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市場受大環境景氣不良波及，1995年起，台灣舉辦漫畫博覽會，此後一屆比一屆熱鬧，台北國際書展的漫畫攤位人潮洶湧，加上漫畫在出版市場所佔比重可觀（註10），自然又吸引媒體與保守團體的目光。每屆漫博會與書展都有民代帶著記者炒作「書展會場驚見色情刊物」之類的新聞。

2004年，日本佐世保市一名小學六年級女生御手洗怜美，遭女同學割喉而亡，嫌犯愛看的漫畫之一，是田口雅之畫、高見廣春作的《生存遊戲》（電影版與原著小說台譯「大逃殺」），一度鬧上國會；在媒體報導之下，台灣也有高中教官檢舉這部漫畫，分級論者引此書為漫畫的負面例證（張約翰，2006，註11）。2005年，標準模糊的「出版品及錄影節目帶分級辦法」實施，漫畫變成隨時面臨警察取締的出版品，作者、出版業、流通業、販售業、租書業全面遭到波及。

弔詭的是，文化上，漫畫被排擠，經濟上，漫畫的商機卻吸引官方注意。21世紀，不但是漫畫再度被管制的世紀，也是再度接受政府「輔導」的世紀。

2003年，漫畫列入政府「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文化創意產業，行政院新聞局舉辦第一屆劇情漫畫獎，十部得獎者各有50萬獎金；並實施「補助發行定期漫畫刊物」專案，每年補助兩種期刊，至今只有北市漫畫從業人員工會《GO漫畫創意誌》與東立《龍少年》（1998年停刊，2003復刊）獲得補助，每月30萬元。

問題是這種補助只有少數人獲益，以每頁稿費1千4百元行情計算（古采豔，1999），30萬支付256頁的期刊稿費都不夠，還不計印刷、管銷與退書支出，對埋頭耕耘的創作者與業者而言不是一項可以倚靠的經濟來源；二來無助解決本土漫畫創作的結構性問題：畫家、編輯與編劇分工；三者社會對漫畫的目光仍在有害論、教育論、分級論之間糾纏不休，漫畫文化無從建立，也就影響市場拓展與從業人員來源。因此時至今日，漫畫產業仍處於代工翻譯的階段，本土漫畫文化與市場的嫩芽隨時面臨枯萎。

以上簡單回顧台灣漫畫歷史，對於要從傳播政治經濟學角度分析台灣本土漫畫產業，在脈絡的掌握上應該較為容易。

漫畫的商品化

漫畫是一種繪畫的表現形式（例如史前壁畫、單格漫畫或活動的吉祥物）；它是一種媒體（漫畫書）；它是一種產業（而且規模不小）；它還是一種大眾文化（儘管常委曲地被稱為次文化──專屬兒童與青少年）。

文化商品化，指的是在擴大的市場中，出售與交換透過傳播硬體所生產的軟體（McQuail，2000；陳芸芸、劉慧雯譯，2003，註12）。將這個概念用以解釋漫畫的商品化，指的是在具有一定規模的市場中，出售透過出版社生產的漫畫，以及由漫畫衍生的其他形式文本或產品。

台灣本土漫畫早期（日治時期）是以諷刺時政、關懷社會現象為主，雖然有單行本發行，但規模稱不上產業。

漫畫真正成為一種商品，是在二次大戰終戰後，漫畫週刊與武俠漫畫單行本大行其道開始。1953年，市面上257本雜誌，1／3有漫畫刊載（楊孟瑜，1988；轉引自陳仲偉，2006）。1958年，台灣有20種漫畫雜誌，不遜於今日，已可說是具有規模的產業。

這些雜誌與稍後大行其道的武俠漫畫，內容不同於政治漫畫，目的不在宣揚什麼政治思想，而是以能賺錢的兒童漫畫為主。這時的漫畫才真正算是商品。

然而50年過去，台灣的本土漫畫商品化仍在保持在這個位置：畫家創作，出版社發行，讀者購買。其餘衍生的週邊效益，例如改編成影視商品、電玩，或漫畫人物授權，例子有如鳳毛麟角。這並不表示台灣的本土漫畫具有什麼公共性質，純綷是生意作不起來而已。

另外，閱聽人商品化的現象，也存在於台灣的漫畫產業中，只不過是賣給日本的出版社。台灣的出版社在爭取授權時，會以許諾每刷發行的最大量以互相競爭，讀者成為台灣出版社爭取授權的商品（古采豔，1999）。

漫畫的結構化

根據Mosco（1996，註13）的說法，結構化描寫的是人類動能構成結構的過程，社會生活由結構與人類的動能組合而成。放在傳播媒體的架構來看，結構化關心外部結構（社會）中各弱勢階層如何被媒體呈現與媒體近用權，或內部結構（傳播機構）中媒體擁有者（資方）與媒體工作者（勞方）間的關係。

由外部結構觀之，台灣的漫畫有沒有媒體近用的問題？一本漫畫租回家看，只要售價的10分之1，如此低廉的價格，存在什麼近用問題？

有的。近用媒體，不只是花多少錢的問題，還有許多在近用媒體過程中必須付出的其他代價，例如時間，以及為擁有閱讀自由所作的抗爭。

註10：2002年新聞局的圖書出版產業調查研究報告（不含雜誌）顯示，出版漫畫的業者雖只有20家（總體503家），但出版冊數僅次於教科書與考試用書，超過一千萬冊；銷售金額也在28種類別中居第6，佔5.17％。行政院新聞局編（2002）。《中華民國91年圖書出版產業調查研究報告》。台北：行政院新聞局。

註11：張約翰（2006）。〈漫畫《生存遊戲》暴力內容分析：不同陣營性別角色暴力手段、動機與程度關聯性研究〉，《2006傳播與媒體生態研討會論文集》。高雄：義守大學。

註12：陳芸芸、劉慧雯譯（2003），McQuail, D.著（2000）。《特新大眾傳播理論》。台北：韋伯。

註13：馮建三、程宗明譯（1998），Mosco, V.著（1996）。《傳播政治經濟學──再思考與再更新》。台北：五南。

本文刊載於2007.01.02台灣立報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