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社會運動精神領袖：荷塞‧馬利亞‧西松（José María Sison ）

李亮

 

1939年，荷塞˙馬利亞˙西松出生於一個地主家庭，其家族祖先是16世紀的福建移民。西松小學時念的是公立學校，而非一般地主家庭小孩念的教會學校，這是他接觸了解窮人的開始。中學念的是教會學校，學業成績優異，但宗教成績頗差，而且有帶頭對抗神職教師的紀錄。在中學時期，他已通過一些反共教材知道了馬克思主義，並且通過父親與鄰人了解了菲律賓政治的一些情況。

 

 

西松進入菲律賓大學時，他父親希望他進入菲律賓大學念新聞與法律，接著去哈佛，回國後進入政界發展，因此西松在菲律賓大學英語系主修新聞與寫作，部分符合了他父親的期望，但他也同時著手在學生與年輕教師之間組織秘密學習團體，研究馬列主義與菲律賓社會歷史。

 

 

1959-1968：合法群眾鬥爭

 

 

1959年菲律賓大學學生文化協會（Student Cultural Associ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成立，西松擔任主席。1961年，菲律賓國會成立了類似美國麥卡錫主義的「取締反菲活動委員會（Committee against Anti-Filipino Activities）」，針對各界的進步人士進行調查。菲律賓大學學生文化協會及時組織了各界的進步力量予以反擊，宣傳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終於迫使政府終止了調查。這一波運動成功地打破了1950年代的肅殺與沉寂，開啟了1960年代群眾運動的新頁，而且在此過程中吸引了許多知識份子，培養了許多後來運動的重要幹部。

 

 

1960年代的越戰對菲律賓的青年產生了很大的刺激。由於美國在菲律賓擁有其最大的海外基地（克拉克空軍基地與蘇比克灣海軍基地），菲律賓被深深地捲入越戰，政府甚至開始研議派兵參戰，使得青年的反戰風潮一波高過一波。1960年代同時也是菲律賓政府在美國壟斷資本的授意下，開始撤除各種經濟管制措施的時代。1962-1965年在任的總統馬卡帕加爾（現任總統阿若育的父親）不諱言，他推行的自由化措施都在事前取得了美國國務院、財政部、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的同意。經濟自由化政策使得民族工業受到嚴重打擊，糧食生產農業轉為出口經濟作物農業，解除外匯管制更使得比索大貶，通貨膨脹率暴增。1962-1967年間，物價上升6.1%，其中米價更上升11.6%，勞工實際工資則下降了10%。根據政府統計，1957年菲律賓家庭入可敷出的有86.5%，1961年減少為48.1%，1965年再減少為33.3%。

 

 

面對如此深刻而劇烈的矛盾，青年運動不僅將反美帝作為基本目標，整個反美民族主義運動也很快擴大為對整個菲律賓社會出路的探索。青年們如飢似渴地研讀各種左翼文獻，尤其是中國革命的經驗。當時，西松的著作在青年中間廣為流傳，成為青年運動的指導文獻。1962年開始，團結在西松周圍的一群進步青年開始走向工人與農民群眾，將新一代的運動火種傳播到全國各地。

 

 

1962年末，西松加入了菲律賓共產黨（當時與社會主義黨合併）。經過幾年的努力，在60年代中期運動終於有了較大的發展，而且在此過程中，西松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者也試圖改造積弊甚深的菲律賓共產黨。1968年12月26日，西松領導了菲律賓共產黨的重建，制定了新黨綱，分析菲律賓社會的性質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受到美國帝國主義以及菲律賓的官僚、買辦與地主統治，必須以新民主主義革命，透過由工人階級領導、以農民為主力的土地改革和武裝鬥爭，逐步擴大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1969年3月29日又將原本在抗日過程中形成的人民解放軍改組為新人民軍。西松自此轉入地下黨的革命武裝鬥爭。

 

 

