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和階級權力的復辟 （二）

大衛 • 哈維（David Harvey）著 李度文 譯

左派的對策是加強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和管理（如果必要的話，還包括用緊縮財政支出與管制工資、價格來抑制勞工和民眾運動的想望），卻不正面否定資本積累的能力。這個對策是由歐洲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政黨聯盟提出的，在像意大利北方“紅色博隆納”（ “Red Bologna”）的地方寄望於嘗試以革新的方式駕馭管理資本的積累，或如意大利和西班牙轉向更開放的市場社會主義和“歐洲共產主義”的思想。在這樣的規畫下，左派號召了相當的民眾力量，在意大利幾近當權，在法國和西班牙則實際已獲得國家政權。即使在美國，1970年代初期民主黨控制的國會也制訂了一大串改革法案，由共和黨總統尼克森簽署，來管治環境、勞動、消費者和公民權利的問題。（註11）但左派大體上並沒超出傳統社會民主派的對策多少，而在1970年代中期這些社會民主方案即已證明不能符合資本積累的要求。結果造成兩極對立的爭論，一方是經常採取實用政治策略抑制自己選民的想望的社會民主勢力，另一方則是力謀為勃發的資本積累重建更為開放的環境的所有利益集團。

新自由主義過去早就給備好要用來當成公共政策，處理那些危及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事物，並醫治資本主義的疾病。但只是在陷入困境的1970年代，才登上舞臺中心，尤其是在美國和英國，經諸如倫敦「經濟事務研究會」（Institute for Economic Affairs）、芝加哥大學這些智庫的培育、鼓吹而得勢。新自由主義的兩位要角，哈耶克（von Hayek）與弗里德曼分別於1974年和1976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新自由主義也得到了尊崇，逐漸發揮實際的影響力。例如，在卡特總統任內，為處理美國延續整個1970年代的長期滯脹，提出多項對策，其中就有取消經濟管制一項。但要到1979年美國和英國加以採用，新自由主義才大大鞏固，成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管理經濟的新正統政策。

那年5月，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在英國當選首相，獲得有力的授權改革經濟。在凱思‧約瑟夫（Keith Joseph）和「經濟事務研究會」的思想影響下，她接受了這樣的觀點：凱恩斯主義必須拋棄，改以貨幣學派的「供給面」（“supply-side”）藥方為治療1970年代英國經濟滯脹的根本之道。她明白，這不啻是要實行在財政和社會政策上的革命，毫不遲疑便表示出強烈的決心，要廢除英國自1945年以來確立的社會民主政府的各種制度和政治措施。也就是對抗工會的權力，攻擊有礙於競爭彈性（包括許多專業人員及其協會的權力）的所有形式的社會結合（如藉由市政管理表現者），取消福利國家的措施或使之倒退，把公共事業（包括社會住宅）私有化，減稅，鼓勵企業創新，並創造有利的企業環境以吸引外國投資（特別是日本）大量流入。

皮諾切特用強制的國家暴力做到的事情，撒切爾則以組織民主共識來完成。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認為，進行革命行動之前，必須先形成共識和思想文化的主導權，而撒切爾確實自稱為革命者，就此而言，葛蘭西的觀點切中肯棨。在1970年代經濟停滯的黯淡時期，針對工會權力與政府官僚顢頇刻板令人氣悶的作風而來的個人主義、擺脫管制、自由作主的思想，在越來越曲意迎合大資本利益的媒體樂於宣傳下，蔚為洶洶巨流，在英國大行其道。資本主義的危機被詮釋成資本主義體系治理失靈的危機。而卡拉漢（Callaghan）領導的工黨政府為得到彌平長期債務的貸款，1976年在「國際貨幣基金會」要求下，同意實施遵循企業路線卻違反傳統支持者利益的緊縮財政支出計劃，也有助於為撒切爾所說的思想掃除障礙，即：捨新自由主義方案“別無他途”（ "there is no alternative"）。一定程度的政治共識的形成，特別是在中產階級內部，使撒切爾的選舉獲勝，撒切爾革命就這樣做好了準備。按照規劃，她握有選舉的授權去削減工會權力。但要對付在教育、醫療保健和市政管理等領域有很大權力的專業人員協會，則完全是另一回事。她的內閣（及支持者）在這點上分裂，鬧得沸沸揚揚，黨內和媒體為新自由主義路線的內涵吵得不可開交，大傷和氣，費了好幾 年工夫才弄清楚。後來她有一段著名的談話說：“沒有所謂社會這種玩意兒，只有個人”，隨後她補充說，“以及他們的家庭”。所有社會結合團結的形式都要打散，以利於個人主義、私有財產、個人責任以及家庭價值。意識形態的攻擊根據撒切爾的說辭所表露出的路線，持續不懈地進行，大體上最終奏效。（註12）“經濟是方法”，她說，“但目標是改變靈魂”。她的確改變了靈魂，雖然所用的方法絕非沒有政治代價，也絕非沒有我們後面會看到的相互矛盾的衝力。

