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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著名文學家魏巍於
一位真實的人
一悼魏
巍
周良沛
一、
深夜，北京一位年輕的朋友來電話說：“魏老走了，你知道嗎？”
我無語以答，他完全理解，在夜的沉寂中，仍然可以聽到他輕輕放下電話之話筒的聲音。
什麼也不能做了，什麼也不能想了，既是千頭萬緒，又是一片空白。他走了，一點也不意外。“八一”晚上，我照當兵出身的習慣，此日都給一直保持聯繫的各方戰友都去個電話時，他夫人秋華同志就跟我說過：
“老魏不行了，認不得人了，可能你來也認不得你了，我到面前他都犯糊塗﹒﹒﹒﹒”
他是位作家，是位有思想的作家，亳無疑問，真正的，好的作家，必然都是有思想的，但他的作品中，尤其是他的隨筆、雜文中的思想鋒芒，還有不同於一般作家應具的那份“思想”，是位傑出的思想家之思想。對於這麼一位同志，此時此刻一旦“犯糊塗”，即便他自己在“犯糊塗”時已不會清醒地想到別的，知他者卻要為命運在“糊塗”一位思想家之殘酷而痛心；上天對這樣的生者，讓他活著，也扼殺了他的生命；太殘酷了，它未必比有人認為更可怕的狀況可怕。
這回，秋華同志告我的是：沒有經過什麼折騰，再受什麼痛苦，他就走了﹒﹒﹒﹒”
我也算能夠長長地舒口氣了。我自己活到這把年紀，節日裏也少不了有晚輩來祝我 “長壽”之類的話，我能回答的總是：“不求‘長壽’，何況年過古稀己不短壽了，往後只要活得不難受就行了，否則，自己受罪，還拖累家人！”人說“好人一生平安”，這回他沒受什麼痛苦，很安靜地走了，也是蒼天給一位好人最後的平安吧。
之後，也就是他生命最後的二十來天，病況似乎有所好轉，聽說在病房自個兒還能看看電視什麼的，對熟人來說，它無疑能為之振奮。九號他從昏睡中醒來，見是孫子立在病床邊，看來，他已清醒地感到自己生理狀態的昏迷，但靈魂永遠不會昏迷的那種美質的清醒又教他想擺脫這種生理狀態的昏迷再清醒一些，才對孫子說：“抱著我的腦袋搖一搖﹒﹒﹒﹒” 孫子抱著他的腦袋輕輕地搖著，他提高了聲音說：
“我交待你的，只有一句話：‘繼續革命，永不投降！’記住了沒有？”
“記住了！爺爺！”
“你照說一遍！”
“繼續革命，永不投降！”
“你還說一遍！”
孫子以堅定的強音再說：
“繼續革命，永不投降！”
不想，他還說“你再說一遍！”等孫子說完第三遍，祖孫二人己是淚流滿面，哽咽難語了﹒﹒﹒﹒。
這才是魏巍！一位永遠清醒的人，哪怕到了另一個世界，他清醒的思想也清晰地印在白紙黑字的書上，只要願讀他作品的讀者，永遠都在聽他講自己之所想。
這才是魏巍！他要將一生為之奮鬥的理想傳承下去，雖然這個天下是靠革命者以恩格斯所說的，是以權威的手段打下的，今天講它，不僅不時髦，幾乎有點不合時宜，人家也不愛聽。但他沒有外國銀行的存款、房地產，只有自己為之驕傲的精神財富，要兒孫像接受自己的血緣那樣，無法拒絕地傳承下去。這是他的遺囑，有了孫子堅定的回答，他可暝目了，怎不淚流滿面呵。
在這大講“多元”的年月，意識形態自然難以匯合什麼核心。對他之所想，無論有什麼看法，都很正常。但是，他確實是一位“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的 ，過去還有譯文譯作“隱瞞自己是可恥的”革命者。當流行“什麼都是假的，只有騙子是真的”這一說法的社會生活中，自然好人還是多的，否則，一個社會也不成其社會，而它又畢竟說透了一切都商品化後對道德腐蝕的穿透力。此時此地，做一位這麼真實與胸襟坦蕩的人，很不容易啊！
二、
