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困惑

- 電影《色戒》引起的思辨

 

徐浩淵

 

 李安的電影《色戒》，引起華人世界強烈的對抗性反應。

 叫好的說“《色戒》這部片子藝術上不錯。一個抗日志士愛上了一個漢奸，是人性的表達”；“李安做電影的目的就是追求對自己、自己關心的人性的感觸。”

 叫駡的說：“漢奸家屬張愛玲出於陰暗心理寫作小說《色戒》…… 李安將《色戒》搬上銀幕，在張氏小說基礎上變本加厲，前所未有地踐踏中國人的道德底線和民族尊嚴。”

 我把這些爭論貼到我們網上的心理論壇中，一位中年女性的意見，很是反映了當下白領階層的感受：“在我看來，頹廢奢華和糾纏的情感以及模糊的道德界限，是這個影片觸動我的地方；對我老公來說，他更感興趣的是為什麼刪，刪了些什麼，這個女主角是否性感。”

最終，我的朋友衛平——專修電影理論、電影評論的教授，發來自己的文章《人性的，太過人性的》，讓我不禁拍手叫絕。她最後寫到：“問題並不僅僅在於李安的這部影片，而在於接受當下這部影片的語境。它在威尼斯獲獎時遭遇記者及影評家的噓聲繼而被奧斯卡拒之門外，在大陸卻獲得一片讚美之聲，許多人將之奉為極品。在很大程度上，它像一面鏡子，照出了某種現實生存的精神狀態：當人們開口閉口將‘人性’放在嘴邊，如同最後的一根救命稻草，表明他們已經失去了如何對待這個世界的正當眼光和尺度，放棄了自己在外部世界應該承擔的角色和客觀評價；一個人故意萎縮他的外部世界，可以看作是其內心墜落與空虛的表現。不妨去想，今天還有什麼理由將‘性’看作是至高無上、淩駕一切的？

如果說是人性，鄭蘋如那樣一種為國捐軀的態度，不也是一種人性的體現？人的正義感、忠誠、正直不也是人性的體現？怎麼就將這些排除在人性詞典之外呢？再比如，老易的人性及其複雜性，正可以體現在他作為漢奸掙扎、如何經受內心的煎熬，而不是另外尋找一個出口，弄得真像那麼回事似的。”

 

近年來，大凡出現津津樂道醜惡人物、事務的文藝作品，便有人出來用“人性”一言以畢之，給屎殼郎披上件光鮮時尚的“人性”外套，碰不得了。然而，問起什麼是“人性”，為何只要是反映“人性”的作品就是好的，卻無人知曉無人過問了。為此，我想探究一下到底什麼是人性，文藝作品反映人性的方式，如何影響社會風尚，以至於影響個體人性發展的傾向。

翻開辭海，發現上面有兩條解釋：

人性

(1) 指在一定的社會制度和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人的品性

(2) 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感情和理智

 

 這兩條定義本身和互相之間都存有不少疑點和衝突。首先，在同樣的社會制度和歷史條件下，人的品性是各不相同的。林妹妹、魯大、賈政的品性差異就很大。至於什麼樣的感情和理智是正常的，人們的看法更有天壤之別。同在日偽統治的中國，鄭蘋如以為剷除漢奸是中國人正常的情感和理智，並以性命為代價實踐之；張愛玲則宣稱漢奸比愛國學生的陽具更具魅力“像洗了個熱水澡，把積鬱都沖掉了”，甚至被漢奸槍殺都不要緊，“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這是張氏的正常情感。

再看牛津大辭典對於人性的定義：

Humanity 

1, the human race, human beings collectively, the fact of condition of being humane, human nature. （人類，集體即非個體的人，有條件人道的事實，人類天性）

2, humaneness; benevolence.（人道，仁慈）

 還是沒有說清楚事情。倒是“仁慈”比較“正常”有了一點衡量方向，至少暗示了殘忍、屠殺、虐待等等是非人性的。然而，把人類負面的特性排除在人的特性之外，又不符合全部事實和集體特性的說法了。

 上世紀80年代，我在美國讀研究生時候，上了一門很有意思的課程——動物行為，其中包括了人類行為。使我第一次認識到，人類也是動物的一種，與其他動物共用很多秉性。例如，除了食與性等生理特性，我們與其他動物還共用對於幼仔的哺育行為、情感聯繫，甚至群體規則等等。同時，我第一次認識到，在我們人類獨特具有的品性中，不僅具有因為我們智力發展創造的哲學、藝術、科學等文明產物，人類還具有比其他動物更加殘忍、超乎自然生存邏輯的行為，例如戰爭。

