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社会的样板人

——近三十年大众文化推出的人格类型

 

黄纪苏

 

 

    俗话说的“世道人心”，不妨理解为（广义）社会环境与群体人格。这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浏览古代文献时，像“世降俗薄”、“草稀民悍”这样的高度概括比比皆是。在陶渊明那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里，老老少少尽是“怡然自乐”。嘉庆朝福建地方官给皇帝上的奏折分析了“闽省民风”与当地吏治间的因果关系：

 

闽省风气俗悍民刁，向称难治。然臣察访闾里小民最畏官势，亦甚有良心；官长如果清廉，即听断偶误，亦皆心服，以为官长未得钱也。自贪吏辈出，以词讼为取利之源、以械斗为敛财之渊薮，不但不能养之，并其所养者而夺之；不但不能教之，并其服教者而诬之：而民心始离矣。始而怨官，继而仇官；遂至抗粮、械斗之风日益滋甚。

 

从最畏官势到怨官仇官、抗粮械斗成风，一地的群体人格就这样由境而心再由心而境辩证地生成了。

在中国这个巨大的社会历史时空之内，存在着从五湖四海到三教九流无数的“境”，以及从温柔敦厚到儇慧凉薄等各色的“心”。【注释1】就中国当代史而言，三十年前最大的境是计划经济，三十年后最大的境是市场社会，而三十年间最大的变迁则是前者向后者的山河巨变。至于心，三十年前盛行的基本是集体主义、平等主义和价值理性，三十年后则为个人主义、精英主义和工具理性。在境尤其是心的变迁过程中，一系列活生生的人格类型或者说样板人应运而出，次第登上大众文化的展台。这些样板人以富于感染力、号召力的形象教育并动员大众，使他们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些样板人，其影响风气，打造人心的力量，根本不是英模事迹报告团可以望其顶背的，他们头羊或牧羊犬似带领着芸芸众生前往历史命数所指定的方向。

去年我曾从舞台剧的角度对过去三十年间价值观的变迁做过一番回顾，其间发现戏剧舞台上的人物在塑造当代中国的人心和人生方面其实没有多少建树，它们顶多是记录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远不如小说、电影、报告文学之类都曾有所作为。本文提出市场社会样板人的脉络，固然要在戏剧之外为三十年社会经济变迁再添一条并行线，但真正的旨趣却在于理解境与心也就是社会与观念形态之间有趣的互动关系，并以此窥测社会历史变迁的机理。

正副标题中有几个名词须略加说明。其中“样板人”借用的是“样板戏”或“样板房”，不喜欢这种比喻的朋友就按“模型”、“模板”去理解也没关系。“大众文化”在一般的分类中是和“精英文化”相对的概念，但那样的分类对于中国这么一个人无定居、居无定人的剧变转型社会并不贴切，本文只取其广泛性。“人格类型”虽然看上去略带学术气，好像要混进“内向—感觉—思考—判断”或“外向—直觉—情感—感知”的人格心理学书房似的，其实跟老百姓平常说的“那时候的人实诚，没现在滑”在同一档次。

 

前世

 

说三十年不免要说说它的前世。中国自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文明的强势扩张，陷入前所未见的近代大危机。风雨飘摇的国势特别需要大批泣血悲歌、奋发蹈励的仁人志士站出来，将小我暂时束之高阁，手拉肩扛，把整个国家民族的大我带出危急存亡之秋。

中国有五千年历史，舍生忘死、解民倒悬的楷模代不乏人，早已通过从诗书到戏曲等大街小巷传播得家弦户诵，成为中国人内心世界的常客。例如先秦时代的那位锺仪，人关在晋国的牢里，却能服故国衣冠，奏故国音乐，今天看来也许够“死性”的，但却成为历史上可能坐牢或已经坐牢的仁人志士的精神伴侣，如宋末的文天祥（“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清末的汪精卫（“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民国时期的恽代英（“已拼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做楚囚”）。再如那位义不帝秦、蹈海自绝的鲁连，陈天华显然步的他的后尘；青年周恩来当年负笈东瀛的时候也是把他——也许连同陈天华——装入怀抱的（“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老榜样之外还有许多新榜样。新中国第一代女外交家龚澎女士，我最近在小摊上买了她女儿的回忆录，知道她是仰慕烈士的澎湃其人，为自己改了名字——而中国人本来是不大热衷于直接拿往圣先贤命名自己或儿女的，就像西方人那样。由于有了这种因境（危机环境）发心（精神力量）、由心造境的辩证过程，缺少“资本”的中国才有可能创造奇迹，在该慢时能快，该弱时能强，该败时凯歌高奏。样板人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力量在鼓舞人心、节约成本方面所起的作用难以估价，写过《长城经济学》的吴思先生他日能帮着量化一下就好了。

