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導讀(三) 〔修訂版〕

杜繼平

本文在《批判與再造》50期刊登後，意有未愜，乃訂正若干錯誤，復參閱更多材料與論著，納入美、日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補充史實，加深釋義，共增萬餘字篇幅，實等同新作，故予重刊，希讀者諒察。─作者

《老 子》云：「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倡狂肆虐於亞太地區十餘年的日本軍國主義驕陽終究日薄西山，自取敗亡。曾經鷹視虎瞬、不可一世的日本從征服世界的迷 夢中驚醒，在戰敗後，完全喪失主權，徹底臣服於同盟國的佔領統治，遭受了亙古未有的奇恥大辱。對日本的侵略戰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日本天皇、王公重臣及 搧揚軍國主義兇焰的各界人物莫不為命運之未卜而惶惶惶不可終日，焦灼不安地等待同盟國的裁決。

美國初期的對日佔領政策

如前所述，美國當局在波茨坦會議時便已決意要獨佔對日本的支配權，不讓其他盟國插手戰後日本的事務。1945年8月11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對日本發出最後通牒後，隨即於8月13日任命美國太平洋軍區總司令麥克阿瑟（Douglas Mac Arthur）為佔領日本的盟軍最高統帥。

原本主導美國對日政策的副國務卿格魯因與新任國務卿的貝爾納斯不合，在日本投降的次日辭職，由國務院中的中國派要角艾奇遜（Dean Acheson）接任，日本派失勢，具有前總統羅斯福「新政」（New Deal）思想的中國派官員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 ）、艾默生（John K. Emmerson）、謝偉思（John Steward Service）等人開始掌握美國的亞洲政策。他們與國務院、陸軍部中同持反對壟斷資本的「新政」思想的經濟學家一起，在格魯、史汀生制訂的對日政策的基礎上，加進了「新政」觀點。因此美國初期的對日佔領政策融合了《波茨坦公告》和美國「新政」的精神。（參見Harries 1987：12 -7；Schaller 1985：31） 其主導思想是：日本的軍國主義源於封建迷信的日本天皇制、貴族勢力和壟斷資本構成的財閥經濟體制，故要消滅軍國主義，在解除日本的武裝軍備以外，還要破除 對天皇神格的迷信，剷除貴族、財閥、地主，建立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經濟，確立多黨的自由民主政體。美國當局認為，變革日本的政治、經濟體制，使日本成為沒 有政治特權、財富分配不致過份不均的國家，就不會產生極右的法西斯主義與激進的共產革命運動。（參見Schaller 1985：25-6，30）

1945年9月6日，杜魯門批准了國務院、陸軍部與海軍部三部協調會擬定的SWNCC 150/4號文件《美國對日本投降後初期政策》（U.S. Initial Post-surrender Policy for Japan），交由麥克阿瑟執行。這份文件表明了佔領日本的最終目的是：「(1) 確保日本不會再成為美國或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威脅；（2）力 促最終建立一個和平與負責的政府，這個政府將尊重他國的權利，並支持表現在聯合國憲章的理想及原則中的美國目標。美國企盼這個政府與民主自治政府的原則盡可能緊密相符，但把不是由日本人民自由表達的意志所支持的任何形式的政府強加給日本，卻非同盟國的責任。」為 達此目的，文件要求：完全解除日本的武裝，並使其不再能重整軍備；從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徹底清除軍國主義者的權力和影響力；鼓勵日本人民培養爭取個 人自由、尊重基本人權的思想，建立民主的代議政體；支持日本民眾反封建、反威權統治的運動，只要不危及美軍，可以允許暴力；懲罰戰犯；經濟上的非軍國主義 化等等。（Schlesinger ed. 1973：10-16）11月3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又發給麥克阿瑟《投降後初期基本指令》（Basic Initiative Post-Surrender Directive），進一步說明上一文件的原則和具體措施，明確指出：應嚴格限制並控制日本的重工業，使之不能再生產軍事裝備；鼓勵自由的勞工運動並廣泛分配收入與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鑒於壟斷資本曾支持日本侵略，盟軍總部應清算財閥，解散控制日本大部分工商業的大工業與金融集團；拆解日本重工業的設備，用於賠償受侵略國家等等。（參見SCAP government section v.2 1970〔1949〕：429-39；Schaller 1985: 24-5；Whitney 1956：246；井上清 1972〔1967〕：43-6）這兩份文件構成日本投降後至1947年初，美國佔領日本政策的基本綱領。

