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籤 ： 改革開放三十年，在我個人是從二十歲到五十歲，無疑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對於中國社會則是天翻地覆，陵谷易處。前年創作《我們走在大路上》時曾寫過段歌詞：
路上的軍球鞋已經不見
路上的白邊懶已經走遠
路上的齊步走已經走亂
路上的同路人已經走散，找到了新旅伴……
路上的中山裝已經變了西裝，西裝變了休閒
路上的大姐已經變了大媽，大媽柱上了拐杖，站在路邊
路上的明天已經變了今天，今年變了去年
路上的什麼都已改變，就連那長安街上直來直去的大一路，也調整了路線
路上的中國啊，三十年，三十年……
一條河，三瓶水，幾度滄桑
——從戲劇看社會價值觀的變遷
黃紀蘇
前面的話
杜甫寫亂世離合有句云："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回首中國以往三十年滄桑，常常給人如夢似幻的感覺。那天夜深人靜回家的路上，聽街邊有人彈琴唱歌，便停了下來。唱歌人是個光頭赤膊的北京爺們，五十歲上下。他唱的都是從前的老歌老調，從文革後期青年玩鬧的情歌到八十年代的搖滾。其中幾首，距我上一次聽到，已整整三十年了。我在一旁站了很久，然後又跟歌手聊了一陣。我很感慨：當年流裏流氣的小黃歌，今天聽著怎麼那麼純樸啊！
三十年前的戲劇，我印象最深的是為天安門四五運動翻案的《於無聲處》。也許我記得不是太準確，那部戲的上演好像是在1977年的5、6月間，但作者我記得 很清楚，叫宗福先，在上海工作。之所以記得這麼清楚，是因為當時感奮之餘又感到一些遺憾：怎麼是上海作者不是北京作者呢？怎麼是宗福先不是我呢？那出戲裏 面有一位叫何為青年知識份子，他老發些看似憤世嫉俗、實則憂國憂民的議論。我這些年有時會想起何為這個人物，想他後來的人生思想軌跡。他或許今天是個博 導，在課堂上向"憤青"現身說法：不激進就不是青年，不保守就不算中年，說得既客觀又辯證。或許，他老早就厭倦了中國，跑到美國拉斯維加斯的賭場裏當發牌員，後來辦了公司，賺了大錢，買了大房--這是在說"傷痕文學"的代表盧新華了。或許，何為就像我一樣，一輩子走在人生道邊，"吃嘛嘛香，瞧嘛嘛不順"。 或許，何為成了先鋒藝術家，一刀把自己變成女的――以中國近三十年變數之多、變化之劇，何為變成什麼人的可能性沒有呢？
本文是要從戲劇的角度談三十年社會價值觀的變遷。我雖然參與過有限的戲劇實踐，但戲看的不算多，當代戲劇史的書本知識也少得可憐。為寫這篇文章臨時抱佛腳，將高音女士的大作《北京新時期戲劇史》（中國戲劇出版社2006年出版）匆匆翻閱一過，這是首先需要向讀者交待的。另外，據王遠先生的統計，僅 1995至2005（5月）的十年間，北京地區正式商演的各類戲劇作品就有近四百部。這數字對戲劇事業當然是過小了，對我這樣的臨時研究者來說肯定是太大了。我只能仿效黃河水文愛好者，上游取一瓶水，中游取一瓶湯，下游取一瓶漿，然後對著三個瓶子話說黃河。
三十年既不是石頭裏蹦出來的，那就需要對它的出身或來歷做個交待。中國歷史一路我行我素走過五千年，至1840被以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為核心的世界近當代史 所強行兼併。中華民族在其後的
