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关怀」和有机知识分子

——兼论当代中国资本的文化发展策略

■吴一庆 

一、

数年前国内媒体中有关「地产策划大师」、「著名企业学者」王志纲的一场笔战，（注一）为分析知识和知识者在当今中国社会中的定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争论的焦点是：谁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群体在当今中国如火如荼的市场经济和资本社会中究竟应该如何为自身定位？

王志纲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大学生，任新华社记者的十年中，长期从事国家重大经济题材的调研和报导工作，先后出版《中国走势采访录》及《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王志纲社会趋势对话集》等颇有影响的专著，可谓是现代中国语境中主流意义上的知识分子。1994年下海投身策划业，从吃国家薪水的「圈养动物」一步到位成为自寻食路的「野生动物」，成立王志纲工作室，主要为房地产开发商提供战略咨询和策划，一举成为中国策划界的风云人物——2000年作为著名策划家、企业学者，出任中国最大的民营商会——广东私企商会首席顾问，充任企业家的外脑及智囊。

杂文家兼记者朱健国（注二）对于王志纲及其同类的「知识分子」资格提出挑战。朱引用源出于十九世纪末法国德雷福斯抗议事件 (Dreyfus Affair) 的经典知识分子定义。在佐拉、纪德、克里孟梭、杜尔凯姆等对社会压迫势力的抗议中，「知识分子」首次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动员范畴出现。在以专业分工为特点的现代社会视野中，「知识分子」成为正义的旗帜和道德认同的象征。他们所代表的，不只是理性和知识，而在于对公众社会的责任，是基于「真理、正义、理性和普适性」之上的思想与行动的综合；「超越自身的专业限制，站在道德公义的立场上对现政权，社会秩序发出批判的声音⋯⋯承载社会良知和公众道义」。朱定义的「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不仅是学理，而亦是一种社会道义的人文传统。

在这种传统中，「知识分子」不仅是社会批评的声音，也是知识人自我评价的标准。半个世纪后，这一知识分子的人文主义道统在存在主义哲学中被进一步发扬光大，萨特对于「功利性知识的技术工匠」 (technician of practical knowledge) 的猛烈抨击，以及他对普适性批评的追求，亦出自于此类道德立场。应该指出的是，理性与自由主义的学理和道义系统在二十世纪初期传入中国，与「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士人文化互相交融，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启蒙传统的核心要素。从这种意义上说，朱健国的批判，所基于的是一个具有强大道德感召力的人文关怀传统。

严忠明（注三）对朱的反驳笔锋犀利，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展开：第一，究竟谁有评判和裁定知识分子的资格；第二，知识分子传统和定义的特殊历史语境；第三，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及知识分子角色的多元性；第四，照笔者看来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即关于「知识分子」的重新定义，即「实践性」或「建设性」的问题：

我把自上个世纪来的中国历史称之为一个民族的复兴运动，知识分子作为觉醒者和文化的承载者，始终扮演着重要演员的角色。我觉得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具有了更加务实的态度。在知行二字上，「行」的特点更为明显。也就是说，「做为先」是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的一大特征。我更愿意把九十年代这场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知识分子「做为先」的追求，称之为「非政治化的社会改造运动」。王志纲作为知识分子，表现得更多的是他的建设性与创造能力，以及与时俱进的追求。（注四）

关于这些，王志纲和严忠明的对话录中亦有详细的阐述：

严：传媒已经把你打扮成一个明星，「王志纲现象」也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我听了很疑惑，我认识的王志纲并不是一个一门心思赚钱的机器，他一直以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自傲，并更愿意让自己作为一个思想者和哲学家。王志纲真的已经变成一个楼盘的包装匠了吗？

王：而今出现什么千奇百怪的传闻我都不会惊讶。有人说我是思想家，但严格地说，我更愿意把自己看成一个哲学家。我希望我是这样的哲学家：思想像闪电划破漆黑的长空，照亮人们的思维世界。工作室便是这种努力的结果。什么是知识分子，有人说，不就是写字的吗？不，王志纲工作室改写了这种说法，让这个苍白无力的词有了一种新的含义。 

