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籤 ： 重慶文革口述史
（黃廉訪談錄）（六）
老田 訪問整理
十七、“批清運動”和“四不准學習
班”
我和周家喻向群眾傳達京西會議精神，實際上更多的是我們在群眾面前檢討。1970年傳達總理的指示，要我和周家喻到工廠裏去與工人打成一片，周家喻說我們被利用完了。市革委會開會的時候，還徵求我們的意見，周家喻說他還是回原來分配的單位紅光廠，我也說回原單位，岳林說你回木材公司還是當幹部搞宣教，等於沒有下放，要真正摸到機器，出產品。13軍副政委陳占樓說你還不到40歲，還可以學手藝，真正和工人一起勞動，要到大型廠礦集體生產中去，與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最後革委會為了我們回機關開會方便，把我們兩個都下放到長安機器廠三車間，他當車工，周家喻很年青學得很快，我年紀大了還是適應很慢；我開始也是車工，因為車床高速運轉有點危險，書記就幫助換了一個工種，去請示革委會，上面只要我們在車間勞動怎麼都好，至於什麼工種他們無所謂，這樣就安排我去開磨床，經過兩個月我才慢慢適應了一些。
1971年4月底的時候，我的師傅方師傅對我說，你來了這麼久了，你師母想請你吃一次飯，喊我晚上去他家裏，我把周家喻也喊上一起去了，免得魯大東他們又說我搞派性分裂。
去了之後方師傅對我說，開會時聽說你們又要去學習班了，不知道是好的學習班還是不好的。我說學習班還有什麼好不好，方師傅說如果又是批判的學習班那就不好。
第二天市革委會就派了一輛華沙車，送我回木材公司。迎接我的是書記和保衛科長，他們說前兩天剛剛聽說，你要回來學習，我們還沒有準備好，先在禮堂的地下室將就，為了你的安全，我們安排小何、小梁和小劉三個人陪你一起學習，在你的幫助下，他們也學習一點東西，你們三個吃住都在一起，以後會慢慢增加人的。我問學習怎麼沒有文件，書記說江青同志不是規定了你們要學六本書嗎？他們現去書店買了六本新書。
他們很愚昧，那些書哪能幫助我們去反思五一六的問題呢？我讀了《法蘭西內戰》和《哥達綱領批判》之後，越發認定他們就是走資派，結合造反派的現實處境，我更深深感到文化大革命的任務還遠遠沒有完成。13軍政治部主任陳占樓很嚴肅地對我說，你學了這六本書，提高了覺悟，現在轉入下一個階段，主要是交代你在北京怎麼與五一六聯繫，下面又發展了誰。他們乾脆說五一六全部是單線聯繫，上不告訴父母，下不告訴子女，這樣定五一六分子就可以避免取證的麻煩了，節約運動成本。我對陳占樓說：你們這個搞法是非常錯誤的，我的副主任是毛主席定的，你只是軍隊支左幹部，在革委會辦事組負責，你們控制我，三個月不讓出門，還要搞四不准，不准會客、不准寫信打電話，不讓家屬探視，連飯也不讓吃飽，真正反對革委會的人應該是你。
陳占樓說，現在是我們軍隊管這個事情，五一六有國際背景，還與極左派拉美的遊擊隊和格瓦拉有了關係，實際上但是誰也不知道格瓦拉是怎麼回事，反正裏通外國就是不好。旁邊的人勸我好點說話，我說你們懂什麼，他是我的下級。陳占樓還說從今天起明確，生活上絲毫不要克扣他，他自己出錢買飯菜票，但是要問題弄清楚了才能回市革委會。我就反問他，你告訴我五一六有什麼破壞性，他說是反對毛主席和反對林彪的，我問他反不反周恩來，他說凡是中央領導都反嘛。我說就是坐牢也要容許家屬探視的，現在天氣都冷了，我的衣服不夠，我還要看看家裏的人。陳占樓說：那要等到你都交代了，問題作了結論才行。整個“批判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運動，簡稱“批清運動”，實際上就是系統地打擊造反派的運動，本質上就是算文化大革命的帳。
