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與階級權力的復辟 （四）

大衛 • 哈維（David Harvey）著 李度文 譯

實際上1980年代全球經濟中最強有力的是日本、東亞“虎”經濟體和西德。這些國家雖與新自由主義在制度上有根本的不同，卻有很好的經濟成就，這樣就很難鼓吹說只要全世界轉向新自由主義，便是緩解經濟沉疴明顯可見的藥方，更甭提想強制實行新自由主義了。確實，日本與西德的中央銀行一般都遵循貨幣學派的路線（西德的聯邦銀行尤其戮力對抗通貨膨脹）。但西德的工會仍很強大，工資水準也比較高。影響之一就是刺激了高度的技術創新，讓西德在這方面得以在國際競爭中保持領先。出口導向的增長推動西德前進成為全球龍頭。在日本，獨立的工會不是軟弱無力便是根本不存在，但政府投資於技術和組織的變革，公司與金融機構的關係又密切（這點在西德也有合宜的安排）遂造成驚人的出口導向增長的表現，其他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如英國和美國卻為此受害不小。（註24）1980年代世界總體的增長率甚至還低於困難重重的70年代，像德、日這樣的增長並不依靠新自由主義。到1980年代末，那些明顯走新自由主義道路的國家看來仍未脫經濟困境。很難不下結論說：西德和日本的積累“體制”堪為效法的榜樣。許多歐洲國家因此抵制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在朝向西德模式前進（有些相當成功）之際，越來越能找出保留他們的許多社會民主遺產的辦法。（註25）在亞洲，日本模式在威權統治體制下（這種體制是新自由主義更為普遍存在的隱而不顯的特點之一）植入南韓、臺灣和新加坡，也證明是可行的，且不失過得去的平等分配。但從階級權力復辟的立場來看，西德和日本模式有一個方面是不成功的。1980年代期間，在英國，尤其是在美國，快速擴大的社會不平等在其他地區受到了遏制。如果旨在把階級權力交回給上層精英，新自由主義很清楚便是良策。但新自由主義既未能刺激真正的經濟增長，怎麼在全世界達到這個目的，就成了問題。

在這點上，達姆尼爾和李維的論述以及布倫納爾（R. Brenner）、高溫（P. Gowan）和波林（R. Pollin）的補充提供了許多必要的證據。我從中萃取三點獨特的要義。（註26）第一，1970年代開始的金融化轉向，在1990年代加速進行。外國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快速滋長。金融市場經歷了一波強大的創新浪潮，成為更加重要的協調工具。在1980年代的西德和日本，公司與銀行之間特有的緊密聯結曾對兩國的經濟大有助益，這種緊密聯結此時卻受到削弱。 日本的土地與房地產市場崩盤引發了經濟恐慌，銀行部門也處於危險狀態。德國的急促統一造成了壓力，早先德國人掌握的的技術優勢不再，那兒的社會民主傳統遂不能不備受質疑。但德國對新自由主義的抵抗並未減其強勁力道，近至2004年，取消政府養老金和免費高等教育這類社會民主成果的企圖，仍遭未竟的戰鬥力抗。第二，在克林頓時代支配經濟政策的華爾街/IMF/財政部複合體，不僅能勸服、誘騙而且還藉由結構調整方案強制發展中國家走新自由主義道路。美國也用優先進入巨大的美國消費市場的胡蘿蔔，說服許多國家遵循新自由主義路線改革他們的經濟，特別是向美國的金融資本開放他們的資本市場。這些政策使美國1990年代的經濟快速擴張。美國當時靠給付較低的工資才達到充分就業，正如波林所論證的，大部份人的福利就算沒有淨損失，實際上也沒怎麼改善（註27），即使如此，美國卻看似已獲良方，它的政策恍若值得仿效。美國勞動市場的彈性化開始奏效，對盛行於歐洲和日本的較為僵硬的體制造成競爭的壓力。然而，美國成就的真正內情卻是：它現在能夠從在世界其他地區的直接投資與證券投資中汲取高度的收益率，再匯回美國。美國1990年代的富裕大多得益於這股由全球各地源源而至的貢賦。第三，新取得經濟學正統地位的貨幣學派理論向全球擴散，也發揮了強有力的意識形態作用。早在1982年，凱恩斯經濟學就已從「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和「世界銀行」的權力決策核心給清除掉了。而到了1980年代末，幫助訓練世界大部份經濟學者的大多數美國研究大學的經濟學系所也都淪為與貨幣學派大體一致的論點。