他比我整整大一輪；大家都老了，這種差距反而感到小了，多少比我們年輕得多，有才能的同志卻比我們先走了的，也多的是。可是，這一輪年紀，在我還是人稱的“小鬼”時，他這作家，還是名作家，對我是很神秘的。半個多世紀前，我還在“康藏公路”工地，一九五三年冬傳達周恩來總理在全國第二次“文代會”上的報告時，有個特別吸引人的插曲。在總理講到要寫時代的理想和他的代表人物時，他推開講稿，對著話筒講：“在座的誰是魏巍同志，我想認識一下這位朋友，我感謝你為我們子弟兵起了個‘最可愛的人’這樣一個稱號！”這時，全場都望著從座位上站立起來的魏巍熱烈鼓掌﹒﹒﹒﹒。他是以寫作為人民服務的楷模呵！
也是三十年前，十年動亂後不久，對過去的冤假錯案，雖然未見有關政策出臺，群眾和一般幹部，包括那些不整人的領導，在認識和情感上，實際上都給這些同志平反昭雪了。大作家、也稱 “大右派”的丁玲、艾青都以求醫之名，回京看病了。我自己參加了“詩歌座談會”後，也留住在北京。因為已有上海《文匯報》發表了艾青的詩《紅旗》在先，丁玲（我們習慣稱“老太太”）也交了一篇《讀魏巍〈東方〉》的短評給《文藝報》。有天，她對我說：“你在雲南，跟‘雲南幫’總會有些關係的，見馮牧你問一聲，聽聽他的口氣，我的文章能發嗎？”這世道到了老太太這樣的作家關心自己的一篇文章能否發表，實實是在特微妙的政治氣氛下以它看作一個政治風向的汽球之故。在京城的文化圈內，馮牧早就是大家眼裏“雲南幫”的盟主，主編《文藝報》，更是周揚的得意門生，以他的態度看風向，是個靈敏度很高的座標。我也注意到，艾青以《紅旗》，老太太以《讀〈東方〉》作他們復出亮相的作品，也流露出他們在委曲、伸辯、抗拒被人誣為“右派”的心態。老太太向我傳述了一個過去並不這樣解讀的藝術與政治關係的議題：作品的思想性無論置於何種地位，文藝作品首先還得是個藝術品，才能作它思想作用的保證。這樣來看《東方》的時候，比之過去反映部隊生活的作品，作者用了他很深厚的生活在說思想。前半部的結構、組織，縝密、完整，是下了很大功夫寫出來的。這也是一個人在十年動亂“靠邊站”之際，既不受干擾，也沒有什麼可想，更自信作品寫出來的價值，也相信那時的亂局終將過去，作品總能放在讀者面前的寂寞之際才拿得出來的作品。寂寞對作家是個好東西，耐得住寂寞，是位真正的作家的真品質。《誰是最可愛的人》不同，那樣的戰地通訊，又必然是現場戰鬥生活的及時反映，魏巍原本就是一位詩人，他被現場的戰鬥生活所躁動詩之靈感的熱情，又使一篇本當戰地通訊寫的短文，成了一篇可以傳世的抒情美文。當年還真是老太太以此審美的眼光加以關懷後輩成長的熱情所舉薦，前方，後方，廣泛熱讀。
二十多年後，老太太對《東方》的熱情依然。有次，有他們“雲南幫”的，更多的，是此生的創作經歷和雲南有過關係的人，如寒風，只是開國之際他寫過後來駐滇部隊的一些人與事，否則，從來都是單人匹馬，不愛參與這類活動的。此時見到馮牧，問到
《讀〈東方〉》之事，只見他沉下個臉，陰陰陽陽地說著：“這
“丁玲同志，這多年我一直都得到你的關照，本來早就該來看你，又實在沒有這個臉，五七年我也批判過你，不好意思見你，也不能總是躲著不見，我來賠禮了，求你原諒！”
類似的事，在這裏不是頭回，光是部隊的高層人士，之前還有白羽同志，都是很誠懇的。老太太總有她女中丈夫的氣概：
“不說了，不說了！‘運動’當中的事還能認真麼？何況都過去二十多年囉，你不批判我，人家能放過你麼？”
坐了下來，他說話比較自然了，卻很愧疚地說到當年絲亳都覺察不到周揚借“反右”搞宗派鬥爭搞得那樣殘酷的問題之所在，本著一貫“相信組織”的態度，也相信了他們的謊言，照到那些編造的“材料”，其性質自然是“反黨”，總想以忠貞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自當積極地起來“反擊”、批判﹒﹒﹒﹒。
他說得真摯，是位真實的人。
說他是位“真實的人”，不僅不矯情、不虛偽，也在他是一位追求真，追求真理的同志，為此，哪怕頭破血流。