我剛剛來的時候，大家都躲著我，八月份開始就有人想要找我談話，我去廁所時就發現廚房的炊事員，等在台階上要跟我說話，他問我那些人到底要搞啥子嘛，我說他們說我是五一六，他告訴我同志們在外面為我鳴不平，是軍隊與地方有矛盾。時間長了之後，看管我的人也疲了，有一天我翻窗戶進入儲運科，給新華社撥電話找謝文欣，結果他不在，接電話的人問我是誰，有什麼事，我說我是四川的黃廉，已經被人不明不白地關在地下室快半年了，是偷跑出來打的電話，請他給周總理或者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反映一下，我的話還沒有講完就被發現了。
這下子可不得了，13軍的領導，市委派來的處長，公安局的人，都來了。我說打個電話有什麼不得了，他們說問題大了。訓斥那些看守我的人，說他們無用，說從此之後要加強看守，吃飯上廁所都要跟著。開始是七個人分成三班晝夜跟隨，慢慢地減少了，軍隊和公安局的人就不來了，我就分析這個事情，判斷外頭絕對是出了大事情。有一天，外頭一個挑著水的人，趁人不注意，丟給我一個字條，上面只有幾句話，說中央出了大問題，你要保重身體，他說是外面兩個幹部模樣的人叫我摔給你的，我認不到他們。
九月底的時候木材公司開批判大會，批判我這個五一六分子。我說光是你們說不行，我要求在大會上發言，結果他們同意了。我就說，你們說的那些東西都不是事實，我來跟你們講一講五一六，北京最開始是有個五一六兵團，是從“聯動”演化過來的，他們反對周總理和中央文革。你們這麼多的科級以上幹部和黨員，毛主席說凡事都要問一個為什麼？我來了有半年多，走進門來就被關起，這一次清查五一六完全是人身迫害，是慢性謀殺，你們連這點覺悟都沒有？我量視你們的書記和局長，也不清楚現在形勢的本質，這又是一次對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新反撲。從這一次批判會以後，他們就沒有那麼囂張了。
快到春節的時候，我老婆穿著軍裝來接我，她拿著一張條子，上面寫著：黃廉父親病危，經魯大東同志同意，並經市革委會常委討論，准假三天。木材公司的人說，最好拿一個人跟去。我老婆告訴我說，林彪已經墜死在溫都爾汗，你們這一次清五一六的事情就是他搞的。我老婆流著眼淚告訴我，因為你參加搞文革，從二月鎮反到武鬥，直到現在全市到處開你的批判會，你父親一點都不明白，現在得了腦溢血了，你進去病房看看他。我進去看父親，他雙目緊閉，我喊了他幾聲也沒有回答，我的眼淚不知不覺就留下來了。回頭找那個跟著我的人，我老婆說，他早就一溜煙走了，哪里還敢留在這裏，等會你兄弟夥來了要打死他。晚上兄弟夥來了，我就給北京打電話，以前的號碼沒有一個有效，我問新華社，有個記者告訴我，反正是有人陷害你們。我要去市委找魯大東談一談，大家都要一起跟去，我給周家喻的老婆打電話，她知道我出來了，也去跟魯大東要人。我們到了市委，13軍的陳占樓根本不敢照面，把李丙燦支出來應付。
第二天我父親就去世了，發喪的時候，大家提出要遊行，我老婆死活不同意，說事情鬧大了不好，父親自己歲數大了，他也是太著急了。汪友根來致悼詞，他是魯大東的最相信的，在悼詞中間本來是要說“受到林彪死黨的迫害把老人家整死了”，後來改成含含糊糊的說法“受到各種打擊”，有四百多人到場參加，幾十輛車子，口號越喊越變，最後說是魯大東迫害死的。喪事過後我去找魯大東，他說這個事情不怪我，辦你的學習班是經過梁興初批的，軍委辦事組也是有人批了字的。各個單位都起來揭發，在這次所謂的“批清運動”中間，他們在重慶又逼死了十幾條人命，接著就是批林批孔運動了，我們總算又喘過一口氣來了。
