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話劇一百年：

想想今後的日子怎麼過?

黃紀蘇

話劇入中國一百年了。這一百年是中華民族在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左衝右突、由衰敗走向復興的一百年。話劇有幸以《黑奴籲天錄》、《放下你的鞭子》、《雷雨》、《屈原》、《茶館》、《丹心譜》等戲劇行動參股這一再造中國的宏偉事業。如今，眼看著中華已成龍飛鳳舞之勢，話劇與這項事業的其他持股人如電影、現代小說、現代學術等等，前腳後腳地分紅百年的榮光，難得電視、報紙、雜誌一片孝心，湊了份子為話劇操辦生日的盛宴。

在摩挲了老照片、吃過長壽麵、送走眾媒體之後，話劇關上門該想想今後的日子怎麼過了。

先說說此前的日子。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話劇由大三居搬到小一居，“人生的路越走越窄”。那“國”字頭、“省”字頭、“市”字頭的院團人吃馬喂之外，排戲演戲的錢就不一定夠了。他們一年一度甚至兩年一度的進京演出，若純從功能上說，只演給部裏負責撥款的幾位領導其實就行了。現而今，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上升，國家財政每年新增幾千個億，國家院團得到的撥款理應一年多似一年。豪宅都蓋了，牆上還掛不起畫麼？院團戲劇之外，不靠撥款靠票款的商業話劇演出也開始成為事實。陳佩斯、劉曉慶還有最近的葛優，他們的腳比小釋迦牟尼的腳還妙不可言，踩到哪塊地皮哪塊地皮就變得有利可圖——我納悶中央扶貧辦何不押著他們把廣大中西部的山山水水都走上一遭。說到話劇現狀，這是舒心的一面。還有窩心的一面：院團製作出來的戲劇倒是“高雅”“精緻”“地道”“品位”什麼都不缺，可就是缺少生香活色，缺少與社會生活火花四濺的碰撞，缺少對時代精神刻骨銘心的言說。這放在文景乾嘉承平之世不算是短處，但對於一個翻天覆地的大時代來說，這樣的戲劇不像是上崗倒是像待崗。不過平心說，我們沒有理由指責院團的藝術家們，上級領導尤其沒有。至於曾被市場主義寄予厚望的商業戲劇，它的“成功”倒讓人欣賞起“失敗”來，因為滿台小鋼蹦滾進跳出的戲劇把滿場的觀眾簡化成一塊塊你不逗它也樂得亂顫的癢癢肉——我有回坐在劇場裏看上面怎麼都不能笑，但環顧了左右卻不能不笑。有的商業戲劇實踐家兼理論家一高興還公佈了他的成功配方——其實哪個地下歌廳、哪個脫衣舞會都是那幾種配料。敢想敢衝的先鋒戲劇自打投奔了見錢眼開的商業戲劇以來，無論從側面、後面還是正面看，都更像芙蓉姐姐了。總之，話劇目前的生存狀態跟觥籌交錯的吉慶場面並不怎麼協調，不過沖沖喜肯定沒有壞處。

話劇要把以後的日子過好，需要面對並解決一些問題。上文涉及了內容的問題，再來說說形式。在全民交誼舞後來又舉國卡拉OK的二三十年裏，文藝風水先生一直強調要把“話”劇改名換姓為“戲”劇，他們的用意當然不壞，無非是強化非語言元素，讓舞臺吹拉彈唱載歌載舞起來。話劇也確實照著做了，有的甚至做到一言不發。如果本來沒有什麼思想或意思可表達，我也同意唱完歌跳完舞就謝幕，哪怕觀眾由演員帶著打坐入定一個半小時，也比聽他們胡言亂語收穫大。不過，真要參與人生，真要批判現實，真要改造社會，而不是真要到外國戲劇節上去接軌，母語仍然是最直接、最有力的表達手段。中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民族國家的劇烈轉型過程中，話劇就是以“話”而成為一個響亮的社會論壇。當然，作為外來劇種，以翻譯語言和日常口語為主體的話劇語言，的確需要通過汲取傳統語言的營養而完成美學上的升級換代。問題不是讓語言離戲劇遠點兒，而是讓戲劇語言比生活高點兒。

體制上，話劇要想在院團戲劇的暮氣和商業戲劇的戾氣之外另闢新機，需要民間戲劇的成長壯大。民間戲劇本來是相對於院團戲劇而出現的，它是計畫體制向市場體制轉型的產物，因此常常與商業戲劇混為一談，有的商業戲劇怕報了真名實姓有志青年不來買票，於是便拿“民間戲劇”當幌子。但民間戲劇不同於商業戲劇。商業戲劇以賺錢為最高原則，最高統帥。記得九十年代初商品大潮開始洶湧的時候，北京某些大報下午清樣出來後急忙送到報社門口，請報販子們裁定哪篇應放頭版，哪段該擺頭條，然後再送工廠連夜趕印。後來倒是不麻煩報販子當終審總編了，因為編輯記者都超過了報販子。商業戲劇從創作到演出的各個環節也都能感受到那隻看不見的手——我就知道有部劇寫到後來，負責市場行銷的那位親自動手大刪大改。民間戲劇則不同，它雖然也追求少賠或不賠，卻以愛好為本位。它尊重市場邏輯，但絕不把那當最高指示。春陽下大媽大姐在街邊走成圈拊掌而歌，廣場上玩滑板的男孩在眾人尤其是女孩驚異的目光中嘗試更高難的動作，這都是民間戲劇乃至民間文藝的起點。但光有起點不夠，它還要能達到舊時代票友演劇的美學高度。民間戲劇的背景是在國家與市場兩大板塊的碰撞中緩緩隆起的公民社會。在一個三足鼎立的混合戲劇體制下，民間戲劇如果能通過戲劇基金、戲劇銀行之類制度設計與實踐在經濟上達到可持續，在思想藝術上與院團戲劇以及商業戲劇形成強有力的競爭（大學生戲劇還做不到這一點），或催著他們煥發青春，或逼著他們把眼光放得比票房遠個一尺半尺，那話劇的日子肯定好過今天，再輝煌一次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