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与阶级权力的复辟 （四）

戴维 • 哈维（David Harvey）着 李度文 译

 

实际上1980年代全球经济中最强有力的是日本、东亚“虎”经济体和西德。这些国家虽与新自由主义在制度上有根本的不同，却有很好的经济成就，这样就很难鼓吹说只要全世界转向新自由主义，便是缓解经济沉疴明显可见的药方，更甭提想强制实行新自由主义了。确实，日本与西德的中央银行一般都遵循货币学派的路线（西德的联邦银行尤其戮力对抗通货膨胀）。但西德的工会仍很强大，工资水平也比较高。影响之一就是刺激了高度的技术创新，让西德在这方面得以在国际竞争中保持领先。出口导向的增长推动西德前进成为全球龙头。在日本，独立的工会不是软弱无力便是根本不存在，但政府投资于技术和组织的变革，公司与金融机构的关系又密切（这点在西德也有合宜的安排）遂造成惊人的出口导向增长的表现，其它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如英国和美国却为此受害不小。（注24）1980年代世界总体的增长率甚至还低于困难重重的70年代，像德、日这样的增长并不依靠新自由主义。到1980年代末，那些明显走新自由主义道路的国家看来仍未脱经济困境。很难不下结论说：西德和日本的积累“体制”堪为效法的榜样。许多欧洲国家因此抵制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在朝向西德模式前进（有些相当成功）之际，越来越能找出保留他们的许多社会民主遗产的办法。（注25）在亚洲，日本模式在威权统治体制下（这种体制是新自由主义更为普遍存在的隐而不显的特点之一）植入南韩、台湾和新加坡，也证明是可行的，且不失过得去的平等分配。但从阶级权力复辟的立场来看，西德和日本模式有一个方面是不成功的。1980年代期间，在英国，尤其是在美国，快速扩大的社会不平等在其它地区受到了遏制。如果旨在把阶级权力交回给上层精英，新自由主义很清楚便是良策。但新自由主义既未能刺激真正的经济增长，怎么在全世界达到这个目的，就成了问题。

在这点上，达姆尼尔和利瓦伊的论述以及布伦纳尔（R. Brenner）、高温（P. Gowan）和波林（R. Pollin）的补充提供了许多必要的证据。我从中萃取三点独特的要义。（注26）第一，1970年代开始的金融化转向，在1990年代加速进行。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快速滋长。金融市场经历了一波强大的创新浪潮，成为更加重要的协调工具。在1980年代的西德和日本，公司与银行之间特有的紧密联结曾对两国的经济大有帮助，这种紧密联结此时却受到削弱。 日本的土地与房地产市场崩盘引发了经济恐慌，银行部门也处于危险状态。德国的急促统一造成了压力，早先德国人掌握的的技术优势不再，那儿的社会民主传统遂不能不备受质疑。但德国对新自由主义的抵抗并未减其强劲力道，近至2004年，取消政府养老金和免费高等教育这类社会民主成果的企图，仍遭未竟的战斗力抗。第二，在克林顿时代支配经济政策的华尔街/IMF/财政部复合体，不仅能劝服、诱骗而且还藉由结构调整方案强制发展中国家走新自由主义道路。美国也用优先进入巨大的美国消费市场的胡萝卜，说服许多国家遵循新自由主义路线改革他们的经济，特别是向美国的金融资本开放他们的资本市场。这些政策使美国1990年代的经济快速扩张。美国当时靠给付较低的工资才达到充分就业，正如波林所论证的，大部份人的福利就算没有净损失，实际上也没怎么改善（注27），即使如此，美国却看似已获良方，它的政策恍若值得仿效。美国劳动市场的弹性化开始奏效，对盛行于欧洲和日本的较为僵硬的体制造成竞争的压力。然而，美国成就的真正内情却是：它现在能够从在世界其它地区的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中汲取高度的收益率，再汇回美国。美国1990年代的富裕大多得益于这股由全球各地源源而至的贡赋。第三，新取得经济学正统地位的货币学派理论向全球扩散，也发挥了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作用。早在1982年，凯恩斯经济学就已从「国际货币基金会」（IMF）和「世界银行」的权力决策核心给清除掉了。而到了1980年代末，帮助训练世界大部份经济学者的大多数美国研究大学的经济学系所也都沦为与货币学派大体一致的论点。

