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節借唐德剛所著《毛澤東專政始末1949-1976》一書，討論中共黨史的兩個流行看法，以之為例說明黨史研究不可輕信流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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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歷史學者韓鋼曾舉出九十年代以來，大陸對黨史研究的「難點、熱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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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來講，史家在選題時通常會刻意與現況保持距離，這樣做有三個理由：一、歷史事件仍未封閉，不好太早下定論；二、由於身處歷史事件發生的現實環境中，個人感情容易受到干擾，對歷史的觀察和論斷過於主觀；三、檔案未解密，很難看清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1] 第二個理由是怕個人的感情因素干擾了研究，第三個理由是無可奈何的研究限制。後兩個理由都好講，唯獨第一個理由特別需要解釋。為了說明，必須先從「歷史」的意義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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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順序是歷史研究最重要的因素，但卻常被忽視。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空間的意義，必須以時間來界定；歷史上的空間是流動的，不是靜止的。因為即使是同一個地理空間，只要時間脈絡不同，活動於其上的人事物就會完全不同。[1] 如果擺錯了時間，歷史敘事就會出現「張飛打岳飛」式的無中生有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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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黨史指的僅是一黨之史，其範圍自然要小於一國之史。然而，當我們談到「中共黨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兩者有何不同時，情況卻有些複雜，因為兩者涉及的不僅是一個特定空間內的範圍大小，而且涉及時間的不完全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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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中共發動「大躍進」運動，結果造成了中共建政後的第一場大浩劫。相對於被中共「徹底否定」的「文化大革命」，中共對於「大躍進」的檢討是遠為不足的。其中原因不外有二：第一、「文革」受難者主要有兩個備受矚目的群體，一是手上掌有「印把子」的中共各級幹部，二是手中握有「筆桿子」的知識分子，這兩個群體可以毫不留情地對「文革」大加撻伐；而「大躍進」的主要受難者則是廣大的農民，他們一來難以認識「大躍進」的真相，二來也沒辦法像知識分子那樣有充分表達的能力。第二、「文革」之後的中共領導班子，包括鄧小平在內，多半是遭受過「文革」迫害的老幹部，對於「文革」採取徹底否定的立場本不足為奇；然而，復出的中共各級幹部固然可以毫不留情地打擊和清算過去騎在他們頭上的「四人幫」及其「餘孽」，但對於中共集體所犯下的「大躍進」錯誤就很難簡單否定了。中共可以對「文革」進行簡單的解釋，譬如所謂的「奸臣禍國說」，但是卻很難直接面對「大躍進」的施政錯誤，更不要說做出具有說服力的解釋了。易言之，從中共統治正當性（legitimacy）的角度來看，批「文革」，易；批「大躍進」，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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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頁290-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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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小說家余華談到傳記或歷史的「還原」問題，認為很難。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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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上卷：戰爭歲月（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頁367-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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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教師節，特選刊2003年的一篇報紙投書，原題〈譴責侮辱老師的蔡啟芳〉。台灣的教師，十多年來受到教改衝擊，逐步喪失原有的社會地位，又被蔡先生羞辱在先，陳先生的十八趴污名化在後。現在教師節對於老師來說，已經很難再有一絲絲愉悅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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