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羅斯（James Fallows）是美國《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長期撰稿人，著述頗豐，在美國夙負文名，對經濟、科技、美國軍事政策等領域皆有造詣。1977-78年，擔任美國總統卡特（Jimmy Carter）演講稿的主要撰稿人，所著《國防》（National Defense ，1981)一書獲美國國家好書獎，1994年出版研究東亞經濟的專著《注視太陽：新東亞經濟與政治體制的崛起》（Looking at the Sun: The Rise of the New East Asi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備受多方讚譽，近著有《盲目入侵巴格達》（Blind into Baghdad: America's War in Iraq ，2006)。本文原文“The $1.4 Trillion Question”，發表於《大西洋月刊》2008年1月號，我們雖不贊同文中的某些看法，但作者點出了中共經濟發展策略的不合理處與中美關係的潛在危機，卻有助於了解客觀存在的事實，爰予全文譯出。──編者

中國人在補貼我們的生活方式。是我們把他們當渾人？還是他們耍我們？

斯帝芬˙許華茲曼（Stephen Schwarzman）也許自知在美國的形象有問題。他是黑石集團（ Blackstone Group）的執行長和創建元老，去年春天，花了三百萬美元為自己60歲生日舉行慶祝會，之後不久，他在自己公司的股票首次公開發行時賺了數億美元，並找到聰明的方法避稅。這比起他在中國給人的觀感算不了什麼。他和他的公司在中國出奇地有名，部落格（blogs）、報紙和電視談話節目常提到他。許華茲曼在美國令人嫌惡是因貪婪—— 一種我們很輕易原諒並忘掉的罪惡，而他在中國則被懷疑拐騙了中國普通百姓的辛苦錢。

去年六月，中國投資黑石公司，美國新聞界讚為精明老練之舉。美國政府老向中國說教，要中國在運用新增的財富時做個國際間“有責任感的利害關係人”（ “responsible stakeholder”），這件事看來正合美國心意。中國政府投入三十億美元的國家儲金到美國最著名的私募基金公司，只買了8%首次公開發行、沒有投票權的黑石股票，用不取得控制權的方式，入夥當紅的西方公司，沒有引起政治疑懼。日本人與沙烏地阿拉伯人在暴富時期招搖擺闊買下西方著名廠牌及指標性房地產，惹來憤怒與嫉妒，中國人與他們的差異顯而易見。

六個月後，這項投資看來就不那麼精明了，至少就理財而言。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綜合指數飆升期間，中國持有的黑石公司股票帳面上竟損失了十億美元。我最近曾在兩所大學演講，學生都指出，許華茲曼是共和黨的大金主，一位復旦大學學生知道一個我沒聽聞過的細節：2007年布希總統參加共和黨全國募款委員會，地點是在許華茲曼位於曼哈頓的住所（要是這位學生知道，許華茲曼在耶魯大學比布希低一屆，而且曾是骷髏社團（Skull and Bones）的成員，想想看他會怎麼說？），這整套的計謀難道不是拿中國人民的錢去送給美國總統的密友嗎？

黑石公司的案例在個人細節方面令人血脈賁張，但它也是個具體而微的明顯症狀，表現了中、美關係較深層、較不公開且有可能更具破壞性的矛盾對立。中國百姓一直在補貼的不單是許華茲曼的公司，而是每一個美國人。

中國對世界貿易開放已四分之一世紀，領導人一直刻意壓低自己人民的生活水平，來支撐美國人的生活水平。這就是中國巨額貿易盈餘 的真正意義（ 1.4兆美元，每天約增加10億美元，中國政府大部分用來購買美國國庫債券）。實際上，等於在（富有的）美國每個人過去約十年間向（貧窮的）中國某人借了四千美元。這就像許多失衡的經濟情況一樣，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也因此一定會終結。但結束的方式是突然或漸進，有可預見的理由，還是在一陣恐慌中，在未來幾年會對美國及中國經濟造成極為不同的影響，且不說對歐洲和其他地區的旁觀者。