所有这些方面的因素汇集成威猛的意识形态攻势，产生了1990年代中期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注28）于是乎，新自由主义的美国和英国模式就给说成是解决全球问题的对策，连日本和欧洲（更别提世界其它地区了）也因而受到必须采取新自由主义道路的极大压力。讽刺的是，正是中左派的克林顿和布莱尔在国内和国际上对巩固新自由主义的作用居功最伟。「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形是世界制度改革的顶点。按照规划，WTO为全球经济的贸易投资设定了新自由主义的标准和规则。但它的主要目标却是为资本的流动扫除障碍，极力打开尽可能大的世界市场（虽然总会附上保护关键“国家利益”的限制条款），因为美国以及欧洲、日本的金融势力得以从世界其它地区榨取贡赋便有赖于此。

以上对新自由主义在全球不同地区的不平衡发展的概要叙述表明，新自由主义的植入同样也是经营方式多样变化、创新以及国家、地区（有些情况甚至是大都市）在治理与经济发展模式上竞争（有时是垄断型竞争）的结果，而不能单单归因于像美国这样的某个霸权强加某种正统模式。简要考察一下中国的怪异情况，最能说明此言不虚。

 

四、中国的特异情况

 

1978年12月，邓小平挂帅的中国领导阶层面临毛泽东死后政局不定和数年经济停滞的双重困难，宣布了经济改革方案，恰与英国和美国转向新自由主义同归一途，这很难不看成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偶合事件。其结果就是在中国出现了与专制集权统治交错结合的特殊类型的新自由主义。但对东亚和东南亚的许多地方来说——最明显的是南韩、台湾、新加坡——专制统治与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结合已确立有年。就如早已形成重大影响先例的智利所显示的，专制体制与新自由主义彼此决非无法兼容。

邓小平虽未放弃以平等为中国的长远目标，却力主为了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必须解放个人和地方的主动创发精神。循此逻辑而来的题中应有之义，即必然随之而至的一定程度的不平等给视为理所当然应该容忍的事。邓小平在小康（一个让全民过上好日子的理想社会的概念）的口号下，集中全力搞农 业、工业、教育、科学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译按：四个现代化”应为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改革力求在中国经济内部施加市场力量的压力，想藉此激发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从而希望促进创新和增长。市场定价机制虽经采用，但可能远不如快速下放政治经济权力给地方省市来得重要。此外，中国还开放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虽然极为有限且在政府严格监管下），因此而结束了中国与世界市场的隔绝。对外开放的一个目的就是获得技术转移，另一个目的则是要得到足够的外汇储备以购买必要的设备，支持具有更强大的内部动力的经济增长。（注29）

如果在世界场域内没有先转向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为中国大张旗鼓进入和纳入世界市场打开空间的话，中国经济就不会走上后来不同寻常的演变道路，也不会达到已有的成就。因此，中国之得以崛起为一个全球经济势力，有一部分必须被视为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转向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意外结果。

这么说绝未轻忽中国本身内部改革运动的曲折道路的意义。中国人尤其必须了解的是，如果没有阶级关系、私有产权的相应转变以及其它通常为繁荣的资本主义经济奠立基础的所有制度安排，市场对改造经济形态其实并无多大作用。沿着这条道路的演变既缓慢又经常有各种矛盾对立和危机。这点在1980年代便显现出来，例如中国出色的增长率大部分是由在中央控制的政府部门之外促动的，而不是如中国人所希望的，用市场改革和更为灵活的市场定价机制提高依官僚结构组织起来的政府部门的生产力和竞争力，来带动经济增长率。即使在工商管理方式和政治控制以及获得政府管制的信贷上，国有企业比许多由地方创办的乡镇企业和本地私人资本享有大得多的优惠，也依然如此。但既然增长的动力源于地方或私人部门，而非中央政府部门，那么要持续增长就需要且最终也会要求进一步的权力下放和私有化。与此相应的政治自由化的要求，在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受到令人瞩目的镇压中达到顶点，这表示相应于要求进一步经济自由化的压力，在政治领域里也有巨大的矛盾对立。

