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籤 ： 《讀書》換帥風波專題
在大陸知識界有廣大讀者群的著名思想文化雜誌《讀書》，6月下旬由自由派的《新京報》得到內部消息，首發報導稱主辦《讀書》的三聯書店將撤換兩位來自學術界的執行主編汪暉、黃平，隨即引發諸多議論，成為知識界關注的焦點。三聯當局對外解釋的表面理由是所謂「優化管理方式」、訂戶量下滑，乃至前任總經理說的文章學術化、不好懂等等牽強的藉口。但主要的原因恐怕是汪暉、黃平自1996年接掌《讀書》後，把本為自由派園地的《讀書》帶向更寬廣的全球視野，並用批判的觀點反思、介入大陸資本主義化所產生的社會矛盾，使不少大陸知識份子的思維跳脫自由主義淺薄、狹隘的框框，不再盲從1980年代什麼「西化」、「現代化」之類的幼稚論調，阻礙了右派儘速將大陸全面資本主義化的圖謀，因而大犯中共黨內自由化份子與右翼知識份子的忌諱，必欲去之而後快。《讀書》換帥在
汪暉的憤怒
《南都週刊》
我們擔任了11年多的兼職編輯，如果按照現在的規定或領導意見，
不再允許兼職，也不是什麼問題。我們從未提出過希望留任。
問題是為什麼要採用這種不近人情，也不符合《讀書》雜誌利益的方式？
為什麼明明知道這麼做一定會造成震盪仍一意孤行，
到底有什麼隱情？這個事情上我覺得很氣憤，也不可理解。─汪暉
1、回應“換帥”
《讀書》在經營上並不失敗
南都週刊：《讀書》風格的這種變化，使得有外界評論《讀書》的老讀者逐漸喪失，這次換主編事件，也有外界猜測是因為雜誌發行量下滑的原因。
汪暉：《讀書》的作者和讀者既有延續，也有變化，這是正常的。《讀書》在經營上也並不失敗。在我們編輯《讀書》的十一年中，《讀書》的發行量始終在十萬左右波動。在這份雜誌28年的歷史中，是處於發行量高的時期，而不是低的階段。就是今年，《讀書》的郵局徵訂也是上升的，說明穩定的讀者多了。所謂下滑，是自發部分，確有一點下降。且不是指發行量，而是零售回款緩慢。據瞭解，是由於內部調整，三聯書店去年年底沒有再給《讀書》的發行定指標，今年發現問題後又沒有及時調整，也曾出現個別回款錯匯到其他帳戶的情況。這些問題需要多方面協調解決，不能一蓋而論推到編輯工作上來。
有些以“好讀”為宗旨的同類刊物，發行量始終無法與《讀書》相比，這說明發行問題與他們所說的風格問題並不是他們想像的那種關係。說到底，《讀書》並不是以發行量為目的的思想評論刊物，這是創刊伊始的宗旨。但如果要說發行量的話，在同類型的雜誌中，《讀書》是唯一靠著發行量就能贏利的雜誌。當初董秀玉總經理規劃定位三聯的刊物，就明確《讀書》是嚴肅的高層次的文化思想刊物，《新知》(待辦)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結合的中等程度的知識刊物，《生活》則是文化大眾刊物。它依靠廣告把《生活週刊》支撐了起來，卻小心翼翼地限定《讀書》只許做一點書的廣告，能不做更好。希望保留一個非商業化的純粹的思想刊物。
現在有些人把經營問題與刊物風格問題混為一談，我想是有人要為免除我們的職務找藉口吧？
我從未提出過希望留任
南都週刊：三聯領導們對外公佈，說是因為編制問題，所以換掉你和黃平，那你接受這個理由嗎？
汪暉：過去幾年中，我們多次討論過退出《讀書》雜誌的問題。在抵制前任總編輯汪季賢對《讀書》的改組行動和出版所謂《讀書》公務員版的荒唐舉措之後，我們正式地與三聯書店領導談過離開《讀書》的問題。為了穩定汪季賢走後的局面，三聯書店領導希望我們能夠留任，我們同意了，但建議三聯書店在適當的時候提前告知一個過渡時間表，以避免因為我們的離開而造成不必要的震盪。今年我們編輯出版了六卷《讀書》精選，部分的原因，也是為了回顧和總結這十年的工作，為過渡做準備。《讀書》編輯部的年輕編輯早已成熟了。