严：工作室是否就是说，不再讲那些高深而空洞的理论，脚踏在坚实的大地上，用自己的辛勤劳作，追求工作的实际成效，赢得社会的认可？

王：学问之道，我分二类，一是学，一是术。有一类传统学者，闭门造车，不理时务，不食嗟来之食，饿死不食周粟，以此显示自己苍白的清高，却又无力改变现实。另一类是术士，统称之具有一定本领的专才，好为门严，游走于相府官衙，如鸡鸣狗盗之徒，谋得一官半职，利用自己一技之长，获取私利。

而我推崇的是道，一种真正的学者之道：承上启下，左右逢源，承学之上，启术之下。既有形而上的战略思考，又有形而下的战术操作。既未丢掉知识分子的特色，比一般人看得远，站得高，又比那些只会空谈的人更加踏实。被社会接受，为知识分子实现了尊严，也铸造了潇洒的形象，这便是工作室的意义。

时代需要思想，但思想更应该植根于坚实的大地。在八十年代的复兴大潮中，思想者们天马行空，对大地的现象了解却十分有限，甚或十分可笑。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的苏醒，人文关怀和人的价值被不断发掘，王志纲的工作室找到了一个特别的定位：知识分子的理论，不再仅仅追求飞扬于天空，而是要落足于大地。一代知识分子的理论与现实在此妥协、媾和，找到深刻的结合点。从而在整个知识者的命运上书写了完全崭新的一页。（注五）

在王志纲看来，「知识分子下海有两种，一种是为赶小海而赶小海，拾一些小鱼小虾便满足了。一种是为赶大海而赶小海」。所谓「赶大海」，也就是说知识者通过参与资本的实践而实现其自身特有的意义和价值追求——「我们使拥有财富的人变得高雅起来，使高雅之士更加充实富有」。「王志纲现象」的要义在于，知识分子对于意义的寻觅，同时亦成为新时代资本运作方式的基本特点，即对于人文价值的追求。这种新型知识分子不仅「飞扬于天空」——孜孜不倦于发掘「人文关怀和人的价值」，而且「落足于大地」——「承上启下，左右逢源」。「实践型」的知识分子和「人文化」的资本有机融合，用王志纲的话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学者之道」。被裁判开革知识分子资格的反过来要挑战裁判自身的资格，这真是一场很好看的戏了。

二、

九十年代初以来，自五四以来形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传统遭受商品经济大潮的猛烈冲击，精神与文化危机成为中国思想界的关注中心。批评家们惊呼：中国知识分子危机！人文精神失落！知识分子边缘化！如果说「废墟」、「粗鄙」、「堕落」、「放弃」、「萎缩」、「侏儒化」、「沦丧」是描绘这一悲惨图景的语汇，那么，「终极关怀」、「人文精神」、「呼唤」、「寻觅」、「重建」、「战斗」便是解决的途径和方法。但是，批评家们尚未来得及仔细思考的是，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斗？「战场」在何处？谁参加这场战斗？战斗的目标、阶段和策略是什么？

当代中国所面临的这场「重写知识分子史」的宏大社会运动，从二十多年前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断言中已初见端倪。从十余年前开始的知识分子「下海」狂潮，（注六）从「知识经济」演进至「知识资本家」，一直到近年充斥媒体的「知本家」风暴，只是这一历史发展进程的逻辑结果。据有关知情专家分析，现今的「知本家时代」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叶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第三次解放运动：1949年是革命和民族国家的解放；1978年是经济改革的解放；而九十年代以后则是知识及其社会载体（「知识分子」）的真正解放——「通过知识获得解放的实质，是通过新生产力实现解放⋯⋯知本家风暴，实质是新生产力风暴，是解放知识生产力的风暴」。（注七）

如果我们暂且撇开不谈「生产力发展」、「改革开放」之类的陈腐意识形态语词，这场「解放」运动的表层社会学意义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在商品市场经济的侵蚀下，知识及知识者从毛时代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制度的牢笼禁锢中被释放出来，加入资本的行列，成为资本发展和「市民社会」发育的中间性力量，从而获取新的社会经济地位。