任何一個經濟學家都會說，美國人過得比他們本來應該過的還好 —— 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總消費額大於總生產額，就如美國現在這樣。經濟學家也會指出，儘管中國的大城市看來耀眼奪目，並且興起億萬富翁的階級，中國人民的生活一直比他們本來能夠過的還差得多，意思是指一個國家的消費額只有其生產額的一半，就像中國這樣。兩國政府都不喜歡別人注意到這種安排，因為這對雙方都很方便。對中國來說，它有助於執政當局依其想要的方式引導經濟發展，「難以置信的快速」增長與「失控的通貨膨脹」兩者間本只有一線之隔，這麼做也可防止國內快速的經濟增長率造成惡性通膨。就美國而言，它意味著便宜的iPods、低利率、降低的抵押給付、較輕的稅賦。但是由於雙方國內的政治緊張，也由於這項經濟失衡的規模龐大，而且有增無已，這種安排現在已有難以為繼之象。

我在兩年半前寫了一篇《崩潰在即》（2005年七／八月號），描述一個想像的未來景象：美國房地產暴跌，信用市場搖搖欲墜，嚇得中國及其他外國投資人驚恐慌亂，餘殃多年不息。真實的世界最近已略有類似的憂慮。過去半年來，中國官方機構的一些不怎麼重要的人物只不過暗示說，中國可能不再供應這麼多錢給美國，竟能在外匯市場引起短暫的恐慌。八月時，有一位任職中國社會科學院、曾到哈佛進行其部分博士研究的經濟研究者何帆，在《中國日報》第三版一篇專欄中表示，假如美元持續下貶，中國可能轉移部分資產至較強勢的貨幣。這話並無威脅之意，不過是老生常談，就像在說市場恐慌期間一大堆人賣出一樣。這篇專欄很快就在歐、美激起許多聳人聽聞的故事，說是中國正在考慮其「核爆選項」——出脫美元。

數月後，一位名叫成思危的老共產黨政治家〔編按：作者此處有誤，成思危係中國民主建國會主席、人大副委員長，並非中共黨員〕表達了與何帆大體相同的看法。七十多歲的成先生是訓練有素的化學工程師，並未參與制定中國的經濟政策，他話才說完沒幾個小時，國際匯市便一陣交易頻繁，迫使美元對歐元及其他貨幣的匯率跌到當時的最低點。第二天中國《南華早報》的頭條新聞說：「官員發言使美元縮水」。「高頻經濟顧問群」（High Frequency Economics advisory group）的首席經濟學家卡爾˙溫柏吉（Carl Weinbergy）對這項市場反應表示驚訝說：「這有點像眾議員查理˙藍吉爾（Charlie Rangel）發表演說，要聯邦準備銀行升息或降息。」（成先生像藍吉爾一樣，以言論動人聞名，但他不如藍吉爾有影響力，藍吉爾畢竟還是眾議院財源籌措委員會的主席）。隨後的幾個星期，「逃離美元」及「信心崩潰」這類用語越來越常出現在金融文章裡。等到真正有影響力的人物中國總理溫家寶去年十一月說：「我們擔心如何保住中國持有的美元價值」，就更助長了人心惶惶。

在美元強勢時，下列的（好）事全來了：食物、燃料、進口品、製造品以及其他一切（包括歐洲旅遊！）的價格都下跌，而股票市場、房地產以及其他一切美國資產都上揚。抵押貸款、卡債及商業借貸的利率下降。稅率也可能降低，因為外國借錢給美國會壓低挹注國債的成本。唯一的問題就是美國貨對外國人而言變貴了，因此傷害美國的出口。

而美元弱勢時，下列（壞）事就會發生：食物、燃料、進口貨等等價格都會上漲（也不再有歐洲旅遊）。股票市場、房地產以及幾乎其他一切美國資產都會下跌。利率升高，稅率也可能升高，以彌補挹注國債所增加的成本。唯一的好處就是美國貨對外國人而言變便宜了，有助創造就業，並且能提高以出口為導向的美國公司（加州的酒商、新英格蘭的醫療設備製造商）的價值。

美元維持高價已經許多年了 —— 高得很不自然，大部分是因為與中國人心照不宣的交易。中國的生活水平（雖然上升快速）也因同樣的理由一直低得很不自然。為了瞭解這種情況何以難以為繼，經由美元崩盤或其他事件，什麼情況又會取而代之，我們來看看這種邪乎的雙方正反情況相抵的平衡狀態是怎麼出現？又是如何發生的？

