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籤 ： （七）
《拉薩騷亂紀實》摘錄 劉偉
──「 “政府太無能了，”一個民警說，“衝擊公安機關，燒房子，燒汽車，明顯是犯法嘛，按刑法，治安條例辦，什麼事也沒有，到關鍵時候，法律沒用了，我們公安也沒用了。八角街沒人管了，事實上獨立了三天嘛，是共產黨的恥辱，也是我們公安的恥辱。”
“好幾年來八角街不時就有反標，寫‘西藏獨立’之類的內容。可是沒有重視，總以為群眾在我們一邊。既然讓信教，又讓批宗教的領袖，感情說不過。上邊看來不了解民情，光報喜不報憂。如果真是政府說的形勢那麼好，那麼團結，騷亂根本不會鬧起來嘛。光是喊請示中央，請示中央，自治區是幹什麼吃的？地方政府的作用呢？不過是怕自己烏紗帽掉了，誰也不明確表態。”
“鬧了這麼大事，政府應該反省一下自己的工作，反省一下西藏的政策。笑臉總對著上層人士，老百姓的苦處很少有領導來過問，寒了群眾心。騷亂可以說原因很多，當然，一九五九年以來，達賴喇嘛在國外就一直在搞分裂。有些群眾信教很虔誠，達賴喇嘛說什麼都相信。”
“要改革開放搞活經濟，又突出宣揚信教，這本身就矛盾。恢復寺廟可以適當一點，現在不光是信仰宗教自由，而是政府在組織了，有大的宗教節日，自治區領導都要參加，公安人員很多，幹什麼嘛，政權和宗教本身就是分開的嘛。年青人打石頭，跟著騷亂分子跑，為什麼？有些還是小孩子，還不是家庭和社會的不正常影響。有個小女孩講，我不知道舊社會，也不知道新社會，抓喇嘛反正不對。”」
──「 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僅是藏族人，整個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復蘇了。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統戰政策在西藏得到廣泛的落實，藏族人更多地是以異民族的眼光來看待漢族人。以前向心力極強的政治權威不存在了，人們更多地注意到自己的利益，並且以一種新的價值觀來掂量現實的生活。當一九八五年生活在國外的藏胞大量回歸故鄉，國外一些主張西藏獨立的觀點迅速在西藏的知識階層傳播，大量的達賴喇嘛照片回到了寺廟、街頭和居民、幹部的家中。原先掛毛澤東、華國鋒相片的地方現在換上了達賴喇嘛照片，又一種權威悄悄地重新在藏族人心中樹立。」
──「那位老同志對我說，西藏當年文化革命破四舊時，燒寺廟砸菩薩大都是藏族人，這和內地紅衛兵一樣，西藏紅衛兵也分兩大派，民族之間的隔閡在派性面前蕩然無存。“農奴戟”和“紅司”都是真心地在破四舊，捍衛他們的信仰。現在拉薩騷亂發生，一些參與者和持支持態度的人，竟是當年的藏族紅衛兵。他感嘆地說，西藏在走怎樣的怪圈呀。」
──「一個晴朗的下午，我和公安廳一位姓王的主任聊天。 這位年富力強的中年警官，在西藏工作多年，他憂心重重，似乎有很多話，對騷亂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他說，西藏是民族自治區，但各種法律條文不健全，有些條文模糊，語義不明確。中央政府的一些法律法規，在這裏可以
變通執行，治安當然復雜化，也困難。騷亂中許多參與者可以說是法盲，有的幹脆就是發泄平時的不滿情緒。當然不能否認，我們公安隊伍裏，有些幹警素質差，執法犯法現象時有發生。在西藏要考慮到特殊的民族關係，執法的警察應該有較高的道德修養、政治觀念和文化素質。
王主任嘆一口氣，煽動騷亂的背景當然是國外西藏人的組織，他們利用了藏族的宗教感情和民族心理，手腕很高明，而我們總是一股勁批達賴，搬出文革的宣傳詞藻，“憤怒聲討滔天罪行”，“堅決不答應恢復農奴制。”可以說國外藏獨組織鑽了我們工作中的空子，為什麼不反省一下我們自己這幾年政策的失誤？我們的政策得民心、順民意，騷亂恐怕也鬧不起來。」
──「八角街某居民辦事處負責人在接受我們採訪時，總是不斷嘆氣，瘦瘦的臉上是十分沮喪的神色。“想不通”。他低低地反復說。
下面記錄的是他的談話內容片斷。
“參加這次騷亂的人成份很復雜，有商人，有待業青年，有流浪在拉薩的朝佛人，有居 民，還有一些年青的幹部、工人，退休的也有。哦，還有個別的外國旅遊者。我想不通，中國有法律，連外國也不準燒汽車、燒房子。這麼多警察看著大街上鬧事，