对1989年事件的反应是发起新一波的经济改革，其中有些改革把中国推向更接近正统的新自由主义。汪晖将之概括如下：

「货币政策成为主要的调控手段；大幅度调整外汇牌价，汇率接近统一，从而促进了出口，对外贸易形成了竞争和自负盈亏的经营机制；“双轨制”的差价缩小；上海浦东地区全面开放，各地开发区纷纷上马。」（注30）

然而，第一波进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的际遇非常不同。外资起初被引入南方沿海地区的四个经济特区（这些地区接近香港被认为是有利之处）。这些特区的「最初目标是生产出口商品赚取外汇。它们也充当观察外国技术和管理方法的社会经济实验室。他们提供外国投资者一系列奖励措施，包括：免税，及早汇出利润和更好的基础设施。」后来中国政府为吸引各类外资还指定了几个“沿海开放城市”和 “经济开发区”。但外国公司在汽车和制成品这类领域，想占有中国市场的企图一开始没能成功。福特的合资公司差点生存不下去，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公司在1990年代初便铩羽而归。只有出口劳力密集商品的部门才在初期颇有斩获。1990年代初进入中国的外来直接投资三分之二以上（在得以生存的企业中所占的比例更高）由海外华人所组织（特别是香港，但也有台湾的）。中国对对资本主义企业在法律上的保护薄弱，促使非正式的当地关系和可靠的人脉显得重要，海外华人在运用人际关系方面占有优势。（注31）

1997-8年制造业部门的乡镇企业大量破产，殃及许多在主要中心城市的国有企业，结果这成了个转折点。原本中国经济的改造主要是由中央政府下放权力给地区、出口区和地方来驱动的，此后则由价格机制与竞争取而代之。结果许多政府经营管理的部门即使不是遭到摧毁，也严重受创，造成了广大的失业浪潮。工人群起抗争的报导时有所闻，中国政府若想维持不坠，就必须面对吸收大量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注32）1998年以来，中国一直力图用发行国债投资大型项目，改建基础设施来处理这个问题。他们正计划推动一个远比已经很大的三峡工程更具雄图的南水北调项目，引长江之水入黄河，至少耗资600亿美元。自1992年以来，至少42个城市的人口已扩大到逾百万之数，城市化的速度这样惊人，就不能不大量投资固定资本。在主要城市正建设新的地铁系统和高速公路，还规划建设8500英里新铁路，把内地和经济勃发的沿海地区连成一片，包括上海与北京间的高速铁路以及通往西藏的铁路。奥林匹克运动会推动了在北京的重大投资。上述建设投资的总体规模远远大于美国在1950与60年代建设的州际高速公路系统，有可能吸收未来几年的剩余资本。然而，这是运用正统凯恩斯理论的赤字融资方式，具有高度风险，因为如果这些投资不能适时获利再投入积累过程中，政府的财政危机很快就会使中国遭受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严重后果。（注33）

但是1997-8年的危机也为私人（特别是外国）资本在不用承担退休金和福利权利等社会责任下接管破产的国有企业，开了方便之门。在1990年代，近5000万国有部门的职工下岗，农村则有日益增加的1亿5千万待业的劳动者可用，中国的劳动力大量剩余，加以容易取得政府支持的信贷，这时外资（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的资本，但美国和欧洲的资本亦然）就更便于按照己意改组许多中国的制造业部门。到200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40%以上源于境外直接投资。从那时起，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在发展中国家居首位，早在2004年即广被预测会成为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FDI接受国。（注34）对中国市场有兴趣的跨国公司此时已能趁机获利。例如在1990年代早期投资失利的通用汽车（GM）公司，1990年代末又重进中国市场，据报导， 2003年在中国的投资获利远高于在美国国内的公司。（注35）外来的投资者虽然在技术上不如当时已缺乏竞争力的国有企业，但根据许多报导所云，比起本地私人部门实际上仍占有优势，本地私人部门在一些重大项目还不准投资，而且要为政府干部和政府控制的银行机构的腐败付出隐性成本。这些都造成外来投资（包括海外华人）在制造业中比本地资本更占支配地位。