為何一個窮國家會有這麼多錢？

1996年，中國的外國資產首次累積到一千億美元，主要是以美元持有（中國視此為國家機密，因此所有的數字均來自外界專家的分析）。根據設在華盛頓的皮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艾德溫˙杜魯門（EdwinTruman）所說，到2001年，這金額加倍到約兩千億美元。此後，金額又增加六倍多，遠超過一兆美元，現在中國的外匯儲備已居世界首位。第二位是日本，以官方匯率計，日本經濟實力幾乎是中國的兩倍，但外國資產只有中國的三分之二；其次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俄羅斯。根據現任職於外交關係委員會的前財政部經濟學家布雷德˙謝特爾（Brad Seter）的報導，中國持有的美元可能佔其外國資產的70%，其餘主要是歐元，外加一些日幣。中國對美國的投資大部分都放在保守、獲利低的工具，如國庫券、聯邦債券，而不是惹眼的黑石股票這類賭注。國庫券與債券有美國政府的背書，被認為是世界最安全的投資，這些票券所付的利息低於公司債券，過去兩年給付的年息是4%到5%，而美元對人民幣也貶值了5%到6%，兩者大抵相當。

美國人有時（但不常）爭論說，如此嚴重依賴外國政府控制的錢是不是一件好事？這種辯論再切題不過了，因為美國以前從未這麼深地陷於欠一個國家的債務。同時，中國人自己也在爭論這樣的交易對他們是否划算？當然，中國官員知道，他們購買股票就支撐了美國的401(k)退休基金的價值，維持了美國的低利率，而他們購買美國債券亦復如此 —— 加上讓美國政府花錢卻不必增稅。

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舒莫士（Lawrence Summers）去年在上海告訴我說：「從遠處看，這種情況至少也透著蹊蹺。」他提到的怪現象就是，一個有那麼多的需求尚未滿足的國家，竟會讓「這筆一兆美金的錢從年富力強的地方流到一個垂垂老矣的富有地方。」

這事還不僅蹊蹺。有些中國人富了，但要夠資格成為充分發展的國家，整個中國在許多方面尚匱乏到令人難以置信。上海與華盛頓的氣候相若，那裡的公立學校卻沒有暖氣，天氣冷的時候走進教室，你會看見40個學生穿著冬天的夾克，呼吸冒著白氣。北京氣候更像波士頓，在冬天夜晚，數千人沿著交通要道群聚在路邊，耐著性子久候公車，然後爭相搶入擁擠不堪的車廂，還要卡在塞車的路上好幾小時，這些供展示的都市都還這樣！在甘肅省鄉下，我曾看見18個初中女生共用一間宿舍房間，像沙丁魚一樣並排睡著。

更好的學校、更多的公園、更健全的醫療、更乾淨的空氣和水、更完備的都市下水道 ——隨你點個項目，這項目要是沒跟工廠─出口經濟搭上邊，中國不是還沒有，就是不足。就個人的生活水平來說，情形也一樣，大工廠的工人平均現金收入每月約160美元，農村則只有這個金額的一小部份，大部份中國人都感覺生活水平提高，但卻是從一個非常低的起點。

那麼，中國為什麼還一直把錢運送給美國？經濟學家會描述這個怪現象說，中國目前已是全世界國民儲蓄最高的國家。這聽起來令人稱羨，但像中國這樣搞得太過頭，就顯出中國是個與世界其他國家不協調，而且刻意讓人民生活低於應有水平的經濟體。相較之下，印度的儲蓄率大約25%，表示印度人民消費掉75%他們全體所生產的（經濟學初級課程提到：儲蓄率是全國產值中用於生產出口品或為得到未來的消費品而儲蓄起來用於投資的淨額，實際上就是本國人民生產出來而沒有花用掉的部份）。以韓國與日本來說，儲蓄率往往維持在百分之二十好幾到35%左右的高水平。近來，美國的儲蓄率有時會低於零，也就是說美國經由進口外國商品消費了超過國內生產的東西。

