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和階級權力的復辟（一） 大衛 • 哈維（David Harvey）‧ 李度文譯

摘要： 本文首先從歷史的角度描述了新自由主義的代表形式。1960年 代末，資本積累的危機造成凱恩斯主義的破產。資產階級力圖以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來重獲階級統治權。此即：按新自由主義的原則重新改造政府結構，對抗工會權力，向有礙於競爭彈性的所有社會結合的方式進攻，取消社會福利措施或使之倒退， 把公共企業私有化，創造有利於企業的環境以促進國際貿易、大量引進外國投資。新自由主義表明了統治精英建立起對抗工人和社會反抗的階級權力。結果，新自由主義讓統治精英得以恢復階級權力，在刺激經濟增長上卻乏善可陳。新自由主義當道之日，資本積累更帶有剝奪的特點。也就是新自由主義的主要成就是財富的再分配而不是生產新的財富。新自由主義有許多內在的衝突，如個人自由與專制傾向之間的衝突，誘人的口惠而實不至的衝突。因此新自由主義在自身內部產生廣泛的反對文化。被主流社會用來應對這些內在矛盾的新保守主義，看來僅是剝除了新自由主義想隱身其中的威權主義的惟幕。最後文章分析應對這些衝突的不同方案，並指出對新自由主義的抗擊複雜多樣、無處不在。但一般說來，階級戰鬥是關鍵，自由的要求則是核心。

布希總統再三重申美國送給了伊拉克人民“自由”這份珍貴的禮物。「自由」，他說，「是全能的上帝給全世界每個人的禮物」，「我們是地球上最強大的力量，有促進自由擴展的義務。」（註1）政府和軍方反覆提說先制侵入伊拉克的非凡成就已使伊拉克自由，這套官方的禮讚，美國媒體與之唱和者甚眾，許多輿論看來也認為這是繼續支持戰爭的有說服力的說法，雖然官方開戰的理由（如：薩達姆與拉登有關聯，存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直接危及美國的安全）已被察覺站不住腳。然而， 自由的字義多詭。如多年前·阿諾德（Matthew Arnold）所言：“自由是匹良駒，但看騎往何處。” （註2）那麼，給這麼慷慨饋贈自由之馬的伊拉克人民被期望騎前往何處呢？

2003年9月19日美國詳答了這個問題，當天伊拉克「臨時聯合管理委員會」（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的首腦保羅·布雷默（Paul Bremer）發佈了四條指令，其中包括：“公共企業的全部私有化，外國公司有權利掌握伊拉克公司的所有權，外資利潤可全部匯出…外資可控制伊拉克銀行，外國公司的國民待遇，以及…取消幾乎所有的貿易壁壘”。 （註3） 這些指令適用於所有的經濟領域，包括：公共服務、媒體、製造業、服務業、交通、金融和建築業。只有石油豁免（推測是由於它的特殊地位以及作為特由美國控制的武器在地緣政治上的重要性）。不消說，這些指令也觸及勞動市場。禁止罷工，組織工會的權利受到限制。還強加了美國保守派早就夢寐以求的高度累退的“統一稅率”。如克萊因（Naomi Klein）所指出的，這些指令違反了日內瓦和海牙公約，這些公約規定佔領勢力必須保衛被佔領國家的財產而無權出售。（註4）再者，把倫敦《經濟學家》雜誌所稱的 “資本主義夢想” 強加在伊拉克頭上，招致很大的抵制。甚至由美國指派在伊拉克「臨時聯合管理委員會」任職的臨時貿易部長，也抨擊強加的“自由市場基本教義”，稱之為“不顧歷史的謬誤邏輯”。（註5）如克萊因也已指出的，伊拉克也許再兩年便可建立的直選民主政體幾乎肯定會拒絕自由市場的改革，美國抵制伊拉克的直接選舉即是想要在民選政府產生之前，與由它指派、奉命唯謹的臨時政府一起把自由市場的改革牢牢固定住，這點幾乎可以肯定。布雷默的指令如由佔領勢力強加，可能會被判定為非法，如經臨時政府（即使非由選舉產生）認可的話，則在國際法下也可被視為合法。2004年6月底接掌政權的臨時政府雖據稱具有“主權”，卻只有認可現存法律的權力。它不能修改現存法律或再訂新法（雖則臨時政府人員也不可能根本偏離布雷默的指令）。依伊拉克的條件爭取伊拉克的選舉自由並建立民主制度的鬥爭，與保護伊拉克資產不受外國掠奪者侵佔的鬥爭顯然是一致的。

一、轉向新自由主義

美國顯然想以主力部隊在伊拉克強加一個徹底的新自由主義國家機器，其基本任務就是促進有利於資本積累的條件。布雷默所勾勒的那類措施，根據新自由主義理論，是創造財富從而改善全民福祉的必要且充分條件。政治自由和市場與貿易自由的融合長期以來都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基本要義，並已多年主導美國對世界其他國家的立場。例如，在9.11一周年之際，布希總統在《紐約時報》中聲稱，「我們將運用我們具有無與倫比的力量和影響的地位，建立一種有序和開放的國際環境，許多國家能從中滋長進步和自由。一個不斷增加自由的和平世界符合美國的長期利益，表現美國經久的理想，並團結美國的盟邦…我們在壓迫、憎恨和貧窮被民主、發展、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希望取代的地方，謀求公正的和平」，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已證明能讓整個社會脫離貧窮」。他總結說，今天，「人類手中掌握了使自由戰勝它所有的長年宿敵的機會。美國樂於挑起領導這一偉大使命的責任。」同樣的論調出現在不久後出版的《國防戰略報告》序言中。（註6）正是這種被解釋為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自由”要強加於伊拉克和全世界。