明明是犯罪嘛，拉薩是西藏的首府，市裏領導都給打跑了，想不通。
“我們辦事處給洗劫一空，文件給搶了，燒了，有的外國人還拍照片，連居民身份 證都拍，拍完就丟到火裏。辦事處公章也沒有了。有些人純粹就是發泄個人仇恨。那天早上，有些喇嘛，還有穿幹部服的人，到處敲門，‘出來，出來，吃糌粑的站 出來，跟我們走！’‘趕走漢人，西藏要獨立！’有個戴眼鏡的老喇嘛，起早轉經，他說，不，不去。一個年青人就給他臉上一拳，眼鏡掉了，又給踩一腳。有個退 休模樣的人，脫下身上的警服上裝丟在火裏，旁觀的人就喝彩，他說：‘我就想有這麼一天，該出出氣了！’有些康巴人公開在街上叫賣搶來的東西。
“現在是鬧事的人不孤立，孤立的是我們幹部。你們問為什麼？有些群眾說，共產黨變了，五十年代要我們，八十年代
要貴族，有個說法，上層人士的石頭和狗都落實了政策，而老百姓呢？退休的工人、幹部？沒有錢，沒有房子住。昨天去辦事處，有的市民就罵我們幹部，連家屬也遭受鄰居冷眼。唉，在社會上孤立，在家裏也孤立。像我們辦事處，四個居委會，管五千多居民，有六十多個黨員幹部，騷亂以後，只有一個居委會幹部來反映了一下群眾的情況。基層政權基本上是不起作用了。
“一些商販對稅收太高，稅收人員態度粗暴不滿，跟著打石頭，有一些純粹是趁火打劫的不法分子。有的公安平時對群眾態度兇狠，動不動就打人，去飯館、酒店、茶館吃喝常常不交錢，有些市民趁亂也用石頭打警察。一些市民住房條件非常不好，而有職位的幹部，有錢人在郊區修了一幢又一幢小樓，心裏當然不滿意，沒錢嗎？每年國家把幾十萬幾百萬丟給寺廟，老百姓得到什麼呢？”」
──「 某居民委員會座談會，有居民在發言。
居民乙（四十多歲，男）：
“我不愛舊政府，也不愛共產黨，那些當官的只想著自己，只想討好過去的貴族，還有收稅的，兇得就像老爺打僕人，有什麼好愛的。不管哪個來，我都能生活。
現在拉薩被漢人佔了，滿街的飯館、小攤，縫褲子、釘皮鞋、補自行車，還有賣身子的女人，都是漢人，他們除了唸經和天葬，什麼都要搶著幹。修了那麼多房子，都是外國人和漢人住。他們西郊燈火通明，我們八角街晚上一片黑暗。我不喜歡他們，又偷又搶，不像內地的漢人。來拉薩的漢人都是被內地趕出來的，就跑到拉薩來了。“
有一次和幾個藏族朋友聊天，他們都有專長，是知識分子。有個搞文字工作的說， 西藏總是跟在內地後面，原因是我們的領導水平太低，沒有魄力。達賴喇嘛那邊廣播說，他們在國外培養了四千碩士、博士，我們的報導就談“民族幹部茁壯成 長”，說我們有四千縣以上民族幹部。民族政策，重用民族幹部是對的，但只求數量，不求質量。很多提拔的藏族幹部文化素質差，更沒有管理水平，沒有學會技術和領導水平，倒學會了內地幹部的官僚作風。廢除農奴制，西藏人民是高興的，等級制沒有了，現在又形成了封建社會的等級制，變形的。
過去的十幾年，西藏處在相對的封閉狀態中，西藏開放以後，再加上西藏建設的發展，各個地區建立了電視臺，大部分縣也修建了衛星轉播站，信息的溝通，使西藏對外界有了廣泛的了解。拉薩街頭外國人多了，電視裏西方國家的先進使看電視的
人目瞪口呆。以前在西藏，藏族人參照對象只有漢人，良莠並收，現在呢，參照對象由單一的漢人變為多元係數，有外國遊客，有香港人和明顯富有的印度、尼泊爾 商人以及歸國藏胞。於是一些藏族人把怨氣出在了拉薩的漢人身上。我認識一個年青的藏族大學生，他給我說，如果當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和英國簽約，西藏就歸東印度公司了，西藏會和印度一樣發達起來。漢人的政治災難害了你們漢人，也害了我們藏人。
在一次座談會上，一個漢族青年發言說，拉薩騷亂從另外角度來講，也許是好事， 可以引起中央重視，在西藏的政策究竟對不對？對少數民族實行優待政策是應該的，但不能是保姆政策，這樣的話年青的一代將會出現畸型。上學有獎學金，升學降低分數線，上大學六門考試一百多分就入學，結果幾年出來素質極差。招幹招工也照顧，結果是欲望很高，實際工作能力很低，這樣做會害了這個民族。加上民族政策一味像哄小孩子，不啟發他的創造力，不培養他的反省能力，一些早該揚棄的陋習作為民族傳統保留下來，更不用說培養少數民族的競爭心理了。藏漢民族沒有和諧的氣氛，漢族同志很難在西藏工作生活。
長此下去，拉薩會不會再有騷亂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