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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社會的樣板人
——近三十年大眾文化推出的人格類型
黃紀蘇
俗話說的“世道人心”，不妨理解為（廣義）社會環境與群體人格。這二者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我們流覽古代文獻時，像“世降俗薄”、“草稀民悍”這樣的高度概括比比皆是。在陶淵明那個“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桃花源裏，老老少少儘是“怡然自樂”。嘉慶朝福建地方官給皇帝上的奏摺分析了“閩省民風”與當地吏治間的因果關係：
閩省風氣俗悍民刁，向稱難治。然臣察訪閭裏小民最畏官勢，亦甚有良心；官長如果清廉，即聽斷偶誤，亦皆心服，以為官長未得錢也。自貪吏輩出，以詞訟為取利之源、以械鬥為斂財之淵藪，不但不能養之，並其所養者而奪之；不但不能教之，並其服教者而誣之：而民心始離矣。始而怨官，繼而仇官；遂至抗糧、械鬥之風日益滋甚。
從最畏官勢到怨官仇官、抗糧械鬥成風，一地的群體人格就這樣由境而心再由心而境辯證地生成了。
在中國這個巨大的社會歷史時空之內，存在著從五湖四海到三教九流無數的“境”，以及從溫柔敦厚到儇慧涼薄等各色的“心”。【注釋1】就中國當代史而言，三十年前最大的境是計劃經濟，三十年後最大的境是市場社會，而三十年間最大的變遷則是前者向後者的山河巨變。至於心，三十年前盛行的基本是集體主義、平等主義和價值理性，三十年後則為個人主義、精英主義和工具理性。在境尤其是心的變遷過程中，一系列活生生的人格類型或者說樣板人應運而出，次第登上大眾文化的展臺。這些樣板人以富於感染力、號召力的形象教育並動員大眾，使他們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這些樣板人，其影響風氣，打造人心的力量，根本不是英模事蹟報告團可以望其頂背的，他們頭羊或牧羊犬似帶領著芸芸眾生前往歷史命數所指定的方向。
去年我曾從舞臺劇的角度對過去三十年間價值觀的變遷做過一番回顧，其間發現戲劇舞臺上的人物在塑造當代中國的人心和人生方面其實沒有多少建樹，它們頂多是記錄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遠不如小說、電影、報告文學之類都曾有所作為。本文提出市場社會樣板人的脈絡，固然要在戲劇之外為三十年社會經濟變遷再添一條平行線，但真正的旨趣卻在於理解境與心也就是社會與觀念形態之間有趣的互動關係，並以此窺測社會歷史變遷的機理。
正副標題中有幾個名詞須略加說明。其中“樣板人”借用的是“樣板戲”或“樣板房”，不喜歡這種比喻的朋友就按“模型”、“範本”去理解也沒關係。“大眾文化”在一般的分類中是和“精英文化”相對的概念，但那樣的分類對於中國這麼一個人無定居、居無定人的劇變轉型社會並不貼切，本文只取其廣泛性。“人格類型”雖然看上去略帶學術氣，好像要混進“內向—感覺—思考—判斷”或“外向—直覺—情感—感知”的人格心理學書房似的，其實跟老百姓平常說的“那時候的人實誠，沒現在滑”在同一檔次。
前世
說三十年不免要說說它的前世。中國自19世紀中葉遭遇西方文明的強勢擴張，陷入前所未見的近代大危機。風雨飄搖的國勢特別需要大批泣血悲歌、奮發蹈勵的仁人志士站出來，將小我暫時束之高閣，手拉肩扛，把整個國家民族的大我帶出危急存亡之秋。