附帶一提，這裡的兩個日期是有其深意的。12月26日是毛澤東的生日，新一代的菲律賓共產主義者以此表明他們拋棄當時蘇聯的修正主義路線。3月29日則是前一代的菲律賓人民解放軍在抗日過程中成軍的紀念日，這代表他們自覺地繼承菲律賓前一代革命者通過武裝鬥爭求取解放的歷史任務。

 

 

1969-1977：地下武裝鬥爭

 

 

1965年在美國與糖業集團支持下當選總統的馬可仕，基本上延續了前任的經濟自由化政策，使得菲律賓人民的社會經濟情況持續惡化。1969年馬可仕連任，但社會經濟矛盾日益加劇。1969年，政府虧空4億美元，超過總稅收的三分之一，外匯儲備僅1.33億美元，連償還到期的外債1,92億美元都不夠，其直接後果是加強了原本就很高的通貨膨脹率，也使比索進一步貶值，外債和財政赤字進一步擴大，更惡化了工業進行生產的條件，失業率上升，民眾所得追不上物價，貧富更加懸殊。

 

 

在此情勢下，1969年大選後，馬尼拉的工人發動了一系列的罷工鬥爭，大批農民也湧向馬尼拉抗議地主壓迫與剝削，青年學生與知識份子則發起了要求降低學費、改革教育體制的罷課與示威，但皆遭到馬可仕政權強力鎮壓。1970年，青年運動逐漸與工人、農民運動合流，深化為反美、爭取菲律賓民主自由的大規模群眾運動。西松當時的一系列著作對於運動的方向有很大的影響，大量的青年在他的影響下走向農村與工廠，進行群眾組織工作。

 

 

面對一波高過一波的群眾運動，馬可仕政權炮製了一些犯罪案件，嫁禍給菲共，以此為由在1972年宣佈實施軍事管制，禁止所有集會遊行，接管新聞機構、電力、電信、鐵路等等重要公用事業，並加大對於菲共軍事掃蕩的力度。在馬尼拉的美國商界和外國投資者對於馬可仕的做法表示歡迎，幾乎一致地讚揚投資氣候的改善。美國在1969-1972年間給馬可仕政權的軍事援助是8080萬美元，軍管之後的四年（1973-1976）則躍昇到16630萬美元。

 

 

1972-1974年間，菲共遭遇了嚴重的困難，到了1975年才開始有了較大的進展，活動範圍擴大，並逐步建立一些根據地。或許正是由於這樣的進展，使得西松開始大意，疏忽了個人的保安措施，而於1977年被捕。

 

 

1977-1986：被捕入獄

 

 

西松被捕後，由馬可仕親自授意，由兩個專門負責對付叛亂份子的軍事委員會來審問西松。他戴著手銬腳鐐持續18個月，關押在單人牢房達五年之久。在獄中，毫不意外地，西松受到嚴厲的刑求、拷問與凌虐，受到各種肉體的與精神的折磨。與這種折磨同樣嚴重的，是西松被迫與菲律賓的群眾運動暫時隔絕，給運動帶來嚴重的損失。

 

 

1981年，馬可仕宣佈停止軍事管制，但實行的依然是沒有軍事管制法的軍事獨裁統治。菲律賓的政治經濟狀況持續惡化。1980年代，世界經濟危機的衝擊使得菲律賓的經濟嚴重衰退，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屢創新低，甚至是負增長，財政赤字則屢創新高，出口產品價格暴跌，外債大增，幣值大跌。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上升到70%，而馬可仕家族及其親信財團卻壟斷了菲律賓國民生產總值的80%。這一切都使得左翼的群眾運動日益壯大，對馬可仕構成越來越大的威脅。

 

 