第一次組成新自由主義政府的大實驗是1973年皮諾切特（Pinochet）在智利發動“小型911”政變之後進行的，這距布雷默在伊拉克宣佈建立新自由主義體制大約30年，在此回顧一下，不無裨益。這次推翻·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的民選左派社會民主主義政府的政變，有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強大後援和美國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的支持。它用暴力鎮壓了所有的社會運動和左派政治組織，瓦解了所有形式的人民組織（如窮困住宅區的社區健康中心）。勞動市場從管制或制度性的限制（例如工會權力）中 “自由化”了。但到了1973年，先前拉丁美洲國家試圖復興經濟而盛行的進口替代政策，在1964年軍事政變後的巴西雖有些成效，此時卻已聲名掃地。在世界經濟處於嚴重衰退的情況下，另闢蹊徑的要求就明白提出來了。一群信奉當時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理論，因而被稱為“芝加哥小兔崽”（ “the Chicago boys”）的美國經濟學家，給召去幫助重建智利的經濟。他們按照自由市場的路線，把公共資產私有化，開放自然資 源給私人勘採，促進外國直接投資和自由貿易。外國公司從智利分公司匯回利潤的權利獲得了保障。出口導向的增長受到勝過進口替代的偏好。唯一還留給政府經營的 部門是關鍵資源─銅（頗類乎伊拉克的石油）。智利的經濟增長率、資本積累隨之復振，外資的投資報酬率也上揚，這為其後撒切 爾夫人主政的英國和雷根當家的美國轉向更加開放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提供了可資仿效的證據。在世界體系的外圍國家實行的參殘酷實驗成為中心國家形成政策的範例，這並不是第一次（如今非常類似於在伊拉克實驗的統一稅率已有建議提出來了）。（註7）

然而，智利的實驗顯示，經濟增長的利益並沒有好好分配。國家與其統治精英連同外國投資者受惠良多，而人民一般處境不佳。這些經久連續不斷出現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後果，已足可視為是整個規劃的結構組成部份。達姆尼爾和李維（Dumenil and Levy）甚至認為新自由主義從一開始就是個讓人口中最富裕階層重掌階級權力的謀劃。在評論美國最高收入的1%人口是怎麼獲利時，他們寫道：

「二戰前，這些家庭的收入得到總收入的16%。戰爭期間這一比例急遽下降，1960年代縮減至8%，就此停滯了30年沒有變動。1980年代中期，這個數字突然躥升，到20世紀末已達15%。觀察總體財富，趨勢也大致雷同...」（註8）

其他資料顯示，收入最高的0.1%人口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從1978年的2%增加到1999年的超過6%。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隨著布希政府的減稅政策現在開始生效，財富向社會上層集中仍持續快速進行。達姆尼爾和李維也注意到，「1970年代的結構危機，由於利率鮮能高過通貨膨脹率，公司發放的紅利低，股市低迷，在那些年中進一步侵蝕了最富裕階層的收入和財富」。1970年代不僅有全球滯脹危機的特徵，這也是社會上層階級的權力受到最嚴重威脅的時期。他們繼續論證說，新自由主義便是針對這一威脅而興起。（註9）

但要證實階級權力復辟回朝這個論點，就得查證出一組特定的階級力量聚集在轉向新自由主義政策的背後，因為無論英國還是美國都不可能訴諸像智利那種暴力而須靠建構共識。我們必須回到1970年代這關鍵的十年，以瞭解這是怎麼做到的。

歐洲的社會民主政府和奠定美國資本與勞動的社會協定基礎的凱恩斯主義，在1950和1960年代的高增長時期暢行無礙。在大部份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財富再分配的政綱、對資本自由流動的控制、公共支出和福利國家的建立，與較高的資本積累率和足夠的盈利攜手並進。但到了1960年代末，不論是國際還是國內經濟，這種好景不再。1973年，甚至在阿拉伯-以色列戰爭和0PEC石油禁運之前，本來一直規範國際經濟關係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就瓦解了。一場嚴重的資本積累危機的跡象到處顯而易見，開啟了一個全球滯脹和許多國家財政危機的階段（英國在1975-6年須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助才脫出困境，紐約市同年也技術性破產，而政府支出的縮減則幾乎處處可見）。凱恩斯主義的妥協對策顯然失效，不再能讓資本積累與社會民主政綱協調一致了。（註10）（待續）

‧大衛 • 哈維（David Harvey）英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現為美國紐約市立大學傑出教授。著有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1989)〔有中譯本〕，The New Imperialism (2003)，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2003) 〔有中譯本〕，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2005)，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2006)，The Limits to Capital New Edition (2006)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