但這次三聯書店對《讀書》的改組卻完全沒有先兆。六月中旬，他們約我和黃平談話，由於黃平出差，我們約定
我們擔任了11年多的兼職編輯，如果按照現在的規定或領導意見，不再允許兼職，也不是什麼問題。我們從未提出過希望留任。問題是為什麼要採用這種不近人情，也不符合《讀書》雜誌利益的方式？為什麼明明知道這麼做一定會造成震盪仍一意孤行，到底有什麼隱情？這個事情上我覺得很氣憤，也不可理解。在我看來，這種做法遭到絕大多數編輯的反對是必然的。
南都週刊：那真正換掉你和黃平的原因是什麼，你知道嗎？
汪暉：我不清楚，也並不在意。董秀玉退休之後，除了與
三聯書店是一個有文化傳統的出版社，歷任的總編輯都注意與知識界、文化界的人溝通，但這樣的狀況自從董秀玉離開後就發生了變化。上面派來的負責人往往與知識界完全無關，他們也沒有與學者或知識份子溝通的意願，對於《讀書》這樣的雜誌既無理解，也無尊重。說起來也有趣，現任黨委書記與現任主管《讀書》雜誌的副總編輯與我們之間的第一次會談，就是討論我們離開的事情，時間是今年
《讀書》有自己的傳統和獨特的空間，我們發表文章的尺度相對而言是比較自由的。董秀玉擔任總編輯的時候，只要碰到困難，她就會設法幫助我們解決，沒有她的支持、理解和默默奉獻，《讀書》雜誌不會有後來的局面。但這樣的默契在後來的領導者那裏就完全沒有了。他們按照規定做事，但我們也不大懂得那些規定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們感到不滿，因為這對《讀書》的討論勢必造成傷害；他們感到為難，因為我們不那麼好掌控或管理，可能給他們添麻煩。這可能是一個因素吧。
就像大家都知道的，《讀書》在過去十年中發起過各種討論，也時時引起爭議。就像《新京報》的報導所顯示的，不同的力量是一直在運動著的。但三股力量有無直接聯繫，或者是怎樣匯聚到一起的，我並不清楚。我說的三股力量是：官僚體制加強統一管理的力量，總想奪取或取消《讀書》這個思想平臺的某些人物的力量，以及諸如《新京報》這樣的你弄不清是官方的還是市場的媒體力量。
“組織解決”讓人悲哀
南都週刊：也有不少人認為你離開《讀書》是好事，你怎麼看？心裏會不會不太能接受？
汪暉：對我個人而言，有更多的時間做研究，這是好事吧。過去十年中，為了《讀書》的討論，黃平和我都付出了很多辛勞。《讀書》成為某些思想討論的發源地和中心舞臺，在中國和其他一些地區，都產生了影響。有人為這樣的討論而興奮，有人不喜歡這樣的討論，也有人希望取而代之，這在過去十年中已經是一次次發生的事情，我們早已習以為常。對於今天的變局，有人感到痛心，也有人彈冠相慶，大概都是自然的。我為思想討論最終訴諸“組織解決”而悲哀，但對離開這件事情早有準備。這一切既出乎意料，又在預感之中，熟悉《讀書》是多年來的風雨道路的人，可以輕易地發現這裏面的某種邏輯或軌跡。
南都週刊：對於《讀書》的未來發展會擔心嗎？
汪暉：《讀書》編輯部的各位編輯與我們共同奮鬥了十一年多，經歷了這一時期最為激烈的爭論和風雨。他們不但是優秀的編輯，而且也是對思想討論和文化事業抱有責任感的知識份子。他們在為守護這個思想空間而努力。
在《讀書》二十八年歷史的每個階段，這份雜誌都在回應時代變化，完成自己的不同使命。變化是必然的。
最為重要的是：社會在變遷，《讀書》做過的許多工作已經生根，一切都不會倒轉的。
2、回顧歷史
現實的聲音讓一些人不舒服了
南都週刊：上世紀90年代，特別是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的思想界越來越多爭論，這一點在你接任《讀書》之後似乎表現得也很明顯。