中國有五千年歷史，捨生忘死、解民倒懸的楷模代不乏人，早已通過從詩書到戲曲等大街小巷傳播得家弦戶誦，成為中國人內心世界的常客。例如先秦時代的那位鍾儀，人關在晉國的牢裏，卻能服故國衣冠，奏故國音樂，今天看來也許夠“死性”的，但卻成為歷史上可能坐牢或已經坐牢的仁人志士的精神伴侶，如宋末的文天祥（“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清末的汪精衛（“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民國時期的惲代英（“已拼憂患尋常事，留得豪情做楚囚”）。再如那位義不帝秦、蹈海自絕的魯連，陳天華顯然步的他的後塵；青年周恩來當年負笈東瀛的時候也是把他——也許連同陳天華——裝入懷抱的（“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老榜樣之外還有許多新榜樣。新中國第一代女外交
當然，近代社會也還有其他樣板人風靡一時，例如現代版的才子佳人徐志摩、陸小曼，以及什麼“民國四大公子”——我讀到的就有五六種組合。當時過境遷，憂患稍緩，人民複歸日常生活，各類價值、各種榜樣便會五色登場。不過以近代中華民族生存空間過於逼仄窘迫，危機往往旋踵而至，間不容髮，樣板人作為普遍期待的直接產物，基本國勢的間接產物，是不大可能為非仁人志士留出太多名額的。近代社會現實中的人物形形色色，無奇不有，這與樣板人的相對清一色形成強烈反差，構成心與境的另一種緊張關係。例如張學良，其風流公子兼少年將帥的倜儻形象本來每每呼之欲出，卻終於被九·一八厲聲喝住。
新中國的建立，標誌著中華民族走完了近代危機的初級——也就是通常說的“救亡”——階段。在其後的中級階段，共產黨選擇了國家社會主義的基本模式，以高度軍事化的政治手段，高度政治化的經濟手段集中人力物力，在工業化現代化的強國道路上馬不停蹄。與國家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相配套的，是一套高度同一的內心結構以及強調集體、抑制個人的價值觀。雷鋒、王傑、鐵人、焦裕祿、麥賢德無不是這套價值觀的擬人化，也就是“樣板人”。樣板人還通過擬物化進一步提純，成為“永不生銹螺絲釘”。螺絲釘的第一個特點是顧全大局；第二個特點是踏踏實實；第三個特點是標準化，就那麼幾種尺寸和型號。小說中頻幕上展出的樣板人更是整齊劃一為濃眉、大眼、國字臉，近乎京劇的臉譜，其言談舉止基本都是國家行為，由黨章社論組成。“落後人物”成了七情六欲的難民營。平心而論，這些樣板人放在大到歷史視野裏，應該得到後人的理解。別說一支深入異國他鄉的孤軍，就是一個在野地走迷路的旅遊團，都要齊心協力、擰成一股繩以最大化生還的機會。掙扎摸索於近代危境中的中華民族，在喘息稍定、警報未除的形勢下選擇了一套緊急集合而不是個人自由活動的政經制度以及文化社會動員機制，自有其合情合理之處。論者多以“封建專制”的慣性便宜解說，不能說沒有一定道理——普天下還沒有見過真跟傳統一刀兩斷的事情——卻忽略了中國在近現代歷史中的基本處境。在資源相對匱乏的情況下，用一戶一個購糧本、一個副食本的准軍事共產主義手段保障公平，凝聚人心，自有無須爭辯的意義。與此同時，個人的某些正當需求受到過度壓抑，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其中有些為境所限，為勢所迫，哀而不怨可矣；有些則屬於體制的深刻弊病、政策的胡作非為，需要認真反思以為鏡鑒。
文化大革命將國家社會主義乃至中國革命的道德積蓄吃光花淨。其結果，集體主義價值觀受到深刻的質疑，集體利益的形象代言人迅速人老珠黃。剝他們“畫皮”的運動在民間悄然興起，一直津津有味地持續至今。記得文革後期就聽人說，王進喜的豪言壯語“有條件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說的是男人橫豎要扒女人褲子。《杜鵑山》中的柯湘和雷剛也在民間傳說中“還原”為灌木叢中的男女，被巡邏的工人民當場拿獲。對中國革命或新中國頭號樣板人毛澤東的解構，在文革後期也已經開始了，諸如毛在接見