所有這些方面的因素匯集成威猛的意識形態攻勢，產生了1990年代中期所謂的“華盛頓共識”。（註28）於是乎，新自由主義的美國和英國模式就給說成是解決全球問題的對策，連日本和歐洲（更別提世界其他地區了）也因而受到必須採取新自由主義道路的極大壓力。諷刺的是，正是中左派的克林頓和布萊爾在國內和國際上對鞏固新自由主義的作用居功最偉。「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成形是世界制度改革的頂點。按照規劃，WTO為全球經濟的貿易投資設定了新自由主義的標準和規則。但它的主要目標卻是為資本的流動掃除障礙，極力打開盡可能大的世界市場（雖然總會附上保護關鍵“國家利益”的限制條款），因為美國以及歐洲、日本的金融勢力得以從世界其他地區榨取貢賦便有賴於此。

以上對新自由主義在全球不同地區的不平衡發展的概要敘述表明，新自由主義的植入同樣也是經營方式多樣變化、創新以及國家、地區（有些情況甚至是大都市）在治理與經濟發展模式上競爭（有時是壟斷型競爭）的結果，而不能單單歸因於像美國這樣的某個霸權強加某種正統模式。簡要考察一下中國的怪異情況，最能說明此言不虛。

四、中國的特異情況

1978年12月，鄧小平掛帥的中國領導階層面臨毛澤東死後政局不定和數年經濟停滯的雙重困難，宣佈了經濟改革方案，恰與英國和美國轉向新自由主義同歸一途，這很難不看成是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偶合事件。其結果就是在中國出現了與專制集權統治交錯結合的特殊類型的新自由主義。但對東亞和東南亞的許多地方來說——最明顯的是南韓、臺灣、新加坡——專制統治與新自由主義經濟的結合已確立有年。就如早已形成重大影響先例的智利所顯示的，專制體制與新自由主義彼此決非無法相容。

鄧小平雖未放棄以平等為中國的長遠目標，卻力主為了提高生產力，促進經濟增長，必須解放個人和地方的主動創發精神。循此邏輯而來的題中應有之義，即必然隨之而至的一定程度的不平等給視為理所當然應該容忍的事。鄧小平在小康（一個讓全民過上好日子的理想社會的概念）的口號下，集中全力搞農 業、工業、教育、科學和國防的“四個現代化”（譯按：四個現代化”應為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改革力求在中國經濟內部施加市場力量的壓力，想藉此激發國有企業之間的競爭從而希望促進創新和增長。市場定價機制雖經採用，但可能遠不如快速下放政治經濟權力給地方省市來得重要。此外，中國還開放對外貿易和外國投資（雖然極為有限且在政府嚴格監管下），因此而結束了中國與世界市場的隔絕。對外開放的一個目的就是獲得技術轉移，另一個目的則是要得到足夠的外匯儲備以購買必要的設備，支持具有更強大的內部動力的經濟增長。（註29）

如果在世界場域內沒有先轉向新自由主義的政策，為中國大張旗鼓進入和納入世界市場打開空間的話，中國經濟就不會走上後來不同尋常的演變道路，也不會達到已有的成就。因此，中國之得以崛起為一個全球經濟勢力，有一部分必須被視為發達的資本主義世界轉向新自由主義的一個意外結果。

這麼說絕未輕忽中國本身內部改革運動的曲折道路的意義。中國人尤其必須瞭解的是，如果沒有階級關係、私有產權的相應轉變以及其他通常為繁榮的資本主義經濟奠立基礎的所有制度安排，市場對改造經濟形態其實並無多大作用。沿著這條道路的演變既緩慢又經常有各種矛盾對立和危機。這點在1980年代便顯現出來，例如中國出色的增長率大部分是由在中央控制的政府部門之外促動的，而不是如中國人所希望的，用市場改革和更為靈活的市場定價機制提高依官僚結構組織起來的政府部門的生產力和競爭力，來帶動經濟增長率。即使在工商管理方式和政治控制以及獲得政府管制的信貸上，國有企業比許多由地方創辦的鄉鎮企業和本地私人資本享有大得多的優惠，也依然如此。但既然增長的動力源於地方或私人部門，而非中央政府部門，那麼要持續增長就需要且最終也會要求進一步的權力下放和私有化。與此相應的政治自由化的要求，在1989年天安門學生運動受到令人矚目的鎮壓中達到頂點，這表示相應於要求進一步經濟自由化的壓力，在政治領域裏也有巨大的矛盾對立。

對1989年事件的反應是發起新一波的經濟改革，其中有些改革把中國推向更接近正統的新自由主義。汪暉將之概括如下：

「貨幣政策成為主要的調控手段；大幅度調整外匯牌價，匯率接近統一，從而促進了出口，對外貿易形成了競爭和自負盈虧的經營機制；“雙軌制”的差價縮小；上海浦東地區全面開放，各地開發區紛紛上馬。」（註30）