三、
說起這類的事，最難忘的，莫過於《中流》、《真理的追求》二零零一年六月的停刊，這又是目前誰也說不清楚的事。《真理的追求》說是五月號發表了林炎志《共產黨要領導和駕馭新資產階級》闖了禍，此話也許是實情，但也抬不到桌面上來說。其時，林炎志是吉林省的省委副書記，他父親林楓是開國時東北局的領導人之一，他這幹部子弟，不像我們在海外看到的那些“太子黨”，以其父輩“無產階級”的資本蛻變為新的資產階級。這樣一位同志，能夠坐下來靜心思考無產階級在執政中所遇到的新問題，若非有什麼異樣的心態，實在不該看作有什麼不正常處。既然搞市場經濟出現了新的資產階級，執政的無產階級不是思考如何領導和駕馭它，難道反而是被它演變、融合、吞沒而領導和駕馭麼？何況，今日依然可以看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的《新時期黨的建設文獻選編》四百四十二頁，時為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
若非如此，今日還讀不懂當時有人提出的所謂“中國共產黨要始終成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的深奧。後者之所“代表”，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始終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以民族利益為重，上世紀三十年代日本軍國主義的武裝入侵，就有與國民黨的所謂“國、共合作”的“民族抗日統一戰線”，存史的書面文字，也統稱為“民族解放戰爭”。但在此處，“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與“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並列對稱來看，後者則抽去了“工人階級”的階級屬性，“同時”具有全民黨的概念了。因此，此時談對資產階級的“領導和駕馭”，怎知可能敏感到犯忌。存在決定意識；平民百姓，一般幹部，除了從馬、列的聖賢書裏知曉判斷是非的觀念，哪能都會與時俱進到此時的現實所要求的高度。難怪要闖禍。
若說停了《真理的追求》還有這麼個說法，停了《中流》，傳言則是“反對了‘三個代表’”，這真是莫須有的罪名。《中流》，魏巍是總編，社長是張常海同志。常海不久前還告我：當年調審《中流》的清樣，如今還一頁不缺地保存完好，任何人都可以看看，上面有哪一句話是“反對了‘三個代表’”？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如今，誰都知道，文宣部門若要查封書、刊，只會電話通知，絕不下文，絕不公開批判，下了文，白紙黑字授人以柄，公開批判，越批越香，等於免費廣告。民眾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此種逆反心理從何而來？這恰恰不是迥避、繞道走，而是要正視，乃至需要反思的問題。但是，有權者的尊嚴，似乎都不屑如此，否則，有損官尊。
為此，說了你“反對了‘三個代表’”你能奈何？雖然當時還不像後來那多以“損害名譽”上訴的，但若鬧開了，對簿公堂，人家可沒留半個字給你捏著，一張嘴兩張皮，到時候隨人家怎麼說都行。要是敢怒不敢言，這麼一頂大帽子壓下來，還不嚇得尿濕了褲子？