中國的儲蓄率徘徊在50%上下，這可能是和平時期任何國家前所未有的，但這並不表示一般家庭儲存其收入的一半，雖然個人儲蓄率在中國也是非常高的。很多的中國國民收入以外國資產的方式「儲存」起來，幾乎是看不見的。一直到現在，大部份中國人都心甘情願地忍受，因為經濟增長快速，即使消費水平受到壓制，仍讓大部分人一年比一年有錢。

然而，說中國有很高的儲蓄率，僅只描述了狀況，卻沒有提供解釋。為什麼中國共產黨非得支持這麼一個政策：從自己國內的窮人手中，取走這麼多錢去給美國？更加令人費解的是，為什麼中國明明知道美元對人民幣實際上已肯定會持續貶值，還甘願把這麼多財物換成美金？中國的人民和國家需求甚殷，卻有那麼多他們賺得的收入不允許享用，人民對此還能忍受多久？中國政府在提供廉價的資金給美國的屋主時，並未明顯打算要勒緊自己人民的褲帶。但事實卻是如此，這直接導因於中國政府曾作過的一些明確的選擇 ——特別是其中的兩項。這兩者都源自政府的控制，中國的經濟在其他許多方面都已大幅開放，但對至關緊要的部份政府仍維持管控。解釋這種情形最便捷的方法也許是，追尋一塊美元從美國某位顧客手中到中國的一家工廠，然後再轉回到美國中期公債（T-note）拍賣場的歷程。

一美元的歷程

譬如你在美國便利商場（CVS）買了一支30美元的「口福B」（Oral-B）電動牙刷，我選擇這個例子，是因為我在中國看過一家可能製造這種牙刷的工廠。這30美元絕大部分會留在美國的銷售通路商與「口福B」公司本身的手中，最終只有3美元左右（這是小消費品的平均百分比）會回流到中國南方。

這家中國代工工廠最初都用美元向「口福B」公司報價：X百萬支牙刷，每支Y美元。但是中國製造商不能直接使用美元，他們需要人民幣 —— 每月付1,200元人民幣（160美元）工資給工人、向中國其他工廠買材料、繳稅等。所以企業主拿著美元到當地商業銀行（假設是深圳開發銀行），提示收據或進貨單，證明這些美元是真正交易所得，而非投機買賣的流入款，工廠就換到人民幣。

就在此處開始了第一道控制。換成其他主要國家，像深圳開發銀行這類機構，可以自行決定如何處理他們所收入的美元，拿到外匯市場換成歐元或日幣？直接投資在美國？發放美元貸款？任何一種他們認為收益最高的方式都行。但是在中國的「上繳指令」下，中國銀行不能做這類事情，實際上，他們必須把美元當違禁品看待，上繳大部分或全部（不同時間有不同的指示）美元給相當於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中國人民銀行，以當時的官方匯率換成人民幣。

每天有成千上萬筆的交易進行，人民銀行的美金瘋狂般地累積，說得更精確點，每天超過十億美元，累積的速度甚至比對美貿易盈餘所顯示的還要快，因為其他許多國家的客戶也是用美金結帳的。

人民銀行得設法處裡這筆錢，而目前中國的僵硬的指令只容許一項選擇：把美金交給「國家外匯管理局」，再由「國家外匯管理局」負責想出把美元存放在最能獲利的地方：有些買美國股票、有些換成歐元，而絕大部份則轉為沒啥意思但安全的美國國庫債券。

於是我們的美元又回到美國老家。先是在便利商場花掉，錢轉到「口福B」公司，再付給中國南方某工廠，然後在深圳銀行換人民幣，接著「上繳」人民銀行，再經由「國家外匯管理局」投資，最後到美國國庫券拍賣場叫價，隨時等著重新注入美國的貨幣供給再被花掉 ——理想的話，買的還是中國貨。