然而，第一波進入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的際遇非常不同。外資起初被引入南方沿海地區的四個經濟特區（這些地區接近香港被認為是有利之處）。這些特區的「最初目標是生產出口商品賺取外匯。它們也充當觀察外國技術和管理方法的社會經濟實驗室。他們提供外國投資者一系列獎勵措施，包括：免稅，及早匯出利潤和更好的基礎設施。」後來中國政府為吸引各類外資還指定了幾個“沿海開放城市”和 “經濟開發區”。但外國公司在汽車和製成品這類領域，想佔有中國市場的企圖一開始沒能成功。福特的合資公司差點生存不下去，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公司在1990年代初便鎩羽而歸。只有出口勞力密集商品的部門才在初期頗有斬獲。1990年代初進入中國的外來直接投資三分之二以上（在得以生存的企業中所佔的比例更高）由海外華人所組織（特別是香港，但也有臺灣的）。中國對對資本主義企業在法律上的保護薄弱，促使非正式的當地關係和可靠的人脈顯得重要，海外華人在運用人際關係方面佔有優勢。（註31）

1997-8年製造業部門的鄉鎮企業大量破產，殃及許多在主要中心城市的國有企業，結果這成了個轉捩點。原本中國經濟的改造主要是由中央政府下放權力給地區、出口區和地方來驅動的，此後則由價格機制與競爭取而代之。結果許多政府經營管理的部門即使不是遭到摧毀，也嚴重受創，造成了廣大的失業浪潮。工人群起抗爭的報導時有所聞，中國政府若想維持不墜，就必須面對吸收大量剩餘勞動力的問題。（註32）1998年以來，中國一直力圖用發行國債投資大型項目，改建基礎設施來處理這個問題。他們正計畫推動一個遠比已經很大的三峽工程更具雄圖的南水北調項目，引長江之水入黃河，至少耗資600億美元。自1992年以來，至少42個城市的人口已擴大到逾百萬之數，城市化的速度這樣驚人，就不能不大量投資固定資本。在主要城市正建設新的地鐵系統和高速公路，還規劃建設8500英里新鐵路，把內地和經濟勃發的沿海地區連成一片，包括上海與北京間的高速鐵路以及通往西藏的鐵路。奧林匹克運動會推動了在北京的重大投資。上述建設投資的總體規模遠遠大於美國在1950與60年代建設的州際高速公路系統，有可能吸收未來幾年的剩餘資本。然而，這是運用正統凱恩斯理論的赤字融資方式，具有高度風險，因為如果這些投資不能適時獲利再投入積累過程中，政府的財政危機很快就會使中國遭受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嚴重後果。（註33）

但是1997-8年的危機也為私人（特別是外國）資本在不用承擔退休金和福利權利等社會責任下接管破產的國有企業，開了方便之門。在1990年代，近5000萬國有部門的職工下崗，農村則有日益增加的1億5千萬待業的勞動者可用，中國的勞動力大量剩餘，加以容易取得政府支持的信貸，這時外資（特別是東亞和東南亞的資本，但美國和歐洲的資本亦然）就更便於按照己意改組許多中國的製造業部門。到2002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40%以上源於境外直接投資。從那時起，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FDI）在發展中國家居首位，早在2004年即廣被預測會成為全世界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FDI接受國。（註34）對中國市場有興趣的跨國公司此時已能趁機獲利。例如在1990年代早期投資失利的通用汽車（GM）公司，1990年代末又重進中國市場，據報導， 2003年在中國的投資獲利遠高於在美國國內的公司。（註35）外來的投資者雖然在技術上不如當時已缺乏競爭力的國有企業，但根據許多報導所云，比起本地私人部門實際上仍佔有優勢，本地私人部門在一些重大項目還不准投資，而且要為政府幹部和政府控制的銀行機構的腐敗付出隱性成本。這些都造成外來投資（包括海外華人）在製造業中比本地資本更佔支配地位。

但是這一大規模運動的法律制度基礎仍未確立。非正式的土地和房地產市場已經產生，特別是在城郊地區。強大的原始積累浪潮隨之而至。例如，村社領導人在與外來投資者談判時經常實際握有村社土地和資產的產權，後來這些產權就給確認為歸屬他們個人，事實上是損害大多數人的利益而把公共土地圈成少數人的私產。汪暉寫道，在這混亂的過渡中，「大量國家資產“合法地”和非法地轉化為少數人的經濟利益。」（註36）即使沒有明晰的產權制度，土地和房地產市場的投機也很盛行，特別是在城市地區。然而，2004年私有財產權終於堂而皇之地載入中國憲法，標記了對本地企業家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的認可，這更合乎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慣例。中國共產黨已允許企業主加入，這可能會出現類如 “公─私”共治的體制，如前所述，新自由主義政權即以此為特徵。