其實，誰也不會明目張膽地反對“三個代表”，但《中流》沒有為此發社論或評論，以對待馬、列的經典似地予以表態和解讀倒是真的。《中流》的刊名，本來就同名於上海一九三六年九月創刊的《中流》。它內容廣泛，文體多樣，又側重雜文、隨筆。主編黎烈文倒是政治色彩不濃的學者，但以魯迅、茅盾、胡風、巴金、唐濤、蕭紅、蕭軍、老舍、歐陽山、夏征農等作者群看，左翼意味很濃。它創刊於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頗有思想激進於中流砥柱的鋒利。魏巍年輕時很喜歡上面以魯迅領軍的雜文、隨筆，自己主編《中流》，絕不願版面上是些官話、套話的平庸、乏味。總是從宏揚中國革命傳統的角度針砭時弊，尤其是針對貪腐惡性蔓延的憂心，深得為創建新的共和國曾出生入死的老一代革命者的歡迎。從它的基本讀者群，足以說明它的傾向性和影響力。絕非有違核心價值觀的。若將這個社會的這一族群劃在異己於核心價值觀外，這個是非當如何斷，只有讓時間、歷史來說話吧。中國很多文藝期刊，並不見別家為“三個代表”像理論思想的書刊那麼對此表態、探討，要它作跨學科的偉績，獨獨如此厚望於《中流》，它承受得了麼？若以核心價值觀衡量，文化市場上多少晦淫晦盜的玩意兒招搖過市都沒管過來，獨獨為此嚴求《中流》“整頓”而停刊，也是為了核心價值觀麼？不然，此中又有什麼在“彎彎繞”呢？
這可不是容易弄明白的事。只是從《真理的追求》所犯之忌，大家才想到《中流》是不是也成了“共犯”？因為主編魏巍也不同意工人階級先鋒隊的組織接受資產階級加入。這比林炎志《共產黨要領導和駕馭新資產階級》還要厲害，不僅是領導和駕馭的問題，而是反對他們入黨。雖然他的意見並未公開於《中流》，能借此掃《中流》一把也沒有什麼不好。《中流》唱的“革命”和“傳統”的調門，跟當時有的領導認為既然是市場經濟，幹部拿“回扣”應是理所當然的繁榮和鶯歌燕舞實在不協調，難以看順眼。《中流》不識時務呀！
怎麼才能識時務？識的是怎樣的時務呢？
一批全是高層的老幹部，上書中央，不同意工人階級先鋒隊的組織接受資產階級加入。其中自然有魏巍；為此也盯上了魏巍；也鬧准了它是魏巍執筆；雖然都是一批高幹，他總是當中的筆桿子。這樣一來，再簡單的事情，也可以把它弄得很複雜；再複雜的事情，也可以把它弄得很筒單。一位領導在國防大學講話，竟然可以毫不負責的講：一個寫過《誰是最可愛的人》的，最近又寫了《誰是最可恨的人》，其實，他自己就有經濟問題！隨著紀檢部門來人一查，大家都啼笑皆非。魏巍自身己是口袋裏不放一分錢，出門不用一分錢的那個層次的幹部。工資、版稅，每一筆都清清爽爽，全由秀華同志經手。個人的生活，極其簡樸，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有幾次一同出門，他跟大家一樣坐普通車廂，更不帶警衛或公務員，上車時還提著一提籃自己家種的番茄、黃瓜，還有少量的饅頭或烙餅，一路上充饑解喝，就全靠它了。一個人，不是非分的，而是應分的物質需求都沒有，他貪什麼財嘛！鬧了一陣才明白，《中流》不是國家撥款的公辦刊物，不斷有熱愛它的讀者捐款贊助。它完全是一些老幹部，包括一些基層，還有些自己生活不寬裕，或是困難的群眾所捐，從這個族群看，它倒是很能說明“三個代表”中所該代表的。《中流》一“暫停整頓”，它所卦靠的單位，自然希望把這筆款交給他們，為了尊重這些熱心讀者的意向、心願，它又只能專款專用，用於《中流》。何況，既為“暫停”之“暫”，雖然大家也有心理準備它是個“查封”的飾辭，但“官腔”對“官腔”，大家準備“暫停”之後再啟用，不能說是被“暫停”者不可有的想法吧。為此，全社商議，也“暫”以“魏巍”之名立個戶頭將此款存在銀行，不想人家不知從何處探曉到這一情況，竟想借此嫁禍於魏巍。“思想犯”在現代法律上不能存立，道德的敗壞，是容易招致公憤的，用如此的手法將人釘上道德的十字架者，只可能自己被公眾釘上恥辱柱。
四、