美國二戰後的亞太政策是完全控制日本與太平洋

美國的初期佔領政策旨在剷除日本的軍國主義，按照英、美的模式，把日本改造成臣服美國、符合美國利益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但剷除日本軍國主義只是馴服日本的手段，根本的目的還在於鞏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控制權，使一度與美國爭奪太平洋霸權的日本，不再能威脅美國的利益。這個目的不會變動，而手段則可以隨時移勢易而調整。1945年9月杜魯門告訴一位顧問說「美國未來的對外利益會在西半球與太平洋。」（LaFber 1980: 30）1946年1月5日杜魯門寫信斥責國務卿貝爾納斯在莫斯科外長會議上對蘇聯過份讓步，其中很明白地說：「我們必須保持完全控制日本與太平洋。我們必須重建中國，在那兒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對朝鮮亦然。」（Truman 1964﹝1955﹞:606）杜魯門這段話直截了當地道出了美國二戰後亞太政策的意圖。

　 　二戰後初期，杜魯門承續羅斯福的觀點，認為美國在亞洲的利益有賴於加強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取代日本成為穩定亞洲的力量。這還會有龐大的經濟利益。美國 官員認為，扶持蔣介石統治中國，不但可開發大中國的市場，其他亞洲國家的市場也可以盡入囊中，美國商人一百多年來競逐中國與整個亞洲市場的夢想看來終可成 真。對美國來說，若有十億的亞洲消費者，會大大有助於避免再次發生經濟蕭條。（LaFber 1980: 30）

　 　正因美國戰後初期將維護在亞洲太平洋地區利益的重心放在培植親美、反共的中國政權，故初期的對日政策著重於清除日本的軍國主義勢力與思想。這樣既可踐履 同盟國共同要求的《波茨坦公告》條款，杜絕同盟國對日本軍國主義復興的疑慮，從而不會予不滿美國獨佔日本控制權的盟國攻擊的口實，又可徹底翦除日本軍國主 義的毒牙，永絕日本與美國在亞太地區爭雄的後患。

　 　因此，美國初期的佔領政策大體上依據赫爾主持國務院時所作的處置方案，即先不廢除天皇制，用天皇的威望統治日本，並解除戰前套在日本人民身心的枷鎖，賦 予日本人民言論、思想、集會、結社的自由，釋放包括激進的日本共產黨在內的反軍國主義力量，鼓勵勞工、群眾運動，充當剷除封建勢力、瓦解財閥的急先鋒，以 利美國執行佔領政策，但前提是不得危及佔領當局的權威，造成日本社會的動亂。在這樣的政策下，不僅日本天皇與政府，連反軍國主義的人民民主力量也成了美國 佔領政策的政治工具。日本共產黨未認清美國的圖謀，初始竟視美國控制下的盟軍總部為「解放者」而感恩戴德，主張「佔領下的和平革命」路線，在革命策略上犯 了重大的錯誤，甚至在1947年美國佔領政策已經出現轉向，公然壓制進步運動時，仍未醒悟，直到1950年初才改弦更張。（註7）

麥克阿瑟成為君臨日本的太上皇

　　《美國對日本投降後初期政策》是日本投降前夕由陸軍部長史汀生、陸軍助理部長麥克羅伊（John McCloy）與副國務卿格魯主導制定的（Acheson 1969: 426）。 如前所述，史汀生、格魯原在他們初擬的《波茨坦公告》草案中表明了要保留日本天皇制，經赫爾勸阻而作罷。但他們仍堅持利用天皇穩定戰後日本秩序的觀點。在 他們主導的佔領日本政策文件中去除了涉及追究日本天皇戰爭責任的字眼。其後參謀長聯席會議發給麥克阿瑟的《投降後初期基本指令》 也規定：「沒有事先與參謀長聯席會議商議，也沒有接到經參謀長聯席會議發給你的建議，你不可廢黜天皇，也不可採取任何準備廢黜他的步驟」。美國當局保留日 本天皇制的意圖，礙於中、蘇、澳等同盟國與國內輿論強烈要求懲處天皇的意見，不便明白宣告，最後由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發揮關鍵的影響力，免除裕仁天皇的戰爭 責任，確保了日本的天皇制。（參見于群 1996:32-5；SCAP government section v.2 1970〔1949〕：430；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879；Buckley 1982:62；栗屋憲太郎 1987〔1985〕:133）