汪暉：90年代中期，隨著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深化，許多新的社會問題隨之而來。如果80年代的主調是改革開放的話，現在我們面對著改革過程帶來的各種新問題。沒有反思，便不可能有進一步的改革。在效率與公平、發展與生態保護、私有化與勞動權利、市場化與社會保障體制，以致如何看待中國的傳統，如何理解現代的歷史，如何判斷西方、尤其是美國的角色等一系列問題上，知識份子之間產生了重要的分歧。
歸根到底，這些問題的核心就是中國究竟走什麼道路？1989年以後，這是中國知識份子思考的關鍵所在。
許多知識份子認為全球化會把我們帶向大同社會、永久和平，但如何解釋今天全球格局中的壟斷、霸權和戰爭，如何解釋全球化過程所產生的新的不平等？也有知識份子對俄羅斯和東歐改革的全面肯定，認為我們仍然應該“走俄國人的路”——這裏說的是葉利欽時代的俄國道路，也就是自發私有化和民主化的道路。如何看待葉利欽時代的改革？《讀書》就曾發表過一系列文章，分析自發私有化過程引發的社會分化，也討論過如何才能避免民主化過程被少數寡頭所操控的問題，這在資本與權力的關係日益密切的條件是必然會發生的問題。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中國知識界拿不出有說服力的解釋來。不但對於東南亞國家的危機說不明白，對於中國為何能夠倖免於難也沒有給出真正的解答。這個狀況在我看來是新的教條主義的結果。我們約請許寶強、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等學者做了比較透徹的分析。這些文章的觀點與當時中國知識界的主流看法很不一樣，但事後證明他們的分析是最有解釋力的。
1998年以後，圍繞著經濟學在當代中國的角色問題，《讀書》也曾發表立場截然相反的文章進行爭論，那個時候火藥味已經很重了。到2004年前後，知識界圍繞私產入憲、物權法和國企改革等問題的爭論趨於白熱化，《讀書》也發表了觀點和立場都很不一樣的討論文章，其中一些文章產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響。
南都週刊：而當時思想界爭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分化。簡要地說：你覺得造成這種分化的原因是什麼？
汪暉：我一直不同意“新左派與自由主義”這個兩分法，這個說法是誤導性的。我認為這場爭論是批判的知識份子與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爭論。自由主義的左翼如果不被這個思潮所裹脅，也就可能對新自由主義思潮進行批判和抵制。許多知識份子簡單地將市場化、全球化、私有化視為普遍的、絕對的價值，拒絕對這一過程所產生的問題進行反思，其結果不但是忽略了而且是掩飾了這一過程帶來的嚴重社會分化、環境災難。
我前面談到對俄羅斯的自發私有化的討論，這個討論其實是與對中國的私有化過程的反思密切相關的。從理論上看，批判的知識份子關注資本與權力、市場與國家之間的相互關聯、相互作用，分析兩者在現實進程中的實際關係；而新自由主義者則從古典經濟學的信條出發，強調市場、私有產權的絕對道德優勢，而忽略市場化過程和所謂產權明晰化過程中產生的矛盾。他們強調效率優先，強調國家退出，強調麵包做大，卻無法面對現實生活中資本與權力之間的複雜的關聯。這些口號的簡陋和由此引發的問題，在今天大概已經看得十分清晰了。
從1998年起，《讀書》開始持續地討論教育改革的問題；1999年底，《讀書》開始了三農問題的討論；2003年以後，《讀書》發表了對於醫療體制改革的批評文章，與此同時，有關生態環境、私有產權、勞動產權、國企改革、知識產權等一系列問題的討論也在展開。你們大概會記得溫鐵軍、李昌平、陸學藝等有關三農的討論，記得王紹光、陸廣莘等有關醫療改革和中醫問題的討論，記得崔之元、甘陽關於政治體制改革和產權問題的分析。他們的聲音影響較大，但並不在於聲音高、數量多，而在於觸到了敏感的神經。通過公共討論，這些想法對於國家的社會政策也產生了影響。我想這是許多自居為主流的人感到不舒服的原因吧。
