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世紀以來，只有一份研究針對東南亞教父的社會文化背景，做了完整的觀察研究。該研究對象只限於泰國的華裔教父，仍足以反映其他移民社區的情形。一九五○年代中期，美國學者史金納（William Skinner）得以對大量的泰國教父進行研究。透過兩位華裔買辦和其他消息來源的協助，史金納找出當時一百三十五位最有力的泰國華裔商人，並成功採訪其中的一百三十位。史金納的泰語和華語流利，對華南地區方言有一定了解，個性相當強韌。在他之後，再沒有其他記者或學術人士曾發表過如此大規模研究。 

研究發現，大多數華裔商人不論語言能力、風俗習慣或是教育，都不如外界預期的中國化。對於大亨與主要華人社區的關係，史金納則提出「周圍領導」（leadership from the periphery）的概念形容。雖然在文化上與其他社區成員有一定距離，這些教父得以利用財富和影響力來領導社區。他指出，「很多位最具影響力的華裔領導，幾乎都來自華人社會的文化邊緣，種族背景和忠誠度都很混雜」。

過去，「華人大亨」通常只被一筆帶過的刻板印象輕描淡寫，史金納的研究可謂首度全面探討了複雜的認同情形。他發現，愈富有、愈有影響力的華裔鉅商，往往表現得愈不像華人。史金納還將他們的財富和優秀程度（由其同儕來評定）、與泰國文化同化的程度製成圖表。從圖表中清楚看出，他們的成功程度與其和泰國文化的認同並放棄中國化的能力有關。同時，他們還必須保留一定的「中國化」以維持其身為華人社區領導者的地位，並在鉅商企業中扮演要角。 

東南亞地區教父的認同，來自各種相互矛盾的力量。如果沒有像史金納這樣大範圍的研究，就不可能有如此科學化的發現。本書所蒐集的關於教父們的趣聞軼事，也支持了史金納認為「教父人格認同不完整且困惑」的論點。

霍英東早年和香港殖民政府關係密切，之後又與中國政府保持良好關係，因而被指派為中國人民政協副主席。他的親戚指出，這些鉅商的行為就如柏恩（Eric Berne）六○年代的暢銷書《人間遊戲》（The Game People Play）中所說：「他們都需要心理醫生……將心裡話說出來一吐為快。」柏恩發展了一套心理治療法「轉移分析」（Transactional Analysis），凸顯個人認同的延展性。

二○○六年十月病逝於北京醫院的霍英東，非常了解擁有多種文化認同是什麼樣子。他拿了英國政府獎學金在香港精英學校接受英式教育，後來成為傑出的網球員和足球員，並將兒子送到英國公立學校繼續文化同化的過程。他在韓戰期間大量走私，英國而與他斷絕關係之後，北京政府授予他壟斷特許權，讓他得以繼續經營相同的事業。在那之後，他就成為激進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多年來，霍英東只願意接受中國記者採訪，發表對官方的頌詞。《富比士》雜誌嘗試多年想取得他的採訪，最後他終於同意在珠海接受採訪。趁著下車的片刻空檔，霍英東只做了一段極為簡短的聲明：「像印度、埃及、甚至英國這樣的古老國家，沒落之後就再也不會興起，但中國一定會。」說完後迅速上車離開。 

教父們在生活中扮演多種角色的事實，或許能說明使他們痛苦的不安全感，「對地位的追求」正是其中之一的表現。亞洲教父們勤於蒐集展示各類獎章、榮譽頭銜、博士學位……種類數量之多讓西方的億萬富翁相形失色。何鴻燊就堅持屬下稱他為「何博士」，霍英東也同樣要別人稱他「霍博士」。這個稱呼對賭博業大亨來說，似乎很不相稱。當有人打電話到何鴻燊辦公室，他的助理接起電話說：「何博士辦公室」時，常可聽到他的保鏢在背後用廣東話大聲嚷嚷。

馬來西亞的大亨則有各式各樣的聯邦和國家頭銜，以及學術界授予的榮譽稱號。馬來西亞聯合工業（Malaysia United Industries，MUI）的邱繼炳（Khoo Kay Peng），就要大家稱他「丹斯里拿督邱繼炳博士」。泰國也有類似情況，外來的大亨向來嚮往皇室家族授予的頭銜。

史金納研究社會心理學發現，同化愈深的群體愈傾向於取得他們同化群體的各種特權。史金納寫道：「最有影響力的華人領導，比一般華人受到更進一步同化的壓力」。官方頭銜這類的認同象徵，更顯重要。

教父的認同危機不僅表現在榮譽頭銜上，他們也喜歡巨大的頂樓辦公室，因為這讓他們有著高高在上的感覺。另外也有人提出，福音派基督教對大亨的吸引力。香港新鴻基地產（Sun Hung Kai）的郭炳江和郭炳聯（Thomas and Raymond Kwok）兄弟，以及恒隆集團（Hang Lung group）的陳啟宗（Ronnie Chan）、馬來西亞聯合工業（MUI）的邱繼炳和楊忠禮機構集團（YTL）的楊氏家族、力寶集團的李文正家族和印尼阿斯特拉集團（Astra group）的謝氏家族（Soeryadjayas），都是東南亞地區後來改信基督教的億萬富翁。其中，又屬邱繼炳最為積極，他是美國電視傳教者羅伯森（Pat Robertson）的友人兼生意夥伴。羅伯森在吉隆坡買下一座廢棄的劇院改建成教堂，發起教徒組成的商會。李氏家族則是在香港力寶中心辦公樓建了一座私人教堂邀人入教。李文正家族的一位親近友人提過，很害怕被硬拉到教堂去。