今生
國家社會主義這一套體制、價值和人格到了70年代即已舉步維艱。隨後發生了中國現代史向當代史、計劃經濟向市場社會的根本改道。市場社會的建立和發展需要資本主義精神和個人主義價值。大眾文化需要提供這種精神和價值的人格形象。
陳景潤
最早推出的形象應該是陳景潤，今天的年輕人不一定聽說過，當年徐遲寫的《哥德巴赫猜想》可是風靡了大江南北。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發表於1978年初，77年底中國恢復了高考。恢復高考應該說是中國改革開放第一項最重大舉措，它對社會心理和價值觀的有力扭轉，並不下於小崗村聯產承包對農村改革的影響。我一直不明白麼中國改革為什麼不從76年9、10月而非從78年12月算起。沒有毛澤東去世，高考不可能恢復；沒等他們開會，個人奮鬥和資本主義精神已然隨高考的衝擊波掃蕩天下了。高考這條將人分快慢、智分高下的跑道明明白白往那兒一擺，“人人平等”、“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等各種彩旗緞帶立即沒了顏色。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三十年爬樓比賽，起點在77年高考；跑在第一集團的自然是莘莘學子，即正在崛起的知識精英。那些如箭脫弦或如箭在弦的新老知青們，需要一位元前三十年沒有過的樣板人，一來做他們的人生藍本，二來做他們的形象代言。這樣，無論在“又紅又專”的十七年還是在紅成一片的文革十年只夠當反面教員的陳景潤以及他的數位化生涯，便充當了這樣的角色。陳景潤是一位可愛的純粹學者，他其實更適合出任數學的形象大使而非知識精英的樣板人。他對時代交給他的這個任務毫無準備，見記者時車軲轆話反復說的，全是徐遲在那篇報告文學裏替他推敲斟酌的那兩句話。
但中國發展的目的地不是傳統的士紳社會，而是工商階級主導的市場社會。這就決定了陳景潤樣板的過渡性質。對於一個即將到來的充滿野性的時代，他這樣一個最好住圖書館裏直接吃書的書生，能否存活會是一個真問題，起碼討老婆會成為一個頭疼的問題，除非歷史的魔術師把他變作柳傳志那樣的儒商。但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那幾年裏，陳景潤登上了人生的珠穆朗瑪峰，並在峰頂喜結良緣。與此同時，成千上萬的跟他一樣的男書生也在婚姻市場上的暢銷甚至脫銷，以至文化
在社會經濟的演變的過程中，文化跑前跑後的現象十分有趣。按唯物史觀的排序，文化應跟在經濟後面亦步亦趨。但歷史的實際卻不盡如此，文化在頭前帶路的情況所在多有。對於世界近代史中的後發國家，這似乎更具普遍性，但原因各異，又不可一概而論。
劉曉慶
未來市場的主角是工商階級。但且不說中國社會的抑商傳統，四民之中，商人叨陪末座，新中國更是通過公私合營、割資本主義尾巴之類政策將這個階級一筆勾銷。到了改革之初，當這個群體從混沌挑、仔褲攤、西瓜堆後面散兵游勇似地重新出發時，看著實在不成氣候。他們中許多人，不是剛從局子裏放出來，就是接長不短要被派出所叫去問話，道德上全無優勢，只能悶聲發小財，根本供不起一位本群體的專任形象大使。前幾年我寫作戲劇《我們走在大路上》，曾對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小攤小販做過這樣的描畫：
我妹去店裏頂了我媽
我弟進廠子接了我爸
咱一板兒車仨軲轆
