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台灣後，我寫了一些電子郵件給一些西班牙的同學和旅行認識的朋友，向他們報平安跟敘述近況，珍很快地就回信給我了。

她做事真有效率，信寫來除了話家常之外，還記得執行她被傳達的指令，就是請我翻譯一些我個人寫的故事寄給他們看。

我先翻譯了一些以前寫的五四三寄了過去，他們看了之後覺得一些情節還不錯，也想將這些小片段放入他們的自製電影裡，珍傳來電子郵件，問問看我的意見覺得如何。

「我是覺得這樣還滿不錯的，是一個開始，藉此訓練一下寫劇本的技巧，也許慢慢地，可以寫個更完整的劇本給你們拍。」我回給珍電子郵件時，這樣告訴她。

於是我們的合作模式就是我先寫個初步的劇情，然後珍再稍加修改文辭，再給製作群討論。

還好台灣是個進步社會，我們的生活方式不會和加拿大人差太多，這樣我寫出來的背景才不會很不合他們的實際生活。像台灣愛看歐美電影、聽西洋流行樂、談戀愛、跟父母的代溝、速食店打工、社會義工、有錢人的名牌、商業行為、辦公室文化等，這些常見的題材都是兩個地方皆有的。

我們用這樣的模式試了兩三次後，珍終於提到說希望可以支付我一些酬勞，將這樣合作的方式固定下來。不過因為我自認為寫的並不是很完整，而且看來他們也沒什麼預算，另一方面，當初也算是自願投入這項工作的，因此就拒謝了她，聽起來好像在做白工，但我認為能夠協助拍獨立製片的電影，這樣很值得。

不過真的得承認，透過這麼遠的溝通真的沒想像中簡單，常常都不知道對方的反應為何，心理總是七上八下的，尤其其中一人突然身邊有件事一忙，下一次溝通有可能就是一個月後了。另一方面，我個人又很想跟他們一起參與，卻礙於不在當地，很難跟蹤進度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