市委又給我們安排工作，我和周家喻又回到市委落實政策辦公室去工作，設在市委二號樓，由我們這些人去給那些被冤枉的人去賠禮道歉。九一三事件公開之後，支左幹部逐步離開了地方，魯大東等人開始全面掌權，但是原來被打成“三老會”的老幹部、川東地下党的老幹部，依然受到他們的壓制，不解放、不使用。
十八、魯大東們的政治手腕
1973年新的陰謀又開始了。是年10月當時的省委把我和周家喻找到成都去，分別進行談話。參加的有李大章、段君毅、許夢俠、趙蒼璧、明朗等人，談話在省委四號樓進行，主要是給我做工作。李大章說你寫給我們的信，我們都看了，搞五一六你又被錯整，從二月鎮反以來，你坐過牢受過打擊，父親也過世了，省委也知道；事情都過去了，革命者的胸襟要寬廣，你讀過費爾巴哈的哲學和自然辯證法嗎？如果沒有讀過，我建議你看一看，這可以把自己的思想、情緒調整過來，真正的辯證法是對軍隊的看法，他們支左立了些功勞，也有些傾向性，成都鄧興國他們好過點；我們也在不斷的做工作，劉張他們站在一派當幹部也不對，除了我談的這些事，他們也還有事情要找你談。
組織部長蔡協斌找到我，笑嘻嘻的說：如果不是這些老同志，有政治經驗，處事謹慎，那就麻煩大了。回去之後，魯大東對我說，揭露了這個陰謀是個好事，以前別人告你材料就在那裏堆砌，你要他查他都不查。岳林說，不要計較了，這是敵人在策反，要麼是派性誣告，現在已經結案，要是真的還讓你回來？岳林的話我還算聽得進去。
有一次我和周家喻在一起，恰好魯大東過來了，我對他說，魯大東同志，我跟周家喻團結蠻好的，沒有什麼派性。魯大東回答說：你們團結是為了矛頭對準走資派，他指著自己說，你們團結我就難過了。就是同一個魯大東，1975年竭力去推動批派性。還有一次在批林批孔會議上，我們討論批判物件時，魯大東指著自己的胸口說“我就是孔嘛，批我。”
1973年中央十大會議後，重慶出現了一個“十大宣傳隊”，主要是一些沒有進入革委會的造反派，領頭人是王漢東，他是廣播電台的一個有水準的播音員。他們誤認為說我們進入革委會之後，都是自私自利的人，我們又修了，右傾了，向走資派投降了，不管他們，他們並不理解我們的苦衷。他們要按照十大的精神重組革委會，在打倒魯大東的同時要打倒黃廉周家喻，提出口號：要吃糖，不要找周黃。我不同意他們的觀點，我以為紅色政權建立起來不久，就要推倒重來，這個比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主張還要糟糕，在群眾代表和幹部中間，誰是決策人要搞清楚，有些幹部結合進來之後，還沒有改變過去的工作方式，這個時候就去打倒他們是早了，聶元梓他們要搞公社，毛主席肯定還是革委會好，本身是個試驗，要努力進行探索和完善，不能動輒一舉推倒。
他們恨我入骨，劉老麼是楊茂林組織的四個殺手之一，說在三中全會之後如果我們繼續當官，就要暗殺我。魯大東先是一面放任他們，在一邊看笑話，說是造反派反對造反派，出我們的洋相；我們在內部提出幫助他們解決問題，辦學習班提高認識，魯大東置之不理；在外面魯大東只宣傳說他們搞亂了社會，說是有壞人利用操縱，街上的壞事都說成是他們幹的，企圖宣佈他們是反動組織；對立加劇之下他們砸了派出所，員警起來遊行示威，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沒有官方背景員警能上街嘛？他們就是這樣向上施加壓力，魯大東向中央彙報，表示手中沒有尚方寶劍，無法辦事。