產生這些爭論的根本原因是現實的變化本身：三農危機、生態危機、貧富分化、改制過程中的大規模腐敗和不平等，以及全球化過程中的霸權構造、戰爭和動盪等等動搖了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形成的一些樂觀信念。我們必須面對這樣的變化。
《讀書》不是某一派的陣營
南都週刊：中國的思想界發生了這些變化，不同觀點的學者也有分化，這個特點也表現在了《讀書》雜誌上，這是否也是《讀書》在你接手後，遭遇很多討論的原因？
汪暉：分化是必然的，爭論也是必然的，但我不大喜歡簡單地用派別的觀點來對待爭論。分歧最好在具體的問題上展開，一旦化約為派別，就往往是在爭輸贏，不是在討論問題了。《讀書》有自己的取向，但並不等於說就是某一派的陣地。你只要看一看這十一年中為《讀書》寫作的人的名字就可以了，他們不可能被劃在一個單純的派別裏，以經濟學而言，杜潤生、吳敬璉、張維迎、樊綱、梁小民、汪丁丁、秦暉、崔之元、王紹光、瞿宛文、許寶強、左大培、溫鐵軍、盛洪、張曙光、茅於軾等等能說是一個派別嗎？以人文領域而言，金克木、黃裳、李澤厚、錢理群、甘陽、孫歌、劉禾、李零、何懷宏、陳來、葛兆光、張汝倫、陳嘉映、李陀、趙京華、曹衛東、楊念群、劉健芝、戴錦華、陳順馨等等，能說是一個派別嗎？以社會科學而言，費孝通、王銘銘、朱蘇力、信春鷹、錢永祥、夏勇、梁治平、郭于華、陸學藝等等，他們算是一個派別嗎？的確，崔之元、甘陽、溫鐵軍、王紹光的文章都引發過討論，但以比例論，他們發表的文章並不比其他的一些作者多。與其問為什麼我們要發表這些文章，不如問為什麼恰恰是他們的文章能夠引發爭論呢？其實，如今媒體和各類學報充斥了主流的聲音，為什麼就不允許《讀書》發表一點不同的聲音呢？對我來說，能夠提出真正的問題的文章就是值得發表的文章，無論有多大壓力，無論這樣的聲音是多麼孤立，我們都堅持發表。有不同的意見，可以發表文章討論，但絕不應該扼殺這樣的討論。
南都週刊：實際上，你接任《讀書》後，在讓它風格轉變後，並且積極地談論社會問題、思想問題後，它勢必要面臨這些紛爭。所以說，這些討論和批評是不可避免的，會不會覺得這是你為自己和《讀書》挑上的一個沉重的擔子？
汪暉：我覺得這是《讀書》應該承擔的使命，我也願意面對這樣的挑戰。在過去十多年中，有幾家雜誌願意做這樣的事情？
我的不滿也包含對自己的不滿
南都週刊：你說到你對當時知識界的狀態不滿？
汪暉：我的不滿也包含了對自己的不滿。我希望拓展思想視野和知識視野。如果沒有三農問題的大討論，中國鄉村和農民的命運很難進入知識份子有關市場化、全球化的討論，這是一個基本的事實吧？我們談全球化，眼睛裏面就是西方，主要是美國，我們有多少人從印度、越南、尼泊爾、非洲、拉丁美洲的角度回望中國呢？我們的開放是單向的開放，它的另一面就是封閉。這個格局要打破。《讀書》雜誌發表了許多關於亞洲的討論，也發表了一些關於拉丁美洲、俄羅斯及東歐國家、歐洲一體化進程的討論。我們希望從一個世界性的眼光來判斷中國的狀況，也希望通過對中國問題的探討，理解當代世界的狀況。為了擴展我們的視野，《讀書》邀請了日本、印度、韓國、東南亞、歐洲、美國以及臺灣、香港的學者與大陸的許多重要學者一道討論，並發表文章。這些討論從一些側面正在重構我們的世界圖景，但我們所做的，還遠遠不夠。這些工作需要大家一起來做。
南都週刊：處於社會變革時期的思想界面臨著很多有待解決的問題，同時很多西方的理論也在這時被陸續介紹到中國。新的問題、不同問題的爭論使得那個時候的知識份子應該是也處於一種迷茫期吧，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需要一個過程，也許並不是知識界不想去解決和討論它？