然而，「王志纲现象」的意义恐怕远不仅于此。和那些踊跃「下海」淘金的知识分子以及 「知本家风暴」的吹鼓手相比，王志纲的「人文关怀」一说有其更深一层的社会历史涵义。在当代中国语境中，「人文关怀」一词有着特殊的思想和文化象征。在九十年代中期，关于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讨论曾是思想界交锋的热点。「对超验的价值追求」、「对人的存在的思考」、「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对社会公义的关注和追求」等等，曾成为理想知识者的象征和标志。（注八）从某个角度上说，王志纲的新异之处，不仅在于将曾经高贵的知识及知识者纳入为资本服务的仆役行列，而更在于将曾专属于知识者的「人文关怀」嫁接于资本之上，从而对资本及其活动赋予新颖的意识形态涵义。我们是否能这样认为，「王志纲现象」和「人文关怀」说代表了当代中国资本拓展其文化空间的一个新的标志？

三、

在当代中国，资本「人文关怀」的内涵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大致可以从以下诸方面考察。

在大众消费社会中，资本的扩展并非通过对人们简单物质需要的满足而实现。在已相对远离商品匮乏或短缺的时代，对于温饱基本需要的满足只能保证资本的简单再生产。而资本的扩大再生产，以及作为资本内在逻辑的无限扩张，则须通过新途径实现。在当今社会，符号化和象征化已日益成为资本运行和操作的重要特点，其表现为对于「人性」的日益重视，对「人」的需要和欲望的「发现」、激励和强化。现代社会所生产和消费的不再是最基本的温饱，（注九）而越来越多的是各式各样的象征、符号、意义、包装、文化观念和价值——这也就是王志纲所谓的「一个五星级的家」的涵义：

家不仅是安身之处，而且是心宅。它不仅具有宽敞、采光、通风的物理功能，更应当舒适、享受、人性化，它应该具有一种心理上的品味与格调。人文关怀在古老的中国大地的楼群中复兴，也必定会找到一种最佳的表现方式，一系列终极的符号和风格。这种风格必与复兴的这个伟大母题相匹配。

家可以是仅够容身的一张床，也可以是厅堂分明，有文化情调的居室，也可以是品牌鲜明，具有自我实现的味道的家居，如香港半山豪宅，美国的比华利山。但我自己理解的家已不再是买房子，这已不能满足我的追求。我想我要在一个湖光山色的地方，按自己的意愿去盖房子，把自己对自然的深刻理解和对人生的感受全部融入其间。（注十）

经典政治经济学中所说的商品使用价值，在大众消费社会中首先是一个符号和文化的概念：需要的满足表现为选择，选择则基于对「需要」和「价值」的开发、探索、评估、和定位，以满足「个性化发展」的需要。消费主义进入文化领域意味着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实际需要，而是在不断制造和刺激新的欲望。如果以王志纲所说的楼市作为例子的话，「如果我们真的把楼市当成有生命的东西的话，此中的主题，便是不断地适应人的个性张扬，不断深入地进行人文关怀，始终把人的需要，通过市场化过程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凝聚在楼市上」。（注十一）

如果说威权体制下的知识机器通过档案、监视、汇报、自我检查等一系列方式对人实施更为有效的控制，那么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类似于「人性」、「需要」和「个性」之类的语汇则日益成为知识的驱动力及探究的对象。这正是因为资本正日益通过对「人」和「欲望」的关注来实现和扩展自身——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文化是以满足为需要而需要的虚拟幻想为目的、以造梦与圆梦为内涵的一种的文化。而消费主义话语在引导和控制人们的文化观念方面也表现为一种话语权力。它诱导大众「自由地同意」它所提供的有关「美好生活」的价值观念，在客观上维系并且再生产一种带有特定意识形态内涵的社会生活形式和利益格局。

假如说对「人」的「凝视」（gaze）是资本殖民现代社会的文化手段，亦是资本在大众消费社会中再生产和自我扩展的必经路途，那么，在中国当代语境中，它抑或还有更深一层的涵义。我们不妨这样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资本力量在经济领域中突飞猛进，但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资本的发展却一直处在某种不尴不尬的状态。关于改革的一系列「命名」的争论——从八十年代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计划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等等不一而足，一直到九十年代中后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导意识形态的确立，这种种政治话语上的极度摇摆和混乱，所代表的并不只是国家在经济政策上的困惑。更为主要的是，这说明了资本的意识形态发育和文化表达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格局中的曲折历程。这也就是说，尽管资本的经济形态已牢固树立，但作为意识形态的资本在当今中国政治文化中仍然处于晦涩不明的位置。