再看社會價值觀。近代以來，中國的總體國勢有若驚濤間的漏船。一船老少要想活下去，不可能不強調利他，弘揚家國，不可能不將捨生忘死、毀家抒難的仁人志士 奉若神明。而個人主義、精英主義這些曾為近代西方文明的興起提供了強大動力的社會價值觀，在當時的中國也只能是 "控制使用"（中國歷史上外部壓力小而內部矛盾輕的承平時期，"書中自有黃金屋"的世俗理性也相對發達），因為一條擠得滿滿的逃命船，不大有個人表演"就地十八滾、緊跟十八部步"的空間。當然，全靠犧牲奉獻也不行，人人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全體的自由主義原則也要用，但不能悉數照搬，個人奮鬥、出人頭地的利己 主義價值觀要與利他主義愛國主義相結合，所謂"教育救國""工業救國"等曾經流行的人生抱負便是這種結合的產物。費孝通先生晚年在回憶曾昭倫先生時曾經 說，他常常想自己這一代人跟曾先生那一輩人到底區別在哪兒，想來想去想清楚了：曾先生那一代尤其愛國。費先生1910年生人，與曾先生相差十來歲，風華正茂的時候趕上了國民政府的所謂"十年黃金期"，比曾先生所經歷的清末民初要"祥和"一些--當然也祥和不到哪兒去。像我祖父，比曾先生還大幾歲，是 1893年生人。生下來還什麼都不知道，中國就已經被西方列強打趴在地下，訂了好些不平等條約。等長大一點，中國又被東方的"蕞爾小國"日本將整個北洋水師打沉。再長到讀書寫字的時候，八國虎狼蜂擁而至，萬民景仰的皇帝太后難民一般惶惶出逃，驢車吱吱呀呀走到青龍橋才吃上第一頓飯。在這種亡國滅種的氛圍中 長大的人，他的價值觀念不可能不滲透著強烈的憂患意識。我祖父1927年隨中瑞合組的西北科學考察團騎著駱駝走向西陲，在大漠荒沙中盤桓幾年出來，不僅我祖父，其他成員如地質學家袁復禮先生，一口牙齒全部掉光。其中幾顆為自己成名成家掉的，幾顆為中華崛起掉的當然說不清楚。但我讀他的《蒙新考察日記》，發現要在科學發現上"不輸外人"、"不讓外人"的詞句隨處可見；面對一路的山形水勢，他腦子裏盤算的淨是如今國土資源局或經濟開發辦的局級調研員應該操心而不一定操心的事情。
1949年新中國成立，共產黨深知，老百姓也同意，1840年以來的大危機還沒過去。雖說毛主席宣佈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但中國的火柴還沒站起來，當時 叫"洋火"；中國的汽油還沒站起來，當時叫"洋油"。所以任重道遠，中國必須在起點低、條件差的情況下，全力以赴發展國民經濟，改變一窮二白、積弱積貧的狀態。為此，克己、利群、平等、愛國的價值觀仍需發揚光大。高積累低消費的基本國策便直接或間接體現了這種價值觀，雷鋒、王傑、鐵人、焦裕祿、王國福則是活樣板。說到高積累低消費，今天的自由主義史家和業餘史家對當時農民的處境異常同情，他們的思想底色本是精英主義，關心的淨是章怡和父親、康有為女兒這樣的人，按說"愚昧落後"的農民吃得上吃不上奶油冰棍，不應該在他們操心的範圍。但不管怎麼說，他們的確說中了那個年代高積累低消費的普遍事實。其實視野再放寬一點，褲腰帶加存錢罐是中國人自古以來的傳家寶，別說農民了，從牙縫裏省錢也是不少地主的習慣。前些天晚上陪我媽出去遛彎時聊起她的三叔，是個地主，還不是乍富的地主--因為他的父親即我的外曾祖父據說還是個進士，卻省吃儉用到了高老頭的地步，當地有歌謠調侃他：
三老闆
本來艱
一碗豆渣吃三天
吖們幹（孩子們啊）
慢些咽
便宜豆渣要油鹽