當馬可仕的主要政敵──艾奎諾結束三年的在美流亡生活，於1983年8月21日搭乘中華航空班機回到馬尼拉時，在機場遭人槍殺身亡，一般都認為是馬可仕指令軍方所為。至此，馬可仕獨裁統治之下的政治矛盾一舉爆發。一貫反抗馬可仕獨裁統治的左翼運動首先發難，要求馬可仕下臺，右翼的反對勢力則集合在艾奎諾的遺孀──科拉蓉的旗下對馬可仕形成巨大的壓力，就連美國也告誡馬可仕要採取行動，提前舉行大選。1986年初，馬可仕透過舞弊在大選中獲勝，科拉蓉陣營拒絕承認，發起了更大規模的抗議，並取得了美國的同情。軍方的羅幕斯將軍也在這時倒向柯拉蓉陣營，發動兵變，與馬可仕決裂。眾叛親離的馬可仕，不得不在1986年2月25日搭乘美國飛機出逃夏威夷。同一天，柯拉蓉宣佈就職。

 

 

這時人在獄中的西松依舊關注著時局的發展，透過與親友的接觸傳遞出他的冷靜分析。除了一系列深化對菲律賓社會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分析的著作之外，西松也表達了他對當前左翼所應採取的策略的看法。比如針對1986年的大選，西松便寫了長篇分析，呼籲左翼在策略上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並與柯拉蓉批判地合作，同時提醒人們不要對柯拉蓉政權有太多幻想（不過當時西松的意見沒有被重視，左翼先是過激地抵制大選，後又期待柯拉蓉政權能打開民主空間）。

 

 

1986至今：流亡海外

 

 

柯拉蓉上台之後於1986年3月5日釋放了西松。西松隨即接受菲律賓大學的教職，以教授的身分在菲律賓大學發表了系列演講，深入分析了菲律賓的社會歷史與當前的情勢，協助左翼運動認識當時的巨大變局，並在戰略上與策略上協助左翼改正一段時間以來的種種錯誤。同時，他也組織發起了一個新的左翼政黨，人民黨，該黨在1987年投入選舉，累積選舉政治經驗。隨後，西松前往紐西蘭、澳洲、泰國、日本、香港、印度、荷蘭等地進行演講，在泰國他還以其詩作獲頒東南亞筆會獎座（Southeast Asia Write Award）。

 

 

作為大地主階級的柯拉蓉政權儘管在上台之初表達過希望與菲共和談的意願，但其基礎之一──軍方勢力一直對於左翼組織抱有敵意，懷疑共產黨份子已經滲透進入柯拉蓉政府。軍方也長期與地方反共民兵合作，持續暗殺左翼群眾組織的領導人與積極份子。1986年11月，當西松在日本時，傳來了五一工聯（KMU）主席歐萊里亞遭到一個軍方團體RAM暗殺的消息，西松想回菲律賓，但朋友與同志基於安全理由，勸他留在海外。1987年2月，柯拉蓉政權宣佈與革命勢力全面開戰，以羅幕斯將軍為首的軍方針對菲共展開了一波又一波的掃蕩。柯拉蓉政權註銷西松的護照時，他人正在荷蘭，經過一段時間的考慮與評估之後，西松在1988年10月26日向荷蘭申請政治庇護。自此流亡荷蘭至今。

 

 

人在海外的西松依然密切關注著菲律賓國內的運動情勢，除了提供各種針對時局的分析批判之外，更協助推動對菲律賓左翼運動意義重大的第二次整黨運動（Second Great Rectification Movement）。同時，作為一個國際主義者，他也在國際上推動建立了人民鬥爭國際聯盟（International League of People’s Struggles），作為國際人民運動反對帝國主義全球化的聯盟組織，並擔任主席至今。

 

 

綜觀西松的革命歷程，可以知道在菲律賓人民運動的幾次轉折點上，他皆以其組織能力與理論分析發揮了不可磨滅的重大推動力，影響了幾代的菲律賓革命者。西松以其為人民服務的理念與實踐，已經成為菲律賓人民運動不倒的旗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