麥克阿瑟在日本的統治權力之大，無與倫比。1945年9月6日， 經杜魯門批准，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下達指令給麥克瑟謂：「一、身為盟國最高統帥，日本天皇與政府管轄國家的權力隸屬於你，只要你認為要完成任務該運用你的 統治權力，便加以運用。我們與日本的關係並非根據雙方協定的契約，而是無條件的投降。既然你的權力淩駕一切，對你的許可權，你不必抱有日本人所懷的任何疑 問。二、若是通過日本政府控制日本可達到滿意的結果，便照此辦理。這並不妨害你必要時可採取直接作為。你可以運用你認為必要的手段，強制執行你下達的命 令，包括使用武力。……」（Truman 1965A[1955]:504）《投降後初期基本政策》還 授權麥克阿瑟根據日本實際的發展情況來確定對日政策，並不准美國與其他盟國的非軍事機構代表干預過問佔領事宜，未經麥克阿瑟或參謀長聯席會議准許，也不得 在日本國內獨立活動，這實際上賦予了麥克阿瑟獨攬統治日本大權的尚方寶劍。麥克阿瑟不僅獲有美國當局的充份授權，他同時也不受其他同盟國的掣肘。美國視日本為其禁臠，原本只打算與盟國組成沒有決策權的「遠東諮詢委員會」（Far Eastern Advisary Commison），但蘇聯與英國聯邦諸國不甘讓美國獨佔日本的統治權，要求成立可決定對日佔領政策的盟國機構。美國不得已而於1945年12月在莫斯科外長會議上同意在華盛頓設立由美、蘇、英、中等11國組成的「遠東委員會」（Far Eastern Commision），賦予決定對日佔領政策的權力，並規定委員會的會議采多數決，但美、蘇、中、英四國有否決權，決議則由美國政府交付指令給盟國最高統帥執行，而若未能形成決議，美國可自行直接下達臨時命令，指揮盟國佔領總部。（Byrnes 1947:217-9）這樣一來，蘇、中、英三國的發言權固然有所增強，但美國對不符其利益的提案也可加以否決，再徑以臨時命令控制日本，等於確保了美國對日本的主控權。唯涉及改變投降條款規定的管制制度、修改日本憲法與變更日本政府體制，則仍須經「遠東委員會」的多數決始得定案，美國不能片面決定。此外另在東京成立美、蘇、英、中四國代表組成的「盟國對日理事會」（Allied Council for Japan）負責向盟軍總部提供不具約束力的建議。在這樣的設計下，只具諮議性質的「盟國對日理事會」固無法制約盟軍統帥部，就連形式上有決策權的「遠東委員會」也由美國主導，麥克阿瑟乃得以一手掌控日本。

不僅此也，麥克阿瑟具有盟國佔領日本總部最高統帥與美國遠東軍總司令的雙重身份，他雖由美國總統任命為「「盟總」」最高統帥，卻以「「盟總」」是一國際組合為由，不願完全聽命於華盛頓。他有意代表共和黨角逐1948年的總統大選，想以改造日本的政績做為問鼎白宮的政治資本，故在對日政策上常堅持已意，與總統杜魯門、國務院、軍方部門時生齟齬，美國當局為此頭痛不已，莫奈他何。（參見Schaller 1985）麥克阿瑟遂成了無人能完全加以駕馭，獨攬大權、君臨日本的太上皇。