在這過程中，中國百姓從沒決定要將這麼多錢弄到美國，事實上大部分錢在每一階段都不由他（她）們支配。這些實際上都是強迫儲蓄，是中央政府採取兩項重大的基本抉擇的結果。

一項就是強行規定人民幣與他國貨幣的兌換價值，不讓人民幣像美元、歐元、英鎊等貨幣一樣由市場供求的力量決定。這樣做明顯的理由是為了維持中國產品的低價格，中國工廠就會有忙不完的接單生產。這正是美國人在抱怨中國政府操縱世界貨幣市場時心裡所想的。還有許多較不明顯的理由。管控貨幣價值的作法本身也許是比匯率被實際設定的價位更重要的扭曲因素。就許多美國演講常討論的匯率而論，只要中美生活水平維持巨幅落差，即使人民幣大幅上揚，中國對其他地區的製造商仍保有價格優勢（要是人民幣對美元升值一倍，工廠工人每月收入會從160美元漲到320美元，這雖不會讓美國增加多少就業機會，卻足以傷害中國的出口經濟活動）。政府一旦決定要阻撓市場驅動的貨幣兌換率，就必須控制金融體系其他無數的層面，透過一些操作工具，像外幣上繳的規定以及聽來同樣不妙的「沖銷債券」（防止外幣交易造成通貨膨脹的方法）。

中國政府就是用這些以及其他類似的工具將難以置信的高儲蓄率強加在人民身上，雖然非常複雜，但結果是不讓全體消費者握有經由出口賺得的購買力。個別的中國人手中的確有很大的購買力，尤其是那些引起世界注意的億萬企業家。但一涉及累積的巨額國際儲備金，重要的是，中國整體而言沒有怎麼花用這些賺來的錢，即使某些中國人揮金如土。

另一個主要決策就是不用更多的錢建造學校和農業研究實驗室、清除有毒廢料等等，以直接滿足中國的需求。這兩項決策都起因於中央政府認為中國所需要的是保持前所未見的增長路線。政府不讓市場決定人民幣的幣值，認為那樣會打斷持續不停的經濟增長，打亂小心翼翼用高昂代價確立的工廠─出口經濟路線。近憂方面，政府擔心人民幣對美元和歐元的價值會飆升，使一些在上海這類高價地區的工廠產品價格貴到沒生意可做；遠慮方面，他們視不穩定的貨幣為討厭的擾亂因素，因為幣值波動使一切涉外交易變得更加複雜，公司很難預計海外的年收入，很難商定契約，很難吸引外資，也很難預計燃料、零件和其他進口貨的成本。

另外政府不願急速增加國內支出，是因為害怕改善一般生活水平後，反而可能強化中國主要的社會問題─貧富間的對立。這個國家已經遍地皆是推土機、拆屋巨球和工程起重機，這全都為了讓製造機器不斷快速運行。此刻若想多搞些建設，例如蓋污水處理廠，這會讓人民的生活更好，或採用煙囪刷洗機以及相關的去污技術，開始處理中國越來越該負責的世界污染，但這麼做就可能促使物價上漲，增強通貨膨脹，從而降低大部分工人本已很小的購買力。食品價格一直上漲，快得造成暴動。去年十一月，重慶有一間大型家樂福賣場提供每瓶沙拉油20%（11元人民幣，或1.48美元）的折扣，限時熱賣，搶購人群互相踐踏造成3死31傷。

這就是中國達成的交易，或者不如說是領導人強加在人民身上的交易。他們一直創造新的工廠工作，從而緩解中國本身的社會緊張關係，為鄉下窮人製造機會。中國人會過得一年比一年好，雖然不如他們應該能過的那麼好。他們也會被保護不受惡性通貨膨脹的大災難，惡性通貨膨脹可能讓中國數十年經濟增長的成果化為烏有。付出的代價是，中國政府把大量的國家財富換成在美國的帳面資產，從而防止美元擠兌，支撐中美關係，讓大筆大筆的美元現鈔洪水般倒流回美國人手中，供他們繼續花用。

中國人的希望會有的際遇

中國民眾開始察覺到他們的政府正坐在一大堆錢上面 —— 這些錢並沒有直接用來幫助中國，這些錢放在黑石公司這類的對外投資績效不良，這些錢投在不住下跌的美元上。中國把幾十億幾十億的美元往外送，而國內的需求卻未得解決，部落客和新聞評論員已經開始把這兩者聯繫起來。民間有越來越大的壓力要求證明國外投資的收益要抵得上中國的犧牲，而對得不償失的賭注也有越來越大的民憤在醞釀。（中國政府雖然不容許普選，但他們通常設法盡量降低民眾的不滿。）民眾開始像很挑剔的客戶，要求投資顧問給他們更好的收益，更少的風險。