但是这一大规模运动的法律制度基础仍未确立。非正式的土地和房地产市场已经产生，特别是在城郊地区。强大的原始积累浪潮随之而至。例如，村社领导人在与外来投资者谈判时经常实际握有村社土地和资产的产权，后来这些产权就给确认为归属他们个人，事实上是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把公共土地圈成少数人的私产。汪晖写道，在这混乱的过渡中，「大量国家资产“合法地”和非法地转化为少数人的经济利益。」（注36）即使没有明晰的产权制度，土地和房地产市场的投机也很盛行，特别是在城市地区。然而，2004年私有财产权终于堂而皇之地加载中国宪法，标记了对本地企业家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的认可，这更合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惯例。中国共产党已允许企业主加入，这可能会出现类如 “公─私”共治的体制，如前所述，新自由主义政权即以此为特征。

简言之，中国经历了一场资产者与资本家阶级彻底形成的过程，而不像在美国那样，是一个前已存在的阶级权力的复辟）。（注37）社会不平等当然从未消除中国经济中的制度性不平等。城乡差别甚至形诸法律。但在改革条件下，汪晖写道，「这一制度性的不平等迅速转化为阶级和阶层的收入差别，从而促成了社会分化。」（注38）于是中国也很像美国的里根时代所曾发生的，逐渐发展成一个非常独特（而且几乎可确定是不稳定的）混合体，结合了由政府指令用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融资建设基础设施项目，与更不受约束的新自由主义式私有化，加上在威权统治下巩固阶级的权力。随中国向外贸、资本流入和外国影响开放而至的压力和机会，无疑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过一段过渡期后，在世界市场基本上势必得遵从新自由主义的规则。但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权力与其运用威权手法自如的能力，以及转轨过渡过程的特殊情况，使中国具有一些非常独特的特点。中国的模态能否藉中国在世界的强大竞争力反过来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常规道路产生强烈的影响，仍难立判。鉴于内含在新自由主义中的反民主倾向较为隐而不显，中国明显的威权体制特别令人忧虑不安。这么说的言下之意是，转向新保守主义（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某些欧洲国家，意大利尤其明显），可能是内在于新自由主义的反民主倾向的加深，而非彻底的背离。而中国的竞争压力可能会为朝向威权体制发展的这个趋势增添动力。

然而，中国不是唯一在全球具有潜力的竞争者，仅举两个其它的例子，在俄罗斯和印度发生的阶级改组，其影响也可能越过国界。（注39）像在坎昆会议中巴西、印度、中国、南非和其它国家之间形成的新的体系联合，很能标记在全球政治中出现一种完全不同的势力，冷战时期世界分为对峙的两大阵营，1955年聚集于万隆的国家另组成一个不结盟国家的集团，而在坎昆会议形成的联合即使不比不结盟国家集团更具发展潜力，也同等重要。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显示，我们所面对的绝不是单纯从某个霸权中心“出口”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必须被看成一个没有中心的不稳定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的特征是各地区的不平衡发展和诸多生气勃发的政治经济权力中心之间强大的竞争压力。

五、成就：再度盛行以剥夺达成资本的积累

 

要怎么样才能说转向新自由主义已解决了资本积累趋缓的问题呢？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实际表现上，新自由主义乏善可陈。1960年代，全球总体的经济增长率大约3.5%，即使在困顿的1970年代也只跌到2.4%。但后来的1980年代全球经济增长率只有1.4%，1990年代则为1.1%，而自 2000年以后只近乎1%，这表明新自由主义对刺激世界范围的经济增长大体是失败的。（注40）那么，为什么那么多人会给说服相信新自由主义是“不二法门”（ the “only alternative”），而且成绩斐然呢？有两个原因尤为重要：第一，地区不平衡发展的变动越来越剧烈，使某些地区靠牺牲其它地区而至少暂时得以有长足的辉煌成就。例如，若说1980年代主要属于日本、亚洲“诸小虎”和西德，而1990年代属于美国和英国，那么同理，接着会另有其它地区获得经济成就，这一此起彼落始终有某个地区经济表现出色的事实却掩盖了新自由主义总体上失败的实情。第二，从上层阶级的立场来看，新自由主义的成就宏伟。它或在美国和某种程度在英国让统治精英重拾阶级权力（见第二节），或在中国、印度、俄罗斯及其它地方创造了形成资本家阶级的条件。这两种情况的要害都在于不平等的扩大。（注41）借着上层阶级控制的媒体，便可大肆宣传这样虚妄不实的论调：经济失败的地区是因为竞争力不足，这种论调得逞后，就便于搞更加新自由主义式的改革。这种谬论还说，企业的冒险和创新会提高竞争力与刺激增长，而一个区域内扩大的社会不平等对鼓励企业的冒险和创新则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底层阶级的生活条件恶化，那也是因为他们由于个人和文化的原因，未能用心受教、具备基督新教勤俭致富的工作道德、服从工作纪律、敏于适应工作变动等等，以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简言之，会出现各自特有的问题，都是因为缺乏竞争力，或者个人、文化和政治上的缺陷。这套谬论继续说，在一个达尔文主义的世界，只有适者才该也才能生存。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问题就这样被铺天盖地的意识形态说辞与过于将危机归因当地因素给遮掩住了。

