力支持下的交換,而沒有『正義公理』支持下的『喊話』。隨便『喊話』只有被視為『笑話』(或麻煩製造者)與『弱者』的份。
(3),設法在既有的『實力』支撐下,以最有效的方式(最少代價,最大效益)拉近『實力』與位階的差距。
(4),設法以最少的代價提升軍事實力(但貿然提升往往會被全球結構中的老大哥認為不聽話),設法以最少的代價提升經濟實力(但這通常又要正確評估出具關鍵性的發展產業,同時要普遍提高生產力,而不是隨著偏狹的政治意識型態,乃至於短利的政治捐獻,來隨意打壓或提升個別產業的名目生產力:股價),設法以最少的代價提升文化實力,同時企圖轉化這種文化實力為經濟實力與軍事實力(但這通常又要正確評估出具發展潛力的文化項目,而不是隨著主政者一種講不清楚的族群主義幻化成民粹主義中的假文化與假藝術)。
(1),設法以最少的代價提升經濟實力(但這通常又要正確評估出目前具關鍵性的發展產業,同時要普遍提高生產力,而不是隨著偏狹的政治意識型態,乃至於短利的政治捐獻,來隨意打壓或提升個別產業的名目生產力:股價)。
(2),正確又具風險性的評估出未來十年,乃至未來二十年的具關鍵性產業,進行這些未來『明星』產業的獎勵投資政策以及進一步的產業間投入產出分析。
(3),進行現階段的產業基本設施投資。在1960年代的產業基本設施可能是『交通建設』、『都市衛生上下水道,電力』乃至於『都市化魅力』等等,而現今的產業基本設施可能又增加了『居住品質』、『網際網路電腦的硬體設施』或『知識產業氛圍』等等。
(4),模擬的未來明星產業的產業關連分析(如果是目前已成熟的明星產業,業者自然會自己進行產業關連分析)。
(1),先判斷工藝產業在國家二級行政部門政策中的角色(如經濟政策,文化政策乃至於教育政策)。
(2),進行現階段『工藝產業』發展趨勢的判斷,所以工藝發展史的研究是必要的。
(3),進行現階段『工藝產業』的實力與生產力評估,所以工藝產業普查與個案調查是必要的。
(4),就真實的工藝產業實力,進行上一位階中政策角色的分析,及工藝產業政策在文化政策、經濟政策乃至於教育政策中的『角色』,這包括給定的角色(既定政策的效益)與外溢的效果(政策對其它部門或產業的效益)的評估。
(5),就上述的評估進行工藝政策分析與政策擬定,並寫就各上位政策裡角色功能的說帖(即向上位計畫或上位政策提出可行且具效益計畫案)。
六,國家制度與政治經濟新觀點之於設計文化政策研究
這一講,我們從生產與消費的觀點理解了政治經濟文化複合體,也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提出政治經濟學的新論述,當然這種全新的論述漏洞當然很多,不過這些漏洞也都是繼承原先政治經濟學的『假設』而來,我這麼說目的不在於推卸責任,而在於說明『理論』都有其侷限。而我所提出的政治經濟學新論述目的既在於彌補原先『政治經濟學』理論的侷限,但也不可避免的繼承了原先政治經濟學裡論的『意識形態』吧。
無論如何?這所提出來的國家政策分析框架也好,政治經濟學論述也好都應該比原先的理論框架來得更具分析性,更具現實性,也更具彈性。所以,就模擬了一套國家政策分析內容。
我認為這個新論述只要稍加調整,就可以拿來當作設計公司發展的決策分析,甚至於拿來當作設計者設計創作的決策分析,只要這個論述與設計文化符碼論述更加緊密結合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