這就是樓繼偉和高西慶所面臨的艱鉅任務，他們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將大於美國人習見的外國人所曾發揮過的作用。年近60的樓繼偉是資深共產黨官員，現擔任新成立的「中國投資公司」（China Investment Corporation, CIC）董事長，該公司負責尋求有創意的方法，讓中國至少二千億美元的國外資產增值。他在黨內有影響力，但沒有什麼國際經驗，因而金融界的注意力都轉向「中國投資公司」（CIC）的總經理高西慶。

高西慶二十年前從杜克法律學院（Duke Law School）畢業以後，成為第一個通過紐約州律師考試的中國公民。在紐約默基˙羅斯（Mudge Rose）法律公司（尼克森的舊公司）當了幾年合夥人後，1988年他回到中國，教授證券法規，並幫助發展新成立的中國股票市場。以當地民情來說，他算很時髦，去年12月在北京的一次經濟會議裡，其他演說者都穿著古板的黑西裝，唯獨他穿蘇格蘭粗花尼夾克和黑色高翻領毛衣，手上帶著鐵人款式（Ironman-style）多功能的運動手錶，看起來很適合他五十來歲的年齡。

在羅、高兩人的領導下，CIC開始投資黑石公司便聲名大噪──是惡名而不是好名。現在許多人表示，只要該公司肯採取更謹慎小心的投資方式便足以為戒。實際上，去年年終該公司正表達了此意，新聞說他們下一輪投資會支持一些信用出問題的本國銀行。看起來他們正在研究膽大而心細的方法來管理巨額款項。大約CIC正進行與黑石公司的交易時，公司領導與幹部也在走一條現代金融市場上的災難之路。他們雇用麥肯錫（Mckinsey）國際諮商公司撰寫CIC的公司組織和投資原則的機密報告，他們也雇用卜日˙艾倫˙漢米爾頓（Booz Allen Hamilton）公司準備類似的報告，以供他們參考比較，還有另外一家陶爾斯˙培林（Towers Perrin）諮商公司則提供建議，特別是關於人事與薪資方面。CIC的領導人另委託研究他國大型的國營投資基金 —— 例如在挪威、新加坡、海灣國家與阿拉斯加等 —— 看看那一種方法可行，那種不可行。他們對美國最有錢的大學管理捐款的方式很感興趣，耶魯大學投資主管史文森主導學校捐款保值並快速增值，CIC訂購好幾本戴維˙史文森（David Swensen）所著的《投資組合的前衛管理》。去年夏天CIC組團到耶魯大學及杜克法律學院及其他大學作長期的學術訪問。

高西慶和其他的官員都避免公開討論他們的計畫，他在北京出席一場會議時說：「假如你事先告訴人們你要怎麼幹，在市場體制裏你就沒得玩了。我只能說，我們按照國際規則辦事，我們會是負責任的投資者。」他好幾次強調，CIC要學的還很多：「我們是剛出道的小孩，由於媒體的注意，我們受到很大的壓力 —— 我們現在已經下水（under water）了。」「下水」（under water）一詞聽來像道地的英語「落難」之意，這顯然是指投資黑石公司失利之事。

其他熟悉CIC的人也說，公司的幹部越來越明白他們所面臨的不尋常問題。例如，任何投資團隊都必須對外部的監督者負責，而CIC得要有手腕既對共產黨領導負責，又不一味順從黨的頭頭偏好的投資選項。如何才能吸引到最優秀的人才？要到世界市場爭取金融經理趕快找齊幹部來管理CIC快速累積的資產嗎？但許多國際金融專業經理人價碼高，中文又不好，而且不願意搬到北京，或是能有時間好整以暇地培養國內的幹部嗎？

CIC正盤算他們自己的未來之際，外界也想搞清楚會繼續管理許多中國資產的CIC與「國家外匯管理局」。任誰都看得出來，兩機構的出發點都在避開風險，別再有「黑石」，別再有「中海石─烏龍殼」（CNOOC-Unoc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