土改時鄉親們想他那樣省吃儉用，心一軟只給定了個中農。新中國前三十年，中國為救亡圖強繼續著勒褲腰帶、保存錢罐的三老闆路線。攢下的家當，被劉青山這些小倉鼠啃去了一些，但絕大部分的確用在了國家民族的整體和長遠利益上。那個時期幹部總體上的清廉程度，在歷史上並不多見。毛澤東發動文革，讓這樣一個群體站板凳做飛機，固然有防患於未然的動機，但因於事不合而於理有虧。總之，那時的價值天平跟一頭沉似地向群體傾斜。記得文革初期海淀區有片蘆葦蕩，有一天燃起了大火，附近的駐紮的子弟兵一馬當先，與烈焰搏鬥，其中一個戰士奮不顧身，表現突出，後來查出來他就是縱火犯，原來是想當英雄沒機會便創造機會。當時的風氣由此可見一斑。個人權利、個人自由之類價值則繼續"控制使用"。就說搞科研吧，黨也知道沒一點成名成家的個人欲望或"十萬個為什麼"的純粹興趣也成不了事，但信馬由韁讓個人欲望和興趣自由馳騁，有限的人力物力肯定造不出兩彈一星、萬噸水壓機。這樣就只好對個人欲求做點品種改良，把它跟"革命理想"和"人民利益"嫁接在一塊。嫁接的結果就是出了一大批"又紅又專"的科技人員。這些人員活躍在50、60、70、80甚至90年代的科技和生產領域。我有一個表哥是北大力學系66屆畢業生，頭幾年退而不休，現在則有更多時間讀唐詩宋詞 了。他身上就有那一代科技工作者任勞任怨的鮮明特徵。這種個人價值與集體價值的嫁接，其機制和效果我們至今並不完全清楚，它值得不帶任何偏見或成見的歷史考察。但最起碼，像鄧稼先、袁隆平等一大批人的輝煌業績，說明了這種嫁接工作的部分成功。今天的不少科技精英，他們的研發動機倒是單純多了：第一是掙錢，第二是多掙錢，第三是掙大錢，但似乎馬力也不過如此，而且還鬧出不少學術腐敗。
但新中國在社會價值觀上也有不小的問題，那就是對個人價值過分的壓制。這除了上述大背景，還有體制上的原因。新中國的母體是解放區，解放區的母體是解放軍，軍隊的不少管理方式後來被順理成章地繼承下來，成為整個社會的管理方式。再加上幾十年間一批又一批部隊幹部轉業地方，則不斷鞏固著"全民皆兵"的社會生活。說那時全國像個兵營肯定是誇張了，但說像總後或總政機關大院則庶幾近之。國家的行政體制覆蓋了人民的全部公生活和相當一部分私生活。電影有自己買票 的，但常常由單位組織。你可以說這是社會主義的福利，但人家說你把錢給我，我買票帶女朋友遠處看去，不想讓全單位都知道，你也不能說他這點自由追求得一點沒道理。計劃生育當然要由國家來抓，但懷孕這種需要關燈拉窗簾的事情，國家好像也湊得太近了：我在工廠學工的時候一天開會，班長宣佈有一個懷孕指標，然後 指著幾個女工，讓她他們商量一下，定出一個趕緊懷上，別把名額浪費了。這事兒現在回憶起來會有親切感――社會像個大家庭一樣，大家彼此見外。但當時聽著挺 彆扭，怎麼跟配種站似的？社會管理的準軍事化，固然有集中力量應對外部壓力的長處。但問題是，你畢竟是在和平時期，美帝蘇修再猖狂，你也還是在和平時期。學校班不叫班叫排，年級不叫年級叫連，天天唱《打靶歸來》，你仍然改變不了和平時期這個基本事實。和平時期的人民對個人自由、個人權利、物質享受的追求，只要適度，都應該肯定，而且也必須肯定，這就像我們說當時克己利群的價值觀也有道理是一樣的。到了文革，己倒是克到家了，群卻沒利多少。就不舉抄家批鬥這樣的大例子了，只舉個日常的小例子：那時夜裏經常查戶口，一群大老爺們打著手電筒亂影紛紛登堂入室，不管男的女的穿多穿少，用手電筒晃著跟我爸一一核對。我有幾回是醒著的，醒了就沒睡著，我很替父親難過，因為他平時很威嚴，這時卻管不了一家老小的體面。所以到了文革末期，我們今天懷念不已的那些美好價值觀，在很多人眼裏已經醜陋不堪了,尤其遭到那個社會的未來即青年一代的不恥。1976年地震時我們中學一個平時最假招子最不嫌肉麻的同學，在郊區插隊的地方大張旗鼓地衝進豬圈"搶救"集體財產，跟如今宋莊的行為藝術似的，一度傳為笑柄。一個時代，跟它成龍配套的價值觀混到這份兒上，氣數就差不多了，該變變了。