簡言之，中國經歷了一場資產者與資本家階級徹底形成的過程，而不像在美國那樣，是一個前已存在的階級權力的復辟）。（註37）社會不平等當然從未消除中國經濟中的制度性不平等。城鄉差別甚至形諸法律。但在改革條件下，汪暉寫道，「這一制度性的不平等迅速轉化為階級和階層的收入差別，從而促成了社會分化。」（註38）於是中國也很像美國的雷根時代所曾發生的，逐漸發展成一個非常獨特（而且幾乎可確定是不穩定的）混合體，結合了由政府指令用凱恩斯主義的赤字融資建設基礎設施項目，與更不受約束的新自由主義式私有化，加上在威權統治下鞏固階級的權力。隨中國向外貿、資本流入和外國影響開放而至的壓力和機會，無疑發揮了關鍵作用。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經過一段過渡期後，在世界市場基本上勢必得遵從新自由主義的規則。但中國政府和共產黨的權力與其運用威權手法自如的能力，以及轉軌過渡過程的特殊情況，使中國具有一些非常獨特的特點。中國的模態能否藉中國在世界的強大競爭力反過來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常規道路產生強烈的影響，仍難立判。鑒於內含在新自由主義中的反民主傾向較為隱而不顯，中國明顯的威權體制特別令人憂慮不安。這麼說的言下之意是，轉向新保守主義（不僅在美國，而且在某些歐洲國家，義大利尤其明顯），可能是內在於新自由主義的反民主傾向的加深，而非徹底的背離。而中國的競爭壓力可能會為朝向威權體制發展的這個趨勢增添動力。

然而，中國不是唯一在全球具有潛力的競爭者，僅舉兩個其他的例子，在俄羅斯和印度發生的階級改組，其影響也可能越過國界。（註39）像在坎昆會議中巴西、印度、中國、南非和其他國家之間形成的新的體系聯合，很能標記在全球政治中出現一種完全不同的勢力，冷戰時期世界分為對峙的兩大陣營，1955年聚集於萬隆的國家另組成一個不結盟國家的集團，而在坎昆會議形成的聯合即使不比不結盟國家集團更具發展潛力，也同等重要。然而，所有這一切都顯示，我們所面對的絕不是單純從某個霸權中心“出口”的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的發展必須被看成一個沒有中心的不穩定的演變過程，這個過程的特徵是各地區的不平衡發展和諸多生氣勃發的政治經濟權力中心之間強大的競爭壓力。

五、成就：再度盛行以剝奪達成資本的積累

要怎麼樣才能說轉向新自由主義已解決了資本積累趨緩的問題呢？在刺激經濟增長的實際表現上，新自由主義乏善可陳。1960年代，全球總體的經濟增長率大約3.5%，即使在困頓的1970年代也只跌到2.4%。但後來的1980年代全球經濟增長率只有1.4%，1990年代則為1.1%，而自 2000年以後只近乎1%，這表明新自由主義對刺激世界範圍的經濟增長大體是失敗的。（註40）那麼，為什麼那麼多人會給說服相信新自由主義是“不二法門”（ the “only alternative”），而且成績斐然呢？有兩個原因尤為重要：第一，地區不平衡發展的變動越來越劇烈，使某些地區靠犧牲其他地區而至少暫時得以有長足的輝煌成就。例如，若說1980年代主要屬於日本、亞洲“諸小虎”和西德，而1990年代屬於美國和英國，那麼同理，接著會另有其他地區獲得經濟成就，這一此起彼落始終有某個地區經濟表現出色的事實卻掩蓋了新自由主義總體上失敗的實情。第二，從上層階級的立場來看，新自由主義的成就宏偉。它或在美國和某種程度在英國讓統治精英重拾階級權力（見第二節），或在中國、印度、俄羅斯及其他地方創造了形成資本家階級的條件。這兩種情況的要害都在於不平等的擴大。（註41）藉著上層階級控制的媒體，便可大肆宣傳這樣虛妄不實的論調：經濟失敗的地區是因為競爭力不足，這種論調得逞後，就便於搞更加新自由主義式的改革。這種謬論還說，企業的冒險和創新會提高競爭力與刺激增長，而一個區域內擴大的社會不平等對鼓勵企業的冒險和創新則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底層階級的生活條件惡化，那也是因為他們由於個人和文化的原因，未能用心受教、具備基督新教勤儉致富的工作道德、服從工作紀律、敏於適應工作變動等等，以提升自己的人力資本。簡言之，會出現各自特有的問題，都是因為缺乏競爭力，或者個人、文化和政治上的缺陷。這套謬論繼續說，在一個達爾文主義的世界，只有適者才該也才能生存。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問題就這樣被鋪天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