官本位，若說是現有體制的寄生物，那也是千年封建文化後遺的毒菌於現有體制的寄生；有權的人是否應挾此自重是另一回事。但在現實之中，往往官有多大，握有的“真理”就有多大，也往往是毋須諱言的現狀。有了首長在國防大學的那兩句話，魏巍所在的部隊，自然不敢不“緊跟”。好好的一個人，非要“關懷”他，要他必須住院 “檢查身體”，而且“關懷”到能保證他的“休息”不受干擾，也不准外人探視。此種“關懷”，實在考慮得十分周到。鄭天翔同志一得此訊，頭一個前去“闖禁”。門衛一攔，鄭老一問魏巍是不是住在裏頭？住在醫院裏的病人為什麼不讓探視？我今天要不親眼看到他是個大活人是不會走的！門衛見此陣狀，連忙進去請示彙報。院領導出來一見是最高法院的前院長，此時若說大話、套話、論法、講紀，大概也是不識時務。忙著說些怕影響病人休息之類的話以應付外，趕緊請了鄭老進去。鄭老見了魏老是放大了嗓門大吼：平時你也沒有好好休息過，對你這麼“關懷”，你就借這個機會好好休息幾天！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黨員按著組織程序向上反映自己的意見，就這一條，理就在咱們這邊，誰要有本事違法、違黨章胡來，要關，要殺，我們跟你一齊去，你擔心什麼？說完，揚長而去，倒把別人聽傻了。
這一境況，除了後面那幾句話魏巍同志還記得，因為沒有熟人在場，都是從醫院裏傳出來的，不一定每個字都記得很準確，但主要內容是不會錯的，也很像鄭老的語氣。而且，往下也有人以“軍官證”進到這所部隊醫院，見到魏巍，只是比手劃腳，似用啞語，或是用筆在紙上對談，不知該當悲劇還是鬧劇？
此類之事，自然不至於鄭老，也必然要彙報到管此事者的耳裏。然而，魏巍畢竟是位公眾人物，這己經不是憑誰的權力可以改變的事實，不論正面負面，此事的影響也無法小。後來又聽說，有領導對下頭不會辦事頗為惱火，頗有“恨鐵不成鋼”的斥責了幾聲，魏巍才得以解禁。但他此一“住院檢查”，一“查”就是三個月，回到他那單門獨戶的小院之家，為了對他的安全“負責”，又加派了門衛，保姆買菜回來，菜藍子都得兜底翻個遍。當年，我們打老蔣的時候，只要對方未持武器，也不至於如此對待，看來，有人把他的筆也當了什麼武器了。
五、
過來人都記得，今日所紀念的“改革開放三十年”，當年就是以“反左”為意識形態開道。“傷痕文學”的配合，更是有聲有色。此時講到“傷痕文學”，自然是個很複雜的問題。對於過去政治生活中的官僚、軍閥作風，違法亂紀、侵犯人權、喪失人性、家長式的首長制之行為方式戳傷我們健康的生活秩序之表現，它所呼喚的民主意識對我們民族的振興，無疑功在千秋。但其中不少作品，作者並無“傷痕”的體驗，故事編造得拙劣。有的也是為趕時髦胡湊的。更主要的，對悲劇之問題的所在，缺乏認真的、科學的思考，一味煽動悲情，看來眼前一團漆黑。擔心新一代的信仰危機的，其中恐怕就不乏在製造信仰危機中曾推波助瀾。若不是借此搞政治陰謀的，這也是為此者的悲劇。何況還有人放了話：實現共產主義，是百年，甚至是幾百年，幾十代人之後的事，若也“務實”的看，那是烏托邦；還是要務實眼前的實用；說來，還是掙錢、拜金務實，及時行樂實用；回想那些並非己經享受到共產主義而慷慨就義，“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我一個，自有後來人”的先烈，用務實的眼光看，不成叛徒，就是白癡。
這又何止是信仰危機的問題？
對此，碰在一起時，我同魏巍有些交談，既聽他暢所欲言，也必然引起我一些思考，以成我對他所言之認識。