当然，近代社会也还有其它样板人风靡一时，例如现代版的才子佳人徐志摩、陆小曼，以及什么“民国四大公子”——我读到的就有五六种组合。当时过境迁，忧患稍缓，人民复归日常生活，各类价值、各种榜样便会五色登场。不过以近代中华民族生存空间过于逼仄窘迫，危机往往旋踵而至，间不容发，样板人作为普遍期待的直接产物，基本国势的间接产物，是不大可能为非仁人志士留出太多名额的。近代社会现实中的人物形形色色，无奇不有，这与样板人的相对清一色形成强烈反差，构成心与境的另一种紧张关系。例如张学良，其风流公子兼少年将帅的倜傥形象本来每每呼之欲出，却终于被九·一八厉声喝住。马君武老先生当年赋诗哀叹“赵四风流朱五狂，偏偏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其实赵四、朱五之类从来不是中国文化的禁忌，普通中国人，包括士大夫，只要风声不算太紧，都乐于把汨罗江当秦淮河。写明亡的《圆圆曲》和写清（差不多）亡的前后《彩云曲》固然沿用了《长恨歌》以小女子寄托大历史的笔法，其中无不透露出士人对灯红酒绿人生的执着把玩。在近代历史迷离恍惚的那些间隙片刻，梁启超、杨度、吴虞、陈独秀这些人物一转脸，哪个又不是青楼红袖间的文酒风流人物呢？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华民族走完了近代危机的初级——也就是通常说的“救亡”——阶段。在其后的中级阶段，共产党选择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模式，以高度军事化的政治手段，高度政治化的经济手段集中人力物力，在工业化现代化的强国道路上马不停蹄。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相配套的，是一套高度同一的内心结构以及强调集体、抑制个人的价值观。雷锋、王杰、铁人、焦裕禄、麦贤德无不是这套价值观的拟人化，也就是“样板人”。样板人还通过拟物化进一步提纯，成为“永不生锈螺丝钉”。螺丝钉的第一个特点是顾全大局；第二个特点是踏踏实实；第三个特点是标准化，就那么几种尺寸和型号。小说中频幕上展出的样板人更是整齐划一为浓眉、大眼、国字脸，近乎京剧的脸谱，其言谈举止基本都是国家行为，由党章社论组成。“落后人物”成了七情六欲的难民营。平心而论，这些样板人放在大到历史视野里，应该得到后人的理解。别说一支深入异国他乡的孤军，就是一个在野地走迷路的旅游团，都要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以最大化生还的机会。挣扎摸索于近代危境中的中华民族，在喘息稍定、警报未除的形势下选择了一套紧急集合而不是个人自由活动的政经制度以及文化社会动员机制，自有其合情合理之处。论者多以“封建专制”的惯性便宜解说，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普天下还没有见过真跟传统一刀两断的事情——却忽略了中国在近现代历史中的基本处境。在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用一户一个购粮本、一个副食本的准军事共产主义手段保障公平，凝聚人心，自有无须争辩的意义。与此同时，个人的某些正当需求受到过度压抑，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其中有些为境所限，为势所迫，哀而不怨可矣；有些则属于体制的深刻弊病、政策的胡作非为，需要认真反思以为镜鉴。

文化大革命将国家社会主义乃至中国革命的道德积蓄吃光花净。其结果，集体主义价值观受到深刻的质疑，集体利益的形象代言人迅速人老珠黄。剥他们“画皮”的运动在民间悄然兴起，一直津津有味地持续至今。记得文革后期就听人说，王进喜的豪言壮语“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说的是男人横竖要扒女人裤子。《杜鹃山》中的柯湘和雷刚也在民间传说中“还原”为灌木丛中的男女，被巡逻的工人民当场拿获。对中国革命或新中国头号样板人毛泽东的解构，在文革后期也已经开始了，诸如毛在接见马克斯夫人和比兰德拉皇后时拉着人家不撒手的传闻不胫而走，我就从不同管道听到过不同的版本，都说是新闻电影制片厂里看到的未剪片。

 

今生

 

国家社会主义这一套体制、价值和人格到了70年代即已举步维艰。随后发生了中国现代史向当代史、计划经济向市场社会的根本改道。市场社会的建立和发展需要资本主义精神和个人主义价值。大众文化需要提供这种精神和价值的人格形象。

 

陈景润

 

最早推出的形象应该是陈景润，今天的年轻人不一定听说过，当年徐迟写的《哥德巴赫猜想》可是风靡了大江南北。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于1978年初，77年底中国恢复了高考。恢复高考应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项最重大举措，它对社会心理和价值观的有力扭转，并不下于小岗村联产承包对农村改革的影响。我一直不明白么中国改革为什么不从76年9、10月而非从78年12月算起。没有毛泽东去世，高考不可能恢复；没等他们开会，个人奋斗和资本主义精神已然随高考的冲击波扫荡天下了。高考这条将人分快慢、智分高下的跑道明明白白往那儿一摆，“人人平等”、“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等各种彩旗缎带立即没了颜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三十年爬楼比赛，起点在77年高考；跑在第一集团的自然是莘莘学子，即正在崛起的知识精英。那些如箭脱弦或如箭在弦的新老知青们，需要一位前三十年没有过的样板人，一来做他们的人生蓝本，二来做他们的形象代言。这样，无论在“又红又专”的十七年还是在红成一片的文革十年只够当反面教员的陈景润以及他的数字化生涯，便充当了这样的角色。陈景润是一位可爱的纯粹学者，他其实更适合出任数学的形象大使而非知识精英的样板人。他对时代交给他的这个任务毫无准备，见记者时车轱辘话反复说的，全是徐迟在那篇报告文学里替他推敲斟酌的那两句话。