在当今中国，如果说资本在政治上的发展是通过对于权力的幕后渗透、赎买和联姻而实现的，（注十二）那么，资本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涵义则更处于某种难以言说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早期曾经非常响亮的「致富光荣」和「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等口号，因未能得到文化和道义内涵上的提升和上扬，而逐渐失去其感召力量。在市场经济、私有财产和不平等财富地位已牢固确立的今日，这些口号所代表的素朴功利观念已无法为日益成熟壮大的现代资本生产方式提供意识形态包装。而今日中国的资本关系以西方经济学的「效率」和「理性」概念作为其合理性基础，这本身正说明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所面临的「文化匮乏」和「伦理贫困」的历史困境。

西方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背后曾存在一个强大而精致的文化道德传统和哲学体系作为其支撑：新教伦理为资本扩张的原初动力赋予道德涵义，而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传统则提供基于「人性」及「自然法则」的哲学解释。（注十三）相比之下，在当今中国，作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资本仍处于相对原始、粗糙、非道德化的状态。资本的文化魅力主要通过消费主义和赤裸裸的物质欲望表现出来，当代中国资本的「合理性匮乏」在所谓「穷怕了」、「活的潇洒」等流行说法中获得了非常充分的表达。

当代中国资本的「文化贫困」可能有多方面的历史原因，本文无法详述。简言之，第一，儒家文化传统是否有能力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本土伦理资源，这仍是一个很可以争议的问题；第二，尽管「社会主义」在当今中国早已成为一纸空壳，但对于正面临改革所带来的诸多离散性社会后果的国家机器而言，这一基于革命历史传统的意识形态本体仍需以强力加以维系。因此，在相当程度上，资本的话语发育仍然要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抑制和禁锢。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在非经济领域的发展必须采取更为迂回曲折的战术策略。（注十四）

然而，资本的「文化贫困」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在当今中国，资本所带来的是一场包括经济关系和社会文化格局在内的整体性变革。这场静悄悄的、不流血的革命，涉及到的不仅仅是经济关系的重新安排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社会政治关系以及文化意识形态的重新组合和建构。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资本在经济战线上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战果；在政治上，资本也通过与权力的联姻巩固了自身的地位（「政治稳定」，「发展是硬道理」）。或许，现在正是作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资本开始浮出水面的时候？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的「人文关怀」正是当今中国资本建构其意识形态合理化的一个标志？我们能否说，「人文关怀」是资本文化工作的有机部分——是资本在错综复杂的当代中国话语场中为自身营造位置的一次新的尝试？

四、

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认为，具有「人文关怀」的资本，其目的不仅在于效率、财富和消费，而更在于对象征、符号和深层意义的追求。在这种追求中，财富和物质欲望首先被赋予文化、价值和道德的涵义（「让财富高雅起来」），而文化和意义，亦成为资本力量殖民日常社会生活的有效手段和途径。

很简要的说，首先，在私人生活中，资本通过其所谓的「人文关怀」——对「人」和「人性」的关注，对「个性张扬」和「自由选择」的索求，不断的构造和激励「人」的需要，从而促进消费和生产，以达到资本的不断扩展。然而在当代中国，这种「关怀」具有双面的意识形态寓意：一方面，「价值」、「选择」和「思想」被理解——更准确的说，被消解为私人消费领域中的「心理上的口味和趣味」或「格调」，而「文化」和「自由」则被偷换为商品消费和欲望满足的个性化表达。另一方面，「人」的「自由」、「个性」和「选择」与政治专权在形式上相对立，从而显示出作为文化的资本在道义上的公共性、进步性和现代性。同时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政治上的正确」却是虚幻和虚伪的，因为它的前提是资本关系对于专权制度的依附和妥协。

其次，作为文化的资本在日常生活中的这种左右逢源，在宏观意识形态层面也有类似的表现。我举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王志纲在「人文关怀」一文中所罗列的一连串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模拟：中华民族复兴—资本的「人文关怀」—资本扩张—传统中华文明的复兴—革命历史—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强大，等等：

「整个中华民族复兴运动高潮迭起⋯⋯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烙上印记，寻找表征物。楼市作为文明的主要承载体，概莫能外，正集中凝炼地体现这场复兴运动的深度和规模。如果从此理解整个楼市及王志纲的工作，方可窥其全貌。一场以人文关怀为主旨的复兴运动，正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无数仁人志士追求的民族振兴，具体而言，正是这类崭新的城，舒心的住宅和更加安居乐业的生活方式。」（注十五）