賣大碗茶是它
上仔褲是它
躉西瓜還兒它
飯桌是它
床鋪也兒它
看見工商一拐把
小胡同地道戰的幹活——
知青怕什麼呀
物件暫時沒戲
但麵包會有的
就說這月掙的
比我弟我妹加起來還多一張
錢不是爸爸——錢是叔叔
大約82、83年的樣子，劉曉慶粗聲大嗓登上了公共論壇，但不是作為電影中的角色，而是作為《我的路》的作者。這部宣揚個人奮鬥的自傳或自白，據劉自己說是照著盧梭的《懺悔錄》寫的，盧梭的《懺悔錄》我們都知道，是以什麼都敢往裏寫而著稱的。這本書立即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叫好叫駡之聲非但沒有對沖抵消，反倒是聯手把最新版的個人奮鬥英雄推向千家萬戶。通過個人奮鬥而出人頭地並不為市場社會所特有，但確為資本主義精神所固有。就“拉大差距、強化激勵”“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三十年總路線而言，劉曉慶和陳景潤這兩個樣板人並無本質區別。但劉的出現意味著，市場社會的核心價值已開始從書桌書櫃書房遷往更隨意、更符合自己性情的去處。相對於陳的文質彬彬，劉的愛怎麼著怎麼著、“走我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的生猛形象，散發出市場社會應有的力比多氣息（很多人覺得劉曉慶“性感”，大概就是指傳統仕女所不具備的這種力量感吧），對傳統計畫體制及其配套價值觀構成了強勁的撞擊，有幹勁沒名分的商人讀了自然感到比陳景潤親切多了，就算不覺得是一種人，起碼也是一路人。
對於市場社會的發展而言，劉曉慶仍是一個過渡性人物，她畢竟是一個電影明星出身的文化精英。正跟工商執法人員周旋于街頭巷尾的工商階級，需要一種路子更野、更不需出示個人簡歷的時代英雄。
頑主
將近八十年代中期，商品經濟如潮如湧，已顯出了擁有未來的氣勢。不同于還要拜盧梭為師的劉曉慶，王朔以小說《頑主》為即將上場的市場社會縫製了一面迎風招展的會旗。旗下的嘎雜子琉璃球一個個靈氣十足，精神百倍，讀書的當官的都不在話下，而是踩在腳下。這樣的場面不但高於生活，而且還先于現實。在現實中，在現實的價值體系中，從牛仔褲西瓜堆裏鑽出來的第一撥商人階級，他們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還有一段差距，此時一腳高一腳低看著跟一頭沉似的。《我們走在大路上》裏有這樣一段臺詞：
1加1等於1——歌德巴赫還甭跟我這兒牛B
趕今兒，三毛錢先等於十斤糧票再等於四毛錢操咱也陳景潤！
從前派出所一審我就審投機倒把倒買倒賣
趕今兒，人不說平反昭雪人說那也挺有學問
晚報上“T型人才”啥的咱也聽不太懂
倒是一聽說“流通”“搞活”就覺比親嘴兒還親
趕今兒，乘軟臥哥們下廣州再拐深圳
對面正教授下麵副軍長，那感覺向毛兒席保證——特神！
80年代中期，我父親有回出差回來講一路上的趣事：他是教授，和兩個部隊師級幹部按待遇享受列車軟臥，還有位商人據說是出了雙倍的錢得到這節車廂的入場券，害得老同志很不愉快，商人一不在屋他們就說起“老子當年槍林彈雨！”就現實中的官—商關係而言，市場社會的自然發展，必然會從“權管錢”途經“權換錢”走向“錢管權”【注釋2】——走得到走不到當然是另一回事。就現實中的商—學關係而言，市場社會的成長已開始終結教育作為社會流動黃金管道的壟斷地位——小胡同要跟學院路平起平坐了。崔健的《一無所有》所以唱遍大江南北，想必也在於眼前這片鷗翔魚躍的商海，讓千千萬萬從零起步的人看到了無窮大的人生可能性。就顛覆官、學高高在上的社會等級體制而言，市場社會的早期發展，何嘗不是一場均貧富的大澤鄉起義。我當年有位忘年之交，是被學術體制壓抑得鬱鬱寡歡、每天都要長歎幾聲的中年知識份子。他有一次對我說：“我孩子昨兒拿來盤帶子，裏面有個歌叫《一無所有》，說是什麼搖滾。我也不知道什麼搖滾不搖滾，就聽吧。哎呀，真好。那感覺吧，就好像你喘不過來的氣，它一口幫你喘透了。”