但中国发展的目的地不是传统的士绅社会，而是工商阶级主导的市场社会。这就决定了陈景润样板的过渡性质。对于一个即将到来的充满野性的时代，他这样一个最好住图书馆里直接吃书的书生，能否存活会是一个真问题，起码讨老婆会成为一个头疼的问题，除非历史的魔术师把他变作柳传志那样的儒商。但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那几年里，陈景润登上了人生的珠穆朗玛峰，并在峰顶喜结良缘。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跟他一样的男书生也在婚姻市场上的畅销甚至脱销，以至文化高端女士因找不到可以匹配的男士而尖叫“中国的高仓健都哪儿去了！”我们都知道，姑娘们嫁什么人不嫁什么人，反映社会价值的排序和变迁最是直截了当。知识精英虽然不会是市场社会的主角，但他们有理由成为这个社会的首批贵宾，成为当代史上最先崛起的群体。这是因为在在各类社会不平等当中，基于知识的不平等最富正当性，在中国最为源远流长，因此最易率先通过社会心理的重重关卡。

在社会经济的演变的过程中，文化跑前跑后的现象十分有趣。按唯物史观的排序，文化应跟在经济后面亦步亦趋。但历史的实际却不尽如此，文化在头前带路的情况所在多有。对于世界近代史中的后发国家，这似乎更具普遍性，但原因各异，又不可一概而论。

 

刘晓庆

 

未来市场的主角是工商阶级。但且不说中国社会的抑商传统，四民之中，商人叨陪末座，新中国更是通过公私合营、割资本主义尾巴之类政策将这个阶级一笔勾销。到了改革之初，当这个群体从混沌挑、仔裤摊、西瓜堆后面散兵游勇似地重新出发时，看着实在不成气候。他们中许多人，不是刚从局子里放出来，就是接长不短要被派出所叫去问话，道德上全无优势，只能闷声发小财，根本供不起一位本群体的专任形象大使。前几年我写作戏剧《我们走在大路上》，曾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小摊小贩做过这样的描画：

 

我妹去店里顶了我妈

我弟进厂子接了我爸

咱一板儿车仨轱辘

卖大碗茶是它

上仔裤是它

趸西瓜还儿它

饭桌是它

床铺也儿它

看见工商一拐把

小胡同地道战的干活——

知青怕什么呀

对象暂时没戏

但面包会有的

就说这月挣的

比我弟我妹加起来还多一张

钱不是爸爸——钱是叔叔

 

大约82、83年的样子，刘晓庆粗声大嗓登上了公共论坛，但不是作为电影中的角色，而是作为《我的路》的作者。这部宣扬个人奋斗的自传或自白，据刘自己说是照着鲁索的《忏悔录》写的，鲁索的《忏悔录》我们都知道，是以什么都敢往里写而著称的。这本书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叫好叫骂之声非但没有对冲抵消，反倒是连手把最新版的个人奋斗英雄推向千家万户。通过个人奋斗而出人头地并不为市场社会所特有，但确为资本主义精神所固有。就“拉大差距、强化激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三十年总路线而言，刘晓庆和陈景润这两个样板人并无本质区别。但刘的出现意味着，市场社会的核心价值已开始从书桌书柜书房迁往更随意、更符合自己性情的去处。相对于陈的文质彬彬，刘的爱怎么着怎么着、“走我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生猛形象，散发出市场社会应有的力比多气息（很多人觉得刘晓庆“性感”，大概就是指传统仕女所不具备的这种力量感吧），对传统计划体制及其配套价值观构成了强劲的撞击，有干劲没名分的商人读了自然感到比陈景润亲切多了，就算不觉得是一种人，起码也是一路人。

对于市场社会的发展而言，刘晓庆仍是一个过渡性人物，她毕竟是一个电影明星出身的文化精英。正跟工商执法人员周旋于街头巷尾的工商阶级，需要一种路子更野、更不需出示个人简历的时代英雄。

 

顽主

 

将近八十年代中期，商品经济如潮如涌，已显出了拥有未来的气势。不同于还要拜鲁索为师的刘晓庆，王朔以小说《顽主》为即将上场的市场社会缝制了一面迎风招展的会旗。旗下的嘎杂子琉璃球一个个灵气十足，精神百倍，读书的当官的都不在话下，而是踩在脚下。这样的场面不但高于生活，而且还先于现实。在现实中，在现实的价值体系中，从牛仔裤西瓜堆里钻出来的第一拨商人阶级，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还有一段差距，此时一脚高一脚低看着跟一头沉似的。《我们走在大路上》里有这样一段台词：

 

1加1等于1——歌德巴赫还甭跟我这儿牛B

赶今儿，三毛钱先等于十斤粮票再等于四毛钱操咱也陈景润！

从前派出所一审我就审投机倒把倒买倒卖

赶今儿，人不说平反昭雪人说那也挺有学问

晚报上“T型人才”啥的咱也听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