如果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成就是把既有的财富重加分配而不是增加生产扩大财富，那就得找到转移资产的方法，把民众的财富和收入重新分配给上层阶级，或从贫弱的国家转给富裕的国家。我曾在别处以“用剥夺达成的积累”的题目说明了这些转移财富的机制。（注42）马克思曾揭示过资本主义初兴时期的“初始”或“原始”资本积累，我所谓的“用剥夺达成的积累”与马克思所论者同，意指持续扩展的资本积累行径。这包括：土地的商品化和私有化、像近来墨西哥与印度那样的强行把农民逐出农村；将公共、集体、国有等各式各样的产权转化为私人独占的产权；压制平民百姓的权利；劳动力的商品化与压制本地的生产和消费形式；用殖民、新殖民与帝国主义的方式占有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资产的过程；交易和税收的货币化，尤其是土地交易和和地租的货币化；奴隶贸易（这仍在持续进行，特别在色情的性产业中）；高利贷和国债，而最有破坏作用的是，利用信贷体系作为原始积累卓具成效的手段；国家政权因垄断了暴力和规定何者合法的权力，在支持和促进这些原始积累过程上，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我们现在还可在这一系列机制中加上许多另外的手法，如：从专利权和知识产权中汲取租金，减少或者取消用一代（或不只一代）的社会民主的阶级斗争赢得的多种公共财产权利（如国家抚恤金，有薪假期，公费教育和公费医疗）。例如，智利在独裁统治下首开先河把所有由国家管理的退休养老金私有化，而这成了美国新自由主义念兹在兹的目标之一。

从“初始”和“原始”积累的角度论及中国和俄罗斯近来的事件或许说得通，但最好把美国与其它地方让资本主义精英重获阶级权力的所作所为，看成正在进行的用剥夺达成积累的过程，这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快速跃居主导地位。我挑出四个主要部份加以论述：

1、私有化

把迄今犹存的公共资产公司化、商品化和私有化一直是标记新自由主义计划的特点。其主要目的是在原本不计盈亏的部门为资本积累打开新的场域。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水、电信、交通运输等所有的公用事业、社会福利（社会住宅、教育、健康医疗、退休养老金）、公共机构（如：大学、研究实验室、监狱）甚至战争（与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武装部队一道行动的私人承包商“部队”很能说明这点），凡此种种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私有化了。由「世界贸易组织」所谓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所确立的知识产权，把基因材料、物种血浆以及其它产品的所有形态都规定为私人财产。使用生物药剂的民众对这些基因材料的研究发展本具有关键作用，这时反要为此而付费。盗用生物资源甚为猖獗而大肆掠夺世界储备的基因资源则让少数大制药公司获利。全球共有的土地、空气、水日益损耗殆尽，生存环境恶化之处大量激增，使得农业只能以资本密集的方式生产，这也同样是用各种方式把自然界全面商品化的结果。文化形式、历史和创意经由观光旅游而商品化，造成全盘的剥夺（音乐产业已因占有和利用民俗文化及基层民众的创意，而臭名昭著）。如同以往，政府的权力经常给用来强制推动这些过程，甚至不惜违背民众的意志。逼退旨在保护劳工和环境不致受害的管制体制，诸多权利也就不保。依新自由主义的正统教义推行的所有剥夺政策中不乏极端恶劣者，把国家退休养老金、社会福利和国家健康医疗这些经多年艰苦的阶级斗争才赢得的公共财产权利又反过来转交到私人领域，就是其中之一。所有这些过程都等于将资产从公共和民众的领域转而纳入私人和特权阶级囊中。罗伊(Arandhuti Roy)在论述印度的情况时说，私有化就意味「将生产性的公共资产从政府转手给私人公司。生产性的资产包括自然资源。土地、森林、水、空气。这些都是政府受它代表的人民委托代管的资产……攫夺这些资产，把它们当股票卖给私人公司是个野蛮的剥夺过程，规模之大史所未见。」 （注43）