日本統治階級忍一時之辱，謀百年再興

麥克阿瑟在二戰期間任盟軍西南太平洋戰區總司令時，便認為日本應保留天皇制，這與當時主管心戰部門的費樂斯（Bonner F. Fellers）准將有很大關係。費樂斯1920年代待過日本，自1930年代中期在軍中開始研究日本人的心理，寫了《日本士兵的心理》的研究報告。1944年夏季，他寫出《日本對策》（“Answer to Japan”） 作為盟軍情報人員的工作指標，這篇報告的觀點不僅深為麥克阿瑟賞識，因與國務院日本派的意見相近，遠在華盛頓的格魯閱後也極表贊同，事實上日後成了麥克亞 瑟統治日本政策的主要依據。費樂斯該文的主旨是：一、只有徹底擊潰日本，讓日本創巨痛深，日本人民才能從自認優越、註定該主宰亞洲的迷夢中覺醒，憬悟軍國 主義的惡徒背叛天皇、誤導聖君、欺騙人民，致日本遭受痛苦的劫難，此時原被貶抑失勢的日本保守派便可複出重掌政權，收拾殘局；二、罷黜或處死天皇會 激起所有日本人大規模的暴力反應，軍國主義惡徒的力量會因而大為增強，戰爭勢必過度延長，損失更為慘重，上策是「在天皇、人民這一方與東京軍國主義惡徒的 另一方之間打入楔子」，離析兩者，只要天皇裁斷停戰，各方都會接受，這樣就有可能在把日本化為廢墟前結束戰爭；三、天皇對日本人民有不可思議的影響力，如 果日本徹底戰敗，軍事集團遭到摧毀，天皇可用來當成有益與和平的力量；日本政府必須有制衡的體系，天皇須由開明的文人領導者輔弼，軍隊必須限於維護國內治 安的員警武力，聽命於文人政權。費樂斯所提的“楔子”政策與利用天皇達成盟國目標的想法，此後成為盟軍心戰與對日策略的主軸。1945年春，麥克阿瑟司令部在菲律賓的馬尼拉召開費樂斯主持的美、英心戰人員會議，便發出了“把天皇還給人民”之類的心戰宣傳口號。（Dower 1999：280-84；另參Bix 2000：544-45）麥克阿瑟早在受命為盟國佔領軍統帥之前就支持“楔子”政策，1945年5月，他說，他希望和平給日本帶來民主，天皇是東條英機與軍閥的俘虜，真該為戰爭負責的是東條與軍閥，裕仁對永久改變日本政府的結構很有幫助。麥克阿瑟在從馬尼拉準備赴日擔任最高統帥之際，告訴盟軍翻譯部門的主管麥緒比爾（Sidney Mashbir）上校，他不想在日本人民眼前貶損天皇，因經由天皇就可能維持一個井然有序的政府。他還提說，希望在日本安頓好後，天皇會來拜訪。9月2日在東京灣舉行日本投降儀式後，隔天麥緒比爾就把邀訪的信息傳給了日方。（Dower 1999：286）

但日本投降後，不僅中、蘇、澳、菲等同盟國極力要求懲處天皇裕仁，廢除天皇制，美國國內民眾亦復群情洶洶，大多認為裕仁罪不可逭，當以戰犯起訴。1945年9月20日美國喬治亞州參議員羅素（Richard Russel）就要求參議院通過聯合決議案，將裕仁與東條英機同列為戰犯，加以審訊，各報廣為報導（Beergamini 1972: 145；Buckley 1982: 60）。麥克阿瑟在與裕仁面晤前，針對美國國內要求審判裕仁的高亢聲浪，於1945年9月21日對報界說：「（為降服日本而）保留天皇制，保全了無數的生命，節省了大量時間與金錢。」（Buckley 1982: 219） 明顯有為裕仁緩頰之意。但是，日本天皇及重臣們無從知悉美國當局與麥克阿瑟真正的想法，仍為天皇制可否存續而惴惴不安。面對整個國際形勢對天皇極為不利， 重臣們處心積慮要為天皇脫卸戰爭責任，確保天皇制。早在日本敗相已露，德國尚未投降之際，裕仁最倚重的政治顧問內大臣木戶幸一就籌謀停戰媾和以維持嚴重受 創的日本國脈於不墜。1944年1月6日，他寫道，我們隨侍左右翼贊天皇「仍得暗中續掌國家的實權」，「國家元氣既已耗損甚巨……當圖百年蓄積國力」，必須「避免盎格魯－撒克遜人消滅我們有色人種」。(Bergamini 1972: 62)這 些話充分表露了宮廷重臣的心跡，也是二戰末期日本統治階級中主和派的共通想法。裕仁接受了主和派這種忍一時之辱，謀百年再興的建議，才下了投降的決斷。故 當他們發現國際輿論大有皆曰天皇可殺之勢，便積極營造裕仁並非戰爭罪魁，且贊同還政於民，實行民主制的開明形象。裕仁先於1945年9月25日接受《紐約時報》記者採訪，撇清說，東條英機下令偷襲美國珍珠港，並非他授意。另又安排於9月27日主動親赴美國大使館拜謁麥克阿瑟。行前一日。裕仁與木戶幸一商議好，要以謙恭唯謹的極度低姿態會見麥克阿瑟，以博取同情。（Bergamini 1971: 146-47）