這就是魯大東玩的一石三鳥之計，在重慶拒絕聽取十大宣傳隊的合理要求，不解決他們的問題，以加深我們和造反派群眾之間的隔閡；放任他們在社會上胡鬧，借機在宣傳上醜化造反派整個群體；通過各種方式向中央施加壓力，要求中央給他便宜處置的權力。一般善良的群眾哪能看得清楚這麼大的陰謀呢？群眾有的一點點私心雜念，就被他們利用發揮到極致，以達到他們卑鄙的目的。這個時候我給中央寫了三次報告，王洪文看到重慶的報告之後，就打電話給四川省委，這樣一來省委就找我、周家喻、魯大東去省委商量落實，解決“十大宣傳隊”的問題，說王洪文指示要解散十大宣傳隊。省委領導說別人的話你不聽，王洪文同志的意思你還是要考慮吧，要我們討論一個辦法，我和周家喻草擬了一個意見：說在群眾組織都解散之後，再成立組織是不合適的；他們做了一些過頭的事情，被社會上的壞人所利用，市委對十大宣傳隊還是要以批評教育為主；我們建議跟十大宣傳隊辦一個學習班，讓他們提高認識，讓他們有時間反應問題，他們的問題在學習班裏解決；他們合理的意見和要求，市委一定要解決。省裏就批准了，中央也同意，王洪文也說要得。
我和周家喻還在錦江賓館睡大覺，魯大東就連夜趕回去了，第二天一早我去他的房間一看，滿屋子是煙，廁所燒了很多文件。我們知道魯大東肯定是要玩花樣，我見來周家喻看現場，並說出自己的推測，我們打電話要市委立即派車，車子拖拖拉拉始終不到。司機來了之後告訴我們，魯大東昨天連夜回去了，等到我們趕回去，魯大東已經把問題“解決完了”。魯大東回去之後，要陳萬明、李木森那一坨人，調動重鋼的民兵，準備好棍棍棒棒分別住在幾個賓館裏，一早出動幾千人把交電大樓包圍起來，給他們宣佈說這是黃廉和周家喻起草的文件，還經過王洪文批准的省委正式文件，抓的抓，趕的趕走，王漢東在此前就被魯大東他們抓起來了，這樣就鎮壓下去了。
我們車子一到重慶，我要司機把車子開去交電大樓現場看一看，十大宣傳隊也確實不成話，樓上用鐵條焊了三個臨時牢房，門上貼上字條“黃廉關押在此間”，還為周家喻和魯大東準備了房間。造反派內部確實也有很多事情，是對不起毛主席的，很多問題和矛盾看不到抓不准，力量誤用了，自己內耗就搞得筋疲力盡，等到真正復辟的時候，反而沒有人起來造反了。
我後來幾次追問魯大東，他一推三六五，說他不知道，說都是民兵指揮部搞的。我們在組織解散之後進入革委會，群眾的組織管道沒有了，小報沒有了，我們與群眾的聯繫管道基本上中斷了，在革委會內部群眾代表僅僅時一個花瓶，根本起不到監督作用，一些幹部越監督他們就越發對立；我們確實難以為群眾落實一些起碼的要求，隔閡就這樣隨著時間流逝而加大。本來這一次在處理“十大宣傳隊”的事情上，如果按照我們的設想，是個跟群眾見面、增加聯繫的機會，至少可以消除一些誤會。魯大東的高招加深了我們和群眾之間的隔閡甚至是仇恨，他一方面宣佈說是按照黃廉周家喻的意見處理的，一方面又動用民兵去執行，民兵的名義負責人李木森、陳萬明也是造反派頭頭。“十大宣傳隊”的頭頭王漢東，原來是我最好的朋友，他確實在文革期間受壓最深，我和周家喻不是不想幫助他，但是在革委會裏面我們確實什麼也沒有做成。在魯大東這樣的老政客和玩政治手腕的高手跟前，我們當然只有“栽跟頭”的份了。