于是乎，一部中国现代革命史被轻而易举的重新书写了。资本的红线将一系列性质各异的社会历史过程与概念串连在一起，魔术般的把它们等同起来。历史鲜活的内容——其具体的政治的、历史的、和道德的内容，在不知不觉的被抽空和偷换，而最后替代的则是资本发展的历史终极论和消费主义的进步观，「无数仁人志士追求的民族振兴——正是这崭新的城，舒心的住宅和更加安居乐业的生活方式」。如果说民族主义和现代化是当今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旋律的话，那么，当代中国资本的自我叙述则构成了这一主流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阿尔都塞在其「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曾写道，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或者说它需要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抽象化，从而抹杀历史，这正是对这一历史改写的最好描述。（注十六）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资本话语和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这种默契和配合，并不一定妨碍资本力量吸收和动员处于专权压制下的不同社会阶层。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正是当代中国资本文化工作的策略灵活性所在。简言之，首先，对于以意义生产和传递为职业的知识者而言，追求个性化的符号和意义的资本「人文关怀」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其次，「个性张扬」和「自由选择」的口号对于不满威权体制的社会各阶层提供了有效的宣泄，尽管这种心理宣泄纯粹局限于消费和私人领域，对于社会政治关系的根本改造并无任何实质性的涵义。因此，通过符号化和象征化，资本的所谓「人文关怀」为吸收知识分子参与资本运作过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和机会。就其现实意义而言，这个平台的重要性可能远远超过简单形态的知识分子「下海」经商（即王志纲所说的「赶小海」），最为关键的是，它让知识者能以符合其自身专业特点的方式（创造、解释和传递意义）参与资本过程的具体运作，并由此实现其特有的职业性价值关怀和道德准则。

五、

让我们再回到本文开头的有关知识分子身份的问题。应该明确声明的是，我所感兴趣的，不是谁是或谁不是「知识分子」的问题。换句话说，本文关注的并非是关于知识分子资格的学术断定或道德裁判的问题。我所关注的是一个历史社会学的进行式命题，即：关于作为社会范畴的「知识分子」的话语实践在特定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历史作用。更具体的说，在资本革命的阶段性和策略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某些社会「分子」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资本革命与该「分子」身份重建和再定义之间的互动关系？

葛兰西在其《狱中札记》的开篇「知识分子」一文中曾写道，「『知识分子』一词的『最大』上限是什么？我们能否发明某一个单一性的普遍适用的标准，不仅可以将知识分子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活动皆囊括其中，而又能将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知识分子与其它社会团体做出实质性的区分？人们最容易犯的方法论上的错误，就是从知识活动的内在本质中去寻找这一类的标准，而不是在作为知识活动（以及这种活动的承载者——即知识者群体）背景的最广泛的社会关系格局中去寻求」。（注十七）

「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是葛兰西提出的一个经典概念。葛兰西写道，「每个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根本性作用的社会集团，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会创造出一个或数个知识分子的阶层，其作用在于使先进阶级不但在经济上，更在政治和社会领域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和使命，并使之保持团结一致」。（注十八）在葛兰西看来，「知识分子」所代表的已全然不是一种职业活动和既定的社会身份，而是代表特定社会政治关系和实践的功能性概念。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葛兰西说每个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人都现实的具有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和有机知识分子相对立，葛兰西认为「传统知识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是一种自以为超越于一切政治利益立场的，自我定位于追求「普适性」知识和价值的社会功能角色。而前者则很明确的把自己的立场与某个特定阶级、阶层或利益集团「有机」的挂起钩来，旗帜鲜明的为自己所在的那个阶级阵营服务，他们的思考和工作和某种特定的、个别的利益紧密联系，他们的职责是构造和表达与其特定立场相适应的「真理」和观察视角。

从葛兰西的这一思路出发，我们是否可以这么认为，「王志纲现象」以及资本的「人文关怀」说之所以值得我们的重视，正因为它指向这样一种可能的前景：在当代中国，资本的运作已逐渐超出经济的范畴，而开始作为相对独立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力量出现。这个过程的最主要的表现之一，即在于其先锋力量——资本的「有机知识分子」队伍，正在逐渐形成和壮大。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参与和努力，作为先进阶级的资本（注十九）得以超越葛兰西称之为「狭隘的经济小团体」 (economic-corporate group) 的眼前利益和视野，从而逐渐成为更广泛的社会利益和阶层的代表及统和性力量。