張藝謀拍攝於八十年代末的《紅高粱》也值得一提。張藝謀對於社會主流風向的微妙變化，有著一種近乎動物的神秘直覺。就在知識精英“弗洛姆”、“佛洛德”地把自己說得暈頭轉向之際，張藝謀說這“累不累”呀，決定不再跟著他們往魁星閣方向去了，而是轉身進了高粱地。那片男女野合、孕育新機的高粱地應該說是市場社會初級階段的一個勁頭十足的隱喻。我也許沒有太多的證據，但我相信有不少人是唱著“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哇，莫回呀頭”昂首闊步在八十年末九十年代初的黑道白道、尤其是本來沒有但“因為走得人多了於是就有了”的道上的。【注釋3】
關於中國市場社會的來源，我一直有種很頑固的感覺，那就是文革的一部分極端平等主義的遺產，如無視規範、挑戰秩序、打破禁忌的狂熱和勇氣，為市場社會的開疆擴土提供了人格資源。打、砸、搶、鬥、批、改是一套能將兩個截然不同時代聯繫在一起的動作。友人中有位80年代末下海的知識精英，一次跟人打架時提醒對方：“文革過來的，咱這歲數的，告兒你吧，全是流氓！你丫是，我他媽就不是麼？！”中國市場改革能比其他原社會主義國家走得順暢，這種人格上的準備或許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原因。若此說能夠成立的話，今年慶祝改革開放三十華誕，改革家交杯換盞的時候，還須飲水思源，敬文革一小杯呢。
眾醜星
從90年代初開始，私有化、市場化在中國暴土狼煙地展開，市場經濟迅速膨脹為的市場社會。這期間有一個特別值得玩味的大眾文化現象，那就是銀幕上“醜星”大行其道。這些醜星的意義或功用自然不止一端，譬如他（她）們能夠提供笑這個消費社會最大宗的精神消費品。就本文的興趣而言，這些歪瓜劣棗還為大眾樹立了這個劇變時期的標準人格和行為風格。以當時那種白溝浙江村的社會氛圍，別說主動出擊需要邪拳歪掌，就是被動防衛也不能太正經了。億萬人參考著電視喜劇片練習怪腔怪相的場面十分壯觀，這背後是價值觀和行為標準的轉型。《我們走在大路上》對此也做了描繪：
—我這兒也琢磨出一“BB世界觀”來，趕明兒讓中宣部給瞜瞜：勤儉節約攥著毛票不撒手，是不是“摳B”？別人被搶別人不喊他喊，是不是“事兒B”？馬克思一輩子閑催的勒好幾十本亂七八糟書出來，是不是“扯B”？薩的姆操行成那樣面瓜一個，是不是“忪B”？戈巴契夫忙活半天把自己忙一人民群眾，是不是“屎B”？布希老丫的吃那麼多烤鴨跟中國說紅臉就紅臉，是不是“蛋B”？M閨女學什麼不好學劉文學賴寧，哎呦我操是不是整個一他媽小傻B！全世界是不是除了B還是B？！
—哥哥幫M編電視劇去吧，一準兒牛B！！
—我操，詩歌的出路終於找到了！！！
價值理性被實用理性、世俗理性所取代，義利是非善惡之辨成為了文化禁忌。在一個沒有正負號的社會裏，誰還樂於清清白白做事呢？誰還敢於正正派派做人呢？雷鋒那個團的戰士復員離隊，因繼續學雷鋒為世所不容，一度東躲西藏，藏到精神病院裏，後被瀋陽軍區解救回了部隊。被市場大潮唬得魂飛魄散的文化精英，像躲窮親戚一樣“躲避崇高”，別說為社會看管點什麼了，他們就連繼續說人話的膽量都沒有，加班加點把自己改裝成地痞玩鬧。記得當時讀到作家張承志寫的一篇雜文，其中慨歎“山河”已經從中國人的視野中出局，文人們忽然都陰陽怪氣地成了侯寶林的徒子徒孫。徒子徒孫陰陽怪氣，曾孫玄孫就屎尿橫流了，他們無B不成句，寫文章就如同義和團擺“陰門陣”。風氣所至，不少女性作者也都開始把本性生殖器穩穩掛在嘴上，真都多餘穿褲子。【注釋4】本來男的不壞，女的就不愛，如今女的都親自壞開了，求偶期的小公雞們只好更上層樓，一個個也不知用什麼方法把嗓子接到了直腸上，然後雞鳴不已，叫得特別有氣氛。