9月27日，裕仁抱著誠惶誠恐的負荊請罪心態至麥克阿瑟居住的戰前美國大使館謁見麥克阿瑟。據麥克阿瑟的助理軍事秘書包爾思（Faubion Bowers） 回憶說，裕仁戰戰兢兢地進入館內，軍事秘書費樂斯准將與包爾思向他行軍禮，裕仁鞠躬回禮並與他們握手，包爾思隨即取下裕仁的頂帽，裕仁頓露驚恐神情，可以 想見裕仁有了他大約會被褫奪所有權力的可怕不祥預感。麥克阿瑟見狀立刻大笑，聲如洪鐘地說：「非常，非常歡迎，先生！」並伸手握住裕仁的手，裕仁立時深深 彎腰鞠躬，彎度之大竟致頭部低於兩人緊握的手。禮畢，麥克阿瑟迅即摒除雙方屬下把裕仁帶進內室，僅有日方譯員奧村勝藏（外務省參事）陪同。（Dower 1999：293-95） 由於麥克阿瑟與裕仁約定彼此絕不外洩密談內容，兩人談話的實際詳情，一直未能完全確知，成為一樁聚訟紛紜的歷史公案。麥克阿瑟在《回憶錄》中描述他們會談 的情況說：「（裕仁）焦慮不安，數月來的憂懼之情溢於言表。……我遞給他一根美國香煙，他道謝接過，我註意到我為他點煙時，他的手瑟瑟發抖。我儘量讓他放 寬心情，但我知道他所受的屈辱之苦至深且钜。」麥克阿瑟本來擔心裕仁會力辯自己不該被列為戰犯，未料裕仁主動表示願一肩承擔戰爭責任，聽憑麥克阿瑟所代表 的盟國裁奪。（註8）其實麥克阿瑟強烈反對起訴裕仁，早已決定將裕仁剔除出戰犯名單，但裕仁對此並不知情。他見到裕仁勇於挑起可能遭到處死的罪責，深受震動，大增好感，目之為日本的君子之冠。（MacArthur 1964：288）裕仁見麥克阿瑟態度友善，並期許他好好襄助「盟總」的佔領統治，大為寬懷，前此的憂懼一掃而空，神情輕鬆愉悅地告別了麥克阿瑟。（Dower 1999：297；吉田裕2001〔1992〕：61）

這 次會面拍了張極具象徵意義的合照。矮小的裕仁身著燕尾大禮服，神情憔悴，兩眼無神，垂手肅立，高大魁梧的麥克阿瑟則穿著開領的軍便服，神采奕奕，目光炯 炯，腳踩閒適的三七步，兩手斜插胯上，兩人一偉岸，一卑瑣，形成強烈的對比，充分顯現了日本臣服於美國的形象。日本內務大臣見此照片極度有損天皇威嚴，指 示報社不准刊登，經盟軍總部干預，才收回成命，使這幅珍貴的歷史圖片得以廣發各報。（參見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861；Bergamini 1971：149）

麥 克亞瑟與裕仁此後又有十次晤談，兩人事實上形成了攻守同盟。麥克阿瑟力抗同盟國與美國國內輿論要求審判裕仁的強大壓力，想方設法免除裕仁的戰爭責任，並確 保天皇制，裕仁則對麥克阿瑟甚為恭順，曲意迎合美國的佔領政策，令麥克阿瑟頗為滿意。麥克阿瑟在《回憶錄》中盛讚裕仁說：「他幾乎比與我交談過的其他日本 人都更能深入掌握民主的概念。他在日本的精神再造上發揮了主要作用，佔領日本之得以成功，他的忠誠合作與影響功不可沒。」（MacArthur 1964：288）