更具体的说，通过先进自觉分子的努力，资本的意义已不再是单纯经济性的赚取利润；「有机知识分子」为资本关系营造适合其生存环境的话语系统，使作为经济社会力量的资本获得属于自身的「声音」，为其提供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合理性基础；为仍处于潜行上升阶段的资本赢得社会各集团和利益阶层的容忍、接受、以及尽可能广泛的认同和支持；从而使原本为特殊利益的资本，经过包装后以普遍或普适性的面目出现。

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相对完整的解读资本的「人文关怀」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多刃涵义：

首先，通过对于抽象意义的「人」，「人的需要」和「人性」的关怀而赢得普通民众的接受和认可。显而易见的是，资本所关怀的并非是普通意义上的「人」，而首先是具有消费能力的某些特殊人群——「中产阶级」、「市民」、「白领」、「金领」，等等。至于缺乏消费力的城市贫困人口或广大的农村人口，这些本来就不是资本扩张的动力和要素。他们作为资本「关注」的意义，只是在于提供资本实现过程中所必需的廉价劳动力罢了。

其二，以其对符号和意义的关注，以及「个性张扬」、「自由选择」等口号赢得知识者的认同和加入。与话语或意识形态层面的这种亲和关系相比，出于财富和利欲直接吸引的九十年代知识分子「下海」浪潮，以及通过知识入股而分享利润的「知本家」现象，相对来说是次要的问题。鉴于知识者及知识精英在普通民众中的「示范」和说服力（这种作用在媒体大众化和市场化的今日则显得更为突出），以及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他们和权力阶层相辅相成的特殊关系，资本这一策略的重要意义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通过「人文关怀」的宏观历史内容建立和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沟通的纽带（「民族复兴」，「国家发展」等等），从而构建一种「资本的爱国主义」，与以发展主义为基础的主导国家观念相契合。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在传统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日益朽化凋零的今日，资本话语的融入和吸收已无可避免的成为国家机器重建其政治合理性的重要基础。一方面，原本为特殊阶层利益的资本，需要通过「民族」、「社会」或「国家」等泛泛空洞的符号及象征的妆扮使自身的狭隘性得以升华和光大；另一方面，日益堕落为特殊利益的政治权力也需要通过对于资本话语要素的吸收而重构其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从某种程度上说，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之说的发展过程，便是分析这一话语杂交过程的绝佳案例。

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大卖场里，资本的意识形态购物车里所装的，既非启蒙理性主义，亦非宪政自由学说——资本的经济社会关系所亲和的，除了经济自由主义一枝独秀以外，还有极端的政治保守主义（所谓「稳定压倒一切」）、新威权主义、技术精英论、民族主义、物质主义的发展观、社会达尔文主义、消费主义、左右逢源的「人文关怀」，不一而足。因此，资本和权力的互动远超出以「权力市场化」和「市场权力化」为特色的官僚资本主义裙带关系，而更体现于政治意识形态上的相互渗透、融合、依存。在当今中国，资本的意识形态是一锅稀里胡涂的大杂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杂碎性」既是其弱处，但恰恰也是其强项之所在。首先，资本的意识形态由此而缺乏一致性和凝聚力。在意识形态层面，中国现在的资本还没有完全找到自己的「主义」，还没有来得及和某种「主义」形成「有机」的结合。后毛时代二十多年来，这一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营造过程近数年才刚刚开始，可能还会衍续很长时间，慢慢还会有很多曲折好戏可看。资本寻觅其「主义」，这或许是对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状况的比较准确的描述。

然而，这锅杂烩能否成为中国资本发展的稳定和持久的意识形态内涵？对此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资本文化策略的「杂碎性」有其特有的强处：这表现为它的相容并蓄，表现为它的游击性和灵活性，表现为它对一切可以妥协和利用的力量的亲和态度，甚至于表现为它对批判反对势力的吸收和包融。（注二十）事实上，正是因为这种「杂碎性」使资本能获得不同社会力量和层面的容忍和认同，使之能灵活的、相对平稳的融入仍然以「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为自我定义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注二十一）这样，资本的经济社会关系能以阻力最小的方式赢得最大的发展空间。再借用一个葛兰西的重要概念，这也正说明了中国资本革命的「消极性」。（注二十二）我们不妨说，这种「消极性」正构成了当代资本革命的「中国特色」。

