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黨史指的僅是一黨之史，其範圍自然要小於一國之史。然而，當我們談到「中共黨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兩者有何不同時，情況卻有些複雜，因為兩者涉及的不僅是一個特定空間內的範圍大小，而且涉及時間的不完全對等：

　　第一，時限不同，「中共黨史」上限為1921年，但通常會連同中共建黨背景一併考慮進去，所關注的問題包括馬克思主義如何傳入中國，知識份子為何接受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模式，共產黨與國民黨的競爭與合作，中共如何建立根據地、如何在農村立足並進行社會經濟改革，紅軍如何形成，「長征」的過程與意義，共產國際與中共關係，中共在抗日時期的作為，以及國共內戰，等等。「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限為1949年中共建立政權，與「中共黨史」上限相比，兩者有廿八年的落差。易言之，在中共建政前，區別「中共黨史」與「中華民國史」很容易；然而，1949年中共建政後，黨史與國史的區別就有些困難。在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時候，開宗明義就要談到中共建政的背景，首要關注的是中共如何在國共內戰中取得最終的勝利；但除了「得天下」之外，提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更多的焦點則在於中共怎麼「治天下」，用中共的話來講，就是先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1] 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這中間有很多的曲折。

　　第二，僅就1949年中共建政後而論，黨史與國史的範圍在名義上有所不同，前者僅為一黨之史，後者為一國之史，自然以後者範圍為大。大陸有一本集合中共黨史學界十二個單位二十餘人之力完成的《中共黨史學概論》，就明白指出：

中共黨史研究的是黨的活動的歷史，在近代，不可能囊括這個時期所有的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等方面活動的歷史，僅僅是政治範圍內政黨活動的一部分；儘管在共產黨執政以後，活動範圍大大擴展，研究的內容大大增多，但也無法包括現代史研究的所有內容，從而使自己等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史。[2]

　　然而中共又是舉足輕重的長期執政黨，整個國家的發展受其影響特別大，故黨史又常常等同於國史，或逕為國史之主幹。在大陸的有關著作中，黨史與國史經常是不加區別的，就是因為重疊性太高了，以致於很難區分。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陳明顯教授，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定義的一段話，從另一方面區別了黨史與國史：

共和國史是共和國的政治發展史、經濟建設史、政黨共存共榮史、群星璀璨的人物史、文化思想史、對外關係史、國防建設史、科學技術進步史，以及共產黨執政史、馬克思主義在共和國的運用和發展的歷史的綜合。[3]

　　在陳明顯所列的十項內容中，「共產黨執政史」乍看只是十中舉一，然而若檢視該書目錄，則黨史與國史之區別幾乎不存在。

　　除了「黨史」與「國史」外，還有所謂的「當代中國史」，其與「國史」相同的地方是特指1949年後的中國歷史；但範圍較「國史」大，除了「主導方面」，還有「被主導方面」。「當代中國史」與「黨史」相同的地方，均係以中共為主角，但時間範圍又小於「黨史」，我們可以看南京大學歷史系的高華是怎麼說的：

所謂「當代中國史」是指1949年以後的中國歷史。1949年後中共成為執政黨，故而「當代中國史研究」要探討在中國共產黨主導下的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誠然，1949年後，由中央體現的黨與國家是社會的主導方面，但是主導方面並不就是一切，還有被主導的方面，也應是當代中國史的研究對象—1949年後中國的地方，基層，社會，人民生活，理所當然也應在研究的視野之內。

　　「當代中國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有明顯的區別：「國史」以政治為主線，在研究對象方面，側重於上層政治和政策的演變：「當代中國史」的研究範圍較為寬廣，對社會的主導方面和被主導方面都持一視同仁的態度，不僅關注全局性的決策及其運作，也注重地方對決策的反映〔應〕，更注重考察上層和下層的互動關係。在研究方法上，當代史強調對基層和社會進行實證性的研究，故而重視吸取社會科學多種學科的資源。[4]

　　麥克法夸爾和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比較符合上述「當代中國史」的界定，雖然很多章節仍免不了從黨國體制、精英政治以及黨的重大決策做為出發點進行歷史敘事，如新政權的建立和鞏固、恢復經濟和一五計劃、大躍進和延安領導的分裂、中蘇分裂、毛澤東思想、文革，等等；但也特別著重了知識份子、教育、文藝、農村與城市人民的生活，儘管後面各項仍不可免地深受中共統治的影響。[5]

　　除了以上的區別外，對於這個問題尚有幾點可說：

1. 一般所謂「黨史」，如共產黨史、國民黨史，研究的都是一黨之史，以黨為歷史敘述的主角；但不應以某個黨之立場為史家之立場，也不應以某個黨之立場為讀史者之立場，此點不可不辨。如1949年前的中國現代史，從國民黨的角度來看與從共產黨的角度來看，其所呈現的歷史整體樣貌以及所詳所略，都有所不同；但史家與讀史者最好要有「自緣身在最高層」（宋朝宰相王安石語）的自我期許，才不致於迷失在國共兩黨各說各話的歷史話語迷障中。
2. 在名義上國史範圍固然大於黨史，但以1949年劃界的國史，畢竟有其先天缺陷，似乎歷史的分水嶺可以簡單地以政權更替來決定。然而，有很多的歷史問題無法這樣看待。譬如大陸直至今日仍然存在的「換親」習俗，雖然不為官方黨史所含括，但也無法僅放在國史中來理解，而必須從中國傳統去探索。[6] 同樣的，中國近代以來的兩性關係，也非黨史或國史所能框限。

　　儘管「中共黨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當代中國史」可以在學理上做出明確的區分，但學界並未強求統一，而三者中唯有「中共黨史」橫跨1949年兩端，時間上較完整。

[1] 中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並不是在建立政權時就自動完成，因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或稱「三座大山」）—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在1949年10月1日之後仍然存在著，一一消滅還要一段時間。

[2] 王仲清等主編，《中共黨史學概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頁35。

[3] 見陳明顯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1993），前言，頁1。

[4] 高華，〈敘事視角的多樣性與當代史研究—以50年代歷史研究為例〉，《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03年第3期，頁84。

[5]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費正清（John K. Fairbank）主編，王建朗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費正清（John K. Fairbank）主編，金光耀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6] 從另一角度看，中共如何看待「換親」，有何對策，此習俗與社會主義革命所強調的性別平等有什麼衝突，成為革命對象的「封建習俗」如何延續至革命後等問題，則可納入黨史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