毛主席發動文革的各種設想和戰略部署，無法真正落實，走資派拼命抵制和破壞，僅僅依靠當時造反派群眾的認識水準，以及造反派頭頭像我和周家喻所具有的鬥爭經驗，是遠遠不夠應付的。我們在上面難以衝破當權派嚴密的組織體系，去監督走資派的各種花樣和反攻倒算，下面難以回應群眾的合理要求，甚至在“倒旗”之後還逐步失去了與群眾的有機聯繫。十年文革期間，文革的積極分子如我，在走資派刻意安排的一波又一波的構陷和打擊之下，我們自己最後也成了要為自己生存而奮力掙扎的孤立個人，而不是一股力量，因此文革的最後失敗就有其必然性。
造反派很多人都是樸實的工人農民、單純的學生，沒有政治鬥爭檢驗，更缺乏領導經驗，我也同樣如此。在很多問題上不會把握自己，不善於團結和合作，缺乏長遠的政治眼光和頭腦，我自己也只是勉強做到從做一個穩重的人角度去處理問題。派性問題上我也缺乏足夠的認識高度去做別人的思想工作，至少是沒有能夠團結立場和利益一致的人。重慶大武鬥死了那麼多的人，估計有上千人，反到底這一邊的人都是死無葬身之地之地，八一五派在沙坪壩有他們的烈士陵園。解放軍進軍大西南的時候，在沙坪壩公園埋了幾個烈士墓，八一五的人利用當時軍隊支持他們的有利形勢，把各個單位死者的骨灰都移到那裏安葬。在當時反到底很多人戰死之後，多是就地掩埋，在體育館被打死的彭韌，就是埋在花壇底下，嘉陵江大橋的死者也是埋在橋頭花園，雖然長安廠修了一個烈士塔，造反軍南岸城建兵團戰死的人埋在南山和汪山，都是他們自己去找地方埋，後來強迫取出來遷移走，市中區不容許我們有反到底的陵園，埋在市區的不合法，要不就威脅要取出來扔掉。文革結束之後這個問題反而更突出，為這個事情反到底有很多人來找過我，要作為一個問題來解決。我說人都死了，強迫遷移也要顧大局，廠區鬧市區可以理解。從文革的全局出發，不要再去為死者的家屬增添新的痛苦。如果當權派或者軍隊幹部高明一點，當初本不該留下這樣明顯的差別和裂痕，一派有烈士陵園這個事情，正好留下當權派支一派壓一派、在群眾組織內部搞分化瓦解的明顯證據，這留給後人去思考，有什麼不好呢？今年春節的時候，鄧長春去世了，當時約周家喻一起去鄧長春家裏，結果周家喻沒有去，最後是去了八一五的陵園，鄧長春是反到底的武鬥總指揮，含意很明顯。我們有些人就對他有看法，我說難道還要在死人身上搞派性嗎？周家喻今天還是我們的主要矛盾嗎？時間已經過去了幾十年，面對當今的社會演變，不但我們整個重慶的造反派群體要深思，就是整個無產階級都要深思，為什麼搞資本主義復辟那麼容易？我們工人為什麼總是團結不起來？為什麼我們的那一點點私心，就被人充分利用並成功地分化和瓦解了我們的隊伍。
十九、出席四屆人大
1970夏天，我在市革委會落實政策辦公室工作，因為回家不方便，安排住在工交政治部的樓腳下。有一天半夜，魯大東來敲我的門，要我準備一份簡歷，說明天交上來要報到北京去。第二天上班時周家喻跟我見面，問魯大東跟我說了什麼，我說沒有什麼。他說周總理來了電話，準備叫我們出席四屆人大，我說代表是選嘛，咋個定呢。周家喻說他早就知道了，是梁興初司令員告訴他的。
隔了兩個月的樣子，魯大東對我說，你明天回木材公司去參加小組會，你沒有政治鬥爭經驗，大家可能要提些意見，這是討論通過你的人大代表資格問題，一定要記住不要反駁。回去後，兩派的群眾都沒有什麼意見，喊我自己講一下。13軍政委何雲峰是軍代表，還算是講原則的，讓我們看了市革委會的簡報，我這才知道已經把48個人大代表人選，全部下發到基層去討論了很長時間。車隊的劉司機告訴我，魯大東說把這個老別克車子調給我，我說不要專車，司機說在四屆人大會後你可能要去市人委，我這才知道黨政機構要分家了，要規範化了。我名義上是重慶市革委會副主任，但是一切正常的資訊管道完全被魯大東他們封鎖了，每一次參加會議我都能感受到與軍隊幹部、老幹部之間的隔閡和距離，反倒要靠小車司機傳播一些重要資訊給我。後來四屆人大長期不開，我就知道中央上層的情況很複雜，也還不是很穩定。
