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與戰爭，日本1995　之三

Imagery and War in Japan: 1995

文■渡邊守雄

譯■張約翰

宮崎駿引領日本動畫的名聲，是建立在1984年《風之谷》電影動畫版的大成功上[i]。但宮崎駿在漫畫版的《風之谷》連載時，不得不與1990年代早期國際性與全球環境的重大變化奮戰。漫畫版延伸了59回，深入探討世界的二元對立──神與人，善與惡，自然與科技──不再正常運作。奧姆真理教的信徒對世界局勢也有類似的關心，他們由宮崎駿的角度出發，但在沙林毒氣事件中，不知怎地改變了方向，與漫畫版結局的啟發完全相反。宮崎駿花了超過10年結束《風之谷》漫畫版連載，期間執導並製作出成功的電影動畫版。漫畫版的最後一冊1995年1月在書店上架，僅在阪神大地震前幾天，早沙林毒氣事件幾個月。

主角娜烏西卡的形象是宮崎駿想像的混合體：娜烏西卡的原型源自希臘神話，以及中世紀日本傳說「愛蟲的公主」（虫愛づる姫君）[ii]。回顧過往，嬌小少女領導戰士防衛帝國入侵與殘忍自然的形象，提供日本少女的另一種意象，試圖克服可愛文化造成的孤僻的社會空間。在1990年代，少女的概念進化成美少女（bishojo，「美學上引人注目的少女」，或就是「美麗的少女」）。將形容詞「美」置於一個名詞之前（例如：美人＝美麗的人，美男＝美麗的男人，美少年＝美麗的少年，等等）的符號政治（symbolic politics），須要個別地解釋。對目前而言，洪水般的「美麗人物」（beautiful personhood）論述得以成立，表現出1990年代日本媒體上某種文化趨勢[iii]。

電視動畫影集《美少女戰士》（Sailor Moon，美少女戦士セーラームーン），見證了1990年代美少女現象的大爆發。這部動畫在日本吸引了千百萬計的迷，在兒童中極受歡迎，並擴散到少年少女。故事中心人物是位看來平凡的14歲初中女生，名叫月野兔（Tsukino Usagi）。她被賦予超能力，可以變身為月光仙子（月亮水手）（Sailor Moon），從來自宇宙的邪惡力量手中，拯救地球上「純真無辜的靈魂」。故事的主結構與1950年代的《超人》系列以及其他具雙重身分的英雄動作片相似，但主要的差異是，這部作品的主角是一位少女。英文版片名Sailor Moon是日文原名「美少女戰士」的簡稱，原名的意思是「美麗的少女戰士月光仙子（水手）」。它包括幾個組成當今日本流行文化的有趣元素。而且，一如片名所示，水手服是本片不可或缺的部份，因此我們將簡單提及服裝政治的面向。

水手服成為日本女學生的標準制服，已有大約70年。人們通常不知道它的起源，但其實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中期英國海軍的制服。英國海軍正式採用水手服，是在美國斐里准將率黑船歷史性的訪日[iv]之後4年。它很快地被當年幾乎所有現代化國家的海軍採用。我們不確定為什麼這種軍服被日本採用為女生制服，但水手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引進，並在1920年代傳布到都會區。無論如何，直到太平洋戰爭後，水手服才成為日本各地女生的標準制服[v]。有趣的是，在歷經戰敗並處於新的「和平憲法」之下，日本卻讓女學生穿著軍服上學。

在當今日本，水手服成為許多日本男人戀物的對象。一部全日本水手服繪本甚至發行了CD版，每一種水手服之間的細微差異都被註明並評比。對西方觀察家而言，這個現象似乎很超現實，但有些日本男人真的會去購買並蒐集女學生穿過的水手服。如果這種癖性、一如部份人士懷疑的，是種戀物癖，那麼在這種奇怪的日本男性戀物背後的心理，需要深入檢視。它是否與戰後日本和平主義的扭曲結構相關？在「純真無辜」的戰後日本少女象徵之下，男性氣質性欲與軍國主義的模糊記憶是否有關？將日本男性購買少女衣物的奇怪行為，暗指為掌握陰莖權力者虛幻的欲望，即使有點牽強，但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哪個國家比得過日本，單單販賣穿過的水手服與內褲就能成為一門生意──還能以此維生：這是個值得進一步詳細闡述的現象。

第二個元素是美少女戰士們與自然力量的緊密關聯。一如之前《風之谷》的主題，美少女戰士們（月光仙子、水星仙子、火星仙子等）傳達宇宙的力量。月光仙子在面對敵人時最有名的一句台詞是：「代替月亮懲罰你！」（月に代わって、お仕置きよ!）當日本的女性主義者著手將女人與太陽結合，1990年代的流行文化卻將重心放在較「次要」（minor）的事物：月亮而非太陽，以及少女──而非女人或母親。

第三，變身這個元素也應注意。平凡的初中生，靠簡單的魔法儀式，就能變身為美少女戰士。這個花俏的變身過程，是每一部戲的視聽焦點。例如在《超人》系列，觀眾看不到克拉克肯特變成超人的過程，但日本的觀眾卻可以興奮地密切觀察美少女戰士整個變身過程[vi]。