 其他動物的殺戮目的很明確，是為了獲取食物，為了維護自身和幼仔的安全，一句話，是為了自身的生存繁衍而被迫對不同種類的動物實行殺戮。豺狼、惡虎、大白鯊等猛獸的殺戮，均無例外。在同類之間，除了交配時期爭奪交配權力，或者為了維護居住領地，同類動物並不互相爭鬥，更不會彼此屠殺。人類，則是因為信仰和利益，殘忍地屠殺、折磨同類的唯一物種。易先生不是剛剛被情人王佳芝救了性命，立即將她槍決了嗎？其他動物沒有這樣的特性，更沒有類似納粹迫害猶太人和南京大屠殺那樣的血腥行為。這也是人性的特有部分，殘忍、破壞性的另一個側面。

 中國人“人之初，性本善”的信念是偏頗的。大抵因為嬰幼兒對他人沒有傷害與威脅所形成的概念，卻不知那是因為幼兒還不具備傷害他人的能力。而且，所謂“善”應該有與人為善、給予的意思。幼兒只會往自己嘴裏抓吃食，絕不會天生把食物讓給他人。謙讓的良善舉動，也是後天學來的。其實，人的基因裏攜帶了兩類不同行為的潛質：友善、利他、建設性等正向品性發展的潛質；同時也具有發展負面品性的潛質，那便是侵略、自私、破壞性的一面。對於每一個個體，他（她）生長發育的環境促使、允許哪個方面的潛質發展，那些品質便成為該個體的成人後的品性。希特勒的殘酷，是被他極其殘暴的父親對童年的他鞭笞而培養出來的；莫札特和孟德爾松的音樂比起貝多芬的更加優雅、平和，是因為他們沒有貝多芬那樣艱難、貧困的童年環境所致。

 既然人性有正、負兩面，文藝作品必然會反映兩個側面，關鍵問題是如何反映、站在什麼立場上反映。經過“文革”歲月，我曾經厭惡聽到人談論文藝作品的立場。總覺得帶有政治宣傳和宗教裁判的色彩。然而影片《色戒》，讓我第一次感到“立場”很重要，立場是不能不被關注的。

 我說的不是階級立場，而是人類對於真善美VS假醜惡的立場，對於正義與非正義的立場。一個國家對另一國家的侵略，對那裏的人民的統治、屠殺，在任何時代、任何情況下都是醜惡和非正義的。為了個人利益，討好侵略者，成為屠殺自己同胞的幫兇，永遠是罪惡行徑。歌頌、抑或粉飾這種罪惡的文藝作品，無論它如何高明，對於社會，特別是對於天真爛漫的孩童，都是一種污染、一種傷害。因為它肯定了罪惡，教人學惡，促使人性殘忍、自私、卑鄙的潛質生長。宣揚醜惡的作品，越高明，就越容易使得受眾不由自主地與作者共用同一立場，小說與電影《色戒》便是這樣的作品。

 仔細查看《色戒》的小說與電影是有相當差距的。因為張愛玲與李安的生長背景和創作潛意識動機有著巨大的差異。

 張愛玲，出生1920年，沒落清朝官吏的後代，朝思暮想回到社會上層，重享榮華富貴，卻不得。日偽時期，張氏拼命攀上了漢奸權貴胡蘭成，不久被胡拋棄。抗戰勝利後，她在社會上自然抬不起頭來。有人說她恬不知恥，我不同意。恰恰因為張愛玲知道傍漢奸是恥辱，知道鄭蘋如是英雄，所以才寫了《色戒》，硬是把自己那點見不得人的事情，和抗日女英雄混為一個人型寫出來。短短的兩頁紙，修來改去27年才敢發表。文章中的時間轉換、人物與事件交代變得含混、隱諱，也反映了她嘴上不肯招認，心底卻無法擺脫的羞恥感。她的羞恥心還在於漢奸胡蘭成不把她當回事，另有新歡。所以她把這股恨意，用書中的漢奸被人追殺來發洩。張愛玲真的想殺胡蘭成一刀嗎？捨不得。因為他送她大鑽戒，讓她覺得他愛她。“愛”這個字在張氏筆下變得骯髒且沾滿銅臭，因為它是和克拉數成正比的。

 李安拍《色戒》有他自己的心理需求。李安1954年在臺灣出生，大學之後留學美國，很少有中華民族曾經被欺辱、被宰割的感受與概念。通過他的多部影片，李安表達出自身兩種主要的心理衝突：一，作為長子，他選擇的職業不被父親認可；二，婚姻生活中，性愛的極大不滿足。