第一瓶
中國革命至文革物極而反，歷史的鐘擺開始沿著改革開放向另一個方向滑行。以"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為基本內容的中國改革開放，結束了應對危亡之局的中國革命，放棄國家社會主義的政經體制，弱化克己、利群、平等、愛國的社會價值觀。取而代之的，是西方曾為殖民擴張和工業革命提供動力的個人主義價值觀。攤開中國當代戲劇史，這一軌跡清晰可見。但路是一步步走過來的，當我們取水上游，回顧改革初期、也就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戲劇創作時，就會發現舞臺上所呈 現的社會價值觀，跟上一個時代的社會價值觀並沒有太大出入，簡單地說，還是"憂國憂民"那些東西--那時的藝術家除了憂國憂民真的什麼都不會。隨便報幾個劇名就夠了：《報春花》（1979）、《血總是熱的》（1979）、《未來在召喚》（1979）、《不盡長江》（1982）。新時代總是從舊時代的破綻處露頭的，價值觀的變遷首先發生在政治價值觀，因為大家一致認定是它釀成了十年悲劇。《大風歌》（1979）說的是劉邦興漢呂后篡權的故事，所指一目了然- -文革的惡端若按當時的民憤編製排行榜，江青不會是榜眼，只能是狀元。《伽利略傳》（1979）把文革版的共產主義體制跟基督教神權做了相關鏈結，這肯定不是我的誤讀。當時的政治學者、後來的政治家嚴家其也曾拿基督教的宗教審判所明喻過中國的革命政治（有趣的是，若干年後，同一撥人或同一類人，又終於在基督教那兒發現了中國文明的安身立命之本）。與這位傑出科學家被神權政治壓迫成庸常之輩相映成趣的，是馬克思被思想解放的戲劇舞臺從革命導師 "還原"為食色"凡人"（《馬克思流亡倫敦》，1983），這與那時的理論思想界熱衷於人道主義的青年馬克思，可謂不約而同。《吳王金戈越王劍》 （1983）據說是要復原一個真實的勾踐，一個前半截臥薪嚐膽，後半截專制殘暴的國君，這讓人聯想到晚年毛澤東對自己的一分為二。而阿Q，這個此前在中國革命的框子裏不大好擺的貧雇農，此時作為愚昧落後的典型符號，被重新放進現代化-文明轉型的框子裏（《阿Q正傳》，1980）。不過，順著阿Q再往下就是八十年代中後期的文化反思熱了。到那時，阿Q所屬的底層民眾在"封建""東方""醜陋中國人"的名義下被"走向未來""走向世界"的知識精英徹底清算了一 次，那又是後話了。
與同時期的詩歌小說相比，戲劇在反映社會價值觀的演變上似乎慢著半拍。當代中國是個劇變社會，往往一步半步就能分出新銳和遺老。得風氣之先的肯定是靈活機動的最小單位如個人。以我的印象，八十年代初的小說已經相當敢想敢說。流行歌曲就更不在話下，那是鄧麗君他們在境外製作的，目標比個人都小，在大陸的發行基本上是從私人答錄機到私人答錄機，完全繞過了國家設置的音像控制關卡。而女詩人到八十年中期就公然謳歌男性生殖器，將之比作好強上進的熱帶仙人科植物。而戲劇則不同，它要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