麥克阿瑟決意排除阻力包庇天皇罪行，保留天皇制

美國國務院的日本派自1942年至1945年 二戰結束前，在討論處理日本投降後問題時，便認為天皇制是凝聚日本人心、穩定日本的關鍵，日本軍國主義的根源不在天皇制，天皇只是受到軍部的挾持、利用才 同意發動侵略戰爭；就美國利益而言，利用天皇及其政府協助戰後的日本佔領統治，可省掉美國的大量人力、物力，並減少美國人的犧牲，只要切斷天皇與軍方的關 係，消滅軍國主義者的勢力，解除日本軍備，否定天皇的神格，實行民主制，便可保留天皇制，以英國式的立憲君主制，為美國利益服務。日本派的代表格魯於1945年初就主張利用天皇促使日本投降，並防止佔領後發生動亂和遊擊戰。日本派的看法深獲美國軍方的支持，共謀維護日本天皇制。（參見劉世龍 2003：349-61）

如前所述，1945年中期，麥克阿瑟與費樂斯便有了和華盛頓的國務院日本派大體一致的觀點。格魯也與麥克阿瑟保持通信聯繫，建議麥克阿瑟處理影響天皇制的問題時要慎之又慎。（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283）1945年8月8日，麥克阿瑟與費樂斯在馬尼拉擬訂了「黑名單行動」（Operation Blacklist ） 計畫，重點是：把裕仁與軍國主義者區別開來，並讓他成為沒有實權的立憲虛位君主，利用他大幅改造日本人民的精神思想。由於《波茨坦公告》要求嚴懲戰犯，而 保護天皇不使他的威信受損，對最大限度地運用既有的政府組織以牢牢控制日本人民至關緊要，力保裕仁為其脫罪就成了麥克阿瑟佔領當局的首要之務。因此，在麥克阿瑟奉命赴日履任之前，已有保護裕仁與天皇制的通盤構想。麥克阿瑟的佔領統治策略從一開始就這樣與日本統治階級護持「國體」的意圖不謀而合。（Bix 2000：545）而裕仁為博取同情在首次會面時表現的卑屈輸誠之舉，頗為奏效，使麥克阿瑟大生憐憫之情，更加堅定他免除裕仁罪責，保留天皇制以利佔領統治的意志。（參見小森陽一 2004〔2003〕：113-14；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236）

二戰後，盟國對德、日兩國的戰犯審判有很大的差異。1945年8月8日美、英、法、蘇四國簽訂《倫敦協定》，共同制定了懲處德國戰犯的規章。但東京的國際軍事法庭卻是單獨由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發佈審判的規章，盟國各自選派的法官和檢察官皆須由其正式任命。麥克阿瑟還具有最後裁定批准審判結果與減刑的大權。（栗屋憲太郎 1987[1984]：35）關於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在前述美國參議員羅素提案要求審判裕仁後，參謀長聯席會議於1945年10月16日秘令麥克阿瑟「立即著手搜集裕仁參與日本違反國際法及其責任的所有證據」，1945年10月22日國務院、陸軍、海軍三部協調會也作成SWNCC55-6號決議，交由麥克阿瑟秘密搜集證據，再將結論送交華盛頓。（Dower 1999：299；栗屋憲太郎 1987[1984]：133）11月30日參謀長聯席會議再發機密電報給麥克阿瑟說天皇未被豁免以戰犯起訴，要他提供證據，以決定裕仁是否應受審判。（Kades 1989：230；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257）因此，裕仁的命運可謂就在麥克阿瑟的一念之間。

日本明治憲法明訂天皇「神聖不可侵犯」，握有軍隊的最高統帥權力，日本的侵略戰爭，如無天皇的授權是絕無可能發動的。正如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審判長澳大利亞籍的韋勃爵士（Sir William Flood Webb）所說：「在審判前，我認為天皇身為具有至高權力的君主，初步看來該為授權開戰負責。……呈上法庭的證據確定了我先前的看法，顯示天皇確實授權發動戰爭，因而必須為戰爭負責。」（Bergamini 1971：X）但麥克阿瑟卻不顧美國與同盟國的輿論，一意竭盡所能為裕仁洗刷罪責。〔註9〕