2、金融化

1980年以后掀起的强大金融化浪潮，以投机与弱肉强食为特点。国际市场上金融交易的每日成交量从1983年的23亿美元上升到2001年的1300亿美元。2001年的每年成交量有40兆美元，相较之下，支持国际贸易和生产性投资，估计仅需要8000亿美元。（注44）解除管制让金融体系成为藉由投机、掠夺、诈欺和盗窃重新分配财富的主要中心之一。股票促销、庞吉诈术（Ponzi schemes）、因通货膨胀而整体资产的毁灭、用并购剥夺资产、提高债务责任使整体民众（甚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众）都沦为债奴，更别提公司诈骗、用操纵信贷和股票剥夺资产（藉股市崩盘和公司破产掠夺退休基金，使其遭受大量损失），凡此种种都成了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主要特点。资本所有者用股票选择权（stock options）付给资本管理者报酬，两者的利益藉此结合起来，遂极为看重股票的价值。如我们现在所知，这造成对股票市场的操纵，大量财富因而以牺牲许多人的利益为代价流到少数人手里。恩龙（Enron）公司举世瞩目的破产，很能代表剥夺许多人的生计和养老权利的普遍过程。此外，我们也应注意对冲基金（hedge funds）与金融资本的其它主要机构利用股票投机掠取利益，因这是在全球用剥夺达成积累的真正最重要的手段，即使这被以为给了资本家阶级“分摊风险”的正面利益。（注45）

3、危机的管理与操纵

大多数新自由主义的金融操纵都有投机泡沫的特点，而且还经常是诈骗性质的泡沫，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过程把触发“债务陷阱”作为以剥夺达成积累的主要手段。（注46）在全世界制造、管理和操纵危机，已经发展成刻意把财富从穷国重加分配给富国的高明手法。1979年，弗克尔突然升高利率，借款国必须偿付的债务利息在美国国外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便提高了。像墨西哥之类的一些国家被逼破产，只好同意经济结构调整。美国宣称自己是个安排纾困资金以维持全球资本积累的稳定和正常进行的高尚领导者，但美国同时也在墨西哥当地发生危机时运用本身强大的金融势力，为掠夺墨西哥经济大开方便之门。这就是美国财政部/华尔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复合体最擅长在各地干的勾当。1990年代，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主席格林斯潘就有几次用了与弗克尔同样的策略。在1960年代，个别国家并不常发生债务危机，而到1980年代和1990年代却屡见不鲜。发展中国家几乎都难以幸免，在像拉丁美洲这些地方，这类危机的频率之高，已可视为当地特有的痼疾。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这些债务危机被策画、管理和控制，目的既在把资本主义体系合理化，也在重新分配资产。韦德和弗纳罗索（Wade and Veneroso）在论述1997─8年由美国对冲基金的操作而引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时，切中要害：

「金融危机总是把所有权和权力转移给那些得保资产安然无恙和有能力创造信贷的人，亚洲的危机也不例外……西方与日本的公司无疑是大赢家……大幅的货币贬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的金融自由化与其促进的经济复苏，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更加速了国内资产向国外的转移，规模之大为过去50年来举世在和平时期所未有，连198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或1994年墨西哥的国内资产向美国所有者的转移，也相形见绌。这让人想起米伦（Andrew Mellon）说过的话：“在萧条时期，资产回到它们正主儿的手里。”」（注47）