就這樣，由眾醜星帶隊，外加“王二”及其走狗“三兒”了“四兒”的，“真小人”們前呼後擁著價值中國向野生動物園浩浩蕩蕩進發。記得93年94年有家文化出版公司招兵買馬，公司負責人是某大報的副總編，在跟應聘者接談的小會上，有位年輕人提了一個最好別讓公安局知道的創意，得到了這位老同志的激賞，說就需要這種“野”性子，還特別注明不是“野蠻”的“野”，是“野逸”的野。隨著股票、彩票、期貨的登陸中國，經濟生活帶動著社會生活日益賭場化，敢賭服輸、早上升空晚上墜毀的野生賭徒前仆後繼，層出不窮，沈太福、牟其中、楊百萬都是其中的樣板。許多人提起這路人都是一臉的“價值中立”：嗨，最後一把沒玩好唄。
芙蓉姐妹
“注意力經濟”或“眼球經濟”的說法大約在90年代末開始流行。做買賣從來都要吸引眼球，勾引耳朵，過去北京胡同裏磨剪磨刀的師傅都能把叫賣聲叫得和詠歎調差不多。不過這回的“注意力經濟”確有它自己的特點和重點。在生產、流通過程中，注意力經濟專寵流通環節；在流通的各部件中，它最愛揚聲器——就好像那是楊玉環。這種經濟取消了生產和行銷之間的平衡，使得名與實、內容與包裝嚴重背離。不在地裏土裏種瓜澆瓜，盡在十字街頭誇瓜讚瓜，這樣的“經濟”屬於渴瘋了拿著汽油當汽水的市場經濟。
90年代後期自由放任的市場及其注意力經濟對人心的再造很難估量。不過看一看相關的樣板人，可以使我們得到一個大致不錯的印象。從前當樣板人，多出於歷史的選擇，而絕少出於個人的意願，因為在一個是非善惡標準尚存的社會裏，出大名也許意味著跌大跤。【注釋5】而在只認絕對值不管正負號的注意力經濟階段，樣板人就不是相似於而是全等於點擊率、排行榜、魅力指數即人民幣了。所以由大眾文化推出或者乾脆說從大眾文化奔出的樣板人便不是一個兩個而是一片，從衛慧綿綿到木子美到流氓燕到芙蓉姐姐…白花花一大片。眾姐妹你追我趕，用聽著瘮人的叫床聲演繹“當妓女不丟人，當不上名妓才鬱悶”時代最強音。
注意力經濟階段的積極分子雖然不分性別，但成為樣板的巨星卻不知為什麼為芙蓉姐妹所包攬。或許，這時候女色作為最大的看點，她們的肉體勢必成為各種意義的托盤或包裝，就像車展悍馬前蓋上曲裏拐彎的女模。這就坑苦了眾多的芙蓉兄弟。芙蓉兄弟論幹勁、機敏、勇氣、才具只在芙蓉姐妹之上而不在她們之下，卻因為純生理結構上的原因而不能獲得她們那級別的關注度和點擊量。芙蓉兄弟自吹自擂自殘自毀，什麼造型都做了，什麼口號都喊了，什麼主義都加盟了，明明是這個時代最親的兒子，卻老也攤不上這個時代最美的差事。這類性別不平等，不知女性主義專家他日能否有所點評？
來世
市場經濟確為中國的發展注入了巨大的生機與活力。繼中國革命之後，它使中國文明的現代復興再上一個臺階。如何在發揮市場長處的同時避免其同樣巨大的破壞性，這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以往二三十年中，中國在社會關係、道德人倫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好在中國文化具有強大的自我反省和自我修正能力，這不僅見證於我們漫長的古代史和激蕩的近代史，十年來中國文化思想界對市場負面影響的強烈反彈以及近年來政策上的相應調整，都明確無誤地說明了這一點。
其實就人心而言，克己、利群的價值觀並沒有被來勢洶洶的市場大潮掃蕩出局。它只是暫時撤離了語言的高樓大廈，退守到本能和潛意識的地下室，在大大小小的危急關頭一躍而出,宣佈其頑強的存在，就像今年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