1974年開始批林批孔，這一年大量解放幹部。直到1975年四屆人大才召開，突然通知我到重慶賓館集中，全市48個人大代表一道去北京。岳林說你們年輕，路上當個義務服務員，安排我和周家喻照顧一下老同志，他安排周家喻照顧裴昌會，我要求換過來，過去當權派說此人給我當“黑高參”，我要借此機會認識一下。岳林同意了，說我給你們介紹：裴老，他們說你是黃廉的高參，這就是黃廉同志，你們原來見過嗎？我說從前沒有見過，今天算是幸會。裴昌會說要真能當也是個榮幸，很遺憾是假的，要喊我打嘉陵江大橋，我還真不知道咋個打法。當權派1967年就放出謠言，說裴昌會幫助我們指揮武鬥，發武器，策劃武鬥方略，打下嘉陵江大橋之後還和我一起下棋。我說：原來以為是你亂講的，他說你就時這樣小看我？他後來在火車上告訴我，那些專案人員完全不講政策，亂整，把我腳杆都打斷了，說得老淚縱橫。我說這一路我陪著你行不，他說今生有緣相遇，難得。當時他已經是八九十歲的高齡了，還是腰板筆直，他說自己的身子骨還能夠熬幾年，上下台階聯手都不讓我扶一下。我親眼看到這一位滿頭銀髮的老人，親口訴說自己腳桿被打斷的往事，回想到走資派硬把他和我們反到底扯在一起，捏造事實設立專案，陷害了成千上萬的反到底群眾和幹部，心緒難平。
人大開會之前，四川代表團開了支部會議，李大章主持會議，說共產黨員要保證開好會，要聽毛主席的話，不准串聯，審查各種文件的時候，要做好工作，以團結為重，共產黨員不要做對不起黨的事情。我當時不是黨員，李大章單獨找我說，一定要遵守紀律，小組討論的時候，講話要有理有節，要發揚民主作風，你是代表四川人民來的，就應該代表四川人民把會開好，不要自由主義，你要理解中央領導提名你參加此次會議的重要性和嚴肅性，既然你有你的代表性，你就應該對得起四川人民，對得起中央領導對你的關心。四川代表團報到之後，有個原本在受審查的老人家突然宣佈解脫，還參加此次人大，他高興得死了，政治生命對他竟然是如此重要。
我去湖北代表團找朱鴻霞，通過他去找過夏菊花，回來之後李大章追問我去找朱鴻霞的事情，說不要搞派性，我說是通過他去找武漢百萬雄師的人，夏菊花不是我的同派。我還戲謔的告訴他，我看見程子華去天津代表團找過解學恭了。
會議開始之後，就發下文件和憲法草案來討論。周家喻問我對憲法有什麼看法，我說這是建國以來最好的一部憲法，草案只有四頁紙，又簡單又明瞭。李大章問我最感興趣的是那一條，我說是四大寫進了憲法，李大章反問難道毛澤東思想寫進去了就不重要嗎？我說毛澤東思想寫進去同樣很重要，但是過去的文件不是都寫了嗎？從王明開始，黨內歷來有人反對毛澤東思想，出了多次反動路線，關鍵是沒有具體的群眾監督權力和措施，如果群眾可以去市委貼大字報，那就不一樣了。問其次感興趣的地方，我說還有文革寫進去了也很好，如果有人敢搞修正主義，我們的子孫就可以利用這個武器，世世代代都敢造反，發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的名詞，而是要給人民以實際的行動權利，還給了方法。第二天就要我到大組去講。
在討論人事問題的時候，有人說王洪文要當委員長，造反派就有人說他是個公子哥兒，李大章問為什麼是這個評價，我說他在黨內搞了幾年沒有幹什麼事情，李大章說王洪文只能學不能比。在正式的大會上，我坐在姓黃的代表那一坨，我看到票上有李井泉的名字，我拿起筆打了個叉叉，有個將軍叫黃成連看見了就問：你是四川的？回來之後就找我談話，周秘書說你只打算當這一屆代表。