他，後來已不可能像當年見丁玲挨整時那樣，你說什麼，我信什麼，一位同志對黨的忠貞被編造、扭曲、醜化為叛徒、內奸的故事也深信不疑。他向丁玲檢討、賠禮、謝罪了，如此的教訓，一生只能有一次。不可再陷入那種未經自身調查、研究、思考的認識之舊轍。如今，他見現實之中的貪腐之風的擴散、蔓延、惡化，重新思考“文革”的問題時，除在反對當時的打、砸、搶的暴力及侵犯人權的行為外，對那衝擊資產階級法權，衝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戰略思想並不質疑。在海外，這已經是研究中國問題的一大思潮，若一味以悲情解讀這段歷史，淹沒在淚水中的往事，恐怕很難有歷史的清醒。對於過去那些對十年動亂的亂狀所作的文章，近日讀到一篇寫到傅作義的故友，“文革”中讓他兒子仲煒前去看望傅時的記述，其中有傅的這麼一段話：
八月份紅衛兵也闖進了我家，氣勢洶洶就在客廳這地方批鬥我。他們問我：“你殺了多少解放軍？”我說“打仗哪有不死人的？” 我不說我殺過，也不說我沒殺過。他們也拿我沒辦法。後來周總理保護我們這些人，讓包括宋慶齡在內的一些人住到軍隊醫院去，躲一躲。我給總理寫了封信說，我不去，我是軍人，我不怕，我願意在家裏接受紅衛兵的教育。周總理還把我的信給毛主席看，毛主席還說我態度正確。其實我心裏清楚，這場運動不是衝著我們這些人來的，和我們沒有關係。
若以傅作義將軍這樣的眼光看當時的亂狀和自身所受的衝擊，今日的許多問題也就不是這個樣子了。那時一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帽子好大呵，想到那一定是復辟資本主義的內奸；今日看揭出那些貪贓到天文數字，在外國銀行存贓款，買別墅、養情婦的巨貪，同樣會聽到不少非既得利益的中、下層的過來人會說“怪不得毛主席說七八年就得來一次”的感歎，真是百感交集！
其實，從要求幹部，尤其是領導幹部接受群眾運動狂風暴雨的洗禮，沖洗掉他們“當官做老爺”所疏離，甚至背叛人民根本利益的惡習，並非“當官做老爺”者都願接受的。加以群眾運動中的一些過火行動，該與不該受它衝擊的，都擴大了對他們身心的傷害，原來想以此要他們接受洗禮的初衷，由此則擴散了它難以達成的變數。何況，本應要幹部正確對待的教育，成了悲情的控訴，則成了對反對“當官做老爺”的再反對了，其後果，能好麼？本想通過大亂而大治的領導，奈蒼天不假以年，不僅不能等到大治之日早己去逝，就是生前最後一段時日，連自身行動都難以自理，哪能像過去，指揮若定，張弛自如？未能大治的大亂，要是問責，難推其責，有了大亂才有大治的風流，自然只有留與後人。後者之所治，是否是那以亂求治者之所想的那種“治”，自然完全是另一回事，但他所以能得到那麼一個給他所“治”的機緣，即便所“治”的內容不僅可能與前者有別，甚至是顛覆，但在事物運動的程序之方式，它也只能是一個運動的程序之繼續。但有的當年受衝擊的“走資派”，即便自己不動聲色，兒女也開放於“走向世界”，是億萬富翁了；有些年輕的幹部，在以資本為紐帶的社會生活中，“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也事實上己異化為替大款的老闆服務，淪為財奴了；從報刊公開的數字得知，“社會性群體事件”由一九九三年的八千七百件到零六年已上升到九萬多起，許多都是幹部作風惡劣，幹群關係惡化所引起，這不是反證了要求幹部，尤其是領導幹部接受群眾運動狂風暴雨的洗禮之必要麼？一部西方的《來自上層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Above.D.M.Kotz & F.Weir）對蘇聯解體的解答是：它乃黨國精英推行親資本主義“革命”的必然。對此，有人超前亮出“走資派還在走”的紅燈，即便不是偉大的預言，同時也不該為它的超前所缺乏的準備而行動慌亂，甚至在無此經驗而想防、堵它時所做出一些很可笑的，還有傷害到自身，不乏負面影響的蠢事，由此，預言則該視為災星麼？