鉅商謝建隆的長子謝重生提到基督教的吸引力時表示：「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生活在這個國家裡一切都充滿不確定性，那你可以相信什麼呢？」福音基督教讓他們擁有強烈的信仰，因為在日常生活中必須表現得完全沒有任何信仰，除非有政治統治力量給他們明確的指示。對亞洲人來說，有宗教信仰或許不會讓政治人物不高興，有自己的政治或社會觀點則很危險。

另一個展現出華商教父沒有安全感的，是他們非常喜歡表現得很中國化，並強調中國種族的優越。近年來中國崛起後更是如此。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新加坡的李光耀。本質上也算是個大亨的李光耀，接受的是英國教育，就讀過新加坡的精英學校萊佛士學院和萊佛士大學，以及英國劍橋大學。（許多馬來西亞、新加坡的大亨都曾在此就學，包括郭鶴年和郭令燦）。當時，他用的是Harry Lee這個英文名字。一九六七年，他在美國時告訴別人：「我是中國人的程度和甘迺迪是愛爾蘭人的程度差不多。」

一九八○年代，新加坡開始繁榮、中國逐漸對外開放，李光耀更常在各種場合中提及，新加坡的成功是因為「奉行孔家文化和亞洲價值觀」的觀點。一九五○年代晚期、六○年代初期，李光耀學會普通語和福建話以塑造他的政治形象，並改用中文名字。一九八六年，李光耀還警告新加坡的學生，「不可以失去孔子思想和中庸之道，否則我們就會變成另一個第三世界國家」。

正如研究華僑歷史學者潘翎（Lynn Pan）所說：「將新加坡重新塑造成奉行孔家文化思想的形象，可以說是個人所嚮往形象的具體化。」李光耀的認同主張從此變得更加嚴重，有如英國愛德華時代很流行的種族優越論。他在新加坡設立了一個國家婚姻介紹所，名為「社會發展局」（Social Development Unit），幫智商類似的人做媒，並且主張回到中國傳統上層社會的一夫多妻制。

潘翎引述西方記者喬治（T. J. S. George）的觀察：「李光耀與中國根源疏離的不安全感，源自於他不歸屬任何地方。於是，將新加坡塑造成自己想要的形象，以補償這種疏離感。」

了解這種被困在多種文化間的心理壓力並不難。典型教父需要會多種語言、扮演多種文化認同才能成功。傑出的華裔鉅商通常會說兩到三種中國語言，包括普通話和幾種當地方言，加上英語和一種像泰語或巴薩印尼語的當地語言，可能還要再加上戰時學會的日語。對他們來說，「真正的自我認同是什麼」，可說是永久的折磨。 

李光耀至今還是很在意自己的普通話不如英語流利，很多受英國教育的華人都有相同情形。印尼達吉姆菸草公司（Djarum Tabcco）的CEO、也是印尼最富有的華商黃惠忠（Budi Hartono），則在殖民時代受荷蘭教育，讀寫荷蘭語文的能力要比巴薩印尼語要好，完全不會說華語。相反地，泰國正大集團華裔鉅商謝國民則對家族從一九二○年代以後就在泰國開始發展，但他的泰語還是有很重的中國口音，感到很不好意思。

除了這些不安外，殖民時代的教父還受到種族偏見之苦。郭鶴年後來就以他的種族優越論和刺耳的種族觀點而著名。他幼時曾被送到修道院學校就讀，那時修女告訴他，他的家人到佛寺參拜是種魔鬼崇拜。之後他接受英式精英教育，念的是馬來西亞佛柔州的英國學院和新加坡的萊佛士學院。而他在獨立時代重新塑造的華人形象，和李光耀的模式很類似。

一九九○年代，郭鶴年成為各種華僑研討會議的主要贊助者。他娶第二任妻子以證明自己純粹的華人血統（第一位妻子是歐亞混血），且只給孩子取中文名字。此外，他更進一步提出，華僑在經濟上的成功與基因有關的論點。

從分析資料看來，李光耀、郭鶴年和霍英東的成功還與他們的國際化程度有關。在不同語言和文化中，他們都能適應得很好，卻仍一心追求單一文化的解釋。然而，教父們的子孫都是在非華人的環境下成大，和非華人結婚。郭鶴年的親家就形容他是「所見過種族偏見最深的人」。

更重要的是，教父都有雙重的自我欺騙傾向。首先，假裝東南亞的經濟發展都是華人貢獻的，實際上應該是移民人口；其次，避免提及「教父在移民同儕中擁有更多優勢才成功」的事實。回到史金納對泰國大亨的研究，結果和一般人的認知不太一樣，他指出：「就教育程度而言，這些領導人無疑都來自曼谷華人社區中具有優勢的一群。」他還寫道：「其中只有五分之一的人算是真的白手起家。」事實上，教父們普遍擁有與生俱來的優勢，卻想盡辦法掩飾，塑造自己是白手起家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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