會議期間，我和周家喻在一起私下裏議論，看台上第一排坐的都還可以工作，後面的全是些老人，康生坐在那裏口水往下掉，服務員過去幫他擦了兩回；鄧穎超路都走不動了，某將軍也不行了，是拿車子推上去的。我說中國不解決接班人問題怎麼得了？中華民族確實需要一場大改革。
大會開完之後，朱德和江青同時來四川代表團看我們，我就坐在第一排首長座的對面。朱德進來之後，看上去就像是個棉捆子，外面是一層皮的，裏面是呢子的，再裹上毯子，就在我面前一層層地脫下來，然後就座。朱總司令這個時候的身體已經非常差，兩眼都不靈活了。我們歡迎總司令講話，他首先問是四川的代表嗎，然後就說我們是老鄉，你們要團結，不要分裂等等，最後說要提倡艱苦奮鬥精神，要節約，不要說錢沒有用了，都拿來都吃光不好，要節約，把錢存在銀行裏。說完之後，服務人員又把他原樣包起，兩個人扶著出去上車，身體都這麼差了，應該好好休息才是，出來對他是一種折磨。
江青進入接見會場之後，由李大章介紹，一一與我們握手，我就問主席身體好嗎？她說還好還好。江青在講話時，說主席很關心四川，當前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要通過革命的大批判，發動群眾去逐步解決，要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要鞏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還講到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要培養接班人等等，大概講了二十來分鐘。
會議結束那天，去餐廳吃飯的時候，我剛巧跟江華一桌。他的穿著十分樸素，氣色也不好，他說自己被關過牛棚。我問他到底是不是走資派，他說我自己不想走資，還是想跟毛主席走。我說那冤枉你了，他回答說毛主席說了要理解嘛。我又問他參加過長征沒有，他說當過省委書記的，恐怕還是要長征過才行咯。一會兒孫健來了，我說聽說你是個造反派，他說有幸生長在這個偉大的時代嘛，我是毛主席教育成長起來的造反派，孫健是天津的，我提到萬曉塘，他說在江院長跟前談資反路線，他會有意見，江華說不幹事，人人都有說話的權利，想談什麼都可以。
會議結束後，在京西賓館我去與朱鴻霞告別，他告訴我昨晚李先念跟他談了，說了些又是批評又是表揚的話，要他回去之後還是繼續回下放的大梧縣宣化店公社蹲點。朱說很難工作，省革委會只是有事情才把我們喊去，群眾要我們發揮一定的作用，自己面對著那些老幹部是無能為力。他說自己倒是願意繼續去跟農民在一起，農民比幹部好相處得多，他相信能把蹲點的工作搞好。
我們一回四川，周秘書來機場接我們，李大章見了我說：你們幾個又想在人大會上“放衛星”是不是？走的時候又去找了謝文欣是不是？一抔屎不臭，挑起來臭，你們回去之後把大批判工作做好，多跟魯大東商量。
原來我想在四屆人大之後，會有一番新的景象，新憲法那麼好；回去只在大禮堂開了一次傳達大會就了事，沒有任何相應的措施和改進。不要說執行上面有什麼新的起色，連會議精神都沒有傳達到基層去，重慶市黨政機構的工作模式還是一切照舊。
二十、從批派運動到反擊右傾翻案風
四屆人大之後，我們看不到春風度過玉門關的氣象，進入各級革委會的群眾代表仍然是有名無實。還沒有兩個月，四川就開始“批派”運動了，省裏面首先發動，發了很多文件。趙紫陽到重慶以後，先不到市革委會跟我們見面，他在渝中區作報告，講成都“