為裕仁脫罪一事，費樂斯是關鍵人物。前已述及，麥克阿瑟與費樂斯在馬尼拉即已根據「楔子」政策擬好對日本的戰後策略，要把戰爭責任完全歸咎於東條英機為首的軍國主義者，掩飾天皇的本來面目，將他喬裝打扮成不贊同侵略戰爭卻受到軍部挾持的愛好和平者。費樂斯甫於1945年8月30日隨麥克阿瑟至日本擔任軍事秘書不久，便積極展開保皇行動。他很快找到1920年代在日本的舊識河井道，通過河井道結交宮內高官關屋貞三郎，共同商議為天皇免除戰爭責任。（Bix 2000：542）更重要的是，他的表親格溫德蓮‧哈樂德（Gwendolyn Harold）嫁給了日本外交官寺崎英成。畢業於美國布朗大學的寺崎英成，受過以頭山滿為首的日本右翼團體玄洋社的影響，在珍珠港事變前為日本駐美大使館一等秘書，主管情報部門，戰後被派至專與「盟總」聯繫的「中央聯絡局」。1946年1月24日，外相吉田茂要求他出任天皇的發言人，囑其戮力護衛天皇制，2月20日他受命為天皇與「盟總」的聯絡人，日後並充當了五次裕仁與麥克阿瑟會談的翻譯。費樂斯與寺崎英成借著公私兩面的密切關係，在「盟總」與日本官方合謀為裕仁脫罪的計畫與行動上發揮了重大的作用（見下文）。（參見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137；Bix 1992：356-57；粟屋憲太郎 1987[1984]：142-47；吉田裕 2001〔1992〕：98-100）

在裕仁拜謁麥克阿瑟數日後，1945年10月1日，費樂斯呈送了安德森（John Anderson）少校有關裕仁戰爭責任的案情摘要給麥克阿瑟。這份報告說，天皇簽署宣戰詔書非出於自由意志，他不瞭解戰爭實情，還冒著生命危險拍板決定投降，結論是：「如果天皇能確證遭到足以違背其意願的欺騙、威脅或強迫，在民主的法庭他就不能被判有罪。」最後報告建議：「a. 為了有利於和平佔領與重建日本、防止革命與共產主義，應搜集所有顯示天皇在宣戰與其後的立場是受到欺騙、威脅或強迫的相關事實。b.如果這樣的事實足可確立經受得住合理懷疑的鄭重辯白，就該採取積極行動避免天皇被以戰犯起訴調查。」（Dower 1999：297-98；黑體為筆者所加）第二天，費樂斯又上了一份長篇報告，詳述何以迫切需要搜集為裕仁洗刷的“事實”證據：

「他們的天皇是民族現存的象徵，體現了祖先的美德。他是民族精神的化身，英明睿智，聖德無虧。效忠天皇乃天經地義。……

將天皇與平民或任何政府官員等同視之，是冒瀆天皇的想法。把天皇當成戰犯審判，不僅是褻瀆之舉，還剝奪了精神信仰的自由。

天皇身為主權國家的元首，依法定的權利，他有無可推卸的責任要在1941年11月8日發佈宣戰詔書。從最高層與最可靠的資料來看，可以確認戰爭並非由天皇本人發動。他親口說過，他並無意像東條那樣運用他的宣戰詔書。

任何國家的人民都有選擇自己的政府的固有權利，這是美國的基本觀念。若能給日本人這樣的機會，他們必會選擇天皇當國家的象徵元首。民眾尤其熱愛裕仁。他們覺得他親自發送禦音，讓他與他們前所未有地親近。他要求和平的詔書令他們滿心喜悅。他們知道他現在不再是個傀儡。他們認為他繼續在位並不是他們夠資格享有的自由政府的障礙。

我 們實行兵不血刃的入侵，要求了天皇的協助。七百萬士兵奉他的命令放下武器，快速解甲復員。因他的作為，得以避免無數美國人的犧牲，逺早於預計的時程結束了 戰爭。因此在善加利用天皇後，為戰爭罪行而審判他，對日本人來說，就是背信棄義。再者，日本人認為，《波茨坦公告》所提的無條件投降意即保存包括天皇在內 的國家結構不變。

若把天皇當成戰犯審判會造成日本政府垮臺，民眾勢必蜂起反抗。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們會無怨無悔地忍受任何其他屈辱。雖然他們已被解除武裝，還是會有騷亂與流血。這樣一來，就得派遣大量逺征軍與成千上萬的公務官員至日。佔領期勢必延長，我們會失去日本人心。

要維持美國的長期利益就得根據相互尊重、信任、理解與東方人親善。不讓日本常懷恨意，對我國終究是至關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