魏巍之所想，無論怎麼不能與時俱進，無論怎麼保守還固執，他總是像歌頌“最可愛的人”一樣，願自己宣誓所忠於的信仰之組織也是“最可愛的”。既然黨是馬克思主義的黨，馬克思主義又是人類解放的革命哲學，受《共產黨宣言》的教導，他又不忘自己是資產階級的掘墓人，並致力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為其忠誠。為此，他看過去，“有的是因為他們的小資本不足以經營大企業，經不起較大的資本家的竟爭；有的是因為他們的手藝己經被新的生產方法弄得一錢不值了。無產階級的隊伍就是這樣從居民的所有階級中得到補充的。” 魏巍的不少戰友、領導，也出身剝削階級，但他們，也是首先與自己出身的階級決裂才革命的。他們都是魏巍的同志，有的還是親密的戰友。但一聽說要吸收新興的、還在繼續他剝削生計的資產階級入黨，成為無產階級先鋒隊中的一員，他自然想不通，要反對。用與他持相同論點者的話說，這是“開國際玩笑”。此時，無論怎麼忌諱講“階級”，如今也不可能是沒有階級的大同世界，承認階級的存在和劃分，絕非等同“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認同。所以，有政黨的存在，正是有階級的存在，不同政黨，又是各自不同階級利益之政治代表的存在，此時，一個政黨若能代表多個，乃至兩個相互對立的階級，也就什麼都無法代表，不是自身失去存在價值，就是異化為別的所附屬的組織了。對此，魏巍怎能沉默呢？
我缺乏理論學習，對此無有理論判斷的水準，在這人稱“只有騙子是真的”時分，即便他上述之類的所想全是錯的，我也仍然對他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坦坦蕩蕩，光明磊落，內心從無什麼陰暗之處的真實、真誠，懷有我的敬意，別的，還能說什麼呢？
六、
如今，科學的發達在迅速改變這個世界，交通、電訊的快速，使這個世界變小了，千里萬里之隔，不僅可以即刻飛越，用可視電話也似對座聊天；遠古的神話，飛天的夢，不僅早成現實，此種天地無阻之行的科學，社會相應於它的資訊，也教地上的任何一方都無有永遠的閉鎖，伴隨而生的也是精神的開放和民主。香港“九七”慶回歸之日，“一國兩制”的設想之說，也似飛天的夢境；未過三天，北京《人民日報》即刊出毛澤東兒媳邵華的文章，講有檔案可查的歷史事實，過去由於時機不到，因而沒有公開過毛澤東關於“一國兩制”的講話。同在八寶山，與魏巍的告別儀式僅相隔一天的華國鋒同志，
最可愛的人，永垂不朽
最可恨的人，雖生猶死
在講臺說“一個寫過《誰是最可愛的人》的，最近又寫了《誰是最可恨的人》”者，從修辭學看，說這“最可恨的人”時，似乎另有用意。從“不唯上，不唯書”的精神看，有群眾贊同，比什麼都好。不過，他對後人“繼續革命，永不投降”的遺囑，在這時尚“告別革命”的時分，很難想像它會遭到什麼景況。我多次講過：改革本身就是一場“革命”，無需對它敏感到神經質。可是有人不是這麼想，也許他自己也不是如此想。天不假人以時日，卻必然以歷史予以充裕、廣闊的時空，為展現其行程一路的世態。這些年，我們都沒有少聽到以過去的“土改”、“合作化”實施中的某些做法的筒單、粗糙而從戰略、方向謂之“搞糟了”的輿論，目前我長孫就在與尼泊爾接壤的西藏邊防。也像我們半個世紀前一樣，他也聽到那邊農奴解放的歡笑，歡呼尼共（毛主義）要實現“土改”的英明，同時電視上也有我們總書記在田間鼓勵組織互助的農民要發揮集體的力量共同富裕的鏡頭。西方學者說當今世界又處於一個“輪迴”的階段。唯物論者是不信“輪迴”的，有的知識份子有人需要他怎麼說由他怎麼說，人算不如天算，自然規律不是誰的嘴巴可以改變的，想想這，世上哪有放不下的心事！
敬愛的同志，你安息吧！
九月十五無月的中秋後之淩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