在魯大東的授意之下，物資局黨委書記李永江跑到市革委會，說物資局、木材公司的群眾要求我回去參加批派學習，這個人也是個老紅軍，基本上沒有政治頭腦。我回到木材站，看到一張迎接我回單位參加“批派”學習的大字報，題目是《派性在木材公司的二十種表現》。會場坐了幾十個人，發言都沒有點我的名字，最後我說要講話，他們也歡迎。我說：李永江請我回來，是為了讓你們發難，你們又不點名。我說毛主席講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你們家裏就有派性。你們以為這樣做就能夠討市里走資派的高興，你們是怎麼對待群眾的？文革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十年文革教育了群眾，他們都有眼睛，他們心裏有是非，看得清清楚楚，你們走資派自己沒有搞清楚，你們以為還可以象文革前那樣，想怎麼運動群眾就怎麼運動嗎？不行了，運動初期你們說我是“假左派真右派”，是你們先整我，還是我先整你們的？我講這個人事制度、文件案制度不合理需要改變，只要你的文件案裏面被人塞進去一個小紙條，你一輩子就翻不了身，這些事情不是沒有，有人反映到周總理那裏去，說我與古巴的格瓦拉有勾結，你們自己要好好想一想，這只是發生在我的身上嗎？你們自己的文件案裏面又如何？你們能夠應付這樣的陷害嗎？文件案制度、人事評價制度不改行嗎？毛主席說讓人說話天不會塌下來，你們是我的同志，這幾年我浮在社會上，與你們的接觸和關心少了，這是我的不好。派性，毛主席講過了“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有什麼稀奇。魯大東們不是要你們批判八一五和反到底的派性，他是要你們批判造反派，批判文化大革命的積極分子，你們要說走資派的權力和尊嚴是不容挑戰和冒犯的，因此八一五和反到底都是要批判的，你們的領悟能力太差。我們一般工人和小幹部沒有特權和既得利益，只要是你對特權和既得利益有意見，就是派性，你們沒有搞清楚吧。對派性要做階級分析，到底是階級鬥爭為綱，還是三項指示為綱，這中間的差別需要好好掂量。參加會議的幾十個同志聽了我的發言，都默不作聲，只有支部書記楊百珍以規勸的口氣說：黃廉你要正確對待，李書記一聲不吭，夾起皮包就走了。
回去在市革委會一號樓吃飯的時候，魯大東對我說，別人喊你回去接受批判，你對群眾還是要正確對待，我說群眾沒有說啥子。魯大東說你還是心中要有毛主席，中央一句話要你垮你就垮了，批派性是中央和省裏叫搞的嘛。我回答說，不要說中央，你在重慶說了也算數，文革前你們都不知整死、整垮了好多人，我一個群眾代表垮了算什麼。
此後我們就與批派的幹部形成了公開對峙，我們要求反右。我和周家喻不得不去成都找趙紫陽，他寫好了稿子到會議室來跟我們見面，說很歡迎你們兩位過來，我也想找你們二位談談，事情太多耽誤了，你們來了我們就好好擺一擺。我就直截了當的問他，你調到四川來工作，是毛主席還是周總理跟你談話的？周家喻插話是鄧小平調你來的吧，趙紫陽回答說人家主持工作嘛，那還用說嗎？我追問他在渝中區給幹部作報告說“四大名旦”的事情，他說那只是形容而已，你們在文件上面簽名都是四個人嘛。我又追問他你說造反派是水面上的鴨子，多少人被整得半死不活，倒是沒有聽到你說一句話。他說派性還是要批的，依據就是有人不搞團結，不搞生產。我問他到底執行不執行毛主席的路線，新中國歷次運動出來的積極分子都受到正確對待，唯有文革的積極分子造反派有無窮無盡的災難，從“二月逆流”到“批清”，現在又來個“批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