1979年10月，美國聯邦儲備銀行主席保羅•弗克爾（Paul Volcker）讓美國的貨幣政策有了嚴酷的轉變。（註13）美國長期遵行的「新政」原則，大體依據凱恩斯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充分就業為主要目標，此時給丟棄了，為的是要有利於降低通貨膨脹的政策，卻不管這種政策對就業會有什麼影響，也不管對高度依賴美國經濟條件並對美國利率變動敏感的經濟體（如墨西哥和巴西) 會造成什麼後果。在1970年代通貨膨脹率急劇上升至兩位數的時期，經常為負的實際利率，在聯邦儲備銀行的政令下轉而為正。名義利率一夜之間提高至近20%（這一舉措後來以 “週末夜特價品”著稱），這是刻意讓美國和世界其他許多經濟體陷入衰退和失業。這個政策轉變據云是擺脫滯脹危機的不二法門，整個1970年代美國和全球多數經濟體的特徵就是滯脹危機。

這種此後名為「弗克爾震盪」的做法，若沒有政府政策在所有其他方面並行的轉變是無法鞏固的。朗納德•雷根（Ronald Reagan）選贏卡特具有關鍵作用。雷根的顧問相信弗克爾的“處方” 是對病懨懨的停滯經濟對症下藥。弗克爾獲得支持，再被任命為聯邦儲備銀行主席。雷根政府的任務就是以進一步解除管制、減稅、削減預算和攻擊工會、專業人員的社團來提供必要的政治支持。雷根氣勢汹汹地鎮壓了空運管理人員工會組織（PATCO）一場長期而艱苦的罷工。這表示對有組織的勞工勢力發動全面進攻，而時機正當弗克爾政策引起的衰退造成10%或以上的高失業率之際。但PATCO不是普通工會，它也是個具有專業技術工人協會性質的白領工會，因而毋寧說是個中產階級而非勞動階級工會的標誌。這對勞動條件的全面影響頗為嚴重，也許最能說明情況的是這個事實：1980年的聯邦最低工資與貧困線齊一，到了1990年則比貧困線還低30%。雷根任命主管環境管制、職業安全和健康醫療等問題的官員把反對大政府的運動推到更高的水平。從航空、電子通訊到金融，每一方面的解除管制都為強大的公司利益集團打開了不受束縛的市場自由的新領域。市場被以意識形態宣傳的方式描述成促進競爭和創新的重要方法，實際上卻成了鞏固壟斷企業和跨國公司勢力作為階級統治核心的主要工具。對富人減稅同時也促動了朝向加劇社會不平等和上層階級權力復辟的重大轉變。

1984年，多年報導華盛頓事務的記者湯瑪斯•艾德索（Thomas Edsall）發表了一份預見到上述所有變化背後的階級力量的報告：

“在1970年代，企業界加強了以一個階級來行動的能力，潛藏起競爭的本能，以利於在立法上聯合協作。企業界政治戰略的主題不再是個別公司僅追求本身的特殊利益，而是在擊敗諸如消費者保護和勞動法改革等法案上，在通過有利的稅收、管制和反托拉斯立法上共蒙其利。”（註14）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企業界需要一個階級的政治工具和民眾基礎。因此他們力求掌握共和黨來充當自己的工具。成立強大的政治行動委員會以獲得古 諺所云的「金錢能收買的最好政府」，是一個重要的步驟。1974年通過的資助競選活動的相關法律，被誤認為是「進步」的，實際上是使政治活動的金錢腐敗合法化。此後政治行動委員會確保了兩大政黨在財務上受公司與有錢的專業協會利益集團的控制。公司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在1974年有89個，到1982年大增至1467個。若他們的利益得到滿足，這些政治行動委員會樂意資助兩黨中在位的當權者，但他們也有意地傾向於支持那些右翼的競選者。法律規定每個政治行動委員會對每個候選人的獻金不得超過5000美元，這迫使不同公司和不同行業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合作：意即根據階級利益建立聯盟。在這段時期，共和黨願意成為「支配階級的選民」的代表，而與民主黨「意識形態上不明確的態度」形成對比，民主黨的這種態度源於「它與社會中各種團體的聯繫是分散的，而婦女、黑人、勞工、老年人、西班牙裔人、城市政治組織，這些團體沒有那個明顯地比其他團體大。」再者，民主黨人依賴“大筆”獻金使得許多黨員極易受企業利益的直接影響。（註15）國內製造業、採礦業、林木業和農業公司在當時展開的階級戰爭中居領導地位。

然而，共和黨如果要有效地拓展權力，需要一個穩固的選民基礎。大約在此時，共和黨人尋求與基督教右派的“道德多數”結成聯盟。它訴諸白人工人階級的文化民族主義與纏繞著他們的道德正當感（被纏繞的原因是，這個階級生活在長期經濟無保障的條件下，又感覺無福享受許多〔照顧被歧視者的〕積極行動及其它政府計畫所分配的利益）。這種“道德多數”可用暗示的種族歧視、厭惡同性戀情緒以及反女權運動加以動員，若不便直接露骨表現的話。在歷史上，一個社會群體出於文化、民族和宗教的原因而投票反對本身物質的、經濟的和階級的利益，這已經不是第一次，恐怕也不會是最後一次。從那時起，大公司與保守基督徒之間的不神聖的聯盟穩定地鞏固起來，最終把1960年代還很重要且有影響力的自由派分子從共和黨中全部清除出去，將共和黨轉變成當今比較同質的右翼選舉勢力。（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