汪暉：迷茫是探索過程中的常態，這不是問題。問題是新的思想封閉症的出現，也就是在討論中不承認自己的迷茫，總想拿自己的常識當絕對真理，甚至對別人的思想探索採取敵視的態度。我在這裏只是做一點假定：假定十多年前，知識界的主流不是否定或扼殺有關自發私有化及其危機的討論，我們的國企改革也許不致產生如此眾多的問題？假定在我們反思發展主義問題時，知識界的主流不是將這些思考當做無關痛癢的胡言亂語，我們的生態危機和社會分化也許不致如此嚴重？假定我們早一點對全球化過程的霸權的和壟斷的構造進行思考，也許我們在許多方面上會做得更好一點？我提這些問題的意思不是別的，而是強調心靈開放的重要性。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任何時候都是需要的。有些知識份子不願意面對問題，而總是將矛頭對準展開討論的思想平臺。在我看來，扼殺思想空間和拒絕反思是危險的。
南都週刊：這些是你對知識界的一些不滿意，你非常關注的一些話題。你有沒有想過如果換一個人當《讀書》的主編，可能這些問題就不會被關注，或者就從另一個角度去考慮。你個人的色彩在《讀書》……
汪暉：這並不僅僅是我個人的問題。雜誌就像人一樣，也有自己的個性，這不是問題。如今沒有個性的雜誌，千篇一律的雜誌到處都是，他們或者是大眾性文化讀物，甚至也可能是核心期刊，但我們很少聽到有人發表批評和不滿。《讀書》有這麼多優秀的、傑出的作者，它的色彩來自這些作者，而不是來自編輯，編輯工作說到底只是一種服務工作。除了在與編輯工作相關的場合，黃平和我很少以《讀書》編輯的身份活動；如果不是許多攻擊直接地針對我們個人，我們實在不願意以現在這樣的方式接受採訪。我們更願意安靜地做點服務工作，如此而已。
3、面對批評
“長江讀書獎”是一個悲劇
南都週刊：你接任《讀書》之後，《讀書》和你本人都經歷幾次重要的風波，比如“長江讀書獎”事件，比如高默波事件和哈貝馬斯訪華引發的編輯手記事件。導致這些事件發生的原因，很多人把它們看成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爭論。
汪暉：這些事件背後有思想爭論的因素，但事件本身不能被歸結為所謂新左派與新自由主義的爭論。“長江讀書獎”是一個悲劇。本來是一個正常的也是相當認真的評獎，偏偏因為我的得獎而遭到攻擊和非議。程式是由大家制訂的，結果是根據這個程式產生的，如果認為程式有問題就檢討程式。我人在美國，沒有參與這個獎項有關的任何工作。現在評獎的公信力差，任何巧合都可能引發懷疑，這是正常的；但不正常的是有些參與其事的人有意誤導輿論，對我個人進行攻擊。坦白地說，我本來是準備起訴這些人的，但考慮到思想討論的氣氛可能因為訴訟而遭到進一步的打擊，我沒有這麼做。但這些事情使我對這些所謂知識份子的動機產生了根本的懷疑。
發表高默波的文章本是很平常的事情。高默波是一位優秀的學者，他的英文著作《高家村》是僅見的從農村的角度研究“文革”的著作。我讀過他對“文革”的研究文章，是深入的思考和反思，從未迴避那個時代的悲劇。“文革”發生迄今四十年了，我們的研究集中在一些重大事件上，反思的視角大多也是國家的、高級官員的、知識份子的、下鄉知青的，我們很少聽到從農民的角度敍述的“文革”，也很少聽到從工人的角度敍述的“文革”。我們只是希望通過發表這樣的文章引發進一步的討論。結果文章發表之後，《南方週末》發表了一大版文章，有位所謂“自由主義者”指控我們要為“文革”翻案。這些人不是就事論事地討論，而是將矛頭對準發表文章的思想空間。他如願以償了：有關方面的檔中提到了《讀書》的文章，我們不再能夠繼續這樣的討論了。