從學生服到軍服的轉變，本身就是一個日本社會意象的常見主題。如同即將在下一節討論的，戰後日本許多關於太平洋戰爭的流行電影，一再描繪「女學生為國犧牲」與「大學生為國犧牲」。在戰爭期間，政府推動的儀式，將身著制服的學生變成負責保衛祖國的戰士。戰爭的暴力（即便來自美少女戰士們）在這些轉變儀式中合法化。在《美少女戰士》系列中，以各種暴力對抗宇宙邪惡勢力的道德理由，都是為了保衛「純真與無辜」。

《美少女戰士》變成文化輸出品；美國觀眾1995年9月開始收看。美國版的美少女戰士人偶，製造時進行了一些細部修改，例如降低可愛的程度，換成較符合現實的髮色（日本版髮色染成黃、綠、藍、棕、紫和粉紅）以適應美國的市場。《美少女戰士》成功的商業行銷，一定威脅了全世界家長的錢包[vii]。無論如何，在當今日本流行文中，青春少女擁有軍事領袖崇高地位的形象，如同先前所見的娜烏西卡與月光仙子，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銀幕上的少年少女

1995年是電影登場一世紀，在這「夢工廠」的產品中，有些是值得一提的。當時，日本主要的電影公司，紛紛製作紀念太平洋戰爭結束50週年的電影。有趣的是，最有力的兩家電影公司，決定重拍根據歷史事實的有名「反戰」故事：姬百合之塔（ひめゆりの塔）與《聽，海神的聲音》（きけ、わだつみの声，Listen to the voices from the sea[viii]）。

《姬百合之塔》描寫注定遭到滅亡的琉球野戰醫院護士隊，稱為姬百合隊。它的成員是當地高中與師範學校15歲到19歲的女生，以及她們的老師。1945年3月，日本軍方在她們畢業之前，將她們倉促組隊，這些少女就被丟進太平洋戰爭最慘烈的戰鬥中。239名成員中，只有98人在琉球保衛戰後生還[ix]。石野徑一郎將她們的悲劇寫成小說《姬百合之塔》（1950），並計劃在同年拍攝電影版，但遭駐日盟軍總部駁回。

1952年美軍結束對日佔領統治後，導演今井正依照水木洋子的劇本拍攝姬百合的故事。電影非常轟動，是東映到當時為止票房最好的一部電影。超過6百萬的日本人湧入戲院觀賞，它在第一波回顧太平洋戰爭的日片中，是能觸動日本平民百姓心靈的一部。更進一步的是，它的確有助將「國家」（national）形象建構為受難少女對「和平」（peace）的真摯祈求。

在這個脈絡下，「國家」與「和平」這兩個詞彙，都是有問題的，因為在歷史上，它們的意義會著隨戰爭的結果而改變，也因為這兩個詞的「發言主體」（subject of the enunciation）是曖昧不清的。首先，在大東亞戰爭（the Great East Asia War）期間，日本帝國範圍不止包括沖繩，還有朝鮮半島以及台灣。結果，居住在當地的人民變成日本帝國的人民，甚至有些是自願當日本天皇忠心的子民。姬百合隊的成員，無疑被當成戰時的模範。同樣地，例如朝鮮半島的慰安婦，當時也扮演了期望中效忠國家的人民。這兩個群體後來的命運有別，一方被銘刻為「國家」記憶，以貞潔、苦難、犧牲小我等字眼形容，另一方則被大眾媒體遺忘了近50年，這個區別，就在於太平洋戰爭結束後兩者的「國家」（national）已經不同。

另一個有問題的部分，是對日本在歷史上與沖繩的脆弱權力關係缺乏認識。姬百合電影的觀眾，大部份住在日本本土，將自己等同於悲劇困境中的姬百合少女。這個在漆黑戲院的虛擬環境中進行的認同過程，對「日本是戰爭主要受害者」觀點的歡迎與贊同，很容易增強。姬百合傳奇由日本本土打造，並在日本本土大眾市場獲得成功，純真無辜少女的犧牲是不可或缺的成份，事實上，它表達日本本土將自己與純真無辜受害者劃上等號的強大需求。姬百合故事變成平民在戰爭中受難的符號，並且從那時起，被視為承載善意反戰訊息的典型工具。它對日本大眾的誘惑力，似乎主要在於：主角是少女（otome乙女=shojo少女），毫無選擇餘地（一如娜烏西卡與月光仙子）為保衛家園勇敢戰鬥，不論「家」（home）的定義是什麼。

從1953年第一部姬百合電影起，姬百合故事一共4次被拍成電影；1995年的姬百合電影，是這個受歡迎的傳奇第6次被搬上銀幕[x]。這是個指標，可以證明姬百合故事觸動戰後日本人心的情緒深度，以及至今仍保有的吸引力。導演神山征二郎表明最近這次重拍的動機時說，「要真誠面對這個歷史事實」。他也提到，想重建投身戰爭與身處戰場的真實感覺。這些聲明與對這類電影的預期一致：善意與反戰。關於電影本身就是建構現實過程的一部份，這方面的省思卻受到壓抑。

（待續）

本文刊登於2008.8.13台灣立報8、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