 李安的父親是一位傳統意識濃厚的中學校長，一直為自己的長子李安學業成績欠佳，不能成為一名教授而感到失望。上世紀70年代，從臺灣到美國留學的年輕人學工程、醫學、法律、商科是正業。可以落腳美國，回臺灣也不乏受人尊敬、待遇優厚的職位。學電影？在老人看來是胡鬧、是玩票。甚之，李安畢業後長年沒有工作，結婚生子後，還靠妻子養活，老人至死都難以了卻這樁傷心事。這是為何在父親去世後不久，李安領取奧斯卡最佳導演獎時，手握小金人，難過地說希望父親能看到這一天。李安希望得到西方世界的認可，從而能夠得到父親的認可啊。事實上，豈止李安，我們國內的第5、6代導演，不是也依靠西方影界的承認，在歐美電影節上得了金獅、金熊獎項，才在國內站住腳的嗎？中國人從什麼時候開始，要靠外國人說好壞來評價自身了呢？

 與父親的這番情感糾葛始終深深地壓抑、刺激著李安，使他拍完“父親三部曲”後，在《冰風暴》裏再現他的痛苦與情感衝突。到了《色戒》，他乾脆讓扮演丁默邨的梁朝偉學著自己父親的步伐走路。在李安心裏，丁默邨的主要身份不是漢奸，而是讓他又愛又恨的“那個時代的男人”。

 影片《色戒》的另一個爭論熱點，又是觀看熱點，即是“性”和“床戲”。在張愛玲的《色戒》中，這部分僅寥寥幾筆帶過，李安卻將此大加發展，藉以發洩了自己壓抑長久的性能量。一位支持李安的朋友來信說：“李安是一個非常敏感而且情感脆弱的人。但是他勇敢：他一直不懈探究自己，通過電影表達自己，而且不顧別人如何看待他。他說《色戒》是他中年情感危機中的產物。危機的內容是什麼我不關心，但我能感觸他的脈搏。我覺得，他的性欲一直沒有開發，雖然他對性的渴望極其強烈，但他自己為這樣那樣的道德因素束縛，不敢、不能去追求自己真正想得到滿足。他一直沒有停止掙扎。《色戒》讓他解放了。”

 同意朋友的看法。我看李安的《斷背山》，已經感受到李安的性壓抑，和他的掙扎。《色戒》則讓我確認了自己的想法。

 李安是個坦誠、單純的人，他對自己居家男人和夫妻關係的訴說（見《南方週末》專訪李安），讓人覺得他和妻子的關係像是乖兒子與嚴厲母親相處。在這樣的夫妻關係中，性愛是難以得到舒展的。常年被壓抑的情欲容易變得激烈，甚至變得暴力。我看《色戒》是大陸刪節版，不知道被刪掉的部分如何發展。但就存留的鏡頭，丁默邨把王佳芝猛然摔到牆上、打翻在床、騎在背上的鏡頭，已經很暴力了。健康正常的女性不會喜歡如此被人對待，除非她有被虐待的病態性傾向。而李安卻由此宣洩了自己：他拍完兩段床戲後抱頭痛哭，梁朝偉不得不上前安慰。

 我認為表現性關係和裸體的作品可以很美，也可以很醜。不知大家有沒有看過一部90年代的法國影片《情人》，根據法國女作家的同名小說改編，梁家輝在其中上演全裸的床戲，影片拍得實在淒美動人、品味一流。相反，大多數美國影片的這些部分拍得猥褻、低俗，常常是男演員還打著領帶，就把女演員的衣服扒光，兩人假模假樣地在那裏大呼小喊，造作得令人作嘔。不少歐洲影片，即便拍攝全裸，還是呈現一種真誠的自然美，讓人看得感動、享受。相信16歲以上的青少年觀看這樣的影片，受到的是美麗的愛情教育，從而對淫穢下流的東西才具有了分辨力。人類的性愛原本是美的、健康的行為。如此的人性部分，假如能夠從觀念的壓抑和利益的驅動下解放出來，是人自我享受與昇華的重要內容。

 回到《色戒》，我同情大學生要求“禁演”的呼聲，卻不同意禁演、刪節鏡頭的作法。假如我們也能把影片按照觀眾年齡分出級別，更重要的是能夠讓各方面的評論聲音在各種媒體出現，難道還怕“真善美”鬥不過“假醜惡”嗎？假如我們的影視和評論環境更有包容性，營造文化藝術百花齊放的春天，我相信人性中美好、仁愛、建設性的潛質，便有了良好的生長條件，那將是多麼令人嚮往的景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