更可笑的是利用哈貝馬斯這樣的公共人物之口，攻擊《讀書》雜誌為“專制”辯護。與他們的觀點不同就是為“專制”辯護？這樣的邏輯未免過於荒謬。我當面問過哈
十一年中，圍剿《讀書》的事情發生過多次，為了打倒我們，那幾位似乎什麼事都可以做的。但平心靜氣地想一想：他們自己在討論中到底提出過什麼重要的問題，做過哪些認真的研究？他們的精力更多放在攻擊別人上。我覺得他們看起來更像是思想的憲兵，與自由主義毫不相干。
南都週刊：比如“文革”這種話題，它是充滿很多情緒性在裏面的。而且尤其這個問題跟知識界、思想界是緊密聯繫的。討論這樣的話題的時候，不是應該有更多的考慮嗎？
汪暉：可以有更多的考慮，但不能變成思想的禁忌。為什麼“文革”的研究最多的是在國外？因為我們的禁忌太多，有些是來自國家的禁忌，但也有很多是來自知識份子自身創造的禁忌。不同的人對歷史的體驗可以是不一樣的，但並不代表哪一種就是正確的。我們只有把多方面的東西呈現出來，才能夠看得更全面一點，也才能把握住問題的關鍵。當然，打破禁忌不但需要勇氣，也需要思想的能力和深入的研究。
《讀書》選擇了承擔
南都週刊：
汪暉：這種責任從《讀書》創刊一開頭就有。《讀書》雜誌從李洪林的《讀書無禁區》，到王若水等人關於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討論等等都是嚴肅的理論探索，80年代中期關於存在主義和現代化問題的討論也同樣如此。在80年代，《讀書》還起著一個介紹新知的作用，這個功能仍然在持續，但發生了變化，原因是在如今的翻譯格局和知識狀況下，只是一般的介紹恐怕不能起作用了。90年代前期，適應著當時的社會轉化，《讀書》的取向有一些變化，但不能說這份雜誌從一開始就是一個面貌。相對而言，在80年代，改革開放就是基本意識形態，而隨著社會的分化，到90年代改革共識面臨危機，這是需要獨立思考的時代，也是許多知識份子展開了他們的思想探索的時代。《讀書》必須反映這些思想探索。
今天的中國社會正在發生著真實的大轉變。迅速的發展也伴隨著社會危機的積累，沒有反思、一味地將所有文化空間當作文化消費的場所，這是很危險的。我不但認為《讀書》應該承擔這樣的責任，而且還希望出現更多的討論空間。老實說，大部分媒體對於《讀書》的報導從未真正觸及到底我們做了怎樣的討論，為什麼需要這樣的討論。他們糾纏的就是什麼“好讀不好讀”或者“新左派”的話題，可悲的是，連許多學者也跟著這些話題起舞，實在讓人費解。
我從來沒有覺得滿意過
南都週刊：然而一直以來你的很多觀點，還有《讀書》發表的一些觀點卻遭到很多人的批評，這些批評難道不是代表著一部分人的聲音？
汪暉：有批評難道不是正常的事情嗎？知識份子的討論都和大眾傳媒一個調就是好事嗎？魯迅當年用“無聲的中國”描述當時的社會，所謂“無聲”不是沒有聲音，而是只有一種聲音。聽起來嘈雜得厲害，但其實大同小異。今天的中國不是聲音太多，而是聲音太單一，那就是發展的聲音，消費的聲音，爭權奪利的聲音。中國有那麼多雜誌，能夠引發討論的並不多，這樣就好了嗎？批評總是代表著一部分人的聲音，如果這種聲音寫成了有品質的文章，我們就樂意發表。思想討論要追究的是誰對誰錯，不是有沒有不同意見。不同意見再多，對的還是對的，錯的還是錯的。如果知識份子的思想討論都要用大眾傳媒來評勝負，那不是知識份子文化的沉淪嗎？
前兩天有一個記者問我，某些作者的一些看法還沒有得到大眾社會承認。但是，大眾社會是誰呢？它是根據自己的報紙來判斷這個大眾的吧。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報紙面對的所謂大眾只是很有限的一部分人，主要是城市居民中的白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