六、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写道：「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注二十三）然而，对马克思的这一著名论述我们不该过于简单化的理解。在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中，政治经济的统治地位和思想文化的统治能力往往不是完全同步发展的；而且，一个新兴阶级创建和确立其统治地位常常需要经过相当漫长曲折的过程。

当代中国资本主义从毛主义时代到今日的发展过程亦是如此。从七十年代末以来，资本关系及其人格化代表从葛兰西意义上的「贱民」地位(subaltern)逐渐上升为社会主导势力，并慢慢建立其意识形态领导权或「霸权」 (hegemony)。但是，这场建立和争夺统治权的「静悄悄的革命」的主阵地并非只是国家机器和权力，而更是日常生活、媒体、商品消费、私人生活、符号和意义的创造、文化的解释和传递，等等——简言之，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日益新兴壮大的所谓「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正是这场战斗赖以延续深化的阵地——在这里，「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未必是与「国家」相对立的政治空间，而往往是后者的衍生。正如葛兰西所指出的，广义上的「国家」，是「政治社会」 (political society，即我们日常理解的国家机器) 和「市民社会」的综合。（注二十四）这场革命的战利品并非只是经济利润和物质利益，而更在于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统治、话语的主导、理论的生产和传播、解释的框架和权利等等。在这里，挥舞着武器冲锋陷阵的战士，并非只是作为资本关系人格化载体的所谓「企业家」、「白领」、「中产阶级」、「经济精英」，而更是智者、学人、思想家、艺术家（当然，他们同时也成为不同阵营争夺的对象）。这将如何影响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中资本—权力—知识三角格局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我们仍需拭目以待。

不多久以前，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曾经尝试把「知识分子」从某个虚幻的「资产阶级」母体中剥离出来，强行塞入另外某个叫做「工农劳动阶级」的被阉割的新型母体之中（我们是否还记得那「马尾巴的功能」？（注二十五）），其结果只是产生一个软弱无力的、支离破碎的四不像：无论是作为「知识」抑或作为「分子」的资格都很成问题。

然而，在那场以知识分子工农化为目标的毛式社会主义「强制有机化」实验惨遭失败的三十多年以后，一个新型的有机知识分子集团正在呱呱落地。他们是「落地式」的知识分子，「脚踩在坚实的大地上」，「承上启下，左右逢源」，直接参与资本的经济革命，并分享其利益。与苍白无力的父辈和被国家体制「圈养」的同辈们相比，他们是「实践的」和「有效的」。然而，作为新兴上升阶级的「有机分子」，他们中的佼佼者不仅参与资本关系的物质运作，更参与资本的思想营造，以及资本文化意义的孕育和拓展；他们不仅仅是战士，更是谋士、指挥官、旗手和战略意识的先导；对于他们来说，「义」和「利」已经失去传统意义上的对立涵义，而通过话语的交融得到了统一。他们的确为资本工作，但是他们并不以盲从乞求一杯剩羹，恰恰相反，他们为资本开辟和指引路径，并以自身的理性和思想将其世俗目的和阶级利益升华光大为貌似普适性的价值。

这其实正是葛兰西「霸权」（hegemony）和「有机知识分子」概念的精意所在。总而言之，他们中间的先知先觉者正在成为资本从经济革命发展到文化革命过程中的先锋力量，是资本创建其独立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的先遣队和主力军，亦是中国资本从「自在」转化为「自为」的必要社会历史条件。这或许才是「人文关怀」和「王志纲现象」背后的特有历史内涵？对于如何评价和认识当代中国资本文化发育这一宏观过程以及某些「分子」在其中的具体作用，单纯的道义裁判标准已不再有意义。我们所需要的，是对其曲折历史进程和社会意义的深入考察和批判性思考。◎

注一：见「中国地产的人文思考——房地产策划大师王志纲答客问，」见王志纲工作室，《大盘时代——中国泛地产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292-307页；朱健国，「驳回王志纲——读《大盘时代》」，《市场瞭望》2002年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