这完全与刻意制造失业产生大量低工资的剩余劳动力以便进一步积累雷同。有价值的资产报废，丧失了价值。它们闲置无用，奄奄一息，直到握有流动资金的资本家加以青睐，大肆利用，才给他们注入新生命。然而，危险的是，危机可能失控，蔓延全局，或者民众会蠭起反抗造成危机的体系。国家干预和国际机构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精心安排危机和贬值，使积累可以靠剥夺达成，又不致引起全面的崩溃或民众的反抗。由华尔街\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复合体施行的结构调整计划，负责让积累得以靠剥夺达成，而有帝国主义强权的军事援助撑腰的新自由主义买办政权则在遭掠夺的国内职司确保不会发生民众的反抗。但不久就出现了民众反抗的迹象，首先是1994年在墨西哥的萨帕塔（Zapatista）起义，其后便是在西雅图奋力抗争的反全球化运动所表现出的普遍不满。

4、国家政权执行的财富再分配

国家政权一旦转化成一套新自由主义的机构，就成为再分配政策的主要执行者，社会民主派当权时期财富从上层流向低层阶级实行再分配，这时则倒头逆转。先是实行私有化方案，并砍掉支持社会工资（social wage）的国家支出。即使在私有化看似对低层阶级有利时，长期效果也会不利。例如，乍一看来，撒切尔在英国实行的社会住房私有化计划似乎是送给底层阶级的一个礼物，底层阶级此时可以用较低的成本由租用转为所有，获得有价值的资产，增加他们的财富。但一旦完成了产权转移，房产投机就接管了，特别是主要的市中心地带，最终收买或强迫低收入人口搬出迁移到像伦敦这类城市的外围，往昔工人阶级居住的地区给改建成豪宅中心。在市中心区丧失了负担得起的住房，造成许多人无家可归，也使那些从事低薪服务工作的人上下班的路程非常之长。墨西哥村社农场的私有化成为1990年代制订的新自由主义计划的中心内容，对墨西哥农民的前途造成类似上述的影响，迫使许多农村居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寻找工作。中国政府也完成一系列严酷的步骤，损害人民大众的利益，把资产交给一小撮精英。

新自由主义政权也用许多其它的方法谋求再分配，如：修改税则以有利于投资收益而不是收入与工资，在税则中提高累退的部份(如销售税)，把原本由政府支出对所有人免费的项目改为使用者付费（如高等教育），以及给公司提供大量补贴与免税等等。如今美国在联邦、州以及地方各层级的公司福利计 划等于把民众的钱转为公司的利益（直接的方式如补贴农业公司，间接的方式如给军事工业部门订单），非常类似于美国实行降低抵押贷款利率税，大量补贴高收入屋主与建筑业。监视和警戒的加强，以及（如美国的情况）关押不服从的民众，显示严酷的社会控制发挥了更加邪恶的作用。在发展中国家，反抗新自由主义与以剥夺达成的积累可有更强大的力量，新自由主义政权很快便大肆镇压，甚至对像墨西哥的萨帕塔或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这类反抗运动发动小型战争（许多反抗运动现在可以随便给指为“恐怖份子”以获得美国的军事援助和支持）。（注48）

事实上，罗伊（Roy）说，「维持七亿人生存的印度农业经济正被勒得喘不过气来，生产过多的农民陷入困境，生产太少的农民也处境危殆，没有土地的农业劳动者因大庄园与大农场解雇农工而失业，他们全成群结队跑到城市找工作。」（注49）在中国，据估计，如果要避免农村的混乱和反抗，在下个十年内必须以城市化吸收至少5亿人。还不清楚他们在城市会做什么事，虽然如我们所见，目前正在规划的大量物质基础设施设总会吸收由原始积累排斥出来的剩余劳动力。

新自由主义的再分配策略繁复多样，精巧细密，经常先用意识形态的漂亮说辞加以掩饰，但对弱势人群和地区的尊严与社会福利损害极大。用剥夺达成积累的步骤正在加紧进行，全球的正义运动已花了许多工夫揭露其使用的手段和后果。再来的问题便是，对这些步骤的反抗历来是怎